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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四书故训释读方位的多样性出发,通过对四书故训诠释词义、疏通文意、阐述语法三个方面内容的介绍,指出故训的多方位释读方式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故训,又称训诂,是指对古代文献中的各种语言现象进行解释。唐孔颖达《毛诗正义》说:“故训传者,注解之别名。……故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形貌以告人也。……故训者,通古今之异词,辩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古代文献是由古人用当时的语言记录下来的。创作、撰写、记录这些文献的人,知识水平参差不齐,术业专攻各有所异,郡望方言亦非一致。而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语言也在不断演化,前代妇孺皆知的语句,后代的文人学士也不能完全明白。历代耳闻口授、转抄传刻造成的讹误,亦常使后代读者难以准确理解文献原文。这就需要有人给这些难懂的文献作出注解。由此就产生了训诂这门学问。
四书是儒家的基本经典,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对四书的训诂是我们所说的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书故训的训释内容主要包括注明音义、诠释词义、疏通文义、阐述语法、分析篇章结构、阐明修辞表达方式以及说明历史背景、典章制度等。其基本方法包括以形说义,即形训,因声求义,即声训,据文证义,即义训。四书故训释读方位的多样性为我们搭建了理解、诠释四书的阶梯和桥梁。下面简略的为四书故训的这一津梁作用做一论述。
一、诠释词义
诠释词义在训诂中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训诂要解释文献语言,而词是语言中最小的独立运用的意义单位,是语义的基本单位。准确无误、简洁明了的解释古代文献中的词义,是训诂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
注释词义大致包括直训和义界两种形式。以已知或常用的词解释同义词(近义词),即直接以词解词,叫做直训。这是训诂专著和传注书都常用的一种释词形式。《论语·公治长》:“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朱熹注:“朽,腐也。雕,刻画也。杇,镘也”。四书故训的释义常用“某,某也”、“某者,某也”、“某,某者也”、“某,某”等格式表示。
由于直训重视同义或近义,而忽略了词义之间的相异,这就无法满足人们准确、明晰的区别词义的要求。给词义下界说叫做义界,即用一串词给词义做定义式的解释,以指明词义的内涵和外延,使人明了该词与其他语辞的异同。《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穷”之本义为人在洞穴之中,引申为有障碍、走到尽头而无法通行之义。用之则指仕宦之途,则为困窘滞留,不被任用,与“达”表官运亨通义正好相反。“穷”与“达”的区分构成义界。
诠释词义还包括一项内容,那就是注明音义。古书注音的对象,主要是一些多音多义词。注音的方法常用反切和直音,有时也以“读若”、“读如”、“如字”等用语指出读音。如《论语》“宰予昼寝”篇朱熹的注解“朽,许久反。杇,音污。与,平声,下同”。就是注明音义的训诂。
二、疏通文意
解释句意常常是直接解释句子的实义。如《论语·为政》:“举善而教不能,则民劝”。包咸注曰:“举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则民劝勉”。包注就是直译经文。这种直译的解句方式,将句意解释与词义诠释结合得十分紧密,注文与原文中对应的词语,实可视为解词的直训形式。
归纳篇章主旨则是在具体解释了文献中词句意义后,再从宏观上对整段,整章的内容进行概括。在汉代兴起的章句体注释中,归纳篇章主旨常以“章指”的形式出现,即在原文每一章的结尾对整章内容进行概括说明。如《孟子·离娄上》第一章赵岐注,“章指:言虽有巧智,犹须法度。国由先王,礼仪为要。不仁在位,播越其恶。诬君不谏,故谓之贼。明上下相须而道化行也”。赵注在串讲解释经文的词、句后,又对这一章的中心思想进行了总的的阐述。其“章指”前四句分别归纳了经文的四层意思:治国需仁、法结合——因循先王的经验——为君要仁——为臣要忠。末句总说本章主旨在明君臣相辅,方可治国。
三、阐述语法
语法是人们在使用语言时约定俗成的遣词造句的规则,它与对文意得理解紧密相关。因此,训诂也将它作为自己的重要内容之一,训诂对语法的阐述包括词法和句法两大类。
古人训诂对词法的阐述,表现为对虚词、实词词类的划分和各类词的语法功能的分析。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对虚词的诠释。如《孟子·梁惠王上》:“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朱熹注:“已,语助辞”。“辞”、“语辞”、“语助辞”等术语是古人专门用以诠释虚词的训诂术语。它们代表了古人对词性最基本的认识——虚实之分。
如《孟子·公孙丑下》:“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赵岐注:“云尔,绝语之辞也”,这就表明这是一个虚词。又如《公孙丑上》“恶,是何言也”。朱熹注:“恶,惊叹辞也”。
除了对虚词的诠释,古人训诂对词法的分析还涉及形容词的辨别,实词特殊用法的阐明等内容。《孟子·梁惠王上》:“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朱熹注曰:“朝,致其来朝也”。说明这里的“朝”是使动用法。
句法方面主要是对句读的分析。对古代文献断句的正确与否,直接体现和影响着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古人明确把分析句读作为小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它也是训诂的重要内容。如《中庸》:“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朱熹注曰:“子、臣、弟、友,四字绝句。”这就是句读了。
四、结束语
就四书而言,其故训实有多个方位、多个角度的切入。这些释读方位的多样性对我们深入理解原书的意义,增强典籍的文化传播效果具有明显作用。由此,我们若要进一步把握四书经典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便不能部重视训诂学在其中的文学阐释与传播作用。
故训,又称训诂,是指对古代文献中的各种语言现象进行解释。唐孔颖达《毛诗正义》说:“故训传者,注解之别名。……故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形貌以告人也。……故训者,通古今之异词,辩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古代文献是由古人用当时的语言记录下来的。创作、撰写、记录这些文献的人,知识水平参差不齐,术业专攻各有所异,郡望方言亦非一致。而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语言也在不断演化,前代妇孺皆知的语句,后代的文人学士也不能完全明白。历代耳闻口授、转抄传刻造成的讹误,亦常使后代读者难以准确理解文献原文。这就需要有人给这些难懂的文献作出注解。由此就产生了训诂这门学问。
四书是儒家的基本经典,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对四书的训诂是我们所说的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书故训的训释内容主要包括注明音义、诠释词义、疏通文义、阐述语法、分析篇章结构、阐明修辞表达方式以及说明历史背景、典章制度等。其基本方法包括以形说义,即形训,因声求义,即声训,据文证义,即义训。四书故训释读方位的多样性为我们搭建了理解、诠释四书的阶梯和桥梁。下面简略的为四书故训的这一津梁作用做一论述。
一、诠释词义
诠释词义在训诂中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训诂要解释文献语言,而词是语言中最小的独立运用的意义单位,是语义的基本单位。准确无误、简洁明了的解释古代文献中的词义,是训诂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
注释词义大致包括直训和义界两种形式。以已知或常用的词解释同义词(近义词),即直接以词解词,叫做直训。这是训诂专著和传注书都常用的一种释词形式。《论语·公治长》:“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朱熹注:“朽,腐也。雕,刻画也。杇,镘也”。四书故训的释义常用“某,某也”、“某者,某也”、“某,某者也”、“某,某”等格式表示。
由于直训重视同义或近义,而忽略了词义之间的相异,这就无法满足人们准确、明晰的区别词义的要求。给词义下界说叫做义界,即用一串词给词义做定义式的解释,以指明词义的内涵和外延,使人明了该词与其他语辞的异同。《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穷”之本义为人在洞穴之中,引申为有障碍、走到尽头而无法通行之义。用之则指仕宦之途,则为困窘滞留,不被任用,与“达”表官运亨通义正好相反。“穷”与“达”的区分构成义界。
诠释词义还包括一项内容,那就是注明音义。古书注音的对象,主要是一些多音多义词。注音的方法常用反切和直音,有时也以“读若”、“读如”、“如字”等用语指出读音。如《论语》“宰予昼寝”篇朱熹的注解“朽,许久反。杇,音污。与,平声,下同”。就是注明音义的训诂。
二、疏通文意
解释句意常常是直接解释句子的实义。如《论语·为政》:“举善而教不能,则民劝”。包咸注曰:“举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则民劝勉”。包注就是直译经文。这种直译的解句方式,将句意解释与词义诠释结合得十分紧密,注文与原文中对应的词语,实可视为解词的直训形式。
归纳篇章主旨则是在具体解释了文献中词句意义后,再从宏观上对整段,整章的内容进行概括。在汉代兴起的章句体注释中,归纳篇章主旨常以“章指”的形式出现,即在原文每一章的结尾对整章内容进行概括说明。如《孟子·离娄上》第一章赵岐注,“章指:言虽有巧智,犹须法度。国由先王,礼仪为要。不仁在位,播越其恶。诬君不谏,故谓之贼。明上下相须而道化行也”。赵注在串讲解释经文的词、句后,又对这一章的中心思想进行了总的的阐述。其“章指”前四句分别归纳了经文的四层意思:治国需仁、法结合——因循先王的经验——为君要仁——为臣要忠。末句总说本章主旨在明君臣相辅,方可治国。
三、阐述语法
语法是人们在使用语言时约定俗成的遣词造句的规则,它与对文意得理解紧密相关。因此,训诂也将它作为自己的重要内容之一,训诂对语法的阐述包括词法和句法两大类。
古人训诂对词法的阐述,表现为对虚词、实词词类的划分和各类词的语法功能的分析。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对虚词的诠释。如《孟子·梁惠王上》:“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朱熹注:“已,语助辞”。“辞”、“语辞”、“语助辞”等术语是古人专门用以诠释虚词的训诂术语。它们代表了古人对词性最基本的认识——虚实之分。
如《孟子·公孙丑下》:“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赵岐注:“云尔,绝语之辞也”,这就表明这是一个虚词。又如《公孙丑上》“恶,是何言也”。朱熹注:“恶,惊叹辞也”。
除了对虚词的诠释,古人训诂对词法的分析还涉及形容词的辨别,实词特殊用法的阐明等内容。《孟子·梁惠王上》:“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朱熹注曰:“朝,致其来朝也”。说明这里的“朝”是使动用法。
句法方面主要是对句读的分析。对古代文献断句的正确与否,直接体现和影响着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古人明确把分析句读作为小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它也是训诂的重要内容。如《中庸》:“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朱熹注曰:“子、臣、弟、友,四字绝句。”这就是句读了。
四、结束语
就四书而言,其故训实有多个方位、多个角度的切入。这些释读方位的多样性对我们深入理解原书的意义,增强典籍的文化传播效果具有明显作用。由此,我们若要进一步把握四书经典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便不能部重视训诂学在其中的文学阐释与传播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