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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被钉上各种理论膏药的莎士比亚，仿佛科学怪人那样，死了400年，还要爬出坟墓来步步逼近……难道象牙塔内外，就没有一条联通的桥梁吗？
2009年6月，我还在广州的一所高校进修英美文学研究生课程。教室外巨大的勒杜鹃花丛遮蔽了广州酷热夏天照射进来的阳光，50多岁的女教授手捧一本《哈姆雷特》，略带中式发音的“to be or not to be”回荡在潮湿的空气中。上世纪80年代修起来的马赛克墙壁仿佛聆听了这里年复一年的“to be or not to be”，角落那些沉积了一定岁月的尘埃也一定铺上了不少戏剧中的词汇。窗外是贯穿白云区南北大动脉的一条大马路，大货车呼啸着在灰黑色的高架桥下穿过，偶尔传来的低频振动在夏天增添了一丝烦躁感;校门外的外语补习机构和廉价超市的阵阵吆喝声，不时与女教授口中那久经雕琢的复仇王子独白形成一种对唱。楼下，是正在准备拍摄毕业照的师兄师姐们，相互打听着大家的工作去向，商讨着拍照之后到哪里吃香喝辣。此时讲台上那婉转精致的莎士比亚英语瞬间恍如隔世……
没过多久，我也加入了毕业大军的行列，双脚踏出了校门外那条永远烟尘滚滚的大马路。那几本莎士比亚戏剧英文原著，被我放在家里玻璃书柜一个显眼的地方，提醒自己好歹也是修读过莎士比亚课程的人。尽管位置显著，书却很少翻出来看。书脊上的莎翁肖像，日复一日地看着我在工作台上操劳着当下世界的各种眼花缭乱。
是的，莎士比亚太重要了。教授这样跟我们说，媒体也这样跟我们说。把莎翁摆在最挡眼位置，相信很多人都会那么做。然而从读研至今，一个问题始终拷问着我，以及许多人：除了我们这些读相关专业的人，要不是科研需求和写论文的需要的话，莎士比亚对我们当下生活来说还有什么意义？
演一场，好过钻研500个注脚
今年是莎士比亚辞世400周年，相关演出更加是铺天盖地。邓肯·李（Duncan Lees）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特聘外籍专家，曾经在莎士比亚故乡的伯明翰大学莎士比亚学院进修莎士比亚戏剧和教育学。在这个“纪念年”的特殊日子里，邓肯在广州一些演出单位的讲解活动多得不亦乐乎。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中午，我穿过葱郁的校道，敲响了他的办公室门口。对于他来说，“纪念年”莎士比亚演出的热闹景象和严谨看待莎士比亚的艺术成就并不矛盾。
回到莎士比亚的时代，16世纪的英格兰处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历史变革期，而戏剧刚好是一门新兴的大众文化艺术，用“娱乐”来说也不过分。“莎士比亚之所以能够以戏剧家的身份在当时获得艺术平台，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文学作品能够通过戏剧演出来传达自己的信息。”邓肯这样说。无论是借古讽今的历史剧，还是喜剧和悲剧，莎士比亚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最直接的社会身份当然是依靠演出养家糊口。用今天的话说，算是“文化产业工作者”了。甚至有人说，要是莎士比亚生在当下，也许就是一个电影导演了。时至今日，人们获取文化消费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电台电视广播、网络、移动通讯和新媒体乃至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打开了人的感官，莎士比亚地位究竟何在？
“我在担任很多戏剧课程的时候，发现研究生们上课时都正襟危坐，苦思冥想地用各种拉康、德里达、弗洛伊德这些人的理论分析戏剧。他们把一部戏剧丢进一台理论机器里捣烂，成为一篇论文，也就交功课了。”邓肯这样直言道。回想起家 里的莎士比亚剧本，也就是写满了各种理论分析的标注。无论是《奥赛罗》还是《十四行诗集》，我会领略莎士比亚英语那种古朴典雅的文风。然而除了白纸黑字之外，从没想到过有一天要把戏剧亲身演绎一番，哪怕会演得乱七八糟。毕竟在莎士比亚的那个年代，他写下来的剧本并不是单靠读的，而是要投放在剧场里演出。而在邓肯看来，欣赏莎士比亚作品，邀请学生演绎是最好的理解方法。“用纯文本分析和解读的方法固然重要，但是站起身来投入演绎能够更好地帮助你理解莎士比亚的写作动机。我的不少学生在参加过一些学校的莎士比亚演出之后，也感觉提升了表现力和自信心。这当然要比拿着教科书，对着那500多个注脚慢慢钻研要有趣。”
哪怕有一片草坪也好
见过邓肯后，我走过校道那高高的枫树林，仿佛置身于高高的殿堂走廊，那种象牙塔内圣洁的感觉又回来了，我又想起了那个一边诵读莎士比亚独白，一边在校园里踱步冥想的日子。可始终觉得他的解答并不如意，心里产生了一种新的落差。是的，象牙塔内，在莎士比亚去世400周年这个时间节点上固然热闹非凡，但是在校园以外，纷繁杂乱的社会上，该有莎士比亚的位置吗？
通过某种机缘巧合，我认识了来自湛江的“雨伞”。这位早年去了北京读书的大姐深受莎士比亚戏剧的感染，2012年开始决定以民间业余戏剧爱好者的身份推广莎士比亚演出。“当时就觉得莎士比亚的戏剧门类最齐全，几乎可以自成体系了。”相比起院校内的师生演出，我觉得民间自发演出更加能够体现莎士比亚与本地文化“接地气”的精神。
雨伞作为编剧，首次组织民间力量把四大喜剧之一的《无事生非》搬到舞台上来，原本4个小时的整部戏剧被她浓缩到3个小时左右;随后，她又用同样的模式把四大悲剧之一的《哈姆雷特》用民间戏班演绎了一次，本来5个多小时的原版悲剧浓缩到1小时30分钟左右。
调动业余演员参与莎士比亚，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每次排练的时候，演员们难以凑齐，而且莎士比亚的叙事结构过于庞大。“作为编剧，我非常欣赏莎士比亚戏剧里面多条线索的发展。好人有好人的线索，坏人有坏人的线索。我不忍心破坏这些线索，但是整部剧加起来演出完成往往需要好几个小时。”雨伞道。而且，从莎士比亚英语翻译成汉语，台词背诵和演绎起来也要克服语言习惯鸿沟的同时，又必须不失作品本身的文学性。
然而，雨伞认为最大的问题，是除了院校和正式的演出单位之外，民间戏剧爱好者尝试演绎莎士比亚所得到的资源和场地甚少。雨伞曾经试过让自己剧团的演员们在二沙岛的一个岛心草坪上演绎《哈姆雷特》，结果却遭到了片区民警的驱赶。雨伞希望实现像国外那样在公园草坪上向公众演绎莎士比亚经典戏剧的梦想遭到了挫败。“不要说莎士比亚的故乡英国，就是在韩国，大学旁边的街道上能够订到演出场地的剧院几乎比比皆是。”雨伞这时的音调提高了上去。 一来业余演员时间和精力难以达到满意效果，二来场地也不可多得，这成为了民间戏剧爱好者们的两个重要问题。为了更加高效地演出莎翁的戏剧，雨伞打算进一步精简演出编制，做到更加贴合本地受众的需要。于是目前的局面变成：莎士比亚的商业演出举行得如火如荼，来自莎士比亚故乡英国的各种剧团纷纷来到中国的各大城市演出，而民间团体自发演绎和品味莎士比亚却要苦苦挣扎，接地气始终面临着一定的困难。
走进办公室的莎翁？
“在今时今日，我们不再重复‘莎士比亚是跨时代的天才’那种陈词滥调。但是他到今天依然重要，因为他作品中的生老病死等重要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邓肯这样定义莎士比亚在今天的重要性。是的，毕竟回顾文学过往400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莎士比亚文学地位的提升，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基于18、19世纪德国文学批评家的不断形象塑造。在那个时期，莎士比亚被用作文学批评家鼓吹解放人性的一面旗帜;时间又过了200年，不同社会氛围产生的不同理论继续往莎士比亚身上贴上各种新的东西。学院内的理论家们用层出不穷的理论透析不同角度的莎士比亚，关于莎翁的文献在400年来可以堆砌到一间房子都装不完。面对如此浩瀚和让人生畏的各种理论，书柜里那个莎翁肖像在我面前仿佛越来越狰狞而不可靠近。那个被钉上各种理论膏药的莎士比亚，仿佛科学怪人那样，死了400年，还要爬出坟墓来步步逼近……难道象牙塔内外，就没有一条联通的桥梁吗？
“和谐化、人性化、教化”是英国20世纪著名艺术批评家肯·克拉克爵士给人类文明产物定义的三个最大作用。也许放在莎翁身上，最能够体现一种人文主义的温情。其实，那种机械化的莎士比亚解读，就是对莎士比亚精神的一种最大背叛;我们不妨把莎士比亚做成一种更接地气的教化和促发普通人思考人生与命运的一种桥梁。如果说理智上我认同邓肯的话，情感上我更加倾向于同情雨伞的努力。
辅警在市政草坪上追赶穿着《哈姆雷特》剧服的演员，大家鸡飞狗走，悲剧被活活演成了闹剧，这本身就是一幕非常有戏剧性的画面。如果说，在中国的时空中，我们需要创造最贴近这个时空的莎士比亚解读，这就是其中一幕了。在我跟她的交谈中，她透露一些企业单位也开始找她做用戏剧给员工进行企业文化培训工作。其实这种尝试能引发的遐想可以说是无穷的，比如一个大企业主管如何通过《李尔王》来看待自己的年事渐高，权力被时间侵蚀？或者《麦克白》能够照射出给办公室政治中最难发现的人性阴暗面？一个最基层的门店员工如何在《奥赛罗》中体味感情世界中的嫉妒和醋意？
我期待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好让我不会在浩瀚如烟的文本中淹没，沦为一个纯粹的书呆子。
2009年6月，我还在广州的一所高校进修英美文学研究生课程。教室外巨大的勒杜鹃花丛遮蔽了广州酷热夏天照射进来的阳光，50多岁的女教授手捧一本《哈姆雷特》，略带中式发音的“to be or not to be”回荡在潮湿的空气中。上世纪80年代修起来的马赛克墙壁仿佛聆听了这里年复一年的“to be or not to be”，角落那些沉积了一定岁月的尘埃也一定铺上了不少戏剧中的词汇。窗外是贯穿白云区南北大动脉的一条大马路，大货车呼啸着在灰黑色的高架桥下穿过，偶尔传来的低频振动在夏天增添了一丝烦躁感;校门外的外语补习机构和廉价超市的阵阵吆喝声，不时与女教授口中那久经雕琢的复仇王子独白形成一种对唱。楼下，是正在准备拍摄毕业照的师兄师姐们，相互打听着大家的工作去向，商讨着拍照之后到哪里吃香喝辣。此时讲台上那婉转精致的莎士比亚英语瞬间恍如隔世……
没过多久，我也加入了毕业大军的行列，双脚踏出了校门外那条永远烟尘滚滚的大马路。那几本莎士比亚戏剧英文原著，被我放在家里玻璃书柜一个显眼的地方，提醒自己好歹也是修读过莎士比亚课程的人。尽管位置显著，书却很少翻出来看。书脊上的莎翁肖像，日复一日地看着我在工作台上操劳着当下世界的各种眼花缭乱。
是的，莎士比亚太重要了。教授这样跟我们说，媒体也这样跟我们说。把莎翁摆在最挡眼位置，相信很多人都会那么做。然而从读研至今，一个问题始终拷问着我，以及许多人：除了我们这些读相关专业的人，要不是科研需求和写论文的需要的话，莎士比亚对我们当下生活来说还有什么意义？
演一场，好过钻研500个注脚
今年是莎士比亚辞世400周年，相关演出更加是铺天盖地。邓肯·李（Duncan Lees）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特聘外籍专家，曾经在莎士比亚故乡的伯明翰大学莎士比亚学院进修莎士比亚戏剧和教育学。在这个“纪念年”的特殊日子里，邓肯在广州一些演出单位的讲解活动多得不亦乐乎。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中午，我穿过葱郁的校道，敲响了他的办公室门口。对于他来说，“纪念年”莎士比亚演出的热闹景象和严谨看待莎士比亚的艺术成就并不矛盾。
回到莎士比亚的时代，16世纪的英格兰处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历史变革期，而戏剧刚好是一门新兴的大众文化艺术，用“娱乐”来说也不过分。“莎士比亚之所以能够以戏剧家的身份在当时获得艺术平台，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文学作品能够通过戏剧演出来传达自己的信息。”邓肯这样说。无论是借古讽今的历史剧，还是喜剧和悲剧，莎士比亚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最直接的社会身份当然是依靠演出养家糊口。用今天的话说，算是“文化产业工作者”了。甚至有人说，要是莎士比亚生在当下，也许就是一个电影导演了。时至今日，人们获取文化消费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电台电视广播、网络、移动通讯和新媒体乃至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打开了人的感官，莎士比亚地位究竟何在？
“我在担任很多戏剧课程的时候，发现研究生们上课时都正襟危坐，苦思冥想地用各种拉康、德里达、弗洛伊德这些人的理论分析戏剧。他们把一部戏剧丢进一台理论机器里捣烂，成为一篇论文，也就交功课了。”邓肯这样直言道。回想起家 里的莎士比亚剧本，也就是写满了各种理论分析的标注。无论是《奥赛罗》还是《十四行诗集》，我会领略莎士比亚英语那种古朴典雅的文风。然而除了白纸黑字之外，从没想到过有一天要把戏剧亲身演绎一番，哪怕会演得乱七八糟。毕竟在莎士比亚的那个年代，他写下来的剧本并不是单靠读的，而是要投放在剧场里演出。而在邓肯看来，欣赏莎士比亚作品，邀请学生演绎是最好的理解方法。“用纯文本分析和解读的方法固然重要，但是站起身来投入演绎能够更好地帮助你理解莎士比亚的写作动机。我的不少学生在参加过一些学校的莎士比亚演出之后，也感觉提升了表现力和自信心。这当然要比拿着教科书，对着那500多个注脚慢慢钻研要有趣。”
哪怕有一片草坪也好
见过邓肯后，我走过校道那高高的枫树林，仿佛置身于高高的殿堂走廊，那种象牙塔内圣洁的感觉又回来了，我又想起了那个一边诵读莎士比亚独白，一边在校园里踱步冥想的日子。可始终觉得他的解答并不如意，心里产生了一种新的落差。是的，象牙塔内，在莎士比亚去世400周年这个时间节点上固然热闹非凡，但是在校园以外，纷繁杂乱的社会上，该有莎士比亚的位置吗？
通过某种机缘巧合，我认识了来自湛江的“雨伞”。这位早年去了北京读书的大姐深受莎士比亚戏剧的感染，2012年开始决定以民间业余戏剧爱好者的身份推广莎士比亚演出。“当时就觉得莎士比亚的戏剧门类最齐全，几乎可以自成体系了。”相比起院校内的师生演出，我觉得民间自发演出更加能够体现莎士比亚与本地文化“接地气”的精神。
雨伞作为编剧，首次组织民间力量把四大喜剧之一的《无事生非》搬到舞台上来，原本4个小时的整部戏剧被她浓缩到3个小时左右;随后，她又用同样的模式把四大悲剧之一的《哈姆雷特》用民间戏班演绎了一次，本来5个多小时的原版悲剧浓缩到1小时30分钟左右。
调动业余演员参与莎士比亚，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每次排练的时候，演员们难以凑齐，而且莎士比亚的叙事结构过于庞大。“作为编剧，我非常欣赏莎士比亚戏剧里面多条线索的发展。好人有好人的线索，坏人有坏人的线索。我不忍心破坏这些线索，但是整部剧加起来演出完成往往需要好几个小时。”雨伞道。而且，从莎士比亚英语翻译成汉语，台词背诵和演绎起来也要克服语言习惯鸿沟的同时，又必须不失作品本身的文学性。
然而，雨伞认为最大的问题，是除了院校和正式的演出单位之外，民间戏剧爱好者尝试演绎莎士比亚所得到的资源和场地甚少。雨伞曾经试过让自己剧团的演员们在二沙岛的一个岛心草坪上演绎《哈姆雷特》，结果却遭到了片区民警的驱赶。雨伞希望实现像国外那样在公园草坪上向公众演绎莎士比亚经典戏剧的梦想遭到了挫败。“不要说莎士比亚的故乡英国，就是在韩国，大学旁边的街道上能够订到演出场地的剧院几乎比比皆是。”雨伞这时的音调提高了上去。 一来业余演员时间和精力难以达到满意效果，二来场地也不可多得，这成为了民间戏剧爱好者们的两个重要问题。为了更加高效地演出莎翁的戏剧，雨伞打算进一步精简演出编制，做到更加贴合本地受众的需要。于是目前的局面变成：莎士比亚的商业演出举行得如火如荼，来自莎士比亚故乡英国的各种剧团纷纷来到中国的各大城市演出，而民间团体自发演绎和品味莎士比亚却要苦苦挣扎，接地气始终面临着一定的困难。
走进办公室的莎翁？
“在今时今日，我们不再重复‘莎士比亚是跨时代的天才’那种陈词滥调。但是他到今天依然重要，因为他作品中的生老病死等重要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邓肯这样定义莎士比亚在今天的重要性。是的，毕竟回顾文学过往400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莎士比亚文学地位的提升，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基于18、19世纪德国文学批评家的不断形象塑造。在那个时期，莎士比亚被用作文学批评家鼓吹解放人性的一面旗帜;时间又过了200年，不同社会氛围产生的不同理论继续往莎士比亚身上贴上各种新的东西。学院内的理论家们用层出不穷的理论透析不同角度的莎士比亚，关于莎翁的文献在400年来可以堆砌到一间房子都装不完。面对如此浩瀚和让人生畏的各种理论，书柜里那个莎翁肖像在我面前仿佛越来越狰狞而不可靠近。那个被钉上各种理论膏药的莎士比亚，仿佛科学怪人那样，死了400年，还要爬出坟墓来步步逼近……难道象牙塔内外，就没有一条联通的桥梁吗？
“和谐化、人性化、教化”是英国20世纪著名艺术批评家肯·克拉克爵士给人类文明产物定义的三个最大作用。也许放在莎翁身上，最能够体现一种人文主义的温情。其实，那种机械化的莎士比亚解读，就是对莎士比亚精神的一种最大背叛;我们不妨把莎士比亚做成一种更接地气的教化和促发普通人思考人生与命运的一种桥梁。如果说理智上我认同邓肯的话，情感上我更加倾向于同情雨伞的努力。
辅警在市政草坪上追赶穿着《哈姆雷特》剧服的演员，大家鸡飞狗走，悲剧被活活演成了闹剧，这本身就是一幕非常有戏剧性的画面。如果说，在中国的时空中，我们需要创造最贴近这个时空的莎士比亚解读，这就是其中一幕了。在我跟她的交谈中，她透露一些企业单位也开始找她做用戏剧给员工进行企业文化培训工作。其实这种尝试能引发的遐想可以说是无穷的，比如一个大企业主管如何通过《李尔王》来看待自己的年事渐高，权力被时间侵蚀？或者《麦克白》能够照射出给办公室政治中最难发现的人性阴暗面？一个最基层的门店员工如何在《奥赛罗》中体味感情世界中的嫉妒和醋意？
我期待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好让我不会在浩瀚如烟的文本中淹没，沦为一个纯粹的书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