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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狄更斯在《双城记》这部作品中采用了一种“空间叙事”手法，从而增强了作品的戏剧性。在这部作品中，“空间”被赋予强烈的隐喻色彩。对于文本中不同“空间”的解读，对于理解此部作品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查尔斯·狄更斯 《双城记》 空间 列斐伏尔
严格地说，《双城记》并非是一部历史小说，它只是以法国大革命，这一欧洲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关于正义终将实现的故事。在这部作品中，狄更斯采用了一种“空间叙事”法，藉由空间的切换，增强了作品的戏剧冲突性。鉴于“空间”在这部作品中的突出性，本文将引用当代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重新探讨狄更斯这部作品的思想内涵。
一 城市空间
在19世纪的英国作家中，没有人比狄更斯更加关注城市。《雾都孤儿》《艰难时世》《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都是以城市为舞台的作品。狄更斯堪称是一名城市作家，他用自己的文学之笔为19世纪的英国城市画了一幅肖像画，只是后者的面容实在是太过于阴暗。《双城记》是狄更斯晚年的巅峰之作，无论是艺术性及思想性都堪称一流。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堕落的时代。”或许没有比这句话更加脍炙人口的狄更斯名言了。在大英帝国最为鼎盛之时，狄更斯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足见他的深刻与睿智。可是，又有多少人会在盛世听取这样的危言呢？英国与法国，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在繁荣的之下，实则危机重重。“法国，正在滥发纸币、大肆挥霍、极其顺利地走着下坡路。英国，几乎没有值得国民炫耀的安定秩序。在首都，每晚都会发生持械打劫和拦路抢劫这样的案件。”所有这些都喻示着一点，那就是暗潮汹涌的革命。
英国不是一个缺少革命的国家，自光荣革命到大宪章，英国反封建的热情一直很高涨。狄更斯为何要舍近求远，尤其是在资本主义鼎盛时期，去写一个反封建的故事呢？狄更斯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也不是一个政治学家，更加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他没有宏大的野心，想要找出法国大革命的真相，或是给出一个理论上的解释。尽管英国历史上出现过所谓的革命，但都非是流血革命。究其原因，英国国内各阶层的矛盾，并不十分激烈，完全可以用合理的手段来调解。但到了19世纪，英国社会矛盾已经十分激化了，暴力革命将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狄更斯认为有必要提醒英国人，而法国大革命是最适合的一面镜子。
西方近代以来，革命与城市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欧洲革命，几乎都是城市革命。城市为何会成为革命的中心呢？尽管狄更斯在小说中没有给出理论上的解释，但是他的客观描述，可以为我们的分析提供必要的素材。在当代城市革命理论研究中，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列斐伏尔曾深刻地指出，城市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空间再生产的过程，将原有的空间再生产为新的空间，生产空间，或者说资本再生产空间。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再生产是根据资本逻辑进行的，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为资本再生产服务的。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城市空间被划分，即城市规划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资本再生产的需要。回到小说中，在狄更斯的笔下，无论是英国，或是法国都出现了这样一种普遍的空间再生产趋势。贵族（资本家）、平民及贫民被区分开来，这种区分是无形的，因此多方之间必然会有交集，甚至是冲突。一旦冲突发生后，法律便开始介入。作为弱势的平民和贫民，最终会被投入监狱之中。但是，后者不会永远被前者镇压，一旦矛盾积压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即类似于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城市革命。
二 乡村空间
在狄更斯的笔下，城市就是一个火药桶，随时都可能爆炸呢？或许有人会疑惑，为何不从城市中退出，回到乡村呢？在18世纪，或许会有人将乡村视为世外桃源，或是乌托邦，到了19世纪，没有人会将希望寄托在乡村上了。这一点，从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作家们，宁愿描写阴暗的城市，也不愿意去写美好的乡村。因为现实中的乡村一点都不美好，去写乡村无疑是让读者觉得可笑。
英国当代社会学家雷蒙德·威廉斯曾著有《城市与乡村》一书。在这部作品中，威廉斯从各方面为我们展现了最真实的19世纪英国农村。一方面是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最显著的是人口的增长，当时英国伦敦的人口超过了120万;另一方面农村日益凋敝。或许有人会感到疑惑。据一般的历史教科书记载，英国历史上发生过著名的圈地运动，那么英国农村的牧业应该很发达，怎么会凋敝呢？自工业革命后，矿业的利润比牧业要大，英国开始的大规模的采矿活动。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中写的就是一个采矿城市。矿业的污染是很大的，农村环境遭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同时，资本家剥夺了农民土地的所有权，大量的农民只能流落在城市之中。
回到列斐伏尔的理论，城市在实现自我再生产的过程中必须集中所有的物质资料，这种集中作用，如同一种抽血效应，会将农村的资源全部抽干，从而导致了乡村的枯萎。因此在狄更斯的笔下，我们只能看到一个贫穷的农村。农村的凋敝，让集聚在城市中的人无路可退，越来越臃肿的城市，已经无法代谢掉积累的负能量，由此成为暴力革命的祸根。
在革命问题上，狄更斯表现出一种局限性和矛盾性。一方面他认为革命是有必要的，但他将革命局限在审判恶人，而不是变革不合理的制度。小说中的达内尔，就是这样一个恶人，他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在革命来临时，隐姓埋名，试图逃脱惩罚。在狄更斯看来，只要法律公正，将这些暴虐人民的坏人惩罚掉，让正义得到伸张，革命就不会发生。另一方面他否定革命的暴力性。狄更斯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厌恶暴力，厌恶流血。在指责罪恶资本家的同时，他也反对贫民的暴力。在他看来，暴力革命只会破坏社会秩序，让无辜者受到牵连。狄更斯想法无疑是非常天真的，他并没有意识到真正罪恶的是资本主义制度。
城市中的贫民是偶然产生的吗？他们天生就是暴力的？显然不是。回到列斐伏尔的理论。城市中的贫民及贫困现象是空间再生产的结果。简单地说，空间再生产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剩余物，一是劳动力的剩余，而是空间的剩余。空间再生产是一个从中心到边缘的过程，它会将剩余物推到城市的外围，因此当劳动力无法满足生产的需要，它就会被推到城市的外围，而外围是不具备再生产能力的，它是被抛弃的空间。一旦中心发生经济危机，边缘空间中的人将面临生存危机，由此必然会爆发激烈的空间冲突。 三 监狱空间
在法国大革命中，攻打巴士底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在《双城记》中，狄更斯也将监狱作为叙事的核心空间。在小说的第九章，狄更斯详细描述了一座名为拉佛斯的法国监狱。从狄更斯的描述来看，这座监狱更加像是一座中世纪的监狱，而非是一座18世纪的法国监狱。对此，可以参照福柯《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关于17世纪以来英法两国的监狱情况。因此，狄更斯的监狱是文学性的，而非历史性的。在狄更斯的笔下，监狱是阴森的、黑暗的、肮脏的，散发着一股令人恶心的臭味。狄更斯极度渲染监狱环境的恶劣，以突显出好人蒙受不白之冤的悲惨。同时，对于一个坏人来说，监狱就是地狱，监狱里的每个人都是幽灵，都是鬼魂，将给恶人以最严厉的惩罚。狄更斯赋予监狱一种奇特的二元性，如同小说的开头，即是光明的，又是黑暗的，即是正义的，又是邪恶的。在小说的结尾处，狄更斯将这种二元性推到了高潮，在监狱中上演最后的审判。阴险狡诈残暴的达内尔，最终没有逃脱正义的审判。在曾经让好人受屈的监狱内，正义得到了伸张，恶人得到了惩治。狄更斯的这种处理方式，再次显示了他的保守。
按照福柯的说法，监狱是权力装置，是用来规训和惩罚的。它不仅仅是君主权力的象征，同时也是资本再生产的必要组成。显然，福柯吸收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将监狱视为一个生产空间。那么监狱生产什么呢？在列斐伏尔那里，空间主要生产的是物质。而在福柯的权力理论中，监狱空间生产的是权力。监狱的存在，为城市空间的区分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尽管狄更斯没有揭示出监狱空间的真正价值，但是从他的描述中，仍旧可以发现19世纪英国监狱的真实情况。同样在第九章中，狄更斯不经意地写道，监狱中的犯人们高喊“制鞋！制鞋！”。从相关历史文献看，狄更斯的这一描写是具有真实性的。同时，也符合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监狱作为一个空间，它不可能凭空的存在，它必须是要生产的，只有不断地再生产才能让自己存在下去，否则它将自动消亡。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一个无法自行再生产的空间，显然是毫无价值的。因此，现代监狱和古代监狱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一个生产性的空间，它是社会生产空间的组成部分，只是它是非常隐蔽的，不为一般人所察觉。
四 个体空间
列斐伏尔认为，城市化的过程是一个空间再分配的过程，不同经济能力的人被分配到不同层次的空间之中。因此阶级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体现在空间占有上。在狄更斯的笔下，个体空间的差异是非常显著的。小说中的贵族艾佛蒙德的住所富丽堂皇，而贫民德法日夫妇却生活在肮脏不堪的环境之中。贫富差距，阶级差距，直接体现在空间上。人与人的矛盾，人与人的冲突，实际上是空间的冲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古今中外，概无例外。
此外，在狄更斯的笔下，个人空间是个体精神的体现。在这一点上，与列斐伏尔的精神空间论是一致的。据列斐伏尔的理论，无产阶级在创造物质空间的同时，也在创造精神空间。精神空间的再生产是无产阶级抵抗异化劳动的重要手段。
同样，在小说中尽管医生梅内特被贵族陷害，蒙受不白之冤，但是他的精神从未被污染。大革命爆发后，他和当日的仇人相遇，他没有想过用卑鄙的方式去报仇，而是揭露他的罪行，让他接受正义的审判。在仇人伏法之后，梅内特回到了自己的住所，那是一个城市之中的伊甸园，那里充满宁静、充满和谐，是梅内特纯洁精神的真实体现。
相反，贵族艾佛蒙德的住所，虽然华丽，却透露出一股压抑的气息，令人感到阴森和恐怖。狄更斯的描写固然精彩，但存在着机械联系的问题。例如在小说中，狄更斯将底层人的暴力革命归咎于生活环境的恶劣，归咎于底层人缺乏精神性思考以及人道主义的道德情操等。
从总体来说，应当肯定狄更斯这部作品的价值。从它的艺术性上来看，它突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结构，将戏剧和小说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引入“空间”之后，增强了小说的戏剧性。从思想性来说，狄更斯触及到了城市“空间”的政治性，对于加深批判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由于狄更斯自己的局限性，让他始终无法正确地认识到社会矛盾的根源，未能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
参考文献：
[1] 王华：《〈双城记〉中表现的浪漫主义的仁爱精神》，《黑河学刊》，2015年第1期。
[2] 李侠、赵崇俊、高楠：《谈狄更斯〈双城记〉中浪漫现实主义思想》，《语文建设》，2015年第9期。
[3] 吴晓凤：《狄更斯〈双城记〉中道德观解读》，《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4] 伍笑颜：《试论〈双城记〉中的“善与恶”》，《作家》（下半月），2015年第6期。
[5] 李霞：《剖析〈双城记〉中的人道主义》，《短篇小说》（原创版），2015年第14期。
（侯佐恂，辽宁科技大学讲师）
关键词：查尔斯·狄更斯 《双城记》 空间 列斐伏尔
严格地说，《双城记》并非是一部历史小说，它只是以法国大革命，这一欧洲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关于正义终将实现的故事。在这部作品中，狄更斯采用了一种“空间叙事”法，藉由空间的切换，增强了作品的戏剧冲突性。鉴于“空间”在这部作品中的突出性，本文将引用当代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重新探讨狄更斯这部作品的思想内涵。
一 城市空间
在19世纪的英国作家中，没有人比狄更斯更加关注城市。《雾都孤儿》《艰难时世》《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都是以城市为舞台的作品。狄更斯堪称是一名城市作家，他用自己的文学之笔为19世纪的英国城市画了一幅肖像画，只是后者的面容实在是太过于阴暗。《双城记》是狄更斯晚年的巅峰之作，无论是艺术性及思想性都堪称一流。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堕落的时代。”或许没有比这句话更加脍炙人口的狄更斯名言了。在大英帝国最为鼎盛之时，狄更斯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足见他的深刻与睿智。可是，又有多少人会在盛世听取这样的危言呢？英国与法国，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在繁荣的之下，实则危机重重。“法国，正在滥发纸币、大肆挥霍、极其顺利地走着下坡路。英国，几乎没有值得国民炫耀的安定秩序。在首都，每晚都会发生持械打劫和拦路抢劫这样的案件。”所有这些都喻示着一点，那就是暗潮汹涌的革命。
英国不是一个缺少革命的国家，自光荣革命到大宪章，英国反封建的热情一直很高涨。狄更斯为何要舍近求远，尤其是在资本主义鼎盛时期，去写一个反封建的故事呢？狄更斯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也不是一个政治学家，更加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他没有宏大的野心，想要找出法国大革命的真相，或是给出一个理论上的解释。尽管英国历史上出现过所谓的革命，但都非是流血革命。究其原因，英国国内各阶层的矛盾，并不十分激烈，完全可以用合理的手段来调解。但到了19世纪，英国社会矛盾已经十分激化了，暴力革命将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狄更斯认为有必要提醒英国人，而法国大革命是最适合的一面镜子。
西方近代以来，革命与城市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欧洲革命，几乎都是城市革命。城市为何会成为革命的中心呢？尽管狄更斯在小说中没有给出理论上的解释，但是他的客观描述，可以为我们的分析提供必要的素材。在当代城市革命理论研究中，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列斐伏尔曾深刻地指出，城市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空间再生产的过程，将原有的空间再生产为新的空间，生产空间，或者说资本再生产空间。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再生产是根据资本逻辑进行的，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为资本再生产服务的。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城市空间被划分，即城市规划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资本再生产的需要。回到小说中，在狄更斯的笔下，无论是英国，或是法国都出现了这样一种普遍的空间再生产趋势。贵族（资本家）、平民及贫民被区分开来，这种区分是无形的，因此多方之间必然会有交集，甚至是冲突。一旦冲突发生后，法律便开始介入。作为弱势的平民和贫民，最终会被投入监狱之中。但是，后者不会永远被前者镇压，一旦矛盾积压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即类似于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城市革命。
二 乡村空间
在狄更斯的笔下，城市就是一个火药桶，随时都可能爆炸呢？或许有人会疑惑，为何不从城市中退出，回到乡村呢？在18世纪，或许会有人将乡村视为世外桃源，或是乌托邦，到了19世纪，没有人会将希望寄托在乡村上了。这一点，从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作家们，宁愿描写阴暗的城市，也不愿意去写美好的乡村。因为现实中的乡村一点都不美好，去写乡村无疑是让读者觉得可笑。
英国当代社会学家雷蒙德·威廉斯曾著有《城市与乡村》一书。在这部作品中，威廉斯从各方面为我们展现了最真实的19世纪英国农村。一方面是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最显著的是人口的增长，当时英国伦敦的人口超过了120万;另一方面农村日益凋敝。或许有人会感到疑惑。据一般的历史教科书记载，英国历史上发生过著名的圈地运动，那么英国农村的牧业应该很发达，怎么会凋敝呢？自工业革命后，矿业的利润比牧业要大，英国开始的大规模的采矿活动。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中写的就是一个采矿城市。矿业的污染是很大的，农村环境遭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同时，资本家剥夺了农民土地的所有权，大量的农民只能流落在城市之中。
回到列斐伏尔的理论，城市在实现自我再生产的过程中必须集中所有的物质资料，这种集中作用，如同一种抽血效应，会将农村的资源全部抽干，从而导致了乡村的枯萎。因此在狄更斯的笔下，我们只能看到一个贫穷的农村。农村的凋敝，让集聚在城市中的人无路可退，越来越臃肿的城市，已经无法代谢掉积累的负能量，由此成为暴力革命的祸根。
在革命问题上，狄更斯表现出一种局限性和矛盾性。一方面他认为革命是有必要的，但他将革命局限在审判恶人，而不是变革不合理的制度。小说中的达内尔，就是这样一个恶人，他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在革命来临时，隐姓埋名，试图逃脱惩罚。在狄更斯看来，只要法律公正，将这些暴虐人民的坏人惩罚掉，让正义得到伸张，革命就不会发生。另一方面他否定革命的暴力性。狄更斯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厌恶暴力，厌恶流血。在指责罪恶资本家的同时，他也反对贫民的暴力。在他看来，暴力革命只会破坏社会秩序，让无辜者受到牵连。狄更斯想法无疑是非常天真的，他并没有意识到真正罪恶的是资本主义制度。
城市中的贫民是偶然产生的吗？他们天生就是暴力的？显然不是。回到列斐伏尔的理论。城市中的贫民及贫困现象是空间再生产的结果。简单地说，空间再生产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剩余物，一是劳动力的剩余，而是空间的剩余。空间再生产是一个从中心到边缘的过程，它会将剩余物推到城市的外围，因此当劳动力无法满足生产的需要，它就会被推到城市的外围，而外围是不具备再生产能力的，它是被抛弃的空间。一旦中心发生经济危机，边缘空间中的人将面临生存危机，由此必然会爆发激烈的空间冲突。 三 监狱空间
在法国大革命中，攻打巴士底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在《双城记》中，狄更斯也将监狱作为叙事的核心空间。在小说的第九章，狄更斯详细描述了一座名为拉佛斯的法国监狱。从狄更斯的描述来看，这座监狱更加像是一座中世纪的监狱，而非是一座18世纪的法国监狱。对此，可以参照福柯《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关于17世纪以来英法两国的监狱情况。因此，狄更斯的监狱是文学性的，而非历史性的。在狄更斯的笔下，监狱是阴森的、黑暗的、肮脏的，散发着一股令人恶心的臭味。狄更斯极度渲染监狱环境的恶劣，以突显出好人蒙受不白之冤的悲惨。同时，对于一个坏人来说，监狱就是地狱，监狱里的每个人都是幽灵，都是鬼魂，将给恶人以最严厉的惩罚。狄更斯赋予监狱一种奇特的二元性，如同小说的开头，即是光明的，又是黑暗的，即是正义的，又是邪恶的。在小说的结尾处，狄更斯将这种二元性推到了高潮，在监狱中上演最后的审判。阴险狡诈残暴的达内尔，最终没有逃脱正义的审判。在曾经让好人受屈的监狱内，正义得到了伸张，恶人得到了惩治。狄更斯的这种处理方式，再次显示了他的保守。
按照福柯的说法，监狱是权力装置，是用来规训和惩罚的。它不仅仅是君主权力的象征，同时也是资本再生产的必要组成。显然，福柯吸收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将监狱视为一个生产空间。那么监狱生产什么呢？在列斐伏尔那里，空间主要生产的是物质。而在福柯的权力理论中，监狱空间生产的是权力。监狱的存在，为城市空间的区分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尽管狄更斯没有揭示出监狱空间的真正价值，但是从他的描述中，仍旧可以发现19世纪英国监狱的真实情况。同样在第九章中，狄更斯不经意地写道，监狱中的犯人们高喊“制鞋！制鞋！”。从相关历史文献看，狄更斯的这一描写是具有真实性的。同时，也符合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监狱作为一个空间，它不可能凭空的存在，它必须是要生产的，只有不断地再生产才能让自己存在下去，否则它将自动消亡。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一个无法自行再生产的空间，显然是毫无价值的。因此，现代监狱和古代监狱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一个生产性的空间，它是社会生产空间的组成部分，只是它是非常隐蔽的，不为一般人所察觉。
四 个体空间
列斐伏尔认为，城市化的过程是一个空间再分配的过程，不同经济能力的人被分配到不同层次的空间之中。因此阶级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体现在空间占有上。在狄更斯的笔下，个体空间的差异是非常显著的。小说中的贵族艾佛蒙德的住所富丽堂皇，而贫民德法日夫妇却生活在肮脏不堪的环境之中。贫富差距，阶级差距，直接体现在空间上。人与人的矛盾，人与人的冲突，实际上是空间的冲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古今中外，概无例外。
此外，在狄更斯的笔下，个人空间是个体精神的体现。在这一点上，与列斐伏尔的精神空间论是一致的。据列斐伏尔的理论，无产阶级在创造物质空间的同时，也在创造精神空间。精神空间的再生产是无产阶级抵抗异化劳动的重要手段。
同样，在小说中尽管医生梅内特被贵族陷害，蒙受不白之冤，但是他的精神从未被污染。大革命爆发后，他和当日的仇人相遇，他没有想过用卑鄙的方式去报仇，而是揭露他的罪行，让他接受正义的审判。在仇人伏法之后，梅内特回到了自己的住所，那是一个城市之中的伊甸园，那里充满宁静、充满和谐，是梅内特纯洁精神的真实体现。
相反，贵族艾佛蒙德的住所，虽然华丽，却透露出一股压抑的气息，令人感到阴森和恐怖。狄更斯的描写固然精彩，但存在着机械联系的问题。例如在小说中，狄更斯将底层人的暴力革命归咎于生活环境的恶劣，归咎于底层人缺乏精神性思考以及人道主义的道德情操等。
从总体来说，应当肯定狄更斯这部作品的价值。从它的艺术性上来看，它突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结构，将戏剧和小说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引入“空间”之后，增强了小说的戏剧性。从思想性来说，狄更斯触及到了城市“空间”的政治性，对于加深批判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由于狄更斯自己的局限性，让他始终无法正确地认识到社会矛盾的根源，未能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
参考文献：
[1] 王华：《〈双城记〉中表现的浪漫主义的仁爱精神》，《黑河学刊》，2015年第1期。
[2] 李侠、赵崇俊、高楠：《谈狄更斯〈双城记〉中浪漫现实主义思想》，《语文建设》，2015年第9期。
[3] 吴晓凤：《狄更斯〈双城记〉中道德观解读》，《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4] 伍笑颜：《试论〈双城记〉中的“善与恶”》，《作家》（下半月），2015年第6期。
[5] 李霞：《剖析〈双城记〉中的人道主义》，《短篇小说》（原创版），2015年第14期。
（侯佐恂，辽宁科技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