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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中巧妙地将几个女子的命运与近代中国的厚重历史交织在一起，深刻剖析了她们在时代交替中经历了反抗、妥协到觉醒的心理转变。通过解读她们，揭示现代女性心理世界的痛苦与生存境遇的困窘，从而折射出百年来中国社会精神轨迹的内在演变。
关键词： 《江南三部曲》 女性心理 女性形象
格非的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刻画有一个转变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中如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到《迷舟》《褐色鸟群》《凉州词》《青黄》等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模糊，符号化与意念化色彩过重。而从90年代以后出版的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到《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作者逐渐将叙事的重心放到女性形象的塑造上，细腻地分析不同时期女性心理及嬗变过程，既吸收西方现代小说心理描写技巧，又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独特的心理刻画艺术。本文力图通过分析三部曲中女性心理嬗变过程，探究百年中国社会精神轨迹的内在演变。
一、孤独的反抗：重重阻碍中寻找乌托邦
“孤独”，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命题之一，藏匿着人类认识自我、认识人生的真正谜底，因此它自古以来就是文学艺术思索探询人生真相的主题之一。江南三部曲中，格非笔下塑造了一批勇敢而软弱的女性，她们都是失败的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作着孤独的反抗。
《人面桃花》的主人公秀米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夕，她天生敏感多疑，一直在寻找父亲发疯的原因，表哥张季元直接激发了她对革命的好奇，“她觉得自己的脑子里也有这样一匹骏马，它野性未训，狂躁不安，只要她稍稍松开缰绳，它就会撒蹄狂奔，不知所至” [1]。加之秀米在出嫁途中被土匪抢到花家舍，绝望地意识到“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小岛，与世隔绝”，这揭示了秀米生存的困境与精神孤独。虽然花家舍的设计正是父亲所追求的桃花源，但权力与杀戮显然不是秀米理想中的乌托邦。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来解释，革命（乌托邦）是个人情欲因为在现实中无法满足而产生的一种转移。因此在东渡日本辗转回到普济后，秀米成立普济地方委员会，试图完成父亲与张季元的梦想，满足缺失的情感空缺。由于资金欠缺与群众的不理解，秀米又陷入孤立无援之地，文中有一段外貌描写“她明显瘦了，眼眶发黑，无精打采，头也不梳，看见什么东西都爱出神”[2]，侧面显示了秀米陷入了精神夹缝中，痛苦迷茫的心理不言而喻。
《山河入梦》中的姚佩佩是一位自怜自爱的悲剧女性形象。故事背景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江南，在这新中国刚建立全民激动的年代里，姚佩佩却被时代洪流排挤到社会底层。她偶然成为谭功达县长的秘书，日久生情却不敢直视自己的内心。格非说：“我想《红楼梦》里面最能表达作者内心的不是贾宝玉，而应该是林黛玉。在《山河入梦》里，姚佩佩的身上，更多的寄托了我的情感和我对这个世界的思考。”[3]姚佩佩与林黛玉二人很相似，心思敏感而单纯，寄人篱下的生活境遇让她们格外在意别人的看法。姚佩佩对未来的理想就是“逃到一个荒芜人烟的小岛上，隐居起来”[4]，这样悲观凄凉的心理反应了她对所处世界的反抗与不满。她不像秀米那样具有追求政治乌托邦的热情，她内心深处追求的是情感上的美好世界。当被好友背叛，她“悲哀地意识到，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片孤立的、被海水围困的小岛，任何一个人的心底都有自己的隐秘，无法触碰”。[5]而后佩佩又惨遭强奸，作者采用意识流手法穿插在佩佩的逃亡过程中，视觉与听觉上的混乱暗示了她慌乱无助的心理，并由此开启反抗命运的逃亡之旅。
《春尽江南》中的庞家玉生活在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当代世界，诗歌與文学都成为一个世纪玩笑，人们疯狂追求的是名与利，欲望与贪婪挑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小说中庞家玉原名李秀蓉，曾经是一名单纯的文学爱好者，对诗人谭端午抱有无限的崇拜与欣赏。而由于一次欺骗似的失身经历，她无情的被象征着诗歌的谭端午抛弃，从此开启了她反抗自身命运的悲剧之旅。她时常感到紧张焦虑，连音乐都成为催命符，“钢琴让她的心跳加快。大提琴像把大锯子。小提琴像把小锯子。反正都是要把她的神经‘锯断’”[6]。在面对唐宁湾房子被占一事上，她依然坚决的反抗社会不公，但她悲观的意识到，法律仿佛是专为保护无赖者权益制定的一样，谁都指望不了。作者透过家玉的心理感受，关注女性生存与精神困境，并折射出当代女性婚恋生活的畸形与病态。
二、无奈的妥协：自我认同危机与主体意识减弱
与格非同时代的男性作家苏童、毕飞宇等人，采用历史个人化视角，去除早期女性文学形象身上过重的理念化色彩，更为真实的刻画出女性生存的真实困境。尤其是苏童创作出《妻妾成群》中的颂莲、《红粉》的小萼、《米》中的织云这些女性形象，生动真实地将她们自轻自贱的心理展现出来，正如小萼的话“我没有办法，谁让我天生是个贱货”[7]。苏童善于写女人，对女性命运与生存境遇表现出深切的同情与反思，但他笔下的女性缺乏自我认同感与主体意识，完全依附于男性。比较格非三部曲中的女性，陆秀米、姚佩佩、庞家玉已经具备朦胧的独立意识，对自我存在的意义进行初层探讨。
“自我认同”是指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是人类自有文化以来心理生活的重要内容。只有当个体自我认同感加强时，人才会具有明确的主体意识，而不是受制于现实环境的性格有缺陷的人。《人面桃花》中陆秀米的自我认同感建立在完成父亲与张季元梦想的基础上，在小说第一章中，父亲发疯并离家出走带给秀米的打击是潜在而深远的，表面上她和众人一样认为父亲是个疯子，但实际上她对父亲充满好奇并认可他的梦想。有几处细节可以印证秀米的心理，父亲出走的夜晚她睡意全无，时常望着父亲住过的阁楼，认为父亲的风雨长廊构想十分不错等等。张季元带给秀米的生命体验更为直接，在和张季元相处的过程中，秀米开始对两性关系有了敏感的体验。在张季元的日记中，赤裸直白的文字让她明确了张季元的心，并获得精神满足。因此，秀米的自我认同感从一开始就仰赖于对他人梦想与情感的基础上，只要现实环境发生改变，这种主体意识就容易受到影响。如当被土匪抢到花家舍后，她惨遭强奸，整天惶惶度日只能靠着张季元的日记解救枯涸的情感，她失望的说：“它原本就是假的。”[8] 《山河入梦》的姚佩佩比秀米更缺乏自我认同感，姚佩佩出生在小康之家，但由于反右运动父母受到迫害，让她对“原罪”身份产生认同。“原罪”是指人类生而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在书中这样一个情节，姚佩佩跟随谭功达下乡途中遇到官兵检查，她的反应异常慌乱，觉得是在逮捕自己。还有一次与谭功达的对话中她反驳道：“你怎么知道我没犯法？你怎么知道我就不会犯法？我这种人或许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呢！”[9]这侧面体现了她对自我认识的偏差，潜意识里认为自己跟父母一样有罪，让她缺乏安全感。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10]，姚佩佩极度缺乏归属和爱的需要，她不知道如何在这个世界上获取幸福。失去父母的伤痛、被朋友出卖的绝望、得不到爱人真情的孤独使她伤痕累累，天性的自然活泼逐渐退去，她不得不向世界妥协，来换取一个柔弱女子的容身之地。因此在反抗命运的逃亡之旅中，她产生了后悔杀死金玉，不如委曲求全的顺从心理，这显示了佩佩的逃亡陷入了绝境，暗示她最终会回到男权社会中，接受男性的审判。《春尽江南》中的庞家玉少女时期的一次盲目献身，使他后来嫁给了诗人谭端午。虽说这个举动不够理性，但终究是理想主义者的作风。而婚后为了金钱与社会认可，她违心委身于高官，做他的情人。为了追名逐利，她丢失了女性的尊严，向荒淫的官场妥协。之后又不顾一切与男青年放纵情欲，成为欲望的化身。庞家玉对自己的认识是错位的——本心爱好文学却从事律师职业，内心是感性多情的却伪装成冷漠理智的人，所以她常常感到力不从心、烦躁不安。她对自己的定位超出实际的能力，在高强度的工作和复杂的社会关系面前，对自己的认同感逐渐降低，慢慢失去自食其力的生活信念，从而彻底丢失了现代女性的主体意识。
三、朦胧的觉醒：边缘人生的临终忏悔
“边缘”一词源于西方，后因其自身内涵的不稳定性及各国国情的不同而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但边缘人群都远离时代主流话语，忍受着多重社会压迫，游离于社会的中心舞台，或无奈地随波逐流，或以自己微小的力量对生活予以反抗。三部曲中的女性就是被时代排挤的边缘人，但她们在追寻乌托邦理想失败后，并没有心如死灰，而是用自己各自的方式展开对个体存在价值的寻找，实现了自我启蒙。这恰是格非对笔下女性心理刻画的独特之处——他并没有简单的宣告女性悲剧命运的终结，而是细致的展现出女性在生命终结之时表现出来的忏悔意识，从而升华了三部曲的精神内涵。
《人面桃花》中陆秀米在革命被捕后，能够冲破欲望的束缚，通过禁语的方式实现对个体存在的反思。文中写到当普济学堂一步步走向没落时，秀米不仅没有丝毫的失落，反而体验到极大的轻松与自在，与革命的暴力相比，宁静的平常生活才是人类渴望的家园，没有一个人愿意整天在腥风血雨中度过。在生命终结之时，她为自己冷落亲身骨肉、怨恨母亲的行为感到忏悔。“忏悔”，从文化启蒙的角度看，是不可或缺的‘自我启蒙’途径。它使人们通过自我的理性反思达到对自身的理解，从而最终实现自我。因此秀米最终认清了自己存在的真正价值，她不是一个革命家，不是父亲的替身，不是张季元的影子，而是一个需要爱情与家庭的女性，她需要以自己的方式存活于世。秀米的临终忏悔，展现了她从一个迷狂、懵懂、失去自我的过去走向一个逐渐清晰认识自己的心灵明净状态，折射出了格非对女性命运以及精神困境的独特思考。
《山河入梦》中的姚佩佩在逃亡的过程中，给谭功达写了几封信，信中她说她怕死，觉得电影中的女共产党员面对反动派的残酷折磨，依然高呼革命口号十分不可思议。[11]这反应了佩佩对自己人生极端选择的反省，杀人当然不是她反抗命运的最佳选择。她开始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意识到过分自怜自扰的个性和仓促莽撞的行为，终结了自己的性命。在生命的结尾，她原谅了所有人，将自己从封闭的世界中解放出来，渴望达到生命的圆融状态。她意识到即使到死也深深爱着谭功达，甘愿成为他东山再起的垫脚石，这种为爱献身的精神使她不惧死亡，心情由紧张焦虑转变成平静坦然，最后决然地回到了梅城。《春尽江南》中庞家玉的忏悔之路是从医院确认自己得了癌症开始的。她开始默默的弥补对丈夫与儿子的关爱，为丈夫买礼物、不责骂儿子的成绩下降、与之前厌恶的婆婆和解、悄悄的辞职，这些反常的行为反映出家玉在自我忏悔，反思自己的社会角色。她意识到自己除了是一名律师，也是一位妻子、母亲、儿媳妇，在家庭生活中不应该以功利目的与亲人相处，而应该真正用心了解他们的需求，和谐相处，毕竟平平淡淡才是真。当家玉离家出走，踏上西藏之路，她的精神救赎之路也开始了。比较格非《欲望的旗帜》中张末的的觉醒与忏悔意识，与家玉有相似之处。张末在少女时期对哲学充满爱好，懵懂地嫁给追求她的老师曾山，但婚后的生活没有物质保障也缺少精神交流，使她产生了厌恶心理。她开始寻求刺激，通过身体上的放纵打破乏味的生活。最终，她意识到“生活所留给她的全部馈赠，始终不过是自惭形秽而已”[12]。
四、结语
作为一个学者型作家，格非在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一直保持勤恳而严谨的学术态度。这部“十年磨一剑”的长篇三部曲浸透了格非创作的心血，作者描写女性心理嬗变的过程手法细腻，技巧纯熟，有利于展示出百年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演变的真实图景。当然，格非描写女性心理处于尝试阶段不够成熟，描写女性心理转变的过程不够自然，如秀米为何对张季元一往情深、家玉竟然对丈夫的家暴感到心里舒服，这些都让人费解。然而我们应该充分肯定作者对女性心理及形象上的探索，这体现了格非突破和创新的地方。
参考文献：
[1][2][8]格非.人面桃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22，194，119.
[3]格非，任赟.格非传略[J].当代作家评论，2005（4）.
[4][5][9][11]格非.山河入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184，204，184，305.
[6]格非.春盡江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150.
[7]苏童.红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58.
[10]刘烨.马斯洛的人本哲学[M].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8：50.
[12]格非.欲望的旗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283.
关键词： 《江南三部曲》 女性心理 女性形象
格非的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刻画有一个转变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中如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到《迷舟》《褐色鸟群》《凉州词》《青黄》等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模糊，符号化与意念化色彩过重。而从90年代以后出版的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到《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作者逐渐将叙事的重心放到女性形象的塑造上，细腻地分析不同时期女性心理及嬗变过程，既吸收西方现代小说心理描写技巧，又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独特的心理刻画艺术。本文力图通过分析三部曲中女性心理嬗变过程，探究百年中国社会精神轨迹的内在演变。
一、孤独的反抗：重重阻碍中寻找乌托邦
“孤独”，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命题之一，藏匿着人类认识自我、认识人生的真正谜底，因此它自古以来就是文学艺术思索探询人生真相的主题之一。江南三部曲中，格非笔下塑造了一批勇敢而软弱的女性，她们都是失败的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作着孤独的反抗。
《人面桃花》的主人公秀米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夕，她天生敏感多疑，一直在寻找父亲发疯的原因，表哥张季元直接激发了她对革命的好奇，“她觉得自己的脑子里也有这样一匹骏马，它野性未训，狂躁不安，只要她稍稍松开缰绳，它就会撒蹄狂奔，不知所至” [1]。加之秀米在出嫁途中被土匪抢到花家舍，绝望地意识到“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小岛，与世隔绝”，这揭示了秀米生存的困境与精神孤独。虽然花家舍的设计正是父亲所追求的桃花源，但权力与杀戮显然不是秀米理想中的乌托邦。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来解释，革命（乌托邦）是个人情欲因为在现实中无法满足而产生的一种转移。因此在东渡日本辗转回到普济后，秀米成立普济地方委员会，试图完成父亲与张季元的梦想，满足缺失的情感空缺。由于资金欠缺与群众的不理解，秀米又陷入孤立无援之地，文中有一段外貌描写“她明显瘦了，眼眶发黑，无精打采，头也不梳，看见什么东西都爱出神”[2]，侧面显示了秀米陷入了精神夹缝中，痛苦迷茫的心理不言而喻。
《山河入梦》中的姚佩佩是一位自怜自爱的悲剧女性形象。故事背景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江南，在这新中国刚建立全民激动的年代里，姚佩佩却被时代洪流排挤到社会底层。她偶然成为谭功达县长的秘书，日久生情却不敢直视自己的内心。格非说：“我想《红楼梦》里面最能表达作者内心的不是贾宝玉，而应该是林黛玉。在《山河入梦》里，姚佩佩的身上，更多的寄托了我的情感和我对这个世界的思考。”[3]姚佩佩与林黛玉二人很相似，心思敏感而单纯，寄人篱下的生活境遇让她们格外在意别人的看法。姚佩佩对未来的理想就是“逃到一个荒芜人烟的小岛上，隐居起来”[4]，这样悲观凄凉的心理反应了她对所处世界的反抗与不满。她不像秀米那样具有追求政治乌托邦的热情，她内心深处追求的是情感上的美好世界。当被好友背叛，她“悲哀地意识到，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片孤立的、被海水围困的小岛，任何一个人的心底都有自己的隐秘，无法触碰”。[5]而后佩佩又惨遭强奸，作者采用意识流手法穿插在佩佩的逃亡过程中，视觉与听觉上的混乱暗示了她慌乱无助的心理，并由此开启反抗命运的逃亡之旅。
《春尽江南》中的庞家玉生活在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当代世界，诗歌與文学都成为一个世纪玩笑，人们疯狂追求的是名与利，欲望与贪婪挑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小说中庞家玉原名李秀蓉，曾经是一名单纯的文学爱好者，对诗人谭端午抱有无限的崇拜与欣赏。而由于一次欺骗似的失身经历，她无情的被象征着诗歌的谭端午抛弃，从此开启了她反抗自身命运的悲剧之旅。她时常感到紧张焦虑，连音乐都成为催命符，“钢琴让她的心跳加快。大提琴像把大锯子。小提琴像把小锯子。反正都是要把她的神经‘锯断’”[6]。在面对唐宁湾房子被占一事上，她依然坚决的反抗社会不公，但她悲观的意识到，法律仿佛是专为保护无赖者权益制定的一样，谁都指望不了。作者透过家玉的心理感受，关注女性生存与精神困境，并折射出当代女性婚恋生活的畸形与病态。
二、无奈的妥协：自我认同危机与主体意识减弱
与格非同时代的男性作家苏童、毕飞宇等人，采用历史个人化视角，去除早期女性文学形象身上过重的理念化色彩，更为真实的刻画出女性生存的真实困境。尤其是苏童创作出《妻妾成群》中的颂莲、《红粉》的小萼、《米》中的织云这些女性形象，生动真实地将她们自轻自贱的心理展现出来，正如小萼的话“我没有办法，谁让我天生是个贱货”[7]。苏童善于写女人，对女性命运与生存境遇表现出深切的同情与反思，但他笔下的女性缺乏自我认同感与主体意识，完全依附于男性。比较格非三部曲中的女性，陆秀米、姚佩佩、庞家玉已经具备朦胧的独立意识，对自我存在的意义进行初层探讨。
“自我认同”是指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是人类自有文化以来心理生活的重要内容。只有当个体自我认同感加强时，人才会具有明确的主体意识，而不是受制于现实环境的性格有缺陷的人。《人面桃花》中陆秀米的自我认同感建立在完成父亲与张季元梦想的基础上，在小说第一章中，父亲发疯并离家出走带给秀米的打击是潜在而深远的，表面上她和众人一样认为父亲是个疯子，但实际上她对父亲充满好奇并认可他的梦想。有几处细节可以印证秀米的心理，父亲出走的夜晚她睡意全无，时常望着父亲住过的阁楼，认为父亲的风雨长廊构想十分不错等等。张季元带给秀米的生命体验更为直接，在和张季元相处的过程中，秀米开始对两性关系有了敏感的体验。在张季元的日记中，赤裸直白的文字让她明确了张季元的心，并获得精神满足。因此，秀米的自我认同感从一开始就仰赖于对他人梦想与情感的基础上，只要现实环境发生改变，这种主体意识就容易受到影响。如当被土匪抢到花家舍后，她惨遭强奸，整天惶惶度日只能靠着张季元的日记解救枯涸的情感，她失望的说：“它原本就是假的。”[8] 《山河入梦》的姚佩佩比秀米更缺乏自我认同感，姚佩佩出生在小康之家，但由于反右运动父母受到迫害，让她对“原罪”身份产生认同。“原罪”是指人类生而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在书中这样一个情节，姚佩佩跟随谭功达下乡途中遇到官兵检查，她的反应异常慌乱，觉得是在逮捕自己。还有一次与谭功达的对话中她反驳道：“你怎么知道我没犯法？你怎么知道我就不会犯法？我这种人或许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呢！”[9]这侧面体现了她对自我认识的偏差，潜意识里认为自己跟父母一样有罪，让她缺乏安全感。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10]，姚佩佩极度缺乏归属和爱的需要，她不知道如何在这个世界上获取幸福。失去父母的伤痛、被朋友出卖的绝望、得不到爱人真情的孤独使她伤痕累累，天性的自然活泼逐渐退去，她不得不向世界妥协，来换取一个柔弱女子的容身之地。因此在反抗命运的逃亡之旅中，她产生了后悔杀死金玉，不如委曲求全的顺从心理，这显示了佩佩的逃亡陷入了绝境，暗示她最终会回到男权社会中，接受男性的审判。《春尽江南》中的庞家玉少女时期的一次盲目献身，使他后来嫁给了诗人谭端午。虽说这个举动不够理性，但终究是理想主义者的作风。而婚后为了金钱与社会认可，她违心委身于高官，做他的情人。为了追名逐利，她丢失了女性的尊严，向荒淫的官场妥协。之后又不顾一切与男青年放纵情欲，成为欲望的化身。庞家玉对自己的认识是错位的——本心爱好文学却从事律师职业，内心是感性多情的却伪装成冷漠理智的人，所以她常常感到力不从心、烦躁不安。她对自己的定位超出实际的能力，在高强度的工作和复杂的社会关系面前，对自己的认同感逐渐降低，慢慢失去自食其力的生活信念，从而彻底丢失了现代女性的主体意识。
三、朦胧的觉醒：边缘人生的临终忏悔
“边缘”一词源于西方，后因其自身内涵的不稳定性及各国国情的不同而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但边缘人群都远离时代主流话语，忍受着多重社会压迫，游离于社会的中心舞台，或无奈地随波逐流，或以自己微小的力量对生活予以反抗。三部曲中的女性就是被时代排挤的边缘人，但她们在追寻乌托邦理想失败后，并没有心如死灰，而是用自己各自的方式展开对个体存在价值的寻找，实现了自我启蒙。这恰是格非对笔下女性心理刻画的独特之处——他并没有简单的宣告女性悲剧命运的终结，而是细致的展现出女性在生命终结之时表现出来的忏悔意识，从而升华了三部曲的精神内涵。
《人面桃花》中陆秀米在革命被捕后，能够冲破欲望的束缚，通过禁语的方式实现对个体存在的反思。文中写到当普济学堂一步步走向没落时，秀米不仅没有丝毫的失落，反而体验到极大的轻松与自在，与革命的暴力相比，宁静的平常生活才是人类渴望的家园，没有一个人愿意整天在腥风血雨中度过。在生命终结之时，她为自己冷落亲身骨肉、怨恨母亲的行为感到忏悔。“忏悔”，从文化启蒙的角度看，是不可或缺的‘自我启蒙’途径。它使人们通过自我的理性反思达到对自身的理解，从而最终实现自我。因此秀米最终认清了自己存在的真正价值，她不是一个革命家，不是父亲的替身，不是张季元的影子，而是一个需要爱情与家庭的女性，她需要以自己的方式存活于世。秀米的临终忏悔，展现了她从一个迷狂、懵懂、失去自我的过去走向一个逐渐清晰认识自己的心灵明净状态，折射出了格非对女性命运以及精神困境的独特思考。
《山河入梦》中的姚佩佩在逃亡的过程中，给谭功达写了几封信，信中她说她怕死，觉得电影中的女共产党员面对反动派的残酷折磨，依然高呼革命口号十分不可思议。[11]这反应了佩佩对自己人生极端选择的反省，杀人当然不是她反抗命运的最佳选择。她开始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意识到过分自怜自扰的个性和仓促莽撞的行为，终结了自己的性命。在生命的结尾，她原谅了所有人，将自己从封闭的世界中解放出来，渴望达到生命的圆融状态。她意识到即使到死也深深爱着谭功达，甘愿成为他东山再起的垫脚石，这种为爱献身的精神使她不惧死亡，心情由紧张焦虑转变成平静坦然，最后决然地回到了梅城。《春尽江南》中庞家玉的忏悔之路是从医院确认自己得了癌症开始的。她开始默默的弥补对丈夫与儿子的关爱，为丈夫买礼物、不责骂儿子的成绩下降、与之前厌恶的婆婆和解、悄悄的辞职，这些反常的行为反映出家玉在自我忏悔，反思自己的社会角色。她意识到自己除了是一名律师，也是一位妻子、母亲、儿媳妇，在家庭生活中不应该以功利目的与亲人相处，而应该真正用心了解他们的需求，和谐相处，毕竟平平淡淡才是真。当家玉离家出走，踏上西藏之路，她的精神救赎之路也开始了。比较格非《欲望的旗帜》中张末的的觉醒与忏悔意识，与家玉有相似之处。张末在少女时期对哲学充满爱好，懵懂地嫁给追求她的老师曾山，但婚后的生活没有物质保障也缺少精神交流，使她产生了厌恶心理。她开始寻求刺激，通过身体上的放纵打破乏味的生活。最终，她意识到“生活所留给她的全部馈赠，始终不过是自惭形秽而已”[12]。
四、结语
作为一个学者型作家，格非在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一直保持勤恳而严谨的学术态度。这部“十年磨一剑”的长篇三部曲浸透了格非创作的心血，作者描写女性心理嬗变的过程手法细腻，技巧纯熟，有利于展示出百年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演变的真实图景。当然，格非描写女性心理处于尝试阶段不够成熟，描写女性心理转变的过程不够自然，如秀米为何对张季元一往情深、家玉竟然对丈夫的家暴感到心里舒服，这些都让人费解。然而我们应该充分肯定作者对女性心理及形象上的探索，这体现了格非突破和创新的地方。
参考文献：
[1][2][8]格非.人面桃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22，194，119.
[3]格非，任赟.格非传略[J].当代作家评论，2005（4）.
[4][5][9][11]格非.山河入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184，204，184，305.
[6]格非.春盡江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150.
[7]苏童.红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58.
[10]刘烨.马斯洛的人本哲学[M].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8：50.
[12]格非.欲望的旗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