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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全国上下一片改革之声,却有一个“守旧”的人为了古镇四处奔走。“推土机下救平遥”“五千块钱救周庄”的故事,后来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演绎成了“刀下救平遥”“以死保周庄”。三十多年来,人称“古城卫士”的阮仪三教授,依旧走在古镇保护的路上。面对古镇“千镇一面”的现状,这位八十岁的老人不断诘问:“有多少城市可以重来?”
传统建筑是顺应自然的
阮仪三是苏州人,灵岩山、古松园、永安桥,到处都是他儿时的足迹,苏州城西的木渎古镇,是他挥之不去的乡愁。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专宠西施,为她在灵岩山建馆娃宫,又在紫石山筑姑苏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堆积如山的木材堵塞了山下的港渎。人言“木塞于渎”,木渎之名便来源于此。
木渎与苏州城同龄,始建于公元前514年。奉吴王阖闾之命,伍子胥“象天法地,相土尝水”,造阖闾大城,即为今日的苏州城。当时的苏州城东临大海、北靠长江、西拥太湖、南环湿地,阖闾定都于此,伍子胥是总设计师。所谓“象天法地,相土尝水”,是说伍子胥研究此地风水,考察了水文地理、土壤结构,设计出河网、路网相辅相成的“双棋盘”格局,建成了这座水陆并行的古城,虽号称水乡却从未被水淹过。后来李寿明刻绘《平江图》,证明宋代苏州城内有河流20条,桥梁359座。
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苏州洪涝不断。阮仪三说:“那是因为苏州的河道被填了三分之一,填河造路走汽车。”根据《平江图》测算,宋朝时苏州的河道总长59公里。到了1972年实地测绘时,河道就只剩下32公里了。河填了自然排水不畅,夏天暴雨来临,水乡就真的被水淹没了。“历史上从城市规划到传统建筑,都是顺应自然的。所以中国人讲究风水、阴阳,其实就是讲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现代人大多认为风水、阴阳是封建迷信,但其实中国传统中所言的风水,是一种讲求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哲学理论。大到城市规划,小到园林设计古人从来都在追求这种天人合一的状态。
单说老房子里种的树,便是一门不小的学问。阮仪三清晰地记得,四十年前上北京景山,站在山顶上几乎看不见寻常人家四合院的屋顶。每个院子里都种着树,夏天有树荫,冬天有阳光。种的枣树、石榴树、柿子树,寓意着早生贵子、多子多福、事事如意,都要讨个好彩头,同时居住在人造的房子里,又有了自然树木的庇荫。不仅是北方的四合院,江南园林也讲究种树,一座四进小院,第一进种两棵玉兰花,第二进种两棵桂花,第三进有海棠,第四进是松竹梅。玉兰花寓意玉兰齐芳,两棵桂花寓意金银呈祥,海棠寓意棠棣之华,松竹梅则是岁寒三友。既符合人的生理需要,又充满着书香和雅趣。
现在阮仪三教授长居上海,上海满大街的樟树就是他不喜欢的。“原来的梧桐多好,结果说梧桐生虫、梧桐落叶,就都换成了樟树。可是樟树是阴树啊,以前都是种在坟头上的,说樟树有香气,可樟树多了就没有乌了,你从来没见樟树上有鸟窝吧?”樟树常青,夏天里可以遮阴避阳,但冬天就晒不到太阳了。人为的干预太多,反而弄巧成拙,阮仪三教授对此颇有微词。
盖仿古建筑是骗人的事
1958年,阮仪三还在上海同济大学念书。那时候,北京的古城墙几乎都已经拆完了,苏州也要效仿首都把城墙拆掉。同济大学建筑系一帮老教授前往苏州请愿,甚至提出了不拆城墙如何解决交通和城市发展的方案,但城墙还是被拆了。同一时间,欧洲兴起了一阵古城复兴运动。经历740年代战争的破坏,欧洲古城大多破败不堪。到了50年代,欧洲同时出现了两个运动:一个是以伦敦为首的新城建设运动(在伦敦--周围新建了多个卫星城),另一个则是以巴黎为首的古城复兴运动(保护好巴黎塞纳河以内的老城区)。
从那时起,阮仪三开始一边研究欧洲的城市建设史,一边关注着自己家乡的古城保护,苏州成为他一直以来的研究课题。1961年他的毕业论文题为《苏州市老城中心规划》;80年代他主动做了苏州古城的保护规划,将旧城区划分为54个街区并逐一做出规划方案。
然而,那时候阮仪三的声音微弱,纵然他放声呐喊,也远远抵过不改革开放的喧嚣。一座小小的渔村变成了如今的大都市深圳,全国上下到处写着“拆”。那时候的拆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对于老房子没有人去定性,没人去思考哪些可以拆、哪些不能拆,人们只是一味地拆旧建新。
阮仪三就在这一片“拆”字中,救下了好多古城古镇。20世纪80年代,平遥古城和别的地方一样大兴土木,阮仪三抵达平遥的时候,古城墙已经被一条大马路扒开了,沿途拆掉了30多栋明代建筑、100多栋清代建筑。区区一个同济大学的讲师,当地人家都不拿他当回事,他就进京请愿要求拨款,第一笔拿到八万块钱回平遥修城墙。
类似的情形一直在不断上演,从周庄、同里、角直,到乌镇和西塘,阮仪三先后救下了江南水乡仅存的几个古镇。后来经过旅游开发,人们开始看到古镇的美,也开始意识到古镇的价值。可是当年的老房子都被拆了,怎么办呢?于是,有些人开始做复古建筑、仿古建筑。但是在阮仪三看来:“盖仿古建筑是骗人的事。你修一条仿古街,有时候比建一条新街还要坏。”
同样是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重修琉璃厂文化街,随即全国很多城市都陆续地出现了明清一条街,到处都是红色的廊柱。但是稍懂历史的人看了都觉得可笑,明清两朝在建筑色彩的施用上有严格限制,只有紫禁城和庙宇能使用红黄两色,其他建筑的颜色大多则是灰色。“所以说,真古董拆了去做假古董,虽然可能很受欢迎,但是仿古有一个副作用,就是把中国的传统建筑变得不伦不类了。”
阮仪三主持进行的苏州平江路历史街区保护工程,就力求原样修复。从材料、结构到样式,都保持老房子的原貌。现在的平江路,虽然房子都是明清的,但是整体街区保持了宋代的样貌。当然,阮仪三知道,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变了,老房子没有电、没有抽水马桶,确实不够舒适。这些现代设施都应该改造,但是要让大家了解中国历史的真实面貌,保留一些传统建筑的样板是必不可少的。
发展旅游要保持原生态 2008年,阮仪三参与的无锡荡口古镇修复工程正式启动。明代洪武年间,华氏一族迁来荡口,六百多年繁衍生息。华家祖训“孝为百行首”,祖上华贞固奉养母亲于春草轩,成为华氏子孙的楷模,而后又有怡老园、养萱斋,都是敬老养老的场所。明代四大家2_--的沈周曾为养萱斋题字曰:“南齐孝子千年孝,今代还生奉母人。”
今年10月,荡口古镇对外开放。一个十一长假,几十万人涌进古镇。一个小镇,显然无法负荷这么多游客。原本的小桥流水人家看不见了,那些名人故居也看不见了,阮仪三看到的只是人山人海。在他看来:“旅游是一柄双刃剑。”旅游带来了经济利益,但却常常破坏了古镇的原生态。
在全国的古城镇旅游开发中,阮仪三觉得九寨沟是要受到质疑的。九寨沟原本驻扎着九个藏族村寨,寨民们信奉本教,不杀生,不吃鱼,不随便砍树。在寨子里,想砍一棵树都要长老同意才行。寨民们春天拜山,秋天谢山,千百年来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九寨沟才有金丝猴、大熊猫,才有艳丽典雅的湖泊,飞珠溅玉的瀑布,古穆幽深的森林和连绵起伏的雪山。
后来汉人砍树发现了这个地方,要在这里发展旅游,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寨子都拆了。“所以现在的九寨沟不能叫九寨沟,应该叫九沟。他们把原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场景,变成了一幅没有人烟的风景画,把原本生态的民族,都强行同化成了现代世俗社会只讲功利的人。”
在原生态保护这方面,阮仪三觉得日本比中国做得好。在日本,1974年就出现了一个由民间自发组成的“全国历史村落保护联盟”。这个联盟的原型,是长野县妻笼地区的“爱妻笼会”。当时由于铁路的分隔,妻笼地区经济连年衰退,人口迅速减少。“爱妻笼会”把周边1245公顷的旧村作为保护区域,将街道两边的建筑物恢复到江户时期的景观,以此来探寻一条古村落复兴的道路。
一心发展旅游、追求金钱的人不会知道,游客们来九寨,要看的不仅是好山好水,更是原生态的人文风光;不是全国各地千篇一律的场景演出,而是黑夜里在河边生起篝火,寨民们流露自然感情的欢快起舞,这才是九寨沟最美的原生态的景观。
上海正在修复城南的新场古镇,保存着明清古宅100多栋。为了保护当地的原生态人文景观,阮仪三提出:“先不要宣传旅游。”尽管如此,李安的电影《色戒》在此取景,令新场名噪一时。幸好新场至今没有通高速公路,多少保护着这个古镇暂时不受游客“侵袭”。古镇以自然景观、历史建筑和人文环境吸引游客,其保护要顺应自然、保持生态。八十岁的阮仪三教授为古城镇古建筑奔波了一生,而谈起那些老房子仍像小孩子看着要被抢走的玩具,眼里闪烁着渴望而坚定的光。阮仪三教授说:“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可以重来,古镇也要在开发和保护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传统建筑是顺应自然的
阮仪三是苏州人,灵岩山、古松园、永安桥,到处都是他儿时的足迹,苏州城西的木渎古镇,是他挥之不去的乡愁。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专宠西施,为她在灵岩山建馆娃宫,又在紫石山筑姑苏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堆积如山的木材堵塞了山下的港渎。人言“木塞于渎”,木渎之名便来源于此。
木渎与苏州城同龄,始建于公元前514年。奉吴王阖闾之命,伍子胥“象天法地,相土尝水”,造阖闾大城,即为今日的苏州城。当时的苏州城东临大海、北靠长江、西拥太湖、南环湿地,阖闾定都于此,伍子胥是总设计师。所谓“象天法地,相土尝水”,是说伍子胥研究此地风水,考察了水文地理、土壤结构,设计出河网、路网相辅相成的“双棋盘”格局,建成了这座水陆并行的古城,虽号称水乡却从未被水淹过。后来李寿明刻绘《平江图》,证明宋代苏州城内有河流20条,桥梁359座。
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苏州洪涝不断。阮仪三说:“那是因为苏州的河道被填了三分之一,填河造路走汽车。”根据《平江图》测算,宋朝时苏州的河道总长59公里。到了1972年实地测绘时,河道就只剩下32公里了。河填了自然排水不畅,夏天暴雨来临,水乡就真的被水淹没了。“历史上从城市规划到传统建筑,都是顺应自然的。所以中国人讲究风水、阴阳,其实就是讲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现代人大多认为风水、阴阳是封建迷信,但其实中国传统中所言的风水,是一种讲求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哲学理论。大到城市规划,小到园林设计古人从来都在追求这种天人合一的状态。
单说老房子里种的树,便是一门不小的学问。阮仪三清晰地记得,四十年前上北京景山,站在山顶上几乎看不见寻常人家四合院的屋顶。每个院子里都种着树,夏天有树荫,冬天有阳光。种的枣树、石榴树、柿子树,寓意着早生贵子、多子多福、事事如意,都要讨个好彩头,同时居住在人造的房子里,又有了自然树木的庇荫。不仅是北方的四合院,江南园林也讲究种树,一座四进小院,第一进种两棵玉兰花,第二进种两棵桂花,第三进有海棠,第四进是松竹梅。玉兰花寓意玉兰齐芳,两棵桂花寓意金银呈祥,海棠寓意棠棣之华,松竹梅则是岁寒三友。既符合人的生理需要,又充满着书香和雅趣。
现在阮仪三教授长居上海,上海满大街的樟树就是他不喜欢的。“原来的梧桐多好,结果说梧桐生虫、梧桐落叶,就都换成了樟树。可是樟树是阴树啊,以前都是种在坟头上的,说樟树有香气,可樟树多了就没有乌了,你从来没见樟树上有鸟窝吧?”樟树常青,夏天里可以遮阴避阳,但冬天就晒不到太阳了。人为的干预太多,反而弄巧成拙,阮仪三教授对此颇有微词。
盖仿古建筑是骗人的事
1958年,阮仪三还在上海同济大学念书。那时候,北京的古城墙几乎都已经拆完了,苏州也要效仿首都把城墙拆掉。同济大学建筑系一帮老教授前往苏州请愿,甚至提出了不拆城墙如何解决交通和城市发展的方案,但城墙还是被拆了。同一时间,欧洲兴起了一阵古城复兴运动。经历740年代战争的破坏,欧洲古城大多破败不堪。到了50年代,欧洲同时出现了两个运动:一个是以伦敦为首的新城建设运动(在伦敦--周围新建了多个卫星城),另一个则是以巴黎为首的古城复兴运动(保护好巴黎塞纳河以内的老城区)。
从那时起,阮仪三开始一边研究欧洲的城市建设史,一边关注着自己家乡的古城保护,苏州成为他一直以来的研究课题。1961年他的毕业论文题为《苏州市老城中心规划》;80年代他主动做了苏州古城的保护规划,将旧城区划分为54个街区并逐一做出规划方案。
然而,那时候阮仪三的声音微弱,纵然他放声呐喊,也远远抵过不改革开放的喧嚣。一座小小的渔村变成了如今的大都市深圳,全国上下到处写着“拆”。那时候的拆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对于老房子没有人去定性,没人去思考哪些可以拆、哪些不能拆,人们只是一味地拆旧建新。
阮仪三就在这一片“拆”字中,救下了好多古城古镇。20世纪80年代,平遥古城和别的地方一样大兴土木,阮仪三抵达平遥的时候,古城墙已经被一条大马路扒开了,沿途拆掉了30多栋明代建筑、100多栋清代建筑。区区一个同济大学的讲师,当地人家都不拿他当回事,他就进京请愿要求拨款,第一笔拿到八万块钱回平遥修城墙。
类似的情形一直在不断上演,从周庄、同里、角直,到乌镇和西塘,阮仪三先后救下了江南水乡仅存的几个古镇。后来经过旅游开发,人们开始看到古镇的美,也开始意识到古镇的价值。可是当年的老房子都被拆了,怎么办呢?于是,有些人开始做复古建筑、仿古建筑。但是在阮仪三看来:“盖仿古建筑是骗人的事。你修一条仿古街,有时候比建一条新街还要坏。”
同样是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重修琉璃厂文化街,随即全国很多城市都陆续地出现了明清一条街,到处都是红色的廊柱。但是稍懂历史的人看了都觉得可笑,明清两朝在建筑色彩的施用上有严格限制,只有紫禁城和庙宇能使用红黄两色,其他建筑的颜色大多则是灰色。“所以说,真古董拆了去做假古董,虽然可能很受欢迎,但是仿古有一个副作用,就是把中国的传统建筑变得不伦不类了。”
阮仪三主持进行的苏州平江路历史街区保护工程,就力求原样修复。从材料、结构到样式,都保持老房子的原貌。现在的平江路,虽然房子都是明清的,但是整体街区保持了宋代的样貌。当然,阮仪三知道,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变了,老房子没有电、没有抽水马桶,确实不够舒适。这些现代设施都应该改造,但是要让大家了解中国历史的真实面貌,保留一些传统建筑的样板是必不可少的。
发展旅游要保持原生态 2008年,阮仪三参与的无锡荡口古镇修复工程正式启动。明代洪武年间,华氏一族迁来荡口,六百多年繁衍生息。华家祖训“孝为百行首”,祖上华贞固奉养母亲于春草轩,成为华氏子孙的楷模,而后又有怡老园、养萱斋,都是敬老养老的场所。明代四大家2_--的沈周曾为养萱斋题字曰:“南齐孝子千年孝,今代还生奉母人。”
今年10月,荡口古镇对外开放。一个十一长假,几十万人涌进古镇。一个小镇,显然无法负荷这么多游客。原本的小桥流水人家看不见了,那些名人故居也看不见了,阮仪三看到的只是人山人海。在他看来:“旅游是一柄双刃剑。”旅游带来了经济利益,但却常常破坏了古镇的原生态。
在全国的古城镇旅游开发中,阮仪三觉得九寨沟是要受到质疑的。九寨沟原本驻扎着九个藏族村寨,寨民们信奉本教,不杀生,不吃鱼,不随便砍树。在寨子里,想砍一棵树都要长老同意才行。寨民们春天拜山,秋天谢山,千百年来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九寨沟才有金丝猴、大熊猫,才有艳丽典雅的湖泊,飞珠溅玉的瀑布,古穆幽深的森林和连绵起伏的雪山。
后来汉人砍树发现了这个地方,要在这里发展旅游,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寨子都拆了。“所以现在的九寨沟不能叫九寨沟,应该叫九沟。他们把原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场景,变成了一幅没有人烟的风景画,把原本生态的民族,都强行同化成了现代世俗社会只讲功利的人。”
在原生态保护这方面,阮仪三觉得日本比中国做得好。在日本,1974年就出现了一个由民间自发组成的“全国历史村落保护联盟”。这个联盟的原型,是长野县妻笼地区的“爱妻笼会”。当时由于铁路的分隔,妻笼地区经济连年衰退,人口迅速减少。“爱妻笼会”把周边1245公顷的旧村作为保护区域,将街道两边的建筑物恢复到江户时期的景观,以此来探寻一条古村落复兴的道路。
一心发展旅游、追求金钱的人不会知道,游客们来九寨,要看的不仅是好山好水,更是原生态的人文风光;不是全国各地千篇一律的场景演出,而是黑夜里在河边生起篝火,寨民们流露自然感情的欢快起舞,这才是九寨沟最美的原生态的景观。
上海正在修复城南的新场古镇,保存着明清古宅100多栋。为了保护当地的原生态人文景观,阮仪三提出:“先不要宣传旅游。”尽管如此,李安的电影《色戒》在此取景,令新场名噪一时。幸好新场至今没有通高速公路,多少保护着这个古镇暂时不受游客“侵袭”。古镇以自然景观、历史建筑和人文环境吸引游客,其保护要顺应自然、保持生态。八十岁的阮仪三教授为古城镇古建筑奔波了一生,而谈起那些老房子仍像小孩子看着要被抢走的玩具,眼里闪烁着渴望而坚定的光。阮仪三教授说:“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可以重来,古镇也要在开发和保护之间寻求一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