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专家点评：
成立于1919年的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虽为私立研究机构，但已成为研究美国内政、全球安全、亚洲及中国问题的顶尖的权威机构。
是何原因促使胡佛研究院“牛”气冲天？是因为它拥有灿若星辰的学问大家？还是因为它有一掷千金的雄厚实力？这里的重要原因恐怕很出乎许多人的意外，这就是无孔不入、不遗余力地搜罗征集，分门别类、规范有序地科学管理，认真钻研、实事求是地充分利用档案资料。
来自胡佛研究院的报告再次让我们见识了档案的魅力。
媒体故事：
胡佛为何有今日声誉？胡佛研究院资深副院长理查德·苏萨看来，胡佛的首个特色是它的多元化，其研究内容包罗多样，“我们的研究项目不但深、专，而且广，举凡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环境、工业、国际关系等都是我们关心的议题。”
胡佛的第二个特点是它在地理上远离华府政治中心，胡佛的学者能保持相当距离观测当前政策，独立思考，而不像一些华盛顿的智库，因为跟美国政治人物接近，易受其影响。“我们在加州、在太平洋沿岸，这是我们一个特色，尤其在21世纪。在太平洋沿岸，你会经历很多台风、地震、龙卷风、海啸等政治上的诸多问题。”
“胡佛研究院的人都勇于尝试、敢于冒险，所以在1919年，赫伯特·胡佛先生拿出5万美元给斯坦福大学，希望斯坦福大学校长能派两名年轻学者收集有关欧洲战后的档案，这个举动在当年来讲是史无前例的”，苏萨认为这是胡佛的第三个特点，基于此，胡佛能不断拿到新的档案。胡佛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条件为全世界其他智库没有，即胡佛拥有自身丰富、坚实的研究型图书与档案。成立近90年的胡佛集聚了约6000种收藏品、80万册书与手稿、6000万份文献、超过10万份以上的政治海报、6万份影音资料……
胡佛收集到的浩瀚档案来源于各方，包括传教士、教师、军人、医生、社会工作者、学生等，且绝大多数为第一手资料，有很多是手写资料。
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胡佛立刻派了非常能干的档案人员到波兰华沙，尽快成立据点，积极收集相关资料，“据我所知，在柏林墙倒塌时，全世界档案馆里只有胡佛做了这样一个决定，把我们的档案人员送到华沙。结果我们的收获非常丰富，我们有相当多的波兰政府资料及当时欧洲的相关资料”，苏萨说。
1991年苏联刚解体时，胡佛在那混乱当口，大胆地将他们的档案人员与机器送到苏联，在那里用微缩胶片技术保存苏共档案，最后胡佛保存了相当完整的苏共档案，“那时许多地方没有电，社会非常混乱，人身安全都有困难，可胡佛就把人送过去了。”
同样，在2000年台湾国民党选举失败之后，胡佛立刻跟台湾的国民党协商，希望保存国民党档案，“我们经过很长的协商，克服种种困难，现在胡佛有6台机器空运到台湾，在国民党的一个小实验室里用微缩胶片技术保存国民党档案，现在我们已做了90多万件国民党资料，我们预计要做三四百万件”，苏萨介绍。
就在最近，有一大批来自伊拉克纪念基金会的档案进入胡佛。纪念基金会在伊拉克收集到许多珍贵资料。“胡佛想争取这批伊拉克的资料是相当有争议，牵涉到法律、安全问题，但胡佛大胆尝试，这些资料运送都非常困难，都是先运到美国东岸，再辗转运到胡佛”。苏萨表示，胡佛从未因为有类似困难而放弃追寻、保存重要档案。
在图书与档案收集方面，胡佛过去的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欧洲，但苏萨表示，现在胡佛的重点无疑放在亚洲，特别是中国、日本、韩国、巴基斯坦、印度等。
在1900年义和团事变时，胡佛研究院的创办人，24岁的赫伯特·胡佛就在中国开滦煤矿任工程师，他对中国很有兴趣。1929年3月，胡佛当选为美国第31届总统，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他在生前曾将大量文物、资料捐献给胡佛研究院，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他早年在中国天津生活期间的实物与档案。
很早时候，胡佛研究院就开始收集有关中国的档案，目前，胡佛已收集550多种中国方面的档案。“我们过去在中国的收藏相当丰富，我们有国民政府、‘满洲国’、‘文革’时期的收藏，有中国共产党早期及1949年之后在中国大陆的收藏，另外，抗战时期中美关系及之后中苏关系的收藏，我们都有相当多”。
2005年2月，蒋家与胡佛共同宣布，同意将两蒋日记暂存胡佛50年，并逐年公开蒋介石日记。目前，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档案几乎尽被胡佛收入囊中，其中宋子文的档案最为完整、并已全部开放。苏萨比喻，档案收集工作就像滚雪球，你做得好，别人会更信任你，成功会带来更多成功，“例如，我们早在70年代就拿到第一批宋子文先生的档案，因为胡佛做得很好，所以直到2004年，宋家还不断把宋档交给我们。也因为跟宋家建立了很好关系，所以我们有渠道能拿到孔祥熙先生的档案，也因为得到孔、宋家属信任，对后来蒋家决定把两蒋日记放到胡佛也有影响”。
“胡佛的目的不是去拥有这些资料，更不是从别的民族把这些资料抢过来。”“任何人到胡佛来，只要拿出一个有照片的ID（身份证件），比方护照等，然后办一个借档案的许可证，就可以进去”，苏萨说。
媒体文章来源：
贺莉丹：揭开世界顶尖智库的面纱，《新民周刊》2008年第16期。
成立于1919年的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虽为私立研究机构，但已成为研究美国内政、全球安全、亚洲及中国问题的顶尖的权威机构。
是何原因促使胡佛研究院“牛”气冲天？是因为它拥有灿若星辰的学问大家？还是因为它有一掷千金的雄厚实力？这里的重要原因恐怕很出乎许多人的意外，这就是无孔不入、不遗余力地搜罗征集，分门别类、规范有序地科学管理，认真钻研、实事求是地充分利用档案资料。
来自胡佛研究院的报告再次让我们见识了档案的魅力。
媒体故事：
胡佛为何有今日声誉？胡佛研究院资深副院长理查德·苏萨看来，胡佛的首个特色是它的多元化，其研究内容包罗多样，“我们的研究项目不但深、专，而且广，举凡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环境、工业、国际关系等都是我们关心的议题。”
胡佛的第二个特点是它在地理上远离华府政治中心，胡佛的学者能保持相当距离观测当前政策，独立思考，而不像一些华盛顿的智库，因为跟美国政治人物接近，易受其影响。“我们在加州、在太平洋沿岸，这是我们一个特色，尤其在21世纪。在太平洋沿岸，你会经历很多台风、地震、龙卷风、海啸等政治上的诸多问题。”
“胡佛研究院的人都勇于尝试、敢于冒险，所以在1919年，赫伯特·胡佛先生拿出5万美元给斯坦福大学，希望斯坦福大学校长能派两名年轻学者收集有关欧洲战后的档案，这个举动在当年来讲是史无前例的”，苏萨认为这是胡佛的第三个特点，基于此，胡佛能不断拿到新的档案。胡佛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条件为全世界其他智库没有，即胡佛拥有自身丰富、坚实的研究型图书与档案。成立近90年的胡佛集聚了约6000种收藏品、80万册书与手稿、6000万份文献、超过10万份以上的政治海报、6万份影音资料……
胡佛收集到的浩瀚档案来源于各方，包括传教士、教师、军人、医生、社会工作者、学生等，且绝大多数为第一手资料，有很多是手写资料。
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胡佛立刻派了非常能干的档案人员到波兰华沙，尽快成立据点，积极收集相关资料，“据我所知，在柏林墙倒塌时，全世界档案馆里只有胡佛做了这样一个决定，把我们的档案人员送到华沙。结果我们的收获非常丰富，我们有相当多的波兰政府资料及当时欧洲的相关资料”，苏萨说。
1991年苏联刚解体时，胡佛在那混乱当口，大胆地将他们的档案人员与机器送到苏联，在那里用微缩胶片技术保存苏共档案，最后胡佛保存了相当完整的苏共档案，“那时许多地方没有电，社会非常混乱，人身安全都有困难，可胡佛就把人送过去了。”
同样，在2000年台湾国民党选举失败之后，胡佛立刻跟台湾的国民党协商，希望保存国民党档案，“我们经过很长的协商，克服种种困难，现在胡佛有6台机器空运到台湾，在国民党的一个小实验室里用微缩胶片技术保存国民党档案，现在我们已做了90多万件国民党资料，我们预计要做三四百万件”，苏萨介绍。
就在最近，有一大批来自伊拉克纪念基金会的档案进入胡佛。纪念基金会在伊拉克收集到许多珍贵资料。“胡佛想争取这批伊拉克的资料是相当有争议，牵涉到法律、安全问题，但胡佛大胆尝试，这些资料运送都非常困难，都是先运到美国东岸，再辗转运到胡佛”。苏萨表示，胡佛从未因为有类似困难而放弃追寻、保存重要档案。
在图书与档案收集方面，胡佛过去的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欧洲，但苏萨表示，现在胡佛的重点无疑放在亚洲，特别是中国、日本、韩国、巴基斯坦、印度等。
在1900年义和团事变时，胡佛研究院的创办人，24岁的赫伯特·胡佛就在中国开滦煤矿任工程师，他对中国很有兴趣。1929年3月，胡佛当选为美国第31届总统，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他在生前曾将大量文物、资料捐献给胡佛研究院，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他早年在中国天津生活期间的实物与档案。
很早时候，胡佛研究院就开始收集有关中国的档案，目前，胡佛已收集550多种中国方面的档案。“我们过去在中国的收藏相当丰富，我们有国民政府、‘满洲国’、‘文革’时期的收藏，有中国共产党早期及1949年之后在中国大陆的收藏，另外，抗战时期中美关系及之后中苏关系的收藏，我们都有相当多”。
2005年2月，蒋家与胡佛共同宣布，同意将两蒋日记暂存胡佛50年，并逐年公开蒋介石日记。目前，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档案几乎尽被胡佛收入囊中，其中宋子文的档案最为完整、并已全部开放。苏萨比喻，档案收集工作就像滚雪球，你做得好，别人会更信任你，成功会带来更多成功，“例如，我们早在70年代就拿到第一批宋子文先生的档案，因为胡佛做得很好，所以直到2004年，宋家还不断把宋档交给我们。也因为跟宋家建立了很好关系，所以我们有渠道能拿到孔祥熙先生的档案，也因为得到孔、宋家属信任，对后来蒋家决定把两蒋日记放到胡佛也有影响”。
“胡佛的目的不是去拥有这些资料，更不是从别的民族把这些资料抢过来。”“任何人到胡佛来，只要拿出一个有照片的ID（身份证件），比方护照等，然后办一个借档案的许可证，就可以进去”，苏萨说。
媒体文章来源：
贺莉丹：揭开世界顶尖智库的面纱，《新民周刊》2008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