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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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俄国观在神圣同盟时期形成，呈现为“哥萨克威胁”之敌对形象。果戈理于1846年预言俄国将以文化力量“和平征服”欧洲，但直至19世纪70年代，随着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面世，俄国和西欧的知识分子才普遍意识到，俄国人不仅富有智慧和文化，甚至肩负某种特殊的全人类使命。然而，“西方的俄国观”和“俄国的俄国观”始终并不完全吻合。俄国的俄国观分裂为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但均强调俄国历史道路的特殊性及其“非同寻常”的未来；而西方的俄国观，无论倾向如何，均在“俯就地”将俄国“接纳”为一个“正常的”欧洲国家，其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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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俄国观在神圣同盟时期形成，呈现为“哥萨克威胁”之敌对形象。果戈理于1846年预言俄国将以文化力量“和平征服”欧洲，但直至19世纪70年代，随着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面世，俄国和西欧的知识分子才普遍意识到，俄国人不仅富有智慧和文化，甚至肩负某种特殊的全人类使命。然而，“西方的俄国观”和“俄国的俄国观”始终并不完全吻合。俄国的俄国观分裂为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但均强调俄国历史道路的特殊性及其“非同寻常”的未来；而西方的俄国观，无论倾向如何，均在“俯就地”将俄国“接纳”为一个“正常的”欧洲国家，其着眼点仍在于“欧洲的命运”。与始终惦念“俄国命运”的俄国知识分子截然不同，西方的俄国观纵然千变万化，却遵循两道主线，即俄国要么是腐朽的欧洲文明的掘墓者，要么是其拯救者；俄国的俄国观则往往是西方的俄国观之翻版、回应或反拨，但两者间却始终不曾有过镜像般的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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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探讨欧美及俄罗斯的现代主义文学的伦理态度问题。首先，本文梳理了“现代化”概念的词源学和文献学内涵，以主体性和自由为维度确立现代化的伦理含义。然后，本文以《恶之花》、《巴黎的忧郁》、《魔山》、《荒原》、《穿裤子的云》、《变形记》、《世界之战》、《尤利西斯》、《奥兰多传》及《追忆似水年华》为例，从现代伦理危机的隐喻、现代人的伦理境遇、现代主义文学的道德造就这三个方面展开研究。最后，本文提出现代主义文学是以死亡、物性人、经济客体、可疑的现代性身份、神话循环、同体性、反思性怀旧为伦理向度标记，以文学经验的
关于上海钱庄的起源学术界众说纷纭，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比较、映证、甄别和对照分析，认为上海钱庄最早于乾隆初期由绍兴煤炭肆商人所创，具体时间应在1740—1750年代前后。上海钱庄业在行业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货币兑换到信用放款，从兼营到专营，以及内部等级分化的三次分离。
俄罗斯带给康拉德的不仅有创伤性记忆，更有窥探的诱惑。其《在西方目光下》中的俄罗斯有着多重形象：它是侵入“中心”、需要被驱散的幽灵，但作为“自尊心受辱”的民族的代表，它又被想象为一个能够部分抵抗西方欲望的独立世界。不同的文明价值与模式在被专制制度挤压的空间里发生激烈碰撞，最终为康拉德呈现人类生活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提供了绝佳范本；而对俄罗斯的书写，也反过来推动作家发掘出一些更为隐秘的自我意识。
本文结合1707年英苏联合至1815年间的历史语境，对司各特《红酋罗伯》中苏格兰草根费尔塞维斯的“自由贸易者”形象进行阐释。本文认为，在英格兰派往苏格兰的收税官帮助联合政府以英格兰税收模式在苏格兰征收名目繁多的税种这一历史语境中，费尔塞维斯的非法贸易被美化成公平贸易或者自由贸易，被视作一种对于古老的苏格兰的自由的“忠诚”，它表达了苏格兰民众对自由市场的渴望，费尔塞维斯的英文名Fairservice（公平服务）也因此代表了当时苏格兰人心目中的公平贸易。
弗·雷·利维斯的语言观是其诗歌批评的核心，也是支撑其批评大厦的支柱。通过考察利维斯对英国诗歌史的“重新评价”，尤其是他为帮助英语现代主义诗歌在理论上摆脱维多利亚时代诗歌遗风的桎梏所进行的批评实践，本文分析了利维斯所提倡的理想的诗歌语言即口语化和生活化的“鲜活的语言”的内涵和特征。通过将语言与生活相联系，利维斯发展出了融合道德、哲学和文化元素的整体语言观。
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者一再指责伊迪丝·华顿是一位种族主义作家，但这样的指责值得商榷：一则华顿熟悉并推崇的达尔文进化论，特别是达尔文有关人类种族起源的论述，并不支持种族主义；二则批评者往往以《欢乐之家》中的白人种族至上主义和反犹主义观念为文本依据批评华顿的种族观念，但这样的文本依据反映的并非华顿本人的种族观念，事实上，《欢乐之家》中的种族主义观念应该是华顿试图通过人物刻画和情节安排所要质疑和对抗的对象。
日本进入平安时代之后，基于感叹词“哀”发展而来的“物哀”才逐渐具有了相对稳定的内涵，并随着紫式部《源氏物语》的传播而渐渐广为人知。后经本居宣长的整理升华，“物哀”从歌论扩展为系统的物语论，但并未占据文坛与思想的主流地位。进入近代后，因军国主义理论需求，宣长理论中的“国体”论被经典化，而“物哀”论则被边缘化。到了现代，“物哀”被发展为日本建构国家认同的工具，并一度被通俗化为贯穿日本古今文艺的“情操性”观念，由此逐步成为了日本的国家表征并不断得到加强。
“客体化”和“真诚”原则的提出反映了客体派诗人对以象征诗学为代表的西方诗学传统及其深层伦理危机的反思和应对。借助创新的客体化形式深挖语言的物质性并遏制移情机制和修辞话语，客体派试图削弱主体意识对意义生成机制的统制，重建语言与世界的直接性，以挑战形而上学传统下西方诗学话语的主体意识崇拜及其工具化语言观。这不仅是客体派诗人探索美学创新的需要，更是他们倡导真诚原则的伦理实质。基于特定社会语境及自身的阶级、族裔认同，客体派诗人更早地意识到主体意识崇拜所隐含的对他者的话语暴力，从而意在通过客体化策略探索一套新的话语
希伯来语作家阿格农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展示了二十世纪初到七十年代犹太社会与文化的剧变。国内学者基本上将阿格农定位为弘扬犹太传统的作家，但实际上阿格农并没有将自己禁锢在犹太文化传统的藩篱之内，而是时常以小说来参与犹太世界的现实变革。他在194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昨日未远》便呈现了第二次阿里亚这一现代犹太民族的重要历史进程，并敏锐地洞悉了其中蕴涵的矛盾与悖论。
20世纪前期，官府依靠牙商来实现对贸易的税收统治，成为华北农村市场的一个时代特征，这不可避免地使牙商具有了代理官府的征税职能。牙商还在市场流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这种作用至少表现在计量、沟通买卖双方、价格的决定和维护、交易的保障四个方面。尽管在整个20世纪前期，充斥着抨击和要求取缔牙商的呼声和文章，但牙商凭借着权力、技能、经验、社会关系等资本在某种程度上，适应并调和了官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