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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客”一词，古往今来，有多种诠释。有指赏花之人；有指代花行的经纪人；亦有如宋时姚宽《西溪丛语》中，将牡丹、梅花等三十种花分为“贵客”“清客”等“三十客”，以花喻友者。本文所谈之“花客”，与以上皆有所不同，指的是那些在民国初年，活动于广大西北边塞地区，为偷种罂粟，而来往出入关口的种烟人。
三季“花客”
民国初期，内地花客入疆种烟，大体可依据罂粟播种的时令不同，而分为“春花”“秋花”及“冬花”三个群体。种“春花”者，是于每年农历的二三月间，出关赴疆下种；“秋花”客，则需要在农历的四五月间入疆，将烟籽下种，至农历七八月问前往割浆；种“冬花”者，则需在农历的九十月间出关，撒花种于雪上，待来年春来雪融，烟种自行入土，生根发苗。
前往新疆种烟的花客，多是以青、甘两省的流民为主，新疆本地土著种烟者相对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土著“各有身家妻子”，住所固定，官府便于查禁。而内地游民花客则不同，他们“种烟则来，收浆则去，飘忽无常，形同匪类”，极大的流动性导致官府根本无从查缉，并且新疆属“荒芜极边”，地广人稀，花客偷种烟苗，从事官府明令禁止的事项，选的自然是人迹罕至处。因此，花客们常是以百十人为一群体，远赴距离城乡数百里之遥的深山，撒种后即行离疆东归。迨烟苗花开结实，再行入疆，收割烟浆卖钱返回。花客偷种烟苗的违法性以及政府对于此事的稽查，直接决定了新疆花客的外来属性及其行为的流动性。
在种烟的地域选择上，花客们倾向选择“无主荒地”。而于“民荒”“官荒”之间，则又更偏向“无主官荒之地”。因为“民荒之地”，即便再“荒”，都是“有主之业”，官府尚易清查。而“官荒之地”，则多在深山老林，远离人烟的罕至之区。即便官府吏员奉命远赴稽查，也会因为其地实在“幽僻荒远”，根本得不到周边乡绅等势力的支援，多是草草了事。
当局的查禁
不管是清朝还是民国，官方对于民间偷种烟苗的查禁都未曾停止过。只是由于大时代的影响，当局稽查有所局限而受羁绊罢了。杨增新主政新疆后，较为稳定的政局才给了官府查禁鸦片种植的物质与精力保障。当然，国民政府参加万国禁烟会，签署《海牙鸦片公约》也是影响新疆厉行禁烟的重要外部因素。
通常，新疆当局会在阳历五月，也就是农历的三月间，前往查拿花客。因为这个时候查禁，“冬花可以翻犁，而春花不敢再种”。而每次禁烟，政府的开支也是较为庞大的。不仅要支付所派禁烟专员的薪水、车马费，一旦寻获花客种烟地点后，官府还需从数百里外，雇牛和人工，前往代为翻犁。
以民国3年至4年（1914-1915年）新疆禁烟运动为例，杨增新一面派四十多位禁烟专员深赴新疆各處稽查，一面督饬各地文武官员、蒙古王公、哈萨头目等，与专员会同查禁。每月每名禁烟专员薪水，再加上其车费等开支，数目相当可观。
官府对于花客的惩罚，亦颇为严重。民国4年，在距阜康县城三百多里的东乡梭梭沟地方，查获种烟人犯李荣章等5人；在距乌苏县城四百里外西乡甘家湖地方，查获种烟人犯李正福等23人；在距迪化县城一百八十里外西乡土圈子地方，查获种烟人犯张世岩等4人。李荣章、李正福、张世岩等三人，作为“种烟首要人犯”，是因“边地情形特别”，必须“严加惩创”，否则“不足以昭警戒，而免效尤”等因，被判处死刑。
屡禁为何不止
杨增新掌控新疆军政大权后，于禁烟一事，查禁尤为严紧。有道是：烟苗一律禁绝，花客一律严惩。但为何偷种烟苗一事，就是屡禁不止呢？以下仅从天时、地利及人事三方面，予以概述之：
其一，所谓“天时”，即相比内地种烟的每年不过春季布种一次，新疆当地还可以另在七八月间以及十月冬雪落地时，再行布种。此乃新疆种烟之“天时”，为内地所无法企及。
其二，所谓“地利”，内地腹省人烟稠密、野无旷土，但凡有违禁种烟者，不仅官府极易察觉，当地绅民亦会禁止，而新疆则不同，其地广人稀，一旦有花客躲居于深山穷谷，旷无居人之处，偷种烟苗，官府很难发现，更毋提查禁之事。且深山无人之地，春夏阴雨，种植烟苗，无需灌溉即可长成。但凡官员稽查不及，花客一旦收割即可获取暴利。可以说，花客在疆偷种烟苗一事，其风险与获利，是成非正比关系的。
其三，所谓“人事”，即民国之初，新疆天山南北种烟情形，可以描述为几乎是“无人不种，无地不种，无年不种”。内地前往新疆种烟的花客，多系游民出身，播种则来，割浆则去。每年出关游民不下数万人，专以种烟为职业，而此些人的姓名、籍贯，官府根本无从考究。且花客赴疆，多系百十人为一群，非借兵力无法查禁。而游民又常与会匪相勾结，两相结合，新疆当地官吏亦根本不敢过问。何况当时很多新疆在职官员迫于各种压力，主动或被动地也参与其中。因此，多种复杂因素的交织，以至于在清宣统元年（1909年），新疆出现过花客聚众抗官事件。
正因为这“天时”“地利”与“人事”之便，民国新疆花客偷种烟苗的行为才会出现屡禁不止的情形。杨增新一直强调认为，边地禁烟，势必较内地腹省为难，一旦稍行宽纵，就极有可能因此一隅禁烟之不力，而酿成边祸之大患，贻误全国。但是，这种边疆危机感，并未在实际禁烟行动中增加多么大的实际效应。
三季“花客”
民国初期，内地花客入疆种烟，大体可依据罂粟播种的时令不同，而分为“春花”“秋花”及“冬花”三个群体。种“春花”者，是于每年农历的二三月间，出关赴疆下种；“秋花”客，则需要在农历的四五月间入疆，将烟籽下种，至农历七八月问前往割浆；种“冬花”者，则需在农历的九十月间出关，撒花种于雪上，待来年春来雪融，烟种自行入土，生根发苗。
前往新疆种烟的花客，多是以青、甘两省的流民为主，新疆本地土著种烟者相对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土著“各有身家妻子”，住所固定，官府便于查禁。而内地游民花客则不同，他们“种烟则来，收浆则去，飘忽无常，形同匪类”，极大的流动性导致官府根本无从查缉，并且新疆属“荒芜极边”，地广人稀，花客偷种烟苗，从事官府明令禁止的事项，选的自然是人迹罕至处。因此，花客们常是以百十人为一群体，远赴距离城乡数百里之遥的深山，撒种后即行离疆东归。迨烟苗花开结实，再行入疆，收割烟浆卖钱返回。花客偷种烟苗的违法性以及政府对于此事的稽查，直接决定了新疆花客的外来属性及其行为的流动性。
在种烟的地域选择上，花客们倾向选择“无主荒地”。而于“民荒”“官荒”之间，则又更偏向“无主官荒之地”。因为“民荒之地”，即便再“荒”，都是“有主之业”，官府尚易清查。而“官荒之地”，则多在深山老林，远离人烟的罕至之区。即便官府吏员奉命远赴稽查，也会因为其地实在“幽僻荒远”，根本得不到周边乡绅等势力的支援，多是草草了事。
当局的查禁
不管是清朝还是民国，官方对于民间偷种烟苗的查禁都未曾停止过。只是由于大时代的影响，当局稽查有所局限而受羁绊罢了。杨增新主政新疆后，较为稳定的政局才给了官府查禁鸦片种植的物质与精力保障。当然，国民政府参加万国禁烟会，签署《海牙鸦片公约》也是影响新疆厉行禁烟的重要外部因素。
通常，新疆当局会在阳历五月，也就是农历的三月间，前往查拿花客。因为这个时候查禁，“冬花可以翻犁，而春花不敢再种”。而每次禁烟，政府的开支也是较为庞大的。不仅要支付所派禁烟专员的薪水、车马费，一旦寻获花客种烟地点后，官府还需从数百里外，雇牛和人工，前往代为翻犁。
以民国3年至4年（1914-1915年）新疆禁烟运动为例，杨增新一面派四十多位禁烟专员深赴新疆各處稽查，一面督饬各地文武官员、蒙古王公、哈萨头目等，与专员会同查禁。每月每名禁烟专员薪水，再加上其车费等开支，数目相当可观。
官府对于花客的惩罚，亦颇为严重。民国4年，在距阜康县城三百多里的东乡梭梭沟地方，查获种烟人犯李荣章等5人；在距乌苏县城四百里外西乡甘家湖地方，查获种烟人犯李正福等23人；在距迪化县城一百八十里外西乡土圈子地方，查获种烟人犯张世岩等4人。李荣章、李正福、张世岩等三人，作为“种烟首要人犯”，是因“边地情形特别”，必须“严加惩创”，否则“不足以昭警戒，而免效尤”等因，被判处死刑。
屡禁为何不止
杨增新掌控新疆军政大权后，于禁烟一事，查禁尤为严紧。有道是：烟苗一律禁绝，花客一律严惩。但为何偷种烟苗一事，就是屡禁不止呢？以下仅从天时、地利及人事三方面，予以概述之：
其一，所谓“天时”，即相比内地种烟的每年不过春季布种一次，新疆当地还可以另在七八月间以及十月冬雪落地时，再行布种。此乃新疆种烟之“天时”，为内地所无法企及。
其二，所谓“地利”，内地腹省人烟稠密、野无旷土，但凡有违禁种烟者，不仅官府极易察觉，当地绅民亦会禁止，而新疆则不同，其地广人稀，一旦有花客躲居于深山穷谷，旷无居人之处，偷种烟苗，官府很难发现，更毋提查禁之事。且深山无人之地，春夏阴雨，种植烟苗，无需灌溉即可长成。但凡官员稽查不及，花客一旦收割即可获取暴利。可以说，花客在疆偷种烟苗一事，其风险与获利，是成非正比关系的。
其三，所谓“人事”，即民国之初，新疆天山南北种烟情形，可以描述为几乎是“无人不种，无地不种，无年不种”。内地前往新疆种烟的花客，多系游民出身，播种则来，割浆则去。每年出关游民不下数万人，专以种烟为职业，而此些人的姓名、籍贯，官府根本无从考究。且花客赴疆，多系百十人为一群，非借兵力无法查禁。而游民又常与会匪相勾结，两相结合，新疆当地官吏亦根本不敢过问。何况当时很多新疆在职官员迫于各种压力，主动或被动地也参与其中。因此，多种复杂因素的交织，以至于在清宣统元年（1909年），新疆出现过花客聚众抗官事件。
正因为这“天时”“地利”与“人事”之便，民国新疆花客偷种烟苗的行为才会出现屡禁不止的情形。杨增新一直强调认为，边地禁烟，势必较内地腹省为难，一旦稍行宽纵，就极有可能因此一隅禁烟之不力，而酿成边祸之大患，贻误全国。但是，这种边疆危机感，并未在实际禁烟行动中增加多么大的实际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