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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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政治是直接作用于生物性生命以力求使人活的政治。将生命政治归结为治理术,很容易使其简单化为纯粹的政治权力批判理论。有不同的生命政治事件,新冠肺炎疫情是其中一种。新冠病毒催生的生命政治的出场,意味着政治或权力的地位凸显,意味着例外状态的开启,意味着人类社会进入着力保护生物性生命的时刻,意味着科学尤其是医学具有了法律效力与政治效应。我们需要摆脱“生命政治本身就是恶的”观念,努力构建一种建构性的生命政治学,这要求放弃几个设定:第一是主权者必恶的设定,认识到生命政治的进步性和无奈性,不能只强调权力的任性和溢出;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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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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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政治是直接作用于生物性生命以力求使人活的政治。将生命政治归结为治理术,很容易使其简单化为纯粹的政治权力批判理论。有不同的生命政治事件,新冠肺炎疫情是其中一种。新冠病毒催生的生命政治的出场,意味着政治或权力的地位凸显,意味着例外状态的开启,意味着人类社会进入着力保护生物性生命的时刻,意味着科学尤其是医学具有了法律效力与政治效应。我们需要摆脱“生命政治本身就是恶的”观念,努力构建一种建构性的生命政治学,这要求放弃几个设定:第一是主权者必恶的设定,认识到生命政治的进步性和无奈性,不能只强调权力的任性和溢出;第二是精神性生命才高贵的设定,生物性生命是基础性的,是不应该以自由、人权之名而轻易贬低的;第三个是必然走向死亡政治的设定,生命政治不一定会走向死亡政治,但要防止生命政治走向死亡政治;第四个是威权政治或极权政治的设定,为解决生物性生命的困境,行政权力拥有更大的自由度是必然的。如果实现了正常状态下的民主法治,就不用担心一次事件能导致威权主义、极权主义政治的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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