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得知部队的老副营长、亲如兄弟的战友王洪庆病重的消息，我泪崩了。
6月12日一早，我和永胜、洪栋三人捧着鲜花来到临沂市肿瘤医院。在去的路上我还在想，也许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一病就起不来了呢？我还琢磨了两个新笑话，老战友听了一定会捧腹大笑，说不定笑笑就好了，以往每次聚会我都会讲一个笑话和他调侃。
刚走到病房的大厅，我听见好像有人在我身后叫我的名字，我停下脚步回头一看，原来是我的老领导纪凡龙，他和王副营长是同学。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我从他那双布满血丝、近乎红肿的眼睛里似乎已经找到了答案，我的心突然沉了一下，刚刚那份假设的心境一下子全没了。
一个只有十平米左右的病房里挤满了老老少少十几个人，病床上躺着的人带着吸氧机还呼吸急促，脸色蜡黄，两个眼球就像两只即将熟透的杏子，要不是看着站在床边悲痛欲绝的嫂子，我是绝对认不出来的。这就是我亲爱的战友，亲爱的兄长吗？就在我努力辨认并找到了他一点模样的同时，我心酸的闸门也被迅速打开，汹涌的酸楚瞬间波浪滔天，我已无力控制、无法让它停止下来，任其肆无忌惮地冲破我双眸的堤坝。
我站在病床的左边，双手攥着他的左手，我不敢太用力，生怕攥疼了他。他的手臂消瘦而柔软，还有一丝丝凉意。他似乎没有什么反应，也许他能感应的到，但已经手无缚鸡之力了。
在德国留学还没有毕业的女儿双手抱着他的右手，双眼已经哭得像一对铃铛。女儿不停地亲吻着他消瘦的手臂，还不时地用棉棒蘸一点水，去湿润一下他干瘪的双唇。他似乎很想喝一点，但又用艰难的摇头、闭嘴和手臂动一动的动作，表示反抗。
知父莫如女啊，女儿用哀求的声音贴在他的耳边：好了爸爸，不喝了，不喝了。女儿的泪水漫过鼻尖，滴到他无力的手背上。
女儿也想让他多喝一口水，但此时，一滴水，已是一份奢望，也是一份疼痛。多喝一滴，就会增加一份疼痛，他的机体功能已经不能承担一滴水的分量了。
嫂子靠近床前，对王副营长说：“你的战友来看你了”。
他近乎凝滞的眼睛似乎动了一下。
“我是怀勇”，我强迫自己，让自己的声音尽量地平静一点。
“他脑子很清醒，不糊涂。”嫂子哽咽地说。
“这是李永胜，甄洪栋。”我用手指了指身边的两个战友。
他的头微微地动了一下，似乎是在告诉我们，他认得。
我的泪水禁不住地再一次涌出来。面对生命垂危的兄长，我竟然束手无策。我为生命的脆弱而惋惜，也为自己的无能而悲哀！
一位看上去有80岁左右的农村老人，站在床边，无助的眼神目不转睛地盯着病床，两只手不停地搓来搓去，一言不发。我猜想，那应该是王洪庆的父亲。我不知道此时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安慰老人。这时，纪凡龙把老人搀扶到病房门外的椅子上坐下。
来看他的人很多，我们几个战友就站到了门外。纪凡龙给我们讲了王副营长的得病经过。
去年12月下旬的一次同学聚会上，大家发现平时一向很活跃的王洪庆有些精神萎靡，问他身体哪儿不舒服？他说胃不是很舒服，正吃着药的。大家建议他倒医院检查一下，他说没事，当年上崂山前线都不怕，一点小毛病吃点药就好了。
大约过了两周，同学们又一次聚会，这时发现他的身体明显地消瘦了很多，大家感到不对劲了。在同学们和爱人的劝说下，他到临沂市医院做了检查，发现胃部有肿瘤，后来又到山东省立医院和北京解放军301医院做了复查，确诊为胃癌晚期，并且已经扩散到肝部和肺部。医生和家人也曾建议他做手术，可他觉得已经没有做的必要了，就在市肿瘤医院住下了，状况一天比一天坏，直到今天。
今天早晨的时候，王洪庆用垂危的声音告诉身边的家人：今天再干一天，明天不干了。太累了！但他坚持要见院领导最后一面。还用手势告诉女儿，等他领导来的时候，要把身上所有的管子和输液的针拔掉，他要保持健康的面貌和领导见面，女儿和家人都答应了他。
下午的时候，我问战友徐淑余，去看老战友了没有？他说已经约好几个战友，这周日上午十点一起去看。我说最好早一点去，周日时间有点紧张，还是明天一早去吧。
晚上，我和姜伟、洪栋、晓燕等几个朋友在沂河岸边的一家餐厅小聚，正巧在席间碰见了21年没见面、刚刚转业到地方的贾昌东战友，我沉重的心情稍有些放松，我们不停地回忆着部队生活与训练的时光片段。
八点多的时候，姜伟突然接到王副营长家属的电话，说傍晚的时候，老王走了，他们已经在去殡仪馆的路上了。
该来的终于来了。一顿紧紧张张的晚餐，还是被这个不幸的消息击打得七零八落。大家唯有举杯相送！
我悲伤的同时，庆幸自己早来了一步，见了老战友最后一面。
从餐厅里出来，眼前是沂河岸边最美的风景区——凤凰广场。夜晚的沂河在灯光的照射下异彩纷呈，景象如画，婉约一位含羞的出浴少女在夜幕下弹琴低吟。可我无心欣赏视野内的美景，舌尖品到的除了啤酒的余香，还有一丝瑟瑟的咸味。
我想起了五年前的那次八一聚会，就在离我脚下不足百米的露天烧烤城，王副营长组织了在临沂的三十多个战友，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那次聚会，我专程从北京赶来。那年的秋天，他女儿要远去德国留学。战友们提前为他们一家送去了最美好的祝福。感觉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而今天……
我用手背擦了擦朦胧的双眼，拿出手机，打开通信营的微信群。
微信真是一个好东西，不管你远在天涯海角，还是近在同一个城市，可以随时在同一个空间里发言与聆听，就像在一间教室里学习一样。就在昨天，我们通信营的微信群里，还有人在找王副营长，说他的电话打不通，问谁能联系上他。可此时此刻，我不得不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群里正兴高采烈的战友们了。我的语音悲伤而颤抖，这是我第一次用语音在群里说话。
我又用语音告诉徐淑余，不用去医院了，来不及了。 战友们一个又一个的疑问让我目不暇接，字幕闪得太快了。我第二次向群里又重复了一遍，并单独回复了通信连的董素梅排长，她和王副营长是一个连的。那时，他是连长，她是女兵排长。
这时大家才相信。有个战友在群里喊话：停止一切活动，为王副营长默哀三分钟。刚刚还沸腾的战友群立即静了下来。而后，“王副营长一路走好”、“为老连长默哀”等字样的信息不停地在屏幕上翻滚。
守灵在我们老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是在农村，要在逝者家的主屋里设上灵堂，中间放上棺材，棺材里面躺着逝者，家里的同辈和晚辈至亲要在灵堂里守一整夜不睡觉，第二天就安葬了。当然，如果是在冬天这样可以，要是夏天，这个程序也可以简化，遗体火化后再放进棺材，但守灵的程序是不能省的。
我和战友姜伟、赵文举被选为战友代表，为老战友守灵，其余都是王副营长的家人。
灵堂设在兰山区检察院家属院的家里。家门口的两侧摆放着黄白两种颜色的菊花做成的花圈。客厅靠东墙放了一张长方形的饭桌，正中靠墙摆着王副营长的遗像，这是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检察院工作的正装工作照，英俊而魏然。但此时的黑白色，让人感到庄然又悲壮。桌子上摆满了供品，香罐里堆满了香灰，一炷香正轻轻悠悠地飘荡着，似乎是在带领着逝者的灵魂奔向天堂之路。香罐的两边燃烧着两只白色的蜡烛。灵位的下方放着一个快盛满纸灰的铁盆，盆的两边放着两摞烧纸。叩拜正中的地方铺一张毯子，两侧还有两块小搌布，是家人陪叩拜者行礼跪拜的地方。
叩拜、送纸钱、上香之后，我们要陪亲爱的战友、亲爱的兄长最后一夜。
下半夜的时候，他的家人看来是真累了，东倒西歪地躺在床上和沙发上。唯有满头银发的78岁的老母亲还碾转反侧地睡不下。她刚躺一会又坐起来，坐一会又躺下，嘴里还轻轻地在念叨着什么。我们不忍心老人家这样，就劝了几次，让她节哀，让她休息，可她始终没有睡着。
白发人送黑发人，世间还有比此情此景更让人心碎的吗？！
我们三个战友坐在一张沙发上，轮流着上香。
我呆呆地盯着老战友的遗像，仿佛是在梦中。他的音容笑貌不停地在我的眼前闪烁……
1999年的国庆节，我带着女友回老部队探望。当时宣传科的翁干事和已是通信营副营长的王洪庆给我们接风，在警卫连隔壁的一家餐馆。爬虾、螃蟹、扇贝等一大桌的海鲜都是活的，火锅的水还没有烧开，我们三个男士每人三杯“烟台姑娘”已经下肚了，七两半的高度白酒在我空空荡荡的胃里兴风作浪起来，我激动的一步三晃地和老战友碰杯。女友见我没吃就醉了，感到有失颜面，一气之下，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在我的脸上来了一个响亮的动作，弄得我很尴尬，但我并没有生气，反而觉得很好玩。她又没当过兵，怎么会知道战友之间的那种特殊的情感！多年以后，我和女友也分手了。王洪庆还多次开玩笑地说，那个女孩脾气太大了，老欺负你，不适合你。
2000年冬天，王洪庆转业到了临沂，我和永胜等几个战友为他接风。当时我在原136师的健康制药厂当办公室主任，厂长是纪凡龙。为了增加接风的分量，我就把纪厂长请出来给我们压阵。到了酒桌还没介绍，他俩先聊了起来，原来他们是高中同学，还是一级的。从此以后，他们的联系越来越多，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哥们。后来我到北京闯荡，每当我再来临沂时，见到纪凡龙，他必须把王洪庆叫上；见到王洪庆，他一定喊上纪凡龙。这次王洪庆病重期间，也是纪凡龙跑前跑后的最多。
我一边想着过去的事情，一边和两位战友轻声地聊着，主题都是和王洪庆有关的。夜很静，燃烧的蜡烛时而的滋滋声不断地在提醒着我们，不要忘了给老战友续香。一炷香要灭了，另一炷又点燃了。来来回回十几炷香都化为了灰烬，剩下的一支像个战士一样笔直地立在那儿，在为老战友站好最后一班岗。
夏天的夜很短，四点半的时候，窗外已经很明亮了。该是和老战友作最后告别的时候了。
最后一个叩拜，再送一张纸钱，再燃一炷香，亲爱的战友，你走吧！
6月12日一早，我和永胜、洪栋三人捧着鲜花来到临沂市肿瘤医院。在去的路上我还在想，也许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一病就起不来了呢？我还琢磨了两个新笑话，老战友听了一定会捧腹大笑，说不定笑笑就好了，以往每次聚会我都会讲一个笑话和他调侃。
刚走到病房的大厅，我听见好像有人在我身后叫我的名字，我停下脚步回头一看，原来是我的老领导纪凡龙，他和王副营长是同学。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我从他那双布满血丝、近乎红肿的眼睛里似乎已经找到了答案，我的心突然沉了一下，刚刚那份假设的心境一下子全没了。
一个只有十平米左右的病房里挤满了老老少少十几个人，病床上躺着的人带着吸氧机还呼吸急促，脸色蜡黄，两个眼球就像两只即将熟透的杏子，要不是看着站在床边悲痛欲绝的嫂子，我是绝对认不出来的。这就是我亲爱的战友，亲爱的兄长吗？就在我努力辨认并找到了他一点模样的同时，我心酸的闸门也被迅速打开，汹涌的酸楚瞬间波浪滔天，我已无力控制、无法让它停止下来，任其肆无忌惮地冲破我双眸的堤坝。
我站在病床的左边，双手攥着他的左手，我不敢太用力，生怕攥疼了他。他的手臂消瘦而柔软，还有一丝丝凉意。他似乎没有什么反应，也许他能感应的到，但已经手无缚鸡之力了。
在德国留学还没有毕业的女儿双手抱着他的右手，双眼已经哭得像一对铃铛。女儿不停地亲吻着他消瘦的手臂，还不时地用棉棒蘸一点水，去湿润一下他干瘪的双唇。他似乎很想喝一点，但又用艰难的摇头、闭嘴和手臂动一动的动作，表示反抗。
知父莫如女啊，女儿用哀求的声音贴在他的耳边：好了爸爸，不喝了，不喝了。女儿的泪水漫过鼻尖，滴到他无力的手背上。
女儿也想让他多喝一口水，但此时，一滴水，已是一份奢望，也是一份疼痛。多喝一滴，就会增加一份疼痛，他的机体功能已经不能承担一滴水的分量了。
嫂子靠近床前，对王副营长说：“你的战友来看你了”。
他近乎凝滞的眼睛似乎动了一下。
“我是怀勇”，我强迫自己，让自己的声音尽量地平静一点。
“他脑子很清醒，不糊涂。”嫂子哽咽地说。
“这是李永胜，甄洪栋。”我用手指了指身边的两个战友。
他的头微微地动了一下，似乎是在告诉我们，他认得。
我的泪水禁不住地再一次涌出来。面对生命垂危的兄长，我竟然束手无策。我为生命的脆弱而惋惜，也为自己的无能而悲哀！
一位看上去有80岁左右的农村老人，站在床边，无助的眼神目不转睛地盯着病床，两只手不停地搓来搓去，一言不发。我猜想，那应该是王洪庆的父亲。我不知道此时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安慰老人。这时，纪凡龙把老人搀扶到病房门外的椅子上坐下。
来看他的人很多，我们几个战友就站到了门外。纪凡龙给我们讲了王副营长的得病经过。
去年12月下旬的一次同学聚会上，大家发现平时一向很活跃的王洪庆有些精神萎靡，问他身体哪儿不舒服？他说胃不是很舒服，正吃着药的。大家建议他倒医院检查一下，他说没事，当年上崂山前线都不怕，一点小毛病吃点药就好了。
大约过了两周，同学们又一次聚会，这时发现他的身体明显地消瘦了很多，大家感到不对劲了。在同学们和爱人的劝说下，他到临沂市医院做了检查，发现胃部有肿瘤，后来又到山东省立医院和北京解放军301医院做了复查，确诊为胃癌晚期，并且已经扩散到肝部和肺部。医生和家人也曾建议他做手术，可他觉得已经没有做的必要了，就在市肿瘤医院住下了，状况一天比一天坏，直到今天。
今天早晨的时候，王洪庆用垂危的声音告诉身边的家人：今天再干一天，明天不干了。太累了！但他坚持要见院领导最后一面。还用手势告诉女儿，等他领导来的时候，要把身上所有的管子和输液的针拔掉，他要保持健康的面貌和领导见面，女儿和家人都答应了他。
下午的时候，我问战友徐淑余，去看老战友了没有？他说已经约好几个战友，这周日上午十点一起去看。我说最好早一点去，周日时间有点紧张，还是明天一早去吧。
晚上，我和姜伟、洪栋、晓燕等几个朋友在沂河岸边的一家餐厅小聚，正巧在席间碰见了21年没见面、刚刚转业到地方的贾昌东战友，我沉重的心情稍有些放松，我们不停地回忆着部队生活与训练的时光片段。
八点多的时候，姜伟突然接到王副营长家属的电话，说傍晚的时候，老王走了，他们已经在去殡仪馆的路上了。
该来的终于来了。一顿紧紧张张的晚餐，还是被这个不幸的消息击打得七零八落。大家唯有举杯相送！
我悲伤的同时，庆幸自己早来了一步，见了老战友最后一面。
从餐厅里出来，眼前是沂河岸边最美的风景区——凤凰广场。夜晚的沂河在灯光的照射下异彩纷呈，景象如画，婉约一位含羞的出浴少女在夜幕下弹琴低吟。可我无心欣赏视野内的美景，舌尖品到的除了啤酒的余香，还有一丝瑟瑟的咸味。
我想起了五年前的那次八一聚会，就在离我脚下不足百米的露天烧烤城，王副营长组织了在临沂的三十多个战友，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那次聚会，我专程从北京赶来。那年的秋天，他女儿要远去德国留学。战友们提前为他们一家送去了最美好的祝福。感觉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而今天……
我用手背擦了擦朦胧的双眼，拿出手机，打开通信营的微信群。
微信真是一个好东西，不管你远在天涯海角，还是近在同一个城市，可以随时在同一个空间里发言与聆听，就像在一间教室里学习一样。就在昨天，我们通信营的微信群里，还有人在找王副营长，说他的电话打不通，问谁能联系上他。可此时此刻，我不得不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群里正兴高采烈的战友们了。我的语音悲伤而颤抖，这是我第一次用语音在群里说话。
我又用语音告诉徐淑余，不用去医院了，来不及了。 战友们一个又一个的疑问让我目不暇接，字幕闪得太快了。我第二次向群里又重复了一遍，并单独回复了通信连的董素梅排长，她和王副营长是一个连的。那时，他是连长，她是女兵排长。
这时大家才相信。有个战友在群里喊话：停止一切活动，为王副营长默哀三分钟。刚刚还沸腾的战友群立即静了下来。而后，“王副营长一路走好”、“为老连长默哀”等字样的信息不停地在屏幕上翻滚。
守灵在我们老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是在农村，要在逝者家的主屋里设上灵堂，中间放上棺材，棺材里面躺着逝者，家里的同辈和晚辈至亲要在灵堂里守一整夜不睡觉，第二天就安葬了。当然，如果是在冬天这样可以，要是夏天，这个程序也可以简化，遗体火化后再放进棺材，但守灵的程序是不能省的。
我和战友姜伟、赵文举被选为战友代表，为老战友守灵，其余都是王副营长的家人。
灵堂设在兰山区检察院家属院的家里。家门口的两侧摆放着黄白两种颜色的菊花做成的花圈。客厅靠东墙放了一张长方形的饭桌，正中靠墙摆着王副营长的遗像，这是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检察院工作的正装工作照，英俊而魏然。但此时的黑白色，让人感到庄然又悲壮。桌子上摆满了供品，香罐里堆满了香灰，一炷香正轻轻悠悠地飘荡着，似乎是在带领着逝者的灵魂奔向天堂之路。香罐的两边燃烧着两只白色的蜡烛。灵位的下方放着一个快盛满纸灰的铁盆，盆的两边放着两摞烧纸。叩拜正中的地方铺一张毯子，两侧还有两块小搌布，是家人陪叩拜者行礼跪拜的地方。
叩拜、送纸钱、上香之后，我们要陪亲爱的战友、亲爱的兄长最后一夜。
下半夜的时候，他的家人看来是真累了，东倒西歪地躺在床上和沙发上。唯有满头银发的78岁的老母亲还碾转反侧地睡不下。她刚躺一会又坐起来，坐一会又躺下，嘴里还轻轻地在念叨着什么。我们不忍心老人家这样，就劝了几次，让她节哀，让她休息，可她始终没有睡着。
白发人送黑发人，世间还有比此情此景更让人心碎的吗？！
我们三个战友坐在一张沙发上，轮流着上香。
我呆呆地盯着老战友的遗像，仿佛是在梦中。他的音容笑貌不停地在我的眼前闪烁……
1999年的国庆节，我带着女友回老部队探望。当时宣传科的翁干事和已是通信营副营长的王洪庆给我们接风，在警卫连隔壁的一家餐馆。爬虾、螃蟹、扇贝等一大桌的海鲜都是活的，火锅的水还没有烧开，我们三个男士每人三杯“烟台姑娘”已经下肚了，七两半的高度白酒在我空空荡荡的胃里兴风作浪起来，我激动的一步三晃地和老战友碰杯。女友见我没吃就醉了，感到有失颜面，一气之下，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在我的脸上来了一个响亮的动作，弄得我很尴尬，但我并没有生气，反而觉得很好玩。她又没当过兵，怎么会知道战友之间的那种特殊的情感！多年以后，我和女友也分手了。王洪庆还多次开玩笑地说，那个女孩脾气太大了，老欺负你，不适合你。
2000年冬天，王洪庆转业到了临沂，我和永胜等几个战友为他接风。当时我在原136师的健康制药厂当办公室主任，厂长是纪凡龙。为了增加接风的分量，我就把纪厂长请出来给我们压阵。到了酒桌还没介绍，他俩先聊了起来，原来他们是高中同学，还是一级的。从此以后，他们的联系越来越多，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哥们。后来我到北京闯荡，每当我再来临沂时，见到纪凡龙，他必须把王洪庆叫上；见到王洪庆，他一定喊上纪凡龙。这次王洪庆病重期间，也是纪凡龙跑前跑后的最多。
我一边想着过去的事情，一边和两位战友轻声地聊着，主题都是和王洪庆有关的。夜很静，燃烧的蜡烛时而的滋滋声不断地在提醒着我们，不要忘了给老战友续香。一炷香要灭了，另一炷又点燃了。来来回回十几炷香都化为了灰烬，剩下的一支像个战士一样笔直地立在那儿，在为老战友站好最后一班岗。
夏天的夜很短，四点半的时候，窗外已经很明亮了。该是和老战友作最后告别的时候了。
最后一个叩拜，再送一张纸钱，再燃一炷香，亲爱的战友，你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