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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的父亲被周恩来称为“老先生一生不容易，是爱国的”；母亲被刘少奇誉为“革命的外婆”
１９２１年９月２６日，王光美出生于北京旧刑部街３２号。父亲王治昌作为经济专门委员，正在美国出席华盛顿九国会议时，得知女儿出生的消息，高兴地按天津王氏谱系，为爱女起名“光美”。
王治昌，号槐青，清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生于直隶（今河北省）天津县。王治昌自幼熟读经史，初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堂，专修法律，毕业后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改读商业专科。廖仲恺既是他留日的同学，又是他的金兰之交，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产生过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在他家中客厅的显著位置上，一直放着廖仲恺和他并排而坐、前面站着廖仲恺儿子廖承志的照片。
王治昌回国以后，曾先后在天津高等师范学堂、商业专门学校和北京政法学校、天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在清末的科举考试中，还考取过商科举人，并受聘主持过河南焦作煤矿。步入仕途后，初任北京政府工商部佥事、通商科科长，工商部与农林部合并为农商部后，历任参事、商品陈列所所长、工商司长、农商银行监理官、商标局局长，直至代理农商总长，还作为专门委员，先后参加了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九国会议，成为这一时期参与管理中国经济活动的重要人物。
王治昌在北京政府农商部从事经济活动的多年经历中，尽管得到了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等政要的赏识与器重，被授予“特命全权公使”头衔，获得过诸如“文虎宝光”、“大绶嘉乐”等勋章，但他亲睹北洋军阀的腐败，政治的黑暗，不愿与他们为伍。自己虽身居北京，无法参与南方革命党人的活动，但对孙中山、廖仲恺等敬佩之情始终没有改变。
１９２５年８月２０日，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王治昌闻讯，悲痛万分。被誉为“绝无党派门户”之见的他，决心退出政治舞台，闲居北京，和妻子儿女过着平民生活。解放以后，周恩来任命他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在他就任的那一天，周恩来亲自送老人上班，并深情地对王治昌说：“老先生一生不容易，是爱国的。”
王光美有三位母亲。王治昌的原配夫人赵氏，天津人，在生儿子光德后不久病逝。续配夫人赵兰子，字者香，广东新会县人。日本横滨女子公立学校毕业，曾任家庭教师、北洋女子公学英文教习。在生了光琦、光超两个儿子后，亦不幸英年早逝。
王光美的生母董洁如，字澄甫，天津人。出身于天津盐商巨贾，后为天津兴办近代工业的“新八大家”。她自幼反对封建礼教，崇尚妇女解放。在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读书时，结识教师王治昌，并嫁给了比自己大十几岁，结过两次婚，身边还有三个孩子的他。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中，面对半数以上的儿女投身革命，董洁如也为革命贡献了一份力量。特别是几个儿女先后参加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的地下工作，王光美调任军调处的中共代表团翻译以后，旧刑部街３２号实际上成为党的秘密地下工作点。地下工作者宋汝棼（解放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就住在王治昌家，紧张的时候，一些党内文件就托付董洁如保管。
解放以后，董洁如拿出自家的房产，创办了专门抚养乳婴的洁如托儿所。由于在妇幼工作上的贡献，她先后当选为北京市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和第四届政协委员，还被选为北京市保育工作者协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这位进步爱国老人被迫害致死。
王光美兄妹１１人，虽然是同父异母，但同在董洁如的抚育下，亲如同胞。兄妹中有７位共产党员。
１９５８年，刘少奇在一次侄子、侄女和儿女参加的家庭会议上，曾动情地说：“外婆是革命的外婆，５个儿子和５个女儿都是大学毕业，１个儿子和５个女儿都是共产党员！”
１９４６年，在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中，王光美放弃赴美留学，毅然参加革命
王光美排行第七，学生时代都是在北平度过的，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优异，数学尤为突出。当时，在北平各校有“数学三王”尖子之称，其中有两位男生，女生便是王光美。
１９３９年暑假，王光美从北平志成中学（男部今北京三十五中，女部今北京丰盛中学）考入辅仁大学物理系，是十名新女生之一。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她从辅仁大学理学研究所物理学部毕业。作为辅仁大学的高材生，美国米契根大学已同意接受王光美赴该校留学，正当联系办理各项出国手续的时候，中共北平市委大学工委同志的到来，改变了王光美的一生命运。
王光美大学读书时期，就开始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并于１９４５年通过四嫂王兰芬的关系，结识了中共北平市委大学工委领导人崔月犁，同地下党有了联系。
１９４６年春节过后，中共北平市委大学工委的同志到了旧刑部街３２号。来人告诉王光美说：“我们党和国民党政府、美国三方为实现停战协定，已经成立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日前，三方代表团已到达北平。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为首的我方代表团急需选调一名政治可靠、精通英语的翻译，经组织研究，希望你能完成这项重要的使命。”
毫无思想准备的王光美，如实地说道：“这件事实在太突然，请组织允许我考虑一下。”
王光美想到组织上派人要自己参加革命工作，是对自己的信任，这是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想到现在正在办理赴美国留学；还想到如果去军调部当翻译，自己是学习高能物理的，接触的多是自然科学的专业术语，并不熟悉军事、政治的用语，能否胜任党组织交给的任务等。
经过慎重考虑，王光美决定立即前去报到。她按照党组织的指示，骑自行车到了西四三道栅栏４１号。专程赶来接待她的是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兼解放报社社长、总编辑钱俊瑞。他看过地下党组织的信后，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封信交给王光美说：“你拿着这封信，到翠明庄去找李克农，他会安排的。”
临走时，钱俊瑞交代王光美说，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刚刚建立，一切尚在筹备之中，翠明庄也很复杂，你进门以后，直接上二楼，遇上其他人不要打招呼等等。
王光美按照钱俊瑞告诉的路线，径直来到了二楼一间房内。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不等王光美将钱俊瑞的信件交给他，便笑着说：“你就是王光美同志喽，欢迎，欢迎！”望着这位年轻且有着白皙的面颊、修长的身材、雍容大方的风度的女大学生，李克农内心满意地想，真是个难得的外事人才！
李克农说：“你的基本情况，北平地下党组织已经告诉我们了。对你说来，这里完全是一种新的环境，你要有一个熟悉的过程。”
谈话间，从相隔不远的房间里，隐隐传来了歌声。那充满粗犷乡土气息的声调，使从小就喜欢音乐的王光美听得出了神。
看到这种情景，李克农笑着告诉她，这是陕北民歌《走西口》，如果以后到延安去，像这样好听的歌曲，到处都可以听到。
谈话结束时，李克农听王光美说是骑自行车来的，便说道：“你先回家休息，明天我们派车去接你。你把你家的地址留下来。”
第二天早晨，一辆黑色雪弗莱轿车驶进了旧刑部街。途中，王光美问司机说：“这是谁的轿车？”“是叶剑英将军的。”王光美没有再说什么，两天的接触，她仿佛走进了另外一个天地，那纯朴的同志情感，那官兵一体的同志关系，深深感染了她。她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这些共产党员的身上，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王光美到军调部后，开始主要是从事笔译《备忘录》等，后来任军调部整军处处长陈士榘的翻译，周恩来和美国将军马歇尔到北平时，她为叶剑英担任翻译，此后，叶剑英遇有谈判活动，需要翻译时，多由王光美跟随。
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６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命令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北平军调部的工作愈来愈艰险，逐渐形同虚设。
叶剑英根据中央的指示，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军事干部首先调整，离开北平。１０月，叶剑英派人找王光美谈话，征求她对自己未来工作的意见。她坚定地向组织表态：到延安去！投身到为中国人民解放的伟大洪流中去！
１１月１日，王光美匆匆告别父母，乘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汽车，来到北平西苑机场。那里停着一架专供北平至延安航线使用的小型军用飞机，机组人员全部由美国人担任。王光美走进机舱，里面已经坐了两个人。大家都没有打招呼，她看见其中一位是身着军便服，蓝眼睛、高个子的青年，显然是一名现役美军军官；另一位是文质彬彬的大学生模样的中国年轻人，后来，王光美才知道他是在南京谈判中，担任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秘书的宋平。
飞机安全降落在延安机场。李克农夫妇亲自到机场迎接。中央军委办公室的同志热情地帮助王光美拿东西。王光美望着巍峨的宝塔山，情不自禁地说道：“啊，到家啦！”
在延安杨家岭舞会上，刘少奇第一次见到王光美就问：“你是党员吗？”
王光美走下飞机，在时任中央军委情报处处长的李克农夫妇的陪同下，来到延安城北１公里的中央军委所在地王家坪，被分配在军委外事组。
王光美刚安顿下来，就随外事组转移到瓦窑堡农村。１１月下旬，紧张形势暂缓，因工作需要，王光美奉调再返延安，参加有关谈判的准备工作。这次，在延安住了近５个月。
延安的景况虽然不及北平繁华，但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一天，在食堂吃午饭的时候，毛泽东的警卫参谋龙飞虎遇见王光美。龙飞虎是在北平军调部担任叶剑英的秘书时和王光美认识的。龙飞虎说今天晚上杨家岭有舞会，想参加可以去。晚上，她在龙飞虎带领下，首次参加机关舞会。周恩来、刘少奇也来了，王光美在北平军调部就接触过周恩来，龙飞虎便将她介绍给刘少奇说：“这是王光美同志，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翻译，刚从瓦窑堡回来。”刘少奇任中共北方局书记时，曾在北平工作，问起了一些北平、特别是大学的情况。他转而问王光美：“你是党员吗？”王光美说：“现在还不是，希望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这些才到解放区的青年给予帮助。”刘少奇说：“看我有没有时间吧！”这是王光美第一次见刘少奇。
第二天，在北平军调部中央代表团任过联络处处长的徐冰，热情地将从北平、南京谈判代表团回来的同志，从王家坪用车拉到枣园，去拜会了朱德。朱德夫人康克清，又领大家去看望了刘少奇。王光美与大伙儿一起参加了这些活动。
１９４７年３月５日，对王光美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这天上午，朱德的秘书黄华通知王光美说，刘少奇今天有时间约你谈话，你马上去吧。后来，王光美才知道这是刘少奇打电话告诉叶剑英，叶剑英让黄华安排的。
王光美略带为难地说：“我怎么去枣园呢？”黄华告诉她，已备好一匹老马，常说“老马识途”，骑上又稳当，它会把你送到的。果然，老马沿着延河把王光美安全送到相隔十几里地的枣园。
王光美走进大门，向北穿过幸福渠，来到坐北面南的一排窑洞，径直走到那次已经去过的刘少奇办公室。走进屋内，见刘少奇与周恩来正在研究工作，刚想退出来时，周恩来笑着说：“我们一会儿就谈完，你稍候一下。”王光美就来到刘少奇秘书赖奎屋内。一会儿，周恩来走后，她便开始和刘少奇进行第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
王光美如实地谈到，在北平时，崔月犁曾告诉我可以写入党申请，但读了你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照自己，感觉条件不够，就没有勇气写。到延安后，经过参加军调部工作的考验，又经瓦窑堡基层的锻炼，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一直没有得到回音。最后，直率地说：“我不知道现在还要不要再提出入党要求？我想请求帮助的就是这件事。”
刘少奇讲了怎样看待知识，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要端正入党动机后，说：“如果你提出一次申请，组织没有批准，给你指出还有哪些不足，你考虑以后可以再提。”
吃午饭的时候，王光美看见饭菜十分简单。饭后，刘少奇还特意从抽屉里拿出几个显然放了很久的干瘪梨子。这次会面，给王光美留下深刻的记忆。
１９４７年３月５日下午，刘少奇、朱德在王家坪礼堂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从南京、北平回来的周恩来、叶剑英为首的全体同志，王光美被安排在刘少奇、朱德坐的第一桌。刘少奇致词说：“一年多来，在复杂的斗争中，你们与战斗工作在前线和解放区各条战线的同志们一样，积极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我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欢迎同志们胜利归来。”席间，王光美和刘少奇、朱德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几天后，胡宗南的空军轰炸延安前夕，周恩来、叶剑英召集南京、北平返回延安的同志开会，动员撤出延安，并宣布外事人员合编一个队，由薛子正任队长，黄华为副队长，王炳南任支部书记。接着，王光美随大家再到了瓦窑堡。
转移途中，根据中央凡是从白区到延安的同志要尽量到根据地参加土改运动的指导思想，王光美被分配到山西省兴县参加土改工作，王炳南担任队长。他们来到兴县蔡家崖晋绥分局所在地的时候，已经是１９４７年３月底了。
３月底，中央在清涧县北的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５人领导集体暂时分成两套班子，即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和军委日常工作；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４月４日晚，刘少奇、朱德、贺龙等乘汽车来到了蔡家崖。
一天中午，王炳南通知说刘少奇要会见从延安来参加土改的同志，顺便吃顿便饭。这真是一种缘分，没想到王光美在这里和刘少奇邂逅。
饭后，刘少奇对王光美说：“你集训学习已经结束，到华北晋察冀那边去参加土改也可以嘛！”王光美心想自己又写了入党申请书，支部书记王炳南才谈话肯定了表现不错，只是家在北平，组织还需要进一步了解，这时怎么能突然离开呢？便婉转地回答道：“现在学习已经结束，正等待分配下村，彼此都熟悉了，还是在这里参加土改吧。”
晚上，参加土改的几位女同志聊起刘少奇时，有人谈起刘少奇已经和夫人王前离异，现在身边还有一双年幼的儿女，身体又不好，仍坚持担负着中央领导的繁重工作；有人说如今正有人给刘少奇介绍女同志呢！
王光美没有参加议论，但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暗自在想，刘少奇说希望自己跟他到晋察冀那边去参加土地改革，是什么意思？
刘少奇离开兴县蔡家崖后，王光美便与外事组张香山、孙少礼夫妇，吴青等人被分配到兴县西川五区姚家会村参加土改。姚家会村是距兴县城北２０多公里的小山村，生活艰苦，住窑洞，吃“科勒”（土话，用黄豆、高粱、糠皮加红枣磨成面制成的炒面）、土豆，喝“糊糊”，加上语言不通，还要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斗争地主，这一切对于王光美都是严峻的考验。
其实，王光美第一次到瓦窑堡农村时，就对自己生活上如何群众化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她把从北平带来的红缎子被子，换成了白面白里。在姚家会村，她一身灰布军装，完全一副女战士的装束。王光美以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毅力，克服了种种困难，成为一个群众喜爱的土改工作队员。
１９４７年中秋节以后，姚家会村土改基本告一段落，王光美又被分配到魏家滩继续参加土改。经过姚家会村半年的基层工作锻炼，她已是协助分管妇女和青年工作的干部了。
１９４８年３月，毛泽东致电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央工委的刘少奇说，他和周恩来、任弼时等将于４月中旬前后抵达西柏坡，与中央工委的同志会合。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陆续向西柏坡转移。
５月１日，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在西柏坡开始办公。
王光美按组织通知，结束了土改工作队的工作，辗转到了西柏坡。这时，外事组在离西柏坡不远的陈家峪。王光美和吴青同住在柏里村。
在西柏坡，王光美政治上实现了成为共产党员的愿望；生活上和刘少奇结为伉俪
西柏坡由于机关集中，走动方便，大家见面的机会较多。在中央机关例行的舞会上，认识王光美的人也日渐增多。王光美和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见面的机会也多起来。
在一次中央机关晚会上，毛泽东问王光美：“你在北平辅仁大学学的什么？校长是谁？”王光美说：“我学的是原子物理，我们的校长是陈垣。”毛泽东笑着说，胜利以后，我们也要搞原子弹。毛泽东又问到中国有南陈、北陈之说时，王光美回答说：“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是研究历史的。主席说的南陈，我不了解，是不是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的陈寅恪教授？”
这是王光美第一次和毛泽东交谈。她想起在延安杨家岭的舞会上，刘少奇和她首次谈话，严肃地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微微察觉到两位中央领导人性格上的差异。
在外事组举办的一次舞会之后，刘少奇由王炳南陪同，特意来到王光美的宿舍。王光美的同屋吴青，因公外出，他们的谈话十分家常、随便。刘少奇问王光美星期天都干什么，王光美信口答道：“我不喜欢打扑克，多半是在屋里看看书，或到不远的南庄去赶集、散步。”刘少奇在分手时，告诉王光美：“你有空去我那里玩吧！”
从王光美在延安主动找刘少奇谈话，到今天刘少奇希望自己去他那里作客，经过断断续续的近两年的接触和对刘少奇的了解，王光美从对刘少奇的敬重，到对他家庭婚姻生活不幸的同情，心想一定要去看望刘少奇。
这是一次难忘的隐藏在刘少奇、王光美心灵深处的开诚布公的谈话。
看见王光美推门走进办公室，刘少奇第一句话就是：“你真的来了！”接着，关切地问道：“这么长的时间没有你的消息，不知道你的情况怎样？”
几句话，使王光美顿时心里热乎乎的，彼此的话题多起来了。
刘少奇爽直地表示了对王光美的爱慕之情后说：“我的年纪比较大，工作繁忙，又有孩子，希望你认真考虑。”
王光美有点不知所措，心想哪有光讲自己的缺点向女人求爱的。沉默一会儿，她扬起有点绯红的脸说：“年龄我倒没有考虑那么多，只是在政治水平上，我们相差那么远，而且我也不了解你个人过去的婚姻等情况。如果我们在一起，我不知道该怎么相处，要注意些什么。”
刘少奇认真地告诉王光美：“你应该注意什么和想了解我的历史，你去找安子文、李克农同志；你想知道我过去的婚姻状况，你可去问邓大姐（邓颖超），她就住在旁边的院子里。”
两人谈话都忘记了时间，刘少奇从抽屉里拿出一块表看了看说：“表不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心细的王光美感触之余，问道：“你怎么不叫人帮助修理一下？”刘少奇略显为难地说：“该叫谁啊？”蓦然，王光美不假思索地说道：“你交给我吧！我帮你去修！”
不久，王光美通过中央机关管理后勤的赖祖烈，托人把表带到石家庄修理好了。赖祖烈没有把表送给刘少奇，而是交给了王光美。不便于经常往刘少奇办公室跑的王光美，就向王炳南谈了修表的事，请他转交给了刘少奇。王炳南慢慢也看出些其中的缘由。
王光美对待和刘少奇的结合，是十分慎重的。她真的找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和李克农、邓颖超，征求了他们对自己婚姻选择的看法。安子文交代她和刘少奇在一起，要注意保密纪律，不该知道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领导同志之间谈话不要听等；邓颖超、李克农开始没有想到，问明情况后，都对王光美表示衷心的祝福。
刘少奇和王光美要结婚的事，在中央领导中间已不是什么秘密。王光美的父母都在北平，两年不通音信。恰巧，她的四哥王士光（即王光杰）从晋冀鲁豫军区来到西柏坡，找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王诤汇报解放区广播电台的工作，兄妹１０年没有相见，王光美便将和刘少奇结婚的事告诉了四哥。王士光严肃地告诉妹妹：“不要胡思乱想！”王光美也认真地说：“真的！”四哥说：“你懂什么！他是党的领袖！”王光美没有进一步解释，不再说什么了。
刘少奇、王光美定于８月２１日结婚。
刘少奇告诉王光美说，到时候把你的行李搬过来就是了，王光美问他：“我就这样搬到你这儿，算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到机关大食堂宣布一下？”刘少奇坚持说不用，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
新房就设在刘少奇办公和居住的两间土墙瓦顶房里。卧室里除了一张大木床和两把椅子以外，就是刘少奇从延安转战出来使用的那个写着“奇字第３号”的小书箱。室内设备虽然简陋，但经王光美凭借艺术的审美观和灵巧的双手，布置得十分干净、清雅。
结婚那一天，一直坚持工作的刘少奇，让卫士长李长友到王光美住处，将行李搬到西柏坡。外事组的同志作为“娘家人”，带着写有大家签名的“新婚志喜”的粉红绸子贺幛，和一个自己动手制作的贺喜蛋糕，簇拥着将王光美送到了西柏坡。
新华社同外事组都在陈家峪，社长廖承志和王光美两家是世交，他得知刘少奇、王光美结婚的消息后，急忙赶画了一幅开口笑着的月亮望着简朴大方新房的写意漫画，表示祝贺。
晚上，正好食堂有舞会。毛泽东、周恩来见刘少奇和王光美也来到舞场。周恩来知道刘少奇今天结婚，不举行仪式，便笑着向毛泽东说：“咱们一块去少奇同志家坐坐，看看他们住的地方。”
一个“家”字和“他们”二字，显现了周恩来的才智。毛泽东一行在刘少奇夫妇陪同下，来到新房。毛泽东风趣、幽默地说：“我５月来到西柏坡后，不知道来这间房里多少次，今天是最有新意啊！”
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以后，从中央军委外事组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担任刘少奇的秘书。终日工作、生活在一起，他们彼此更加了解，感情更加深厚。
一天，在吃午饭的时候，刘少奇问王光美：“你喜欢看神话吗？”
王光美对突然提出的问题，含糊其词地说：“我读过一些，挺有意思的。”
刘少奇说：“我很喜欢希腊神话中的一些故事。比如那位地神之子安泰。他依靠从母亲大地上吸取力量，只要他身不离开大地，在同敌人搏斗的时候，总是力大无比，所向无敌。后来，他的对手，利用他离不开土地这一点，设法把他举在空中，最后扼死了他。你说安泰的悲剧在哪里？”“他的致命弱点被对方抓住了。”王光美回答。
刘少奇接着说：“对，但还不仅仅是这一点。这个故事寓意很深。土地是安泰的母亲，就好比是人民。他离开了人民，必然被扼死。我国古代《荀子》一书中，也有‘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之说，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几天后，王光美在整理刘少奇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华北总分社部分记者学习集会上的讲话时，看到了有关安泰被扼死的一段话，这就是收入《刘少奇选集》中的那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
１９２１年９月２６日，王光美出生于北京旧刑部街３２号。父亲王治昌作为经济专门委员，正在美国出席华盛顿九国会议时，得知女儿出生的消息，高兴地按天津王氏谱系，为爱女起名“光美”。
王治昌，号槐青，清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生于直隶（今河北省）天津县。王治昌自幼熟读经史，初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堂，专修法律，毕业后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改读商业专科。廖仲恺既是他留日的同学，又是他的金兰之交，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产生过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在他家中客厅的显著位置上，一直放着廖仲恺和他并排而坐、前面站着廖仲恺儿子廖承志的照片。
王治昌回国以后，曾先后在天津高等师范学堂、商业专门学校和北京政法学校、天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在清末的科举考试中，还考取过商科举人，并受聘主持过河南焦作煤矿。步入仕途后，初任北京政府工商部佥事、通商科科长，工商部与农林部合并为农商部后，历任参事、商品陈列所所长、工商司长、农商银行监理官、商标局局长，直至代理农商总长，还作为专门委员，先后参加了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九国会议，成为这一时期参与管理中国经济活动的重要人物。
王治昌在北京政府农商部从事经济活动的多年经历中，尽管得到了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等政要的赏识与器重，被授予“特命全权公使”头衔，获得过诸如“文虎宝光”、“大绶嘉乐”等勋章，但他亲睹北洋军阀的腐败，政治的黑暗，不愿与他们为伍。自己虽身居北京，无法参与南方革命党人的活动，但对孙中山、廖仲恺等敬佩之情始终没有改变。
１９２５年８月２０日，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王治昌闻讯，悲痛万分。被誉为“绝无党派门户”之见的他，决心退出政治舞台，闲居北京，和妻子儿女过着平民生活。解放以后，周恩来任命他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在他就任的那一天，周恩来亲自送老人上班，并深情地对王治昌说：“老先生一生不容易，是爱国的。”
王光美有三位母亲。王治昌的原配夫人赵氏，天津人，在生儿子光德后不久病逝。续配夫人赵兰子，字者香，广东新会县人。日本横滨女子公立学校毕业，曾任家庭教师、北洋女子公学英文教习。在生了光琦、光超两个儿子后，亦不幸英年早逝。
王光美的生母董洁如，字澄甫，天津人。出身于天津盐商巨贾，后为天津兴办近代工业的“新八大家”。她自幼反对封建礼教，崇尚妇女解放。在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读书时，结识教师王治昌，并嫁给了比自己大十几岁，结过两次婚，身边还有三个孩子的他。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中，面对半数以上的儿女投身革命，董洁如也为革命贡献了一份力量。特别是几个儿女先后参加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的地下工作，王光美调任军调处的中共代表团翻译以后，旧刑部街３２号实际上成为党的秘密地下工作点。地下工作者宋汝棼（解放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就住在王治昌家，紧张的时候，一些党内文件就托付董洁如保管。
解放以后，董洁如拿出自家的房产，创办了专门抚养乳婴的洁如托儿所。由于在妇幼工作上的贡献，她先后当选为北京市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和第四届政协委员，还被选为北京市保育工作者协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这位进步爱国老人被迫害致死。
王光美兄妹１１人，虽然是同父异母，但同在董洁如的抚育下，亲如同胞。兄妹中有７位共产党员。
１９５８年，刘少奇在一次侄子、侄女和儿女参加的家庭会议上，曾动情地说：“外婆是革命的外婆，５个儿子和５个女儿都是大学毕业，１个儿子和５个女儿都是共产党员！”
１９４６年，在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中，王光美放弃赴美留学，毅然参加革命
王光美排行第七，学生时代都是在北平度过的，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优异，数学尤为突出。当时，在北平各校有“数学三王”尖子之称，其中有两位男生，女生便是王光美。
１９３９年暑假，王光美从北平志成中学（男部今北京三十五中，女部今北京丰盛中学）考入辅仁大学物理系，是十名新女生之一。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她从辅仁大学理学研究所物理学部毕业。作为辅仁大学的高材生，美国米契根大学已同意接受王光美赴该校留学，正当联系办理各项出国手续的时候，中共北平市委大学工委同志的到来，改变了王光美的一生命运。
王光美大学读书时期，就开始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并于１９４５年通过四嫂王兰芬的关系，结识了中共北平市委大学工委领导人崔月犁，同地下党有了联系。
１９４６年春节过后，中共北平市委大学工委的同志到了旧刑部街３２号。来人告诉王光美说：“我们党和国民党政府、美国三方为实现停战协定，已经成立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日前，三方代表团已到达北平。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为首的我方代表团急需选调一名政治可靠、精通英语的翻译，经组织研究，希望你能完成这项重要的使命。”
毫无思想准备的王光美，如实地说道：“这件事实在太突然，请组织允许我考虑一下。”
王光美想到组织上派人要自己参加革命工作，是对自己的信任，这是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想到现在正在办理赴美国留学；还想到如果去军调部当翻译，自己是学习高能物理的，接触的多是自然科学的专业术语，并不熟悉军事、政治的用语，能否胜任党组织交给的任务等。
经过慎重考虑，王光美决定立即前去报到。她按照党组织的指示，骑自行车到了西四三道栅栏４１号。专程赶来接待她的是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兼解放报社社长、总编辑钱俊瑞。他看过地下党组织的信后，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封信交给王光美说：“你拿着这封信，到翠明庄去找李克农，他会安排的。”
临走时，钱俊瑞交代王光美说，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刚刚建立，一切尚在筹备之中，翠明庄也很复杂，你进门以后，直接上二楼，遇上其他人不要打招呼等等。
王光美按照钱俊瑞告诉的路线，径直来到了二楼一间房内。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不等王光美将钱俊瑞的信件交给他，便笑着说：“你就是王光美同志喽，欢迎，欢迎！”望着这位年轻且有着白皙的面颊、修长的身材、雍容大方的风度的女大学生，李克农内心满意地想，真是个难得的外事人才！
李克农说：“你的基本情况，北平地下党组织已经告诉我们了。对你说来，这里完全是一种新的环境，你要有一个熟悉的过程。”
谈话间，从相隔不远的房间里，隐隐传来了歌声。那充满粗犷乡土气息的声调，使从小就喜欢音乐的王光美听得出了神。
看到这种情景，李克农笑着告诉她，这是陕北民歌《走西口》，如果以后到延安去，像这样好听的歌曲，到处都可以听到。
谈话结束时，李克农听王光美说是骑自行车来的，便说道：“你先回家休息，明天我们派车去接你。你把你家的地址留下来。”
第二天早晨，一辆黑色雪弗莱轿车驶进了旧刑部街。途中，王光美问司机说：“这是谁的轿车？”“是叶剑英将军的。”王光美没有再说什么，两天的接触，她仿佛走进了另外一个天地，那纯朴的同志情感，那官兵一体的同志关系，深深感染了她。她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这些共产党员的身上，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王光美到军调部后，开始主要是从事笔译《备忘录》等，后来任军调部整军处处长陈士榘的翻译，周恩来和美国将军马歇尔到北平时，她为叶剑英担任翻译，此后，叶剑英遇有谈判活动，需要翻译时，多由王光美跟随。
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６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命令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北平军调部的工作愈来愈艰险，逐渐形同虚设。
叶剑英根据中央的指示，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军事干部首先调整，离开北平。１０月，叶剑英派人找王光美谈话，征求她对自己未来工作的意见。她坚定地向组织表态：到延安去！投身到为中国人民解放的伟大洪流中去！
１１月１日，王光美匆匆告别父母，乘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汽车，来到北平西苑机场。那里停着一架专供北平至延安航线使用的小型军用飞机，机组人员全部由美国人担任。王光美走进机舱，里面已经坐了两个人。大家都没有打招呼，她看见其中一位是身着军便服，蓝眼睛、高个子的青年，显然是一名现役美军军官；另一位是文质彬彬的大学生模样的中国年轻人，后来，王光美才知道他是在南京谈判中，担任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秘书的宋平。
飞机安全降落在延安机场。李克农夫妇亲自到机场迎接。中央军委办公室的同志热情地帮助王光美拿东西。王光美望着巍峨的宝塔山，情不自禁地说道：“啊，到家啦！”
在延安杨家岭舞会上，刘少奇第一次见到王光美就问：“你是党员吗？”
王光美走下飞机，在时任中央军委情报处处长的李克农夫妇的陪同下，来到延安城北１公里的中央军委所在地王家坪，被分配在军委外事组。
王光美刚安顿下来，就随外事组转移到瓦窑堡农村。１１月下旬，紧张形势暂缓，因工作需要，王光美奉调再返延安，参加有关谈判的准备工作。这次，在延安住了近５个月。
延安的景况虽然不及北平繁华，但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一天，在食堂吃午饭的时候，毛泽东的警卫参谋龙飞虎遇见王光美。龙飞虎是在北平军调部担任叶剑英的秘书时和王光美认识的。龙飞虎说今天晚上杨家岭有舞会，想参加可以去。晚上，她在龙飞虎带领下，首次参加机关舞会。周恩来、刘少奇也来了，王光美在北平军调部就接触过周恩来，龙飞虎便将她介绍给刘少奇说：“这是王光美同志，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翻译，刚从瓦窑堡回来。”刘少奇任中共北方局书记时，曾在北平工作，问起了一些北平、特别是大学的情况。他转而问王光美：“你是党员吗？”王光美说：“现在还不是，希望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这些才到解放区的青年给予帮助。”刘少奇说：“看我有没有时间吧！”这是王光美第一次见刘少奇。
第二天，在北平军调部中央代表团任过联络处处长的徐冰，热情地将从北平、南京谈判代表团回来的同志，从王家坪用车拉到枣园，去拜会了朱德。朱德夫人康克清，又领大家去看望了刘少奇。王光美与大伙儿一起参加了这些活动。
１９４７年３月５日，对王光美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这天上午，朱德的秘书黄华通知王光美说，刘少奇今天有时间约你谈话，你马上去吧。后来，王光美才知道这是刘少奇打电话告诉叶剑英，叶剑英让黄华安排的。
王光美略带为难地说：“我怎么去枣园呢？”黄华告诉她，已备好一匹老马，常说“老马识途”，骑上又稳当，它会把你送到的。果然，老马沿着延河把王光美安全送到相隔十几里地的枣园。
王光美走进大门，向北穿过幸福渠，来到坐北面南的一排窑洞，径直走到那次已经去过的刘少奇办公室。走进屋内，见刘少奇与周恩来正在研究工作，刚想退出来时，周恩来笑着说：“我们一会儿就谈完，你稍候一下。”王光美就来到刘少奇秘书赖奎屋内。一会儿，周恩来走后，她便开始和刘少奇进行第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
王光美如实地谈到，在北平时，崔月犁曾告诉我可以写入党申请，但读了你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照自己，感觉条件不够，就没有勇气写。到延安后，经过参加军调部工作的考验，又经瓦窑堡基层的锻炼，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一直没有得到回音。最后，直率地说：“我不知道现在还要不要再提出入党要求？我想请求帮助的就是这件事。”
刘少奇讲了怎样看待知识，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要端正入党动机后，说：“如果你提出一次申请，组织没有批准，给你指出还有哪些不足，你考虑以后可以再提。”
吃午饭的时候，王光美看见饭菜十分简单。饭后，刘少奇还特意从抽屉里拿出几个显然放了很久的干瘪梨子。这次会面，给王光美留下深刻的记忆。
１９４７年３月５日下午，刘少奇、朱德在王家坪礼堂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从南京、北平回来的周恩来、叶剑英为首的全体同志，王光美被安排在刘少奇、朱德坐的第一桌。刘少奇致词说：“一年多来，在复杂的斗争中，你们与战斗工作在前线和解放区各条战线的同志们一样，积极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我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欢迎同志们胜利归来。”席间，王光美和刘少奇、朱德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几天后，胡宗南的空军轰炸延安前夕，周恩来、叶剑英召集南京、北平返回延安的同志开会，动员撤出延安，并宣布外事人员合编一个队，由薛子正任队长，黄华为副队长，王炳南任支部书记。接着，王光美随大家再到了瓦窑堡。
转移途中，根据中央凡是从白区到延安的同志要尽量到根据地参加土改运动的指导思想，王光美被分配到山西省兴县参加土改工作，王炳南担任队长。他们来到兴县蔡家崖晋绥分局所在地的时候，已经是１９４７年３月底了。
３月底，中央在清涧县北的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５人领导集体暂时分成两套班子，即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和军委日常工作；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４月４日晚，刘少奇、朱德、贺龙等乘汽车来到了蔡家崖。
一天中午，王炳南通知说刘少奇要会见从延安来参加土改的同志，顺便吃顿便饭。这真是一种缘分，没想到王光美在这里和刘少奇邂逅。
饭后，刘少奇对王光美说：“你集训学习已经结束，到华北晋察冀那边去参加土改也可以嘛！”王光美心想自己又写了入党申请书，支部书记王炳南才谈话肯定了表现不错，只是家在北平，组织还需要进一步了解，这时怎么能突然离开呢？便婉转地回答道：“现在学习已经结束，正等待分配下村，彼此都熟悉了，还是在这里参加土改吧。”
晚上，参加土改的几位女同志聊起刘少奇时，有人谈起刘少奇已经和夫人王前离异，现在身边还有一双年幼的儿女，身体又不好，仍坚持担负着中央领导的繁重工作；有人说如今正有人给刘少奇介绍女同志呢！
王光美没有参加议论，但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暗自在想，刘少奇说希望自己跟他到晋察冀那边去参加土地改革，是什么意思？
刘少奇离开兴县蔡家崖后，王光美便与外事组张香山、孙少礼夫妇，吴青等人被分配到兴县西川五区姚家会村参加土改。姚家会村是距兴县城北２０多公里的小山村，生活艰苦，住窑洞，吃“科勒”（土话，用黄豆、高粱、糠皮加红枣磨成面制成的炒面）、土豆，喝“糊糊”，加上语言不通，还要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斗争地主，这一切对于王光美都是严峻的考验。
其实，王光美第一次到瓦窑堡农村时，就对自己生活上如何群众化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她把从北平带来的红缎子被子，换成了白面白里。在姚家会村，她一身灰布军装，完全一副女战士的装束。王光美以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毅力，克服了种种困难，成为一个群众喜爱的土改工作队员。
１９４７年中秋节以后，姚家会村土改基本告一段落，王光美又被分配到魏家滩继续参加土改。经过姚家会村半年的基层工作锻炼，她已是协助分管妇女和青年工作的干部了。
１９４８年３月，毛泽东致电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央工委的刘少奇说，他和周恩来、任弼时等将于４月中旬前后抵达西柏坡，与中央工委的同志会合。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陆续向西柏坡转移。
５月１日，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在西柏坡开始办公。
王光美按组织通知，结束了土改工作队的工作，辗转到了西柏坡。这时，外事组在离西柏坡不远的陈家峪。王光美和吴青同住在柏里村。
在西柏坡，王光美政治上实现了成为共产党员的愿望；生活上和刘少奇结为伉俪
西柏坡由于机关集中，走动方便，大家见面的机会较多。在中央机关例行的舞会上，认识王光美的人也日渐增多。王光美和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见面的机会也多起来。
在一次中央机关晚会上，毛泽东问王光美：“你在北平辅仁大学学的什么？校长是谁？”王光美说：“我学的是原子物理，我们的校长是陈垣。”毛泽东笑着说，胜利以后，我们也要搞原子弹。毛泽东又问到中国有南陈、北陈之说时，王光美回答说：“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是研究历史的。主席说的南陈，我不了解，是不是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的陈寅恪教授？”
这是王光美第一次和毛泽东交谈。她想起在延安杨家岭的舞会上，刘少奇和她首次谈话，严肃地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微微察觉到两位中央领导人性格上的差异。
在外事组举办的一次舞会之后，刘少奇由王炳南陪同，特意来到王光美的宿舍。王光美的同屋吴青，因公外出，他们的谈话十分家常、随便。刘少奇问王光美星期天都干什么，王光美信口答道：“我不喜欢打扑克，多半是在屋里看看书，或到不远的南庄去赶集、散步。”刘少奇在分手时，告诉王光美：“你有空去我那里玩吧！”
从王光美在延安主动找刘少奇谈话，到今天刘少奇希望自己去他那里作客，经过断断续续的近两年的接触和对刘少奇的了解，王光美从对刘少奇的敬重，到对他家庭婚姻生活不幸的同情，心想一定要去看望刘少奇。
这是一次难忘的隐藏在刘少奇、王光美心灵深处的开诚布公的谈话。
看见王光美推门走进办公室，刘少奇第一句话就是：“你真的来了！”接着，关切地问道：“这么长的时间没有你的消息，不知道你的情况怎样？”
几句话，使王光美顿时心里热乎乎的，彼此的话题多起来了。
刘少奇爽直地表示了对王光美的爱慕之情后说：“我的年纪比较大，工作繁忙，又有孩子，希望你认真考虑。”
王光美有点不知所措，心想哪有光讲自己的缺点向女人求爱的。沉默一会儿，她扬起有点绯红的脸说：“年龄我倒没有考虑那么多，只是在政治水平上，我们相差那么远，而且我也不了解你个人过去的婚姻等情况。如果我们在一起，我不知道该怎么相处，要注意些什么。”
刘少奇认真地告诉王光美：“你应该注意什么和想了解我的历史，你去找安子文、李克农同志；你想知道我过去的婚姻状况，你可去问邓大姐（邓颖超），她就住在旁边的院子里。”
两人谈话都忘记了时间，刘少奇从抽屉里拿出一块表看了看说：“表不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心细的王光美感触之余，问道：“你怎么不叫人帮助修理一下？”刘少奇略显为难地说：“该叫谁啊？”蓦然，王光美不假思索地说道：“你交给我吧！我帮你去修！”
不久，王光美通过中央机关管理后勤的赖祖烈，托人把表带到石家庄修理好了。赖祖烈没有把表送给刘少奇，而是交给了王光美。不便于经常往刘少奇办公室跑的王光美，就向王炳南谈了修表的事，请他转交给了刘少奇。王炳南慢慢也看出些其中的缘由。
王光美对待和刘少奇的结合，是十分慎重的。她真的找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和李克农、邓颖超，征求了他们对自己婚姻选择的看法。安子文交代她和刘少奇在一起，要注意保密纪律，不该知道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领导同志之间谈话不要听等；邓颖超、李克农开始没有想到，问明情况后，都对王光美表示衷心的祝福。
刘少奇和王光美要结婚的事，在中央领导中间已不是什么秘密。王光美的父母都在北平，两年不通音信。恰巧，她的四哥王士光（即王光杰）从晋冀鲁豫军区来到西柏坡，找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王诤汇报解放区广播电台的工作，兄妹１０年没有相见，王光美便将和刘少奇结婚的事告诉了四哥。王士光严肃地告诉妹妹：“不要胡思乱想！”王光美也认真地说：“真的！”四哥说：“你懂什么！他是党的领袖！”王光美没有进一步解释，不再说什么了。
刘少奇、王光美定于８月２１日结婚。
刘少奇告诉王光美说，到时候把你的行李搬过来就是了，王光美问他：“我就这样搬到你这儿，算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到机关大食堂宣布一下？”刘少奇坚持说不用，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
新房就设在刘少奇办公和居住的两间土墙瓦顶房里。卧室里除了一张大木床和两把椅子以外，就是刘少奇从延安转战出来使用的那个写着“奇字第３号”的小书箱。室内设备虽然简陋，但经王光美凭借艺术的审美观和灵巧的双手，布置得十分干净、清雅。
结婚那一天，一直坚持工作的刘少奇，让卫士长李长友到王光美住处，将行李搬到西柏坡。外事组的同志作为“娘家人”，带着写有大家签名的“新婚志喜”的粉红绸子贺幛，和一个自己动手制作的贺喜蛋糕，簇拥着将王光美送到了西柏坡。
新华社同外事组都在陈家峪，社长廖承志和王光美两家是世交，他得知刘少奇、王光美结婚的消息后，急忙赶画了一幅开口笑着的月亮望着简朴大方新房的写意漫画，表示祝贺。
晚上，正好食堂有舞会。毛泽东、周恩来见刘少奇和王光美也来到舞场。周恩来知道刘少奇今天结婚，不举行仪式，便笑着向毛泽东说：“咱们一块去少奇同志家坐坐，看看他们住的地方。”
一个“家”字和“他们”二字，显现了周恩来的才智。毛泽东一行在刘少奇夫妇陪同下，来到新房。毛泽东风趣、幽默地说：“我５月来到西柏坡后，不知道来这间房里多少次，今天是最有新意啊！”
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以后，从中央军委外事组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担任刘少奇的秘书。终日工作、生活在一起，他们彼此更加了解，感情更加深厚。
一天，在吃午饭的时候，刘少奇问王光美：“你喜欢看神话吗？”
王光美对突然提出的问题，含糊其词地说：“我读过一些，挺有意思的。”
刘少奇说：“我很喜欢希腊神话中的一些故事。比如那位地神之子安泰。他依靠从母亲大地上吸取力量，只要他身不离开大地，在同敌人搏斗的时候，总是力大无比，所向无敌。后来，他的对手，利用他离不开土地这一点，设法把他举在空中，最后扼死了他。你说安泰的悲剧在哪里？”“他的致命弱点被对方抓住了。”王光美回答。
刘少奇接着说：“对，但还不仅仅是这一点。这个故事寓意很深。土地是安泰的母亲，就好比是人民。他离开了人民，必然被扼死。我国古代《荀子》一书中，也有‘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之说，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几天后，王光美在整理刘少奇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华北总分社部分记者学习集会上的讲话时，看到了有关安泰被扼死的一段话，这就是收入《刘少奇选集》中的那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