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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五个现代化”是党的决策层提出的重大治理构想，它的首要特点是与时代接轨，从而具有党的自我反思与自我要求的特征。
关键词 人事 理念 亲旧贤能 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阐明“第五个现代化”，①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要搞好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第三方治理等多方面的国家治理。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有其深刻与严峻的现实背景。如某西方学者认为，当前中国还在以管理封闭经济的体制（在）管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②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一些日趋严重的社会病症：道德沦丧、人情淡漠、信用危机、金钱至上、腐败蔓延、强权横行、践踏法律、弄虚作假成风，歪风邪气盛行。因此，“第五个现代化”不能在封闭的环境下进行，而应在更高标准的全球化开放背景下展开，既要西学东渐，也要东学西渐，特别要立足本土文化。然而，无论何种方式的治理现代化，用人必然是核心问题。
一、 目前各种社会病症的总根源及具体原因
“第五个现代化”从本质上说，是上层建筑、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的现代化。各种病症的总原因就是“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中，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力的严重滞后，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进而表现为以下四种典型矛盾。其一，多层次经济体与单一治理体系的矛盾。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在生产关系中出现了多种类型的经济体，由于不同经济类型的主体存在着竞争关系，诉求必然不同，甚至矛盾相反。其二，经济发展与贪污腐败的矛盾。经济体犹如生物体，健康成长必须维持一种良性的自循环结构。而腐败犹如生物体中恶的部分，它的存在必然破坏生物体的良性循环。政府人员参与微观的经济活动，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隐患。其三，群众贫困化与官员富有化的矛盾。与第二种典型矛盾相应，广大人民群众依赖社会经济体的繁荣昌盛，如近一段时间山西的七名省部级高官相继落马，暴露出的厅官腐败、群体腐败、政商勾结、前腐后继等问题犹为典型。其四，制度约束力对群众严控与对官员疏松的矛盾。一般来说，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体中，权力与责任应该对等，权力越大，责任则越大。而当前的情况是，很多官员由于享有特权，往往视制度为无物，完全不受约束。而对群众反映或反抗官员滥用权力的言行，多借“维稳”的名义加以严格限制，以至于侵害群众的人身安全等基本权力。如各地层出不穷的截访、强拆等现象。
二、 对“第五个现代化”与用人问题的分析
“第五个现代化”的提出，透显出决策层的一些理念。第一，表明中国共产党高层已经明确认识到，党自身的组织状况和能力既是问题的根源又是解决问题的着力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权力的流向基本上是从政府流向社会和市场”。③让市场在调配资源方面起决定性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种多元的价值观。如此，培育多元且公平竞争的经济体则是必然选择。与之相应，要么把管理者的参与人角色转变为维护秩序者，要么限制管理者的超出参与人角色的权利以保证公平竞争。简单讲，以传统文化来看，政府角色要从“父母”转变为“朋友”，从“什么都管”转变为“仅保障公平竞争的秩序”。第二，核心问题是执政者的现代化，即人的组织与人的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建立起了“大一统”政府，即与现在意义差不多的国家。人们已经习惯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然而，中国人传统上这种一元论的思维方式及“大一统”传统显然与具有多元思维方式、以简政放权为主要目的的治理现代化有所冲突。因此，一方面执政的组织是强有力的、高效的，另一方面，权力使用的偏离会造成严重的不公。所以，既要做好对目前执政状况的准确评估，又要紧跟、适应与世界相联系的瞬息万变的中国社会经济形势，政府的组织更新要稳定，要有趋势、有步骤、有节制。同时，在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情况下，提升治理能力要放开步子，大胆试、大胆闯，以一个较快较明显的节奏将能力提升起来。当然，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要靠合理有效的使用“人才”。所以，扫除在用人方面的一些不当观念则尤为必要。
从历史上来说，用人原则有三种类型。其一，“用亲用旧”型。殷商至春秋时期“用亲用旧”的观念占据统治地位，如王叔陈生的家宰鄙斥以才能与王叔争政的伯舆，“筚门圭窦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难为上矣”。其二，亲旧贤能两用型。晋文公作为逆境奋起的春秋霸主，面临大多亲旧的背叛，采取了新旧两用的策略，既“昭旧族，爱亲戚”、“ “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又“明贤良”、“赏功劳”、“礼宾旅”、“异姓之能，掌其远官”。第三种类型就是偏于尚贤型。卫懿公遭狄人灭国后，“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卫文公采取一系列措施“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孔子对周公的用人原则高度认可。周公对其子鲁侯伯禽讲“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於一人”。亲旧往往在国家中拥有特权，然而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亲旧在没有外界危机的时候，通常滥用权力，骄奢淫逸，使得国家从内部出现溃烂。在这个角度，执政者又与亲旧存在激烈的竞争和矛盾。借助贤人的力量来抑制亲旧就成为不二选择。孟子一方面赞同保留发展世族，另一方面则大力提倡用贤。在他看来，世族与贤人都不可缺少，关键在“共存共生”，无害于国，有利于民。孟子的观点处于由“用亲旧”往“尚贤能”转变过程的中间，即两用之。
今天，时代的语言发生了变化，俗语“拼爹”已成为社会用人上的风暴眼。在很多人看来，“拼爹”更多的表现出负面涵义。实际上，“拼爹”现象的产生根源于上述“用亲用旧”的观念。其中有很多很大的历史合理性在里面，如果一味片面地反对，恰恰不利于人们的“共存共生”。
三、在新型用人理念指导下的若干转向
从以上对用人问题的分析可以总结出“分领域”的新型用人理念。在该理念的指导下，针对当前的现（下转第159页）（上接第156页）实情况，具体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着力点应该产生一些转向。首先，国家治理应从严管群众转向严管官员。在用人上严控“裸官”等隐患群体成为当前用人工作的重中之重。把真正为人民着想、为国家考虑、为长治久安尽力的人才提拔上来，使党员干部队伍充满正能量。另一方面，群众利益频受侵害而诉告无门的现状急需改变。纪委等部门要畅通交流渠道，让群众对官员的监督落到实处，群众的经济活动得到保障，基层经济的繁荣才是长治久安的源头活水。同时也是减少乃至杜绝权力寻租的根本良方。对群众限制的少一点，相信群众才是党的优良作风。其次，“第五个现代化”透显党已经从寻找外在原因转向寻找自身原因。作为一个组织，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公理。并解决自身问题的负责任的做法，也是解决当前各种问题、立竿见影的治标之法。标本兼治则是组织用人的整体出发点。最后，理念的厘清与进步，人们将从单一用亲或单一选贤转向情理兼顾，取长补短，共生共荣。如上节所述，由于精神文化与物质财富的属性不同，而不同類型的用人原则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关键则在于人们思想上要辨清和疏通，既能照顾到人之常情，又能符合不同领域的具体道理。把握好其中的“度”，就会合情合理。 有了用人理念的转向，同时也要注意用人与组织工作的密切结合，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协同提升。选拔出一批真正有能力、心系组织与人民的党员干部。习近平在2013年6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中指出：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具体地，需要注意以下三点：其一，干部选任标准既要全面，更要严格。“全面”有两层含义：一是横向内容上的“全面”，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表现要全面，综合素质能力要强；二是纵向时间上的“全面”，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全面地考察干部的表现。“严格”是指对领导干部的选任标准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领导干部级别越高，要求就当越严、越苛刻。当然，并不是对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一味强调面面俱到，忽视干部的专业特长和个性，而是更强调干部选任标准的“底线思维”，尤其在道德品质、清正廉洁等方面，其“底线”要求必须要高于对普通群众的要求，不能将标准降低到一般的社会道德水准，甚至突破底线。其二，干部选任方式既要科学，更要民主。方式科学指需要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要紧密结合干部工作实际，认真总结，深入研究，不断改进，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制度机制。方式民主指要特别注意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扬民主结合起来，发挥党组织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把关作用。如资格审核、民主推荐、任期监督等坚持群众公认的原则，拓宽群众参与渠道。其三，干部培养途径既要看理论学习，更要看长期实践。好干部不会自然而然产生。干部要勤于学、敏于思，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富知识储备，完善知识结构，打牢履职尽责的知识基础。通过干部的多岗位交流轮岗、基层锻炼等形式，对丰富领导干部的阅历和经验、提高领导干部解决问题的能力、增长才干、提升领导创新意识、塑造领导干部心理素质等方面可起到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注：此前，学者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类型有流通现代化、教育现代化、民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等。
②王义桅.东西互鉴与第五个现代化[J].人民论坛，2014（4下）：8.
③华世平.一位美国学者眼中的“第五个现代化”[J].人民论坛，2014（4上）：42-43.
（张力文单位：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云南分公司；周臻君單位：湖北医药学院，为通讯作者）
关键词 人事 理念 亲旧贤能 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阐明“第五个现代化”，①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要搞好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第三方治理等多方面的国家治理。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有其深刻与严峻的现实背景。如某西方学者认为，当前中国还在以管理封闭经济的体制（在）管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②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一些日趋严重的社会病症：道德沦丧、人情淡漠、信用危机、金钱至上、腐败蔓延、强权横行、践踏法律、弄虚作假成风，歪风邪气盛行。因此，“第五个现代化”不能在封闭的环境下进行，而应在更高标准的全球化开放背景下展开，既要西学东渐，也要东学西渐，特别要立足本土文化。然而，无论何种方式的治理现代化，用人必然是核心问题。
一、 目前各种社会病症的总根源及具体原因
“第五个现代化”从本质上说，是上层建筑、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的现代化。各种病症的总原因就是“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中，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力的严重滞后，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进而表现为以下四种典型矛盾。其一，多层次经济体与单一治理体系的矛盾。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在生产关系中出现了多种类型的经济体，由于不同经济类型的主体存在着竞争关系，诉求必然不同，甚至矛盾相反。其二，经济发展与贪污腐败的矛盾。经济体犹如生物体，健康成长必须维持一种良性的自循环结构。而腐败犹如生物体中恶的部分，它的存在必然破坏生物体的良性循环。政府人员参与微观的经济活动，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隐患。其三，群众贫困化与官员富有化的矛盾。与第二种典型矛盾相应，广大人民群众依赖社会经济体的繁荣昌盛，如近一段时间山西的七名省部级高官相继落马，暴露出的厅官腐败、群体腐败、政商勾结、前腐后继等问题犹为典型。其四，制度约束力对群众严控与对官员疏松的矛盾。一般来说，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体中，权力与责任应该对等，权力越大，责任则越大。而当前的情况是，很多官员由于享有特权，往往视制度为无物，完全不受约束。而对群众反映或反抗官员滥用权力的言行，多借“维稳”的名义加以严格限制，以至于侵害群众的人身安全等基本权力。如各地层出不穷的截访、强拆等现象。
二、 对“第五个现代化”与用人问题的分析
“第五个现代化”的提出，透显出决策层的一些理念。第一，表明中国共产党高层已经明确认识到，党自身的组织状况和能力既是问题的根源又是解决问题的着力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权力的流向基本上是从政府流向社会和市场”。③让市场在调配资源方面起决定性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种多元的价值观。如此，培育多元且公平竞争的经济体则是必然选择。与之相应，要么把管理者的参与人角色转变为维护秩序者，要么限制管理者的超出参与人角色的权利以保证公平竞争。简单讲，以传统文化来看，政府角色要从“父母”转变为“朋友”，从“什么都管”转变为“仅保障公平竞争的秩序”。第二，核心问题是执政者的现代化，即人的组织与人的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建立起了“大一统”政府，即与现在意义差不多的国家。人们已经习惯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然而，中国人传统上这种一元论的思维方式及“大一统”传统显然与具有多元思维方式、以简政放权为主要目的的治理现代化有所冲突。因此，一方面执政的组织是强有力的、高效的，另一方面，权力使用的偏离会造成严重的不公。所以，既要做好对目前执政状况的准确评估，又要紧跟、适应与世界相联系的瞬息万变的中国社会经济形势，政府的组织更新要稳定，要有趋势、有步骤、有节制。同时，在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情况下，提升治理能力要放开步子，大胆试、大胆闯，以一个较快较明显的节奏将能力提升起来。当然，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要靠合理有效的使用“人才”。所以，扫除在用人方面的一些不当观念则尤为必要。
从历史上来说，用人原则有三种类型。其一，“用亲用旧”型。殷商至春秋时期“用亲用旧”的观念占据统治地位，如王叔陈生的家宰鄙斥以才能与王叔争政的伯舆，“筚门圭窦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难为上矣”。其二，亲旧贤能两用型。晋文公作为逆境奋起的春秋霸主，面临大多亲旧的背叛，采取了新旧两用的策略，既“昭旧族，爱亲戚”、“ “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又“明贤良”、“赏功劳”、“礼宾旅”、“异姓之能，掌其远官”。第三种类型就是偏于尚贤型。卫懿公遭狄人灭国后，“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卫文公采取一系列措施“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孔子对周公的用人原则高度认可。周公对其子鲁侯伯禽讲“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於一人”。亲旧往往在国家中拥有特权，然而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亲旧在没有外界危机的时候，通常滥用权力，骄奢淫逸，使得国家从内部出现溃烂。在这个角度，执政者又与亲旧存在激烈的竞争和矛盾。借助贤人的力量来抑制亲旧就成为不二选择。孟子一方面赞同保留发展世族，另一方面则大力提倡用贤。在他看来，世族与贤人都不可缺少，关键在“共存共生”，无害于国，有利于民。孟子的观点处于由“用亲旧”往“尚贤能”转变过程的中间，即两用之。
今天，时代的语言发生了变化，俗语“拼爹”已成为社会用人上的风暴眼。在很多人看来，“拼爹”更多的表现出负面涵义。实际上，“拼爹”现象的产生根源于上述“用亲用旧”的观念。其中有很多很大的历史合理性在里面，如果一味片面地反对，恰恰不利于人们的“共存共生”。
三、在新型用人理念指导下的若干转向
从以上对用人问题的分析可以总结出“分领域”的新型用人理念。在该理念的指导下，针对当前的现（下转第159页）（上接第156页）实情况，具体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着力点应该产生一些转向。首先，国家治理应从严管群众转向严管官员。在用人上严控“裸官”等隐患群体成为当前用人工作的重中之重。把真正为人民着想、为国家考虑、为长治久安尽力的人才提拔上来，使党员干部队伍充满正能量。另一方面，群众利益频受侵害而诉告无门的现状急需改变。纪委等部门要畅通交流渠道，让群众对官员的监督落到实处，群众的经济活动得到保障，基层经济的繁荣才是长治久安的源头活水。同时也是减少乃至杜绝权力寻租的根本良方。对群众限制的少一点，相信群众才是党的优良作风。其次，“第五个现代化”透显党已经从寻找外在原因转向寻找自身原因。作为一个组织，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公理。并解决自身问题的负责任的做法，也是解决当前各种问题、立竿见影的治标之法。标本兼治则是组织用人的整体出发点。最后，理念的厘清与进步，人们将从单一用亲或单一选贤转向情理兼顾，取长补短，共生共荣。如上节所述，由于精神文化与物质财富的属性不同，而不同類型的用人原则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关键则在于人们思想上要辨清和疏通，既能照顾到人之常情，又能符合不同领域的具体道理。把握好其中的“度”，就会合情合理。 有了用人理念的转向，同时也要注意用人与组织工作的密切结合，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协同提升。选拔出一批真正有能力、心系组织与人民的党员干部。习近平在2013年6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中指出：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具体地，需要注意以下三点：其一，干部选任标准既要全面，更要严格。“全面”有两层含义：一是横向内容上的“全面”，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表现要全面，综合素质能力要强；二是纵向时间上的“全面”，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全面地考察干部的表现。“严格”是指对领导干部的选任标准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领导干部级别越高，要求就当越严、越苛刻。当然，并不是对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一味强调面面俱到，忽视干部的专业特长和个性，而是更强调干部选任标准的“底线思维”，尤其在道德品质、清正廉洁等方面，其“底线”要求必须要高于对普通群众的要求，不能将标准降低到一般的社会道德水准，甚至突破底线。其二，干部选任方式既要科学，更要民主。方式科学指需要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要紧密结合干部工作实际，认真总结，深入研究，不断改进，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制度机制。方式民主指要特别注意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扬民主结合起来，发挥党组织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把关作用。如资格审核、民主推荐、任期监督等坚持群众公认的原则，拓宽群众参与渠道。其三，干部培养途径既要看理论学习，更要看长期实践。好干部不会自然而然产生。干部要勤于学、敏于思，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富知识储备，完善知识结构，打牢履职尽责的知识基础。通过干部的多岗位交流轮岗、基层锻炼等形式，对丰富领导干部的阅历和经验、提高领导干部解决问题的能力、增长才干、提升领导创新意识、塑造领导干部心理素质等方面可起到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注：此前，学者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类型有流通现代化、教育现代化、民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等。
②王义桅.东西互鉴与第五个现代化[J].人民论坛，2014（4下）：8.
③华世平.一位美国学者眼中的“第五个现代化”[J].人民论坛，2014（4上）：42-43.
（张力文单位：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云南分公司；周臻君單位：湖北医药学院，为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