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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对于文艺作品中反复上演的爱情脚本，虽然剧情似曾相见，然而我们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深陷淋漓尽致的情感演绎的漩涡难以自拔;明知有情人终成眷属依旧不能摆脱“团圆”的俗套，但是我们仍然会从内心深处期盼真爱应有一个“美满”的结局。归根结底，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情感的命运。让人读罢观后不能自已的文艺作品，一定是与其中的情感叙写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染力相关。
关键词：文艺作品 俗套 情感
对于文艺作品中反复上演的爱情脚本，虽然剧情似曾相见，然而我们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深陷淋漓尽致的情感演绎的漩涡难以自拔;明知有情人终成眷属依旧不能摆脱“团圆”的俗套，但是我们仍然会从内心深处期盼真爱应有一个“美满”的结局。
有人对于文艺作品“迎合”读者观众这样的审美心理和审美需求不以为然，认为这样的文艺作品是“说谎”，甚而是“瞒和骗”。举例来说，中国的文艺作品，展现男女之间的情爱故事，“团圆”和“美满”几乎成了例行的公式，如果没有这样的结局，有好事者也一定要添上“圆满”的一笔。比如《红楼圆梦》，硬是把林黛玉从坟墓里请出来，与贾宝玉团圆;又《南桃花扇》，让侯公子（方域）和李小姐（香君）当场相聚;朱买臣弃妇，原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但后人作《渔樵记》，费尽心机使朱买臣夫妇破镜重圆;即使白居易本人写《琵琶行》，已经有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断语，可还是有不忍之人写了《青衫泪》，怜悯琵琶女的空守孤船，于是让她跳过船，与白司马相拥归去。
令人费解的是，这样的“作假”文艺，竟会引得无数读者观众的唏嘘、感慨，这就不能简单地用“甘愿受骗”来作解释，或有认为，这是国人特有的民族审美心理和审美需求的表现（其实是爱的感情在现实生活中受到过度压抑的一种反应），英国哲学家罗素就说：“在中国，爱的感情是稀罕的，而且它在历史上是作为那些沉湎于罪恶的婢妾制度的坏皇帝的本性：传统的中国文化反对一切强烈的感情，而且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人都应保持理智的支配地位。”（《爱在人生中的地位》）用封建道德的眼光来看待男女之间的情感，当然就不会真心大胆地讴歌男女之间的自由恋情，反而会认为男女之间的自由恋情是生发罪恶的渊薮。例如《水浒传》里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孽缘，潘巧云与裴如海的畸恋，无不因为这样的丑事是伤风败俗，最后都要把他们置于死地。如果说。“两潘”的恋情是违背伦理的，那么把扈三娘发配给王英，董平诛杀太守而纳其女为妻，难道就是人道的吗？正因为爱的感情是人性的体现，是人们理想中的应当如此，故而一切美好的情感能够博得大众的心理共鸣，落入“俗套”自然是情理之中。
事实上，对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期望，也并非只是国人独有的民族审美心理和审美需求，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台《简·爱》中的简·爱与罗切斯特，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与吉提，不也是有情人最后走到了一起的故事么，如此的“俗套”同样感动过无数其他国民的心扉。
归根结底，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情感的命运。起起伏伏的情感波澜，分分合合的感情归属，最能揪住攫取读者观众的柔软内心。因为人是感情复杂的动物，而在纷纷扰扰的感情当中，最纯洁最深挚的当属爱情，它是净化了的情感，不杂糅一点儿渣滓，所以才会打动我们的心灵。这也就是我们何以会为克里斯多夫和安东纳德（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多夫》）的擦肩而过而感伤，又会对樊家树和何丽娜（张恨水《啼笑因缘》）的珠联璧合而欣慰的缘由。我们能在崇高的情爱当中，寻求心理的慰藉，寄托美好的向往。
让人读罢观后不能自已的文艺作品，一定是与其中的情感叙写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染力相关。艺术真实之所以能高于生活真实，是由于创作者对生活真实进行了提炼，其中很重要的便是情感的提炼。“创作总根于爱”（鲁迅《而已集·小杂感》），因此才能显现善，有了善，就能散发出感化与教育的作用。有时，作品中展露出来的爱，因为创作者自己也无法“控制”，从而导致了情节的“失真”，就像德国戏剧家席勒的戏剧《奥里昂姑娘》中的法国女英雄约翰娜，她率领人民向侵略者反攻，就在取得胜利的时候，她却在战场上放走了已經落入她手中的最凶狠的敌人——英国将领里昂奈，因为她举起宝剑要杀死他的那一瞬间，她对他发生了爱情，这就不能不令人错愕：如此把人性的力量看得高于民族矛盾并模糊敌我之间的界限，是否可信？如果剥离附在恋情之中的所有现实外衣，裸露在人们面前的那种真情的表现，难道是可以苛责的么？
虽然艺术真实源于生活真实，但它毕竟不是生活真实，尤其是情感真实，有其独立性。如同曹禺的戏剧《雷雨》中的繁漪和周萍的乱伦（继母与继子）之恋，在现实生活中一定不会是典型，因为这样的恋情逾越了道德边界，不会被社会认同，因而也就不会被社会容忍，然而我们仍会为此慨叹，就是因为真诚的恋情，早已抹去了是非，忘掉了利害，已是一种超越了生理的感情需求，所以才会滋生出源源不断的温情。“如果我们正确地使用爱这个词，那么很清楚，它并不是指两性间的一切关系，而只是指包含着很深的感情和心理及生理上的一种关系。”（[英]罗素《爱在人生中的地位》）由此，“爱欲乃是一种吸引我们的力量。爱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从前面牵动我们，而性的本质则是从后面推动我们。……人性中温情的来由，正是这种寻求与对方融合的内在驱力。因为爱欲——绝不是性欲——乃是温情的源泉。”（[美]罗洛·梅《爱与意志》）对于人性中的情感需求有着美好的愿景，才使得我们甘做“俗套”的俘虏。
文艺家是早已明白优秀的文艺就是要体现感情这一道理：“艺术之所以异于宗教和哲学，在于艺术用感性形式表现最崇高的东西，因此，使这种最崇高的东西更接近自然现象，更接近我们的感觉和情感。”（[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因此“一切艺术的本质永远是美的事物通过每一个人的感情、热情和梦想而取得的表现。”（[法]波德莱尔《一八四五年的沙龙》）如同知识的发展过程，是真正的必要的知识代替了错误的不必要的知识一样，情感通过艺术的呈现同样也是这样的发展过程，最终能够留存的是那些善良的为谋取人类幸福所必须的情感，因此，显现美好的情感（友情、亲情和爱情）永远不会过时。
给予爱以应有的地位，这是社会的责任。如果没有这样的体验，人们就不能在精神上和身体上得到充分的发展，也不能在其他人中间感受到这样的真情，没有真情，对于人们的现实活动必定是有害的。
而给予爱以充分的展示，则是文艺的使命。一个人读了看了文艺作品，不需自己作一番努力，也不必设身处地，就能品味到一种诚挚的热烈的美好情感，进而将获得这样心情的他和另一个人联结在一起，和其他与他同样领会这样情感的人联结在一起，一起构筑美好的世界。能够唤起这样美好情感的文艺作品，对于人性的向善无疑有着积极的激励作用。
（作者单位：上海市五爱高级中学）
关键词：文艺作品 俗套 情感
对于文艺作品中反复上演的爱情脚本，虽然剧情似曾相见，然而我们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深陷淋漓尽致的情感演绎的漩涡难以自拔;明知有情人终成眷属依旧不能摆脱“团圆”的俗套，但是我们仍然会从内心深处期盼真爱应有一个“美满”的结局。
有人对于文艺作品“迎合”读者观众这样的审美心理和审美需求不以为然，认为这样的文艺作品是“说谎”，甚而是“瞒和骗”。举例来说，中国的文艺作品，展现男女之间的情爱故事，“团圆”和“美满”几乎成了例行的公式，如果没有这样的结局，有好事者也一定要添上“圆满”的一笔。比如《红楼圆梦》，硬是把林黛玉从坟墓里请出来，与贾宝玉团圆;又《南桃花扇》，让侯公子（方域）和李小姐（香君）当场相聚;朱买臣弃妇，原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但后人作《渔樵记》，费尽心机使朱买臣夫妇破镜重圆;即使白居易本人写《琵琶行》，已经有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断语，可还是有不忍之人写了《青衫泪》，怜悯琵琶女的空守孤船，于是让她跳过船，与白司马相拥归去。
令人费解的是，这样的“作假”文艺，竟会引得无数读者观众的唏嘘、感慨，这就不能简单地用“甘愿受骗”来作解释，或有认为，这是国人特有的民族审美心理和审美需求的表现（其实是爱的感情在现实生活中受到过度压抑的一种反应），英国哲学家罗素就说：“在中国，爱的感情是稀罕的，而且它在历史上是作为那些沉湎于罪恶的婢妾制度的坏皇帝的本性：传统的中国文化反对一切强烈的感情，而且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人都应保持理智的支配地位。”（《爱在人生中的地位》）用封建道德的眼光来看待男女之间的情感，当然就不会真心大胆地讴歌男女之间的自由恋情，反而会认为男女之间的自由恋情是生发罪恶的渊薮。例如《水浒传》里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孽缘，潘巧云与裴如海的畸恋，无不因为这样的丑事是伤风败俗，最后都要把他们置于死地。如果说。“两潘”的恋情是违背伦理的，那么把扈三娘发配给王英，董平诛杀太守而纳其女为妻，难道就是人道的吗？正因为爱的感情是人性的体现，是人们理想中的应当如此，故而一切美好的情感能够博得大众的心理共鸣，落入“俗套”自然是情理之中。
事实上，对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期望，也并非只是国人独有的民族审美心理和审美需求，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台《简·爱》中的简·爱与罗切斯特，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与吉提，不也是有情人最后走到了一起的故事么，如此的“俗套”同样感动过无数其他国民的心扉。
归根结底，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情感的命运。起起伏伏的情感波澜，分分合合的感情归属，最能揪住攫取读者观众的柔软内心。因为人是感情复杂的动物，而在纷纷扰扰的感情当中，最纯洁最深挚的当属爱情，它是净化了的情感，不杂糅一点儿渣滓，所以才会打动我们的心灵。这也就是我们何以会为克里斯多夫和安东纳德（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多夫》）的擦肩而过而感伤，又会对樊家树和何丽娜（张恨水《啼笑因缘》）的珠联璧合而欣慰的缘由。我们能在崇高的情爱当中，寻求心理的慰藉，寄托美好的向往。
让人读罢观后不能自已的文艺作品，一定是与其中的情感叙写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染力相关。艺术真实之所以能高于生活真实，是由于创作者对生活真实进行了提炼，其中很重要的便是情感的提炼。“创作总根于爱”（鲁迅《而已集·小杂感》），因此才能显现善，有了善，就能散发出感化与教育的作用。有时，作品中展露出来的爱，因为创作者自己也无法“控制”，从而导致了情节的“失真”，就像德国戏剧家席勒的戏剧《奥里昂姑娘》中的法国女英雄约翰娜，她率领人民向侵略者反攻，就在取得胜利的时候，她却在战场上放走了已經落入她手中的最凶狠的敌人——英国将领里昂奈，因为她举起宝剑要杀死他的那一瞬间，她对他发生了爱情，这就不能不令人错愕：如此把人性的力量看得高于民族矛盾并模糊敌我之间的界限，是否可信？如果剥离附在恋情之中的所有现实外衣，裸露在人们面前的那种真情的表现，难道是可以苛责的么？
虽然艺术真实源于生活真实，但它毕竟不是生活真实，尤其是情感真实，有其独立性。如同曹禺的戏剧《雷雨》中的繁漪和周萍的乱伦（继母与继子）之恋，在现实生活中一定不会是典型，因为这样的恋情逾越了道德边界，不会被社会认同，因而也就不会被社会容忍，然而我们仍会为此慨叹，就是因为真诚的恋情，早已抹去了是非，忘掉了利害，已是一种超越了生理的感情需求，所以才会滋生出源源不断的温情。“如果我们正确地使用爱这个词，那么很清楚，它并不是指两性间的一切关系，而只是指包含着很深的感情和心理及生理上的一种关系。”（[英]罗素《爱在人生中的地位》）由此，“爱欲乃是一种吸引我们的力量。爱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从前面牵动我们，而性的本质则是从后面推动我们。……人性中温情的来由，正是这种寻求与对方融合的内在驱力。因为爱欲——绝不是性欲——乃是温情的源泉。”（[美]罗洛·梅《爱与意志》）对于人性中的情感需求有着美好的愿景，才使得我们甘做“俗套”的俘虏。
文艺家是早已明白优秀的文艺就是要体现感情这一道理：“艺术之所以异于宗教和哲学，在于艺术用感性形式表现最崇高的东西，因此，使这种最崇高的东西更接近自然现象，更接近我们的感觉和情感。”（[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因此“一切艺术的本质永远是美的事物通过每一个人的感情、热情和梦想而取得的表现。”（[法]波德莱尔《一八四五年的沙龙》）如同知识的发展过程，是真正的必要的知识代替了错误的不必要的知识一样，情感通过艺术的呈现同样也是这样的发展过程，最终能够留存的是那些善良的为谋取人类幸福所必须的情感，因此，显现美好的情感（友情、亲情和爱情）永远不会过时。
给予爱以应有的地位，这是社会的责任。如果没有这样的体验，人们就不能在精神上和身体上得到充分的发展，也不能在其他人中间感受到这样的真情，没有真情，对于人们的现实活动必定是有害的。
而给予爱以充分的展示，则是文艺的使命。一个人读了看了文艺作品，不需自己作一番努力，也不必设身处地，就能品味到一种诚挚的热烈的美好情感，进而将获得这样心情的他和另一个人联结在一起，和其他与他同样领会这样情感的人联结在一起，一起构筑美好的世界。能够唤起这样美好情感的文艺作品，对于人性的向善无疑有着积极的激励作用。
（作者单位：上海市五爱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