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说我小时候就是个病秧子，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难受，没消停过。
　　在我记忆里也如此，不是门前燎火驱鬼，就是敲锣叫魂。请一尊神安顿在家里，就说明病已经很严重了。那个时候农村缺医少药，偶尔有游医郎中一手擎幌子，一手摇虎撑，转一圈就走了，看不了大病、急病。有了病就只能硬撑着，听天由命。
　　成一个人不容易，村外埋的死娃多得很，有些埋得浅，让狗都刨出来吃了。中国人特别看重“十二”这个数字，一天十二个时辰，一年十二个月，十二个生肖为一个生命周期。十二岁是个坎，过了这个坎就算成人，没过这个坎，神鬼都欺负。舅送灯笼，外婆端午追节都是为孩子驱邪，保佑健康。
　　成立村医疗站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热闹的时候。村上有两个红卫兵组织，一个是“真理”队，一个是“造反”队，经常进行大辩论，什么事都达不成一致意见。但在成立医疗站、选用赤脚医生这个事上，却出奇一致。每家每户、每个生产队都出了钱，让刚高中毕业回鄉务农的上阵叔去镇上卫生院培训，半年后就回村在大队部腾了两间房子行医了。
　　我是农村医疗站的最大受益者，经常在医疗站打针吃药。舅舅家的马肉救过我的命，但没有使我病弱的身体彻底改观，一天到晚病病歪歪的。上阵叔一来打针，我就没命地哭，没命地骂，好像骂了医生就能减轻自己痛苦似的。有时针没扎上就哭了，一点不坚强。最后发展到一听打针，就翻窗逃跑。爸爸就找来几个人把我按住，跟杀猪一样，肌肉越绷得紧越疼。
　　但凭良心说，还是赤脚医生救了我的命。记得小时候，我们那一带流行脑膜炎，赤脚医生就给大家发预防药，一种跟高粱根一样的东西，泡在水缸里，喝水吃饭都用。我也传染了，但上阵叔发现得早，病轻，吃了点药就好了。我有一个同学就没这么好运，开始发烧，家里人没当回事，等弄到医疗站已经晚了，虽然命保住了，但留下后遗症，变傻了。
　　村上有个医生方便多了，有个头疼脑热的，吃点药就好了，不至于把小病拖成大病。就是治不了，也能给你说个大概，严重不严重，后果是个啥，让人心里有个底，不至于把病给耽误了。后来的赤脚医生不但治病、防疫，还管接生。医生接生前，都是旧式接生婆干，不懂卫生常识，遇到难产，不是死大人就是死小孩。即使顺产，不注意卫生，有时也让产妇落下终身疾病。自从赤脚医生科学接生，婴儿成活率高多了，大人也少受了不少罪。
　　赤脚医生半农半医，有人叫看病扔下锄头就跟着走。有时半夜，门敲得哐哐哐，一定有人得了急病，不管咋样都得起来，都是乡亲，不是叫二叔，就是叫三妈。不管刮风下雨，黑天白日，随叫随到。赤脚医生挣的是工分，农村一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医疗站跟着也垮了，没人给赤脚医生记工分了。
　　农村改革，实行承包，解决了吃饭问题，但农村人看病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又摸索了许多年，这才有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这样的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摘自《关中记忆》陕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