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四年，美国耶鲁大学英文系最高级别教席“斯特林”教授大卫·布罗姆维奇（David Bromwich）出版了新著《爱德蒙·伯克思想传记： 从宏大与美到美国独立》（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Edmund Burke： From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to American Independence）。伯克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现代政治的发展更是有着深远影响，伯克的思想因为包含诸多看似矛盾之处而更显丰富和耐人寻味。现代读者往往将伯克视为反对革命和政治创新、维护贵族传统和社会秩序的保守主义者，这一观点不只忽略了伯克作为辉格派议员，强烈要求限制王权、巩固议会的自由宪政理念，也简化了伯克“保守主义”思想的深刻历史和哲学内涵。事实上，伯克是现代政党政治的创始者之一，其政治思想和实践远比一般读者想象的要更为强调社会公正和公义等问题。在赞赏贵族精神的同时，伯克始终关注被边缘化和受压迫的少数群体的权利，强烈反对武力主义。布罗姆维奇的传记摆脱了诸如伯克是“现代保守主义之父”等教条的束缚，他对伯克思想的细致梳理，围绕伯克认为“政治原则乃是道德原则的放大”这一核心观点展开，阐明了伯克的政治思想与道德哲学的内在联系，同时还原了一个公共政治生活中的道德者的形象。布罗姆维奇认为，伯克的政治观念和现代任何党派的纲领都有所区别，而所有政党又都可以从伯克的著作和思想中汲取智慧的养分。
　　布罗姆维奇对伯克作品细腻敏锐的剖析和深刻独到的见解，在之前多种伯克传记中相当罕见。文学研究出身的布罗姆维奇曾是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 （Harold Bloom） 的高徒，在美国学界是浪漫主义批评与诗歌以及十八世纪政治和道德哲学研究的权威人物，也是欧美知识界伯克研究中最具洞察力的学者之一。细读文本的深厚功力，加上丰厚的历史知识和哲学洞见，使布罗姆维奇可以深入伯克思想的精妙之处，积微成大，陟遐自迩。
　　本书的一个重要视角在于把伯克解读为一个道德心理学家，既着眼个体心智，又关注社会秩序，而伯克对道德心理的洞察也是他政治哲学的出发点。布罗姆维奇通过分析伯克两部早期作品— 《为自然社会辩护》（A Vindication of Natural Society） 和《关于宏大与美的观念起源之哲学探讨》（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为理解伯克的政治思想提供了有用的注脚。伯克对“宏大”（sublime）这一审美体验的阐述尤其关键。Sublime中文常译作“崇高”，但用在伯克的作品中并不准确，因为伯克将其作为一个描述性用语，野兽的咆哮、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笔下黄泉之地的恶臭都可以唤起“宏大”感。“宏大”的审美心理反映了人们喜欢寻求超越常规和习俗的新奇事物的情感刺激，这种倾向和好奇心一样，都具有非社会性和非道德性（有别于不道德）的特征。但伯克同时认为，激烈的情感能量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上都需要回复到平静和均衡的状态，在此过程中，人们会慢慢形成自我节制和相互尊重的心理和思维习惯。这种习性虽然限制了个人自由的空间，却是社会生活的黏合剂。伯克强调风俗和习惯在文明社会中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他和休谟、亚当·斯密、亚当·福格森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观点相近。然而，布罗姆维奇指出，伯克思想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总能看到人性中的两种力量及其如何相互影响：热衷模仿和刺激是比人的社会性和道德性更原始的本能，是各种可能的生命形式的动力，而风俗和习性则为已有的社会生活提供稳定的模式。
　　布罗姆维奇将伯克对人性的洞察和莎士比亚对比，并细读了伯克本人在作品和演说中多处引用或指向的莎翁诗句，这一独特的视角尤显伯克思想之丰富精妙。与莎翁一样，伯克对任性冲动和专断孤行等行为心理既明察秋毫又充满警觉。野心、贪婪、征服欲，以及由此导致的对真情和本性的漠视，在伯克看来都是公共生活的诅咒。然而，伯克除了深深质疑人性中强烈的占有欲之外，也由衷欣赏自我牺牲的勇气，伯克被《李尔王》中肯特自始至终、不离不弃追随李尔的奉献精神深深打动，认为这种足以战胜自私算计的慷慨精神既常见又不失伟大，他也力图让人们敬慕历史和生活经历中这种抹杀不掉的忘我冲动。
　　对人性的识见直接影响着伯克的政治哲学。伯克思想最具争议之处，莫过于他对贵族阶层的袒护。伯克本人并非贵族出身，为何像他这样充满睿智和怀疑精神的秉性会认同和赞赏贵族阶级，认为一个国家的“激活毅力”（vital stamina）存在于这个阶级的成员中？毕竟这一观念包含着对特权的支持，而特权总会妨碍我们客观地考量公共利益。用现代“政治正确”的平等观来批判伯克并不难，也是欧美学界伯克研究中屡见不鲜的批评立场，但布罗姆维奇对伯克的理解似更细致入微。他结合十八世纪的历史环境和社会风貌，从精神品质和政制架构两个层面剖析了伯克对贵族阶级的复杂态度。需要澄清的是，伯克不否认贵族阶级享有特权，也深知其腐朽衰颓的一面。在他晚年《给贵族大人的一封信》（A Letter to a Noble Lord） 中，曾淋漓尽致地讲述了贵族阶级的局限性。伯克说过：“我不是贵族的朋友，至少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那种贵族。”伯克此言既重申他不是贵族成员，也暗示他对贵族的理解另有深意。对伯克来说，贵族意味着“绅士精神”，它赋予社会一种非自私的自我尊重，这种尊重也是公益所需的博大情怀的源泉。他在《反思法国大革命》中写道，欧洲文明的文雅植根于它的“绅士精神”，同时，“绅士”一词暗含一种让人目光长远的人文熏陶。伯克深知，在他所处的时代，这种教化远未在贵族阶级以外普及。虽然对很多贵族而言，“绅士”无非是一种尊贵的社会身份或名号，然而他寻求的慷慨精神和温文尔雅最有可能出现在“绅士”们中间，因为经济上不依附王权、人格上不畏缩或自我质疑有助于形成一种贵族品格。布罗姆维奇还指出伯克的批评者经常忽略的一点，那就是伯克坚信，虽则绅士精神源于特权，但这种精神若以无私或宽宏的行为做榜样，当会感染其他社会阶层的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