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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秋，我从胶东军区司令员调山东军区任参谋长兼济南市警备司令，正值公安部罗瑞卿部长到济南市视察，我们一行游济南四社山，在历下亭留影，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斗转星移，岁月流逝，我的老首长罗瑞卿、肖华同志早已先后作古。多年来，我与时任山东公安厅负责人的郑文卿、时任济南市公安局局长兼警备区副司令的凌云久未联系，亦不知他们的情况。见照片不由产生怀念之情。
相识于延安，罗瑞卿为我改名
那次由于工作关系，我有机会陪同罗瑞卿同志。我当时的心情是很激动的。我们相识于延安，1937年1月，红大改称抗大，迁址延安，罗瑞卿是抗大的教育长，我是七队队长兼教员，后为主任教员，由于工作关系使我们相识相知。1938年下半年，我离开延安，挺进敌后办抗大分校，我们就分手各奔东西了。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我们居然又相聚了，战火的洗礼，劫后余生的相会岂能不激动呀！
1937年1月，红军大学第二期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要求，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而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时，我们红大的干部大队改为抗大的第六、第七队，我任第七队队长兼教员进驻延安的府衙门。有一天清晨，我在城东门内遇见了分别多年的姨表弟秦川，他惊诧地问我：“你还没有死呀。”在残酷的战争年代，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能活下来似乎变成了偶然。感慨之余我问他：“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呢?”他说：“是罗瑞卿同志介绍我们一些党员到抗大学习的。我要去军委政治部转组织关系，你能带我去吗?”我答道：“等我下课后就来带你去。”之后秦川表弟就进抗大第十队学习了。
我们进驻延安的时候，罗瑞卿教育长还在西安进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不久，他回到了延安，有一天他叫我去，他告诉我：“你现在去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接一位原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他到七队和三队担任政治教员。”我感到很奇怪，怎么让我去接四川省委书记。他又说：“罗世文同志说认识你，并想快些见到你。”我更感到奇怪了，立即回话说：“我不认识罗世文同志，他是不是弄错了人呢?”罗教育长说：“你快去吧。他在中组部招待所等着你。你们在成都时认识的，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我当时确实有些糊涂了，在成都高中上学时，和党组织联系是单线的，只有同李建中一人联系，哪里会见到省委书记罗世文呢?我心怀疑虑，带个通讯员一起去中组部招待所。到招待所的窑洞时，见到有一位中年人正在窑洞前的空地上锻炼身体，其体态和容貌很像段雪笙舅父曾介绍我认识的李特生老师。我急忙迎上去问好。我说：“李老师什么时候到延安的，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真高兴呀!你身体还好吗？”此前他曾患肺病，据后来他说，长征时没饭吃，吃野葱把肺结核病治好了。他握住我的手，笑着说：“小兄弟!听说你干得不错嘛，进步很大呀！我真为你高兴。”我说：“这是党领导和培养的结果嘛。李老师我今天是奉命来接罗世文同志到我们队任教的，你认识他吗?你认识他的话就请你带我去。”他笑着说：“我就是罗世文。”我以为他和我开玩笑，立即说：“你别涮坛子（四川方言，即开玩笑）了，李老师。”这时他才严肃而认真地说：“我真的是罗世文。李特生是我的化名，你不是也叫‘晴江’吗？昨天罗瑞卿同志跟我说：中央决定派我到抗大担任教员，要你来接我的。”这时我才知道我在成都所认识的李特生老师原来是中共四川省省委书记罗世文。在白色恐怖笼罩地区工作的同志，只能以化名代替真名，采取单线联系，即使是自己的同志在他身份未公开前，他们面对面时也不认识，自己的上级领导同样也不知道。只有在延安的环境里，我才有机会知道罗世文同志的真实身份。于是，我们就把罗世文同志的行李搬到我队住地。不几日接到校训练部通知：郭汘同志任我队驻队教员；罗世文同志去三队任驻队教员兼我队“列宁主义概论”课。
1938年，党中央又将罗世文同志派回四川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直至他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延安一别竟成了永别。
罗世文同志临走前对我说：三十年代初，他在四川省委工作时的女友王凌若(我叫她王二姐)，在他进川陕苏区后，她就去日本学法律了，后来到上海当律师，现在她要从上海来延安找他，而他又要回四川工作，没法见面；同时，他俩的关系，在中央组织部对王凌若去日本期间的问题未作出结论前，他们只能是朋友关系。由于王二姐生在南方，是吃大米长大的，吃陕北小米、荞麦等会不习惯，因此请你把抗大优待教员的大米分点给她吃。关于这件事，我已经同罗瑞卿同志谈了，他同意我的建议——要你照顾王凌若。我说：“这件小事，我能办到。”之后他就离开延安，赴四川执行党中央赋予的任务了。
不久，任白戈夫妇与王凌若同志一起来延安。任白戈同志在第五大队任政治教员，王凌若同志在法院任书记。
当时，罗瑞卿同志告诉我说：任白戈是他的老乡，童年时的同学，也是他参加“少共”的介绍人。上世纪30年代初，任白戈同志独自去日本学习研究社会科学问题，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中日关系日益紧张时，他就回国参加抗日，现派到第五大队任政治教员，接受组织审查。任白戈夫妇是从白区来的，不了解苏区生活，要我注意照顾他们夫妇。当时我任第五大队军事主任教员。我立即应承道：“没问题，我会办到。”
于是，我就主动找任白戈夫妇面谈。从交谈中我才知道：白戈同志家里很穷。罗家较富裕，办有职业学校。他们是同学。罗瑞卿侠义直爽，爱打抱不平。每当有同学欺负他时，罗瑞卿总是出面帮助，主动保护他。后来，白戈同志参加了党组织，任县的少共书记，这时他介绍罗参加了“少共”。之后，他又欢送罗瑞卿、王良、徐彦刚、陈伯钧等同志去武汉黄埔军校学习，是从重庆乘船赴武汉的。他还谈到初赴日本学习社会科学的缘由。那时托派头子任卓宣（即叶青）办了一个刊物叫《青锋》，由于他不了解《青锋》背景，曾向这个刊物多次投稿。因此，遭到四川省委的批判。又因他与任卓宣是同姓堂兄，以为他们之间有亲情关系。其实，任卓宣家里很有钱，他家贫穷，虽是宗亲，贫富悬殊，向无来往，因此感到很委屈，于是自己就擅自决定去日本学习，研究马列主义，从理论上弄清问题，解除内心的迷惑。从他的谈话中透露出他对当时中共四川省委的做法有些意见。听后，我联想在成都高中学习的时候，党组织曾要我了解同学中是否有人看《醒狮》（国家主义的刊物）和《青锋》刊物的情况。原来《青锋》是托派刊物。
过了一段时间，任白戈同志的问题弄清楚了，恢复了党籍，升为主任教员，享受教员中为数不多的最优厚的待遇——每月津贴费十元，吃细粮。那时，我们一级教员和校长、教育长每月才五元，学员每月三元。
由于教员不足，中央领导都来兼课。当时，军事教员更少。在这种情况下，我被免去队长行政职务，改任主任教员，专职搞军事教学。这时，我除了担任抗大的军事课程外，还兼任中央党校和陕北公学的军事课。因此，我每周除星期三下午是党内活动外，全部排满了课程，只能用晚上时间备课，由于工作负担过重，不久就出现呕血。大量的呕血，使学校决定要我离职治疗，独住一个窑洞，每日三餐流汁，并准备好了新的被褥、两套新衣服，一旦辞世，就跟着埋葬。可能由于当时年轻，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休息，显然有了好转。当时在这里养病的有五位同志，其中的杨兰史同志不久去世了，惊动了大家。我们觉得在这儿等死，不如到前方去打仗，战死更值得。谭希林同志要求后就离开了，我也动心了。这时候，正值120师首长贺龙、萧克同志在延安参加会议，我就去找他们，要求到前方去，经他们同意后，由后方政治部给我开了去120师的介绍信。出门时我遇见五大队副大队长王建安同志和校务部副部长许世友同志，他们也经批准去前方工作。于是，我和他们说：“军委后方政治部已批准我们离开抗大，我们离开前应该向抗大领导辞行。”他们听后笑了，并说我们是行政干部，离开学校没有问题的，可是你是主任教员，当前军事教员奇缺的情况下，如果你去向罗瑞卿同志告别，恐怕你就走不成了。我说：“后方政治部都开了介绍信了，我还是去告别为好。”于是，我就去校部向罗瑞卿同志道别。他见到我时马上问我：“你的病怎么样了？”我说：“谢谢组织的关怀，现在已经好啦。”他说：“那就很好。”我立即说：“今天我是来向你道别的。”他惊讶地问：“告别，去哪儿?”我说：“去120师。”他更加惊奇了，立刻问：“是谁决定的?”我说：“是我去找了后方政治部的。”他又说：“有文件吗?”我答道：“有呀。”于是我从上衣口袋中取出后方政治部开的介绍信交给罗瑞卿同志看。他看后，笑了一笑，就把信收回去了，接着说：“既然你的病已经好了，明天你就去庆阳分校，仍任分校军事主任教员。明天早饭后就走，那里等着你去。”我辞别罗瑞卿同志后，回到王建安、许世友同志的住处，讲了我见罗瑞卿同志的经过。王建安同志说：“那你就安心地在学校工作吧。我有支头号派克钢笔送给你，你搞教学有用的。”第二天，我就动身去了庆阳分校了。
1938年冬，为了适应抗日形势的发展，准备就近培训干部，以便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效果，以此减轻陕甘宁边区的负担。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到敌后开办抗大两所分校，我们抗大第一分校由抗大庆阳分校、洛川分校、抗大的第一和第四大队各一部，陕北公学、青训班诸单位合并成立，有两千多学生，从延安开赴山西前线。当时我被任命为抗大第一分校军事总教员兼校刊编辑主任。这时，我同罗瑞卿副校长分手了。
我们相聚的时间很短，而分开的时间却是很长很长的。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建国初期我与他在济南只作短暂的匆匆会晤。人们的接触、相聚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你感知到对方是否值得信赖、尊重、敬仰，罗瑞卿同志留给我的印象就是值得尊敬的领导。
我的名字本来叫若愚，是罗瑞卿同志给我改成现在的“若瑜”。源于罗世文介绍我在成都上高中时，根据组织指示进行学生工作，巧妙地反对“国家主义”派教师的斗争而起名“若愚”的，罗教育长说：“你不愚嘛，不如把‘愚’字改成‘瑜’字，‘瑜’是一种美玉，清白无疵。这当然是他对我的希望与鼓励，我欣然接受了。所以从延安开始我一直用“若瑜”的名字。
在京相逢，罗瑞卿处理问题是非分明
上世纪50年代末，有位同志进京顺便看望我。他告诉我：1953年夏天，山东有一位负责人向公安部告发我，说我在1953年的6、7月间，将军委的作战计划拿到了青岛，交给姜黎川（起义的原国民党山东挺进纵队司令之一），转给台湾方面。这当然是件重大事件了。罗部长见到揭发材料后感到十分奇怪：当时，贾若瑜正在抗美援朝前线，他什么时间跑到青岛去了，又把作战计划交给别人？因此，罗部长要求揭发人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这位揭发者没有法子交待，又因他主要还有许多难以交待的重大问题，结果畏罪跳楼自尽了。我是第一次听说，感到新鲜有趣，同时也感激罗瑞卿部长的审慎、缜密。
我同罗瑞卿同志联系比较多是在他出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之职时，那时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见面的机会比较多了。我深知他为人耿直，解决问题是非鲜明，雷厉风行，因此我一旦遇到难题时，除向总政首长请示外，有的难题就会想到他并主动向他反映，以求得到妥善的解决方法。
1959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完成布展后，恰巧遇到庐山会议，彭德怀同志被冠以向党进攻的罪名而遭批判，撤销其党内外职务。这时总政治部、文化部一位负责人通知我(我当时任军博馆长兼党委书记)说：“军委和总政领导指示，在军博陈列中有关彭德怀及其领导与指挥部队所陈列的历史材料通通去掉。这个通知使我震撼而且十分不安。如果把彭德怀同志和他所领导与指挥的红三军团、八路军一些战役及西北野战军的许多战例都撤掉，那么，我军的历史就残缺不全了。这样处理是违背历史的，而且他所领导指挥之部队的指战员也不会同意的，这对红三军团、西北野战军会产生不良影响，不利于我军内部的团结。再有抗美援朝停战协定书的签署者彭德怀，在当时的条件下又有谁可以代替他呢？总之，撤除彭德怀同志有关历史的陈列事实，就会造成我军军战史的残缺不全。这种做法是难以向群众作解释，也不利于团结，这些均为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于是，我带着问题请示一位职务很高的领导同志，阐述我的看法，请他指示。这位领导同志听后说：“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百团大战’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都是错误的，因此，军博不宜陈列。”听了这些话后，我的疑虑和压力更大了。毛泽东同志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我不知道，也不好询问，加上军博编审处有的同志催促我尽快落实总政治部的指示，以保持同中央的一致。
在筹建军博之前，我曾在军事科学院任战史部副部长兼部党委书记，查阅过我军军战史方面的原始材料，包括电文、批件等，没见过毛泽东对有关“百团大战”的批评，也没有听到过这种传说。于是，我去找罗瑞卿同志反映上述情况。他耐心地听我讲述后，对我说：“他也没有听见毛泽东同志关于‘百团大战’的批评。”接着，他沉思片刻后，又说：“你去找当时指挥‘百团大战’的主要领导刘帅、聂帅和陈赓同志，把你的意见向他们陈述，听取他们的意见后，再来告诉我，以便回答你的问题。”于是，我分别找了陈赓大将、刘帅和聂帅，汇报了情况，听取意见，他们都同意军博陈列中应该保留彭德怀同志各个历史时期亲自指挥的战役、战例之史实文物，同意我的意见，将“百团大战”的名称改为“华北大破袭”；因为，这是彭德怀同志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报告并被批准的名称。接着，我就向罗秘书长如实地汇报了情况，他认真考虑后同意这种做法。同时，我又向肖华同志作了汇报，他也同意。因此，军博陈列时仍保留彭德怀同志在各个时期的内容，将“百团大战”的名称改成“华北大破袭”，保持我军军战史的历史真实性和完整性。罗瑞卿同志在这里起到了很大作用。尊重历史，坚持历史唯物观，以抗拒违背历史的事，决不是我个人所能做到的，应归功于我身后许多懂得历史、坚持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的领导和群众。虽说“文革”中这件事成了我的重大罪状之一：“为彭德怀树碑立传，偷梁换柱，反对毛主席。”对此，我内心泰然。
军博建馆后，尚未题写馆名，大家都认为这个馆名毛主席题写最合适。因军博展示我军军战史的内容是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是当之无愧的我军统帅。有一天，罗瑞卿同志来军博，我向他阐述题写馆名的意思，请他代我们请毛泽东同志为军博题写馆名。罗瑞卿同志欣然允诺。他说：“我可以把你们的要求转报毛主席，至于他是否题写，我就不敢担保了。”于是，我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十一个字交给罗瑞卿同志，请他代转。过了两天，他要肖华同志把毛主席给军博题写的馆名，送到军事博物馆。这时我和馆里的同志们都非常高兴，这是对我们做好军博业务工作的极大鼓舞。肖华同志把毛主席题写的馆名交给我们后，他还说：“毛主席说这是他近来书写最大的字了（即一张信笺写一个字）。”我们就把每个字放大到一米以上直径的大字。经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批准，用二百多两黄金镏制而成，悬挂在军博正门之上方。
军博能在短短的十个月内建成六万多平方米的宏伟建筑，无偿地征集到一百来万件文物，经筛选留下十二万多件，展出文物两万来件。这是由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视，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和全国民众的热情支持，才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奇迹般地完成了各项工作。其中，兵器馆的重型武器如导弹、火箭、军舰、飞机、坦克、火炮、工程机械等等的保养维护，靠军博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于是，我向罗瑞卿同志汇报了军博当时所遇到的难题，得到了他和肖华同志的支持。罗秘书长要求各军兵种凡属于哪个单位的器械就由哪个单位负责检修维护；总后勤部营房部负责军博建筑的检修和维护，并保证军博的冬季取暖达到摄氏20度以上。他的指示得到了总部和各军兵种的拥护和支持，并主动地与军博联系制定实施计划，进行检修和维护。当时领导机关一声令下，下级机关立即呼应并付之行动，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境界，积极昂扬的心情状态，着实令人感动。军博作为全军标志性的博物馆，它的建立和存在，是全军上下一起努力和人民群众支持的成果。但罗瑞卿秘书长的的确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上世纪50年代末，北京军区迁址郊外，将其城里原有的驻地腾出，由军委分给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由于十大建筑中，如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就征用了总政治部在天安门前的一些住地，因此总政的住房就有些紧张，北京军区外迁腾出之营房正好可以缓解这个问题，在分房问题上不免出现一些矛盾与纷争。罗瑞卿秘书长做到依据实际情况，不偏不倚，公平解决了分房分地的纷争问题，态度鲜明、果断、坚决，着实令人佩服。
林彪接任军委副主席不久，他决定将原先经毛泽东同志批准建设解放军军人俱乐部所属的解放军大戏院、体育馆、夜大学(即学习馆已建成)的款额和已购建材等调去兴建“八一饭店”（即京西宾馆），限我一年完成。60年代初“八一饭店”已经落成，内装修从上十四层装修到了第八层。这时正值全国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国务院下令停建一切楼堂馆所。周恩来总理召开了会议，在会上宣布：全国正在兴建的楼堂馆所有三十多处，除“八一饭店”外一律停建。我们派去参加会议的总后营房部的一位处长却当场声明“军队亦不能例外”。实际上在当场将了周总理的军。于是，周总理说：“这件事由你们罗瑞卿秘书长决定。”这位处长回来后，兴奋地告诉我和总后营房部苏焕清部长说：他的发言获得全场热烈掌声。我们听后真是哭笑不得。因此，我立即向罗瑞卿同志作了汇报。他要我第二天上午到三座门军委办公会议上向与会同志说明情况，倾听处理意见。我汇报情况后，罗秘书长说：“八一饭店”的工程立即下马，留一个大队维护。这时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说：“如果留一个大队维护，那么就可以明维护，暗装修。”罗秘书长听后立即严肃地说：“邱会作!你对中央的决定抱什么态度?怎么可以阳奉阴违呀!贾若瑜这件事由你负责，只准维护，不准继续施工。”于是我说：“如果只是维护，留一个施工中队就够了。其余的可以撤下来做其他的事情。”罗说：“那就这么办，留一个施工中队进行维护，归你指挥。”“八一饭店”工程就这样停下来了。直到1964年，人大为迎接建国15周年召开大会，要解决进京代表住房的问题，周总理才批准恢复“八一饭店”工程，完成收尾工作，供军队、地方共用，房权归军队。从这件事看出罗瑞卿同志对中央的指令是严格遵守，毫不含糊，他对自己的部下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
回想与罗瑞卿同志相处的日子，我从他的处事和言行中学到许多东西。他那刚正不阿的性格，坚定果断、雷厉风行的言行和思想作风使自己获益不少。
我曾于罗瑞卿同志九十诞辰时，写“七言排律”一首，表达我的怀念之情：
欣逢冥诞倍思君 祸起东窗痛月沉
万里雄怀抒国难 一双慧眼识妖氛
难忘磊落崇先哲 喜有清廉励后昆
守土能无勤习武 安邦必应重修文
刚直得福人间少 奸佞当权世上昏
玉帐运筹谋略远 杏坛化雨友情深
丰功累累惊天地 伟业巍巍壮古今
纪念耄年伤柱折 丹心映日耀乾坤
2008年7月于北京
（作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原副院长）
责任编辑 张 鑫
相识于延安，罗瑞卿为我改名
那次由于工作关系，我有机会陪同罗瑞卿同志。我当时的心情是很激动的。我们相识于延安，1937年1月，红大改称抗大，迁址延安，罗瑞卿是抗大的教育长，我是七队队长兼教员，后为主任教员，由于工作关系使我们相识相知。1938年下半年，我离开延安，挺进敌后办抗大分校，我们就分手各奔东西了。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我们居然又相聚了，战火的洗礼，劫后余生的相会岂能不激动呀！
1937年1月，红军大学第二期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要求，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而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时，我们红大的干部大队改为抗大的第六、第七队，我任第七队队长兼教员进驻延安的府衙门。有一天清晨，我在城东门内遇见了分别多年的姨表弟秦川，他惊诧地问我：“你还没有死呀。”在残酷的战争年代，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能活下来似乎变成了偶然。感慨之余我问他：“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呢?”他说：“是罗瑞卿同志介绍我们一些党员到抗大学习的。我要去军委政治部转组织关系，你能带我去吗?”我答道：“等我下课后就来带你去。”之后秦川表弟就进抗大第十队学习了。
我们进驻延安的时候，罗瑞卿教育长还在西安进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不久，他回到了延安，有一天他叫我去，他告诉我：“你现在去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接一位原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他到七队和三队担任政治教员。”我感到很奇怪，怎么让我去接四川省委书记。他又说：“罗世文同志说认识你，并想快些见到你。”我更感到奇怪了，立即回话说：“我不认识罗世文同志，他是不是弄错了人呢?”罗教育长说：“你快去吧。他在中组部招待所等着你。你们在成都时认识的，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我当时确实有些糊涂了，在成都高中上学时，和党组织联系是单线的，只有同李建中一人联系，哪里会见到省委书记罗世文呢?我心怀疑虑，带个通讯员一起去中组部招待所。到招待所的窑洞时，见到有一位中年人正在窑洞前的空地上锻炼身体，其体态和容貌很像段雪笙舅父曾介绍我认识的李特生老师。我急忙迎上去问好。我说：“李老师什么时候到延安的，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真高兴呀!你身体还好吗？”此前他曾患肺病，据后来他说，长征时没饭吃，吃野葱把肺结核病治好了。他握住我的手，笑着说：“小兄弟!听说你干得不错嘛，进步很大呀！我真为你高兴。”我说：“这是党领导和培养的结果嘛。李老师我今天是奉命来接罗世文同志到我们队任教的，你认识他吗?你认识他的话就请你带我去。”他笑着说：“我就是罗世文。”我以为他和我开玩笑，立即说：“你别涮坛子（四川方言，即开玩笑）了，李老师。”这时他才严肃而认真地说：“我真的是罗世文。李特生是我的化名，你不是也叫‘晴江’吗？昨天罗瑞卿同志跟我说：中央决定派我到抗大担任教员，要你来接我的。”这时我才知道我在成都所认识的李特生老师原来是中共四川省省委书记罗世文。在白色恐怖笼罩地区工作的同志，只能以化名代替真名，采取单线联系，即使是自己的同志在他身份未公开前，他们面对面时也不认识，自己的上级领导同样也不知道。只有在延安的环境里，我才有机会知道罗世文同志的真实身份。于是，我们就把罗世文同志的行李搬到我队住地。不几日接到校训练部通知：郭汘同志任我队驻队教员；罗世文同志去三队任驻队教员兼我队“列宁主义概论”课。
1938年，党中央又将罗世文同志派回四川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直至他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延安一别竟成了永别。
罗世文同志临走前对我说：三十年代初，他在四川省委工作时的女友王凌若(我叫她王二姐)，在他进川陕苏区后，她就去日本学法律了，后来到上海当律师，现在她要从上海来延安找他，而他又要回四川工作，没法见面；同时，他俩的关系，在中央组织部对王凌若去日本期间的问题未作出结论前，他们只能是朋友关系。由于王二姐生在南方，是吃大米长大的，吃陕北小米、荞麦等会不习惯，因此请你把抗大优待教员的大米分点给她吃。关于这件事，我已经同罗瑞卿同志谈了，他同意我的建议——要你照顾王凌若。我说：“这件小事，我能办到。”之后他就离开延安，赴四川执行党中央赋予的任务了。
不久，任白戈夫妇与王凌若同志一起来延安。任白戈同志在第五大队任政治教员，王凌若同志在法院任书记。
当时，罗瑞卿同志告诉我说：任白戈是他的老乡，童年时的同学，也是他参加“少共”的介绍人。上世纪30年代初，任白戈同志独自去日本学习研究社会科学问题，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中日关系日益紧张时，他就回国参加抗日，现派到第五大队任政治教员，接受组织审查。任白戈夫妇是从白区来的，不了解苏区生活，要我注意照顾他们夫妇。当时我任第五大队军事主任教员。我立即应承道：“没问题，我会办到。”
于是，我就主动找任白戈夫妇面谈。从交谈中我才知道：白戈同志家里很穷。罗家较富裕，办有职业学校。他们是同学。罗瑞卿侠义直爽，爱打抱不平。每当有同学欺负他时，罗瑞卿总是出面帮助，主动保护他。后来，白戈同志参加了党组织，任县的少共书记，这时他介绍罗参加了“少共”。之后，他又欢送罗瑞卿、王良、徐彦刚、陈伯钧等同志去武汉黄埔军校学习，是从重庆乘船赴武汉的。他还谈到初赴日本学习社会科学的缘由。那时托派头子任卓宣（即叶青）办了一个刊物叫《青锋》，由于他不了解《青锋》背景，曾向这个刊物多次投稿。因此，遭到四川省委的批判。又因他与任卓宣是同姓堂兄，以为他们之间有亲情关系。其实，任卓宣家里很有钱，他家贫穷，虽是宗亲，贫富悬殊，向无来往，因此感到很委屈，于是自己就擅自决定去日本学习，研究马列主义，从理论上弄清问题，解除内心的迷惑。从他的谈话中透露出他对当时中共四川省委的做法有些意见。听后，我联想在成都高中学习的时候，党组织曾要我了解同学中是否有人看《醒狮》（国家主义的刊物）和《青锋》刊物的情况。原来《青锋》是托派刊物。
过了一段时间，任白戈同志的问题弄清楚了，恢复了党籍，升为主任教员，享受教员中为数不多的最优厚的待遇——每月津贴费十元，吃细粮。那时，我们一级教员和校长、教育长每月才五元，学员每月三元。
由于教员不足，中央领导都来兼课。当时，军事教员更少。在这种情况下，我被免去队长行政职务，改任主任教员，专职搞军事教学。这时，我除了担任抗大的军事课程外，还兼任中央党校和陕北公学的军事课。因此，我每周除星期三下午是党内活动外，全部排满了课程，只能用晚上时间备课，由于工作负担过重，不久就出现呕血。大量的呕血，使学校决定要我离职治疗，独住一个窑洞，每日三餐流汁，并准备好了新的被褥、两套新衣服，一旦辞世，就跟着埋葬。可能由于当时年轻，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休息，显然有了好转。当时在这里养病的有五位同志，其中的杨兰史同志不久去世了，惊动了大家。我们觉得在这儿等死，不如到前方去打仗，战死更值得。谭希林同志要求后就离开了，我也动心了。这时候，正值120师首长贺龙、萧克同志在延安参加会议，我就去找他们，要求到前方去，经他们同意后，由后方政治部给我开了去120师的介绍信。出门时我遇见五大队副大队长王建安同志和校务部副部长许世友同志，他们也经批准去前方工作。于是，我和他们说：“军委后方政治部已批准我们离开抗大，我们离开前应该向抗大领导辞行。”他们听后笑了，并说我们是行政干部，离开学校没有问题的，可是你是主任教员，当前军事教员奇缺的情况下，如果你去向罗瑞卿同志告别，恐怕你就走不成了。我说：“后方政治部都开了介绍信了，我还是去告别为好。”于是，我就去校部向罗瑞卿同志道别。他见到我时马上问我：“你的病怎么样了？”我说：“谢谢组织的关怀，现在已经好啦。”他说：“那就很好。”我立即说：“今天我是来向你道别的。”他惊讶地问：“告别，去哪儿?”我说：“去120师。”他更加惊奇了，立刻问：“是谁决定的?”我说：“是我去找了后方政治部的。”他又说：“有文件吗?”我答道：“有呀。”于是我从上衣口袋中取出后方政治部开的介绍信交给罗瑞卿同志看。他看后，笑了一笑，就把信收回去了，接着说：“既然你的病已经好了，明天你就去庆阳分校，仍任分校军事主任教员。明天早饭后就走，那里等着你去。”我辞别罗瑞卿同志后，回到王建安、许世友同志的住处，讲了我见罗瑞卿同志的经过。王建安同志说：“那你就安心地在学校工作吧。我有支头号派克钢笔送给你，你搞教学有用的。”第二天，我就动身去了庆阳分校了。
1938年冬，为了适应抗日形势的发展，准备就近培训干部，以便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效果，以此减轻陕甘宁边区的负担。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到敌后开办抗大两所分校，我们抗大第一分校由抗大庆阳分校、洛川分校、抗大的第一和第四大队各一部，陕北公学、青训班诸单位合并成立，有两千多学生，从延安开赴山西前线。当时我被任命为抗大第一分校军事总教员兼校刊编辑主任。这时，我同罗瑞卿副校长分手了。
我们相聚的时间很短，而分开的时间却是很长很长的。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建国初期我与他在济南只作短暂的匆匆会晤。人们的接触、相聚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你感知到对方是否值得信赖、尊重、敬仰，罗瑞卿同志留给我的印象就是值得尊敬的领导。
我的名字本来叫若愚，是罗瑞卿同志给我改成现在的“若瑜”。源于罗世文介绍我在成都上高中时，根据组织指示进行学生工作，巧妙地反对“国家主义”派教师的斗争而起名“若愚”的，罗教育长说：“你不愚嘛，不如把‘愚’字改成‘瑜’字，‘瑜’是一种美玉，清白无疵。这当然是他对我的希望与鼓励，我欣然接受了。所以从延安开始我一直用“若瑜”的名字。
在京相逢，罗瑞卿处理问题是非分明
上世纪50年代末，有位同志进京顺便看望我。他告诉我：1953年夏天，山东有一位负责人向公安部告发我，说我在1953年的6、7月间，将军委的作战计划拿到了青岛，交给姜黎川（起义的原国民党山东挺进纵队司令之一），转给台湾方面。这当然是件重大事件了。罗部长见到揭发材料后感到十分奇怪：当时，贾若瑜正在抗美援朝前线，他什么时间跑到青岛去了，又把作战计划交给别人？因此，罗部长要求揭发人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这位揭发者没有法子交待，又因他主要还有许多难以交待的重大问题，结果畏罪跳楼自尽了。我是第一次听说，感到新鲜有趣，同时也感激罗瑞卿部长的审慎、缜密。
我同罗瑞卿同志联系比较多是在他出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之职时，那时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见面的机会比较多了。我深知他为人耿直，解决问题是非鲜明，雷厉风行，因此我一旦遇到难题时，除向总政首长请示外，有的难题就会想到他并主动向他反映，以求得到妥善的解决方法。
1959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完成布展后，恰巧遇到庐山会议，彭德怀同志被冠以向党进攻的罪名而遭批判，撤销其党内外职务。这时总政治部、文化部一位负责人通知我(我当时任军博馆长兼党委书记)说：“军委和总政领导指示，在军博陈列中有关彭德怀及其领导与指挥部队所陈列的历史材料通通去掉。这个通知使我震撼而且十分不安。如果把彭德怀同志和他所领导与指挥的红三军团、八路军一些战役及西北野战军的许多战例都撤掉，那么，我军的历史就残缺不全了。这样处理是违背历史的，而且他所领导指挥之部队的指战员也不会同意的，这对红三军团、西北野战军会产生不良影响，不利于我军内部的团结。再有抗美援朝停战协定书的签署者彭德怀，在当时的条件下又有谁可以代替他呢？总之，撤除彭德怀同志有关历史的陈列事实，就会造成我军军战史的残缺不全。这种做法是难以向群众作解释，也不利于团结，这些均为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于是，我带着问题请示一位职务很高的领导同志，阐述我的看法，请他指示。这位领导同志听后说：“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百团大战’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都是错误的，因此，军博不宜陈列。”听了这些话后，我的疑虑和压力更大了。毛泽东同志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我不知道，也不好询问，加上军博编审处有的同志催促我尽快落实总政治部的指示，以保持同中央的一致。
在筹建军博之前，我曾在军事科学院任战史部副部长兼部党委书记，查阅过我军军战史方面的原始材料，包括电文、批件等，没见过毛泽东对有关“百团大战”的批评，也没有听到过这种传说。于是，我去找罗瑞卿同志反映上述情况。他耐心地听我讲述后，对我说：“他也没有听见毛泽东同志关于‘百团大战’的批评。”接着，他沉思片刻后，又说：“你去找当时指挥‘百团大战’的主要领导刘帅、聂帅和陈赓同志，把你的意见向他们陈述，听取他们的意见后，再来告诉我，以便回答你的问题。”于是，我分别找了陈赓大将、刘帅和聂帅，汇报了情况，听取意见，他们都同意军博陈列中应该保留彭德怀同志各个历史时期亲自指挥的战役、战例之史实文物，同意我的意见，将“百团大战”的名称改为“华北大破袭”；因为，这是彭德怀同志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报告并被批准的名称。接着，我就向罗秘书长如实地汇报了情况，他认真考虑后同意这种做法。同时，我又向肖华同志作了汇报，他也同意。因此，军博陈列时仍保留彭德怀同志在各个时期的内容，将“百团大战”的名称改成“华北大破袭”，保持我军军战史的历史真实性和完整性。罗瑞卿同志在这里起到了很大作用。尊重历史，坚持历史唯物观，以抗拒违背历史的事，决不是我个人所能做到的，应归功于我身后许多懂得历史、坚持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的领导和群众。虽说“文革”中这件事成了我的重大罪状之一：“为彭德怀树碑立传，偷梁换柱，反对毛主席。”对此，我内心泰然。
军博建馆后，尚未题写馆名，大家都认为这个馆名毛主席题写最合适。因军博展示我军军战史的内容是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是当之无愧的我军统帅。有一天，罗瑞卿同志来军博，我向他阐述题写馆名的意思，请他代我们请毛泽东同志为军博题写馆名。罗瑞卿同志欣然允诺。他说：“我可以把你们的要求转报毛主席，至于他是否题写，我就不敢担保了。”于是，我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十一个字交给罗瑞卿同志，请他代转。过了两天，他要肖华同志把毛主席给军博题写的馆名，送到军事博物馆。这时我和馆里的同志们都非常高兴，这是对我们做好军博业务工作的极大鼓舞。肖华同志把毛主席题写的馆名交给我们后，他还说：“毛主席说这是他近来书写最大的字了（即一张信笺写一个字）。”我们就把每个字放大到一米以上直径的大字。经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批准，用二百多两黄金镏制而成，悬挂在军博正门之上方。
军博能在短短的十个月内建成六万多平方米的宏伟建筑，无偿地征集到一百来万件文物，经筛选留下十二万多件，展出文物两万来件。这是由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视，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和全国民众的热情支持，才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奇迹般地完成了各项工作。其中，兵器馆的重型武器如导弹、火箭、军舰、飞机、坦克、火炮、工程机械等等的保养维护，靠军博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于是，我向罗瑞卿同志汇报了军博当时所遇到的难题，得到了他和肖华同志的支持。罗秘书长要求各军兵种凡属于哪个单位的器械就由哪个单位负责检修维护；总后勤部营房部负责军博建筑的检修和维护，并保证军博的冬季取暖达到摄氏20度以上。他的指示得到了总部和各军兵种的拥护和支持，并主动地与军博联系制定实施计划，进行检修和维护。当时领导机关一声令下，下级机关立即呼应并付之行动，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境界，积极昂扬的心情状态，着实令人感动。军博作为全军标志性的博物馆，它的建立和存在，是全军上下一起努力和人民群众支持的成果。但罗瑞卿秘书长的的确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上世纪50年代末，北京军区迁址郊外，将其城里原有的驻地腾出，由军委分给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由于十大建筑中，如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就征用了总政治部在天安门前的一些住地，因此总政的住房就有些紧张，北京军区外迁腾出之营房正好可以缓解这个问题，在分房问题上不免出现一些矛盾与纷争。罗瑞卿秘书长做到依据实际情况，不偏不倚，公平解决了分房分地的纷争问题，态度鲜明、果断、坚决，着实令人佩服。
林彪接任军委副主席不久，他决定将原先经毛泽东同志批准建设解放军军人俱乐部所属的解放军大戏院、体育馆、夜大学(即学习馆已建成)的款额和已购建材等调去兴建“八一饭店”（即京西宾馆），限我一年完成。60年代初“八一饭店”已经落成，内装修从上十四层装修到了第八层。这时正值全国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国务院下令停建一切楼堂馆所。周恩来总理召开了会议，在会上宣布：全国正在兴建的楼堂馆所有三十多处，除“八一饭店”外一律停建。我们派去参加会议的总后营房部的一位处长却当场声明“军队亦不能例外”。实际上在当场将了周总理的军。于是，周总理说：“这件事由你们罗瑞卿秘书长决定。”这位处长回来后，兴奋地告诉我和总后营房部苏焕清部长说：他的发言获得全场热烈掌声。我们听后真是哭笑不得。因此，我立即向罗瑞卿同志作了汇报。他要我第二天上午到三座门军委办公会议上向与会同志说明情况，倾听处理意见。我汇报情况后，罗秘书长说：“八一饭店”的工程立即下马，留一个大队维护。这时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说：“如果留一个大队维护，那么就可以明维护，暗装修。”罗秘书长听后立即严肃地说：“邱会作!你对中央的决定抱什么态度?怎么可以阳奉阴违呀!贾若瑜这件事由你负责，只准维护，不准继续施工。”于是我说：“如果只是维护，留一个施工中队就够了。其余的可以撤下来做其他的事情。”罗说：“那就这么办，留一个施工中队进行维护，归你指挥。”“八一饭店”工程就这样停下来了。直到1964年，人大为迎接建国15周年召开大会，要解决进京代表住房的问题，周总理才批准恢复“八一饭店”工程，完成收尾工作，供军队、地方共用，房权归军队。从这件事看出罗瑞卿同志对中央的指令是严格遵守，毫不含糊，他对自己的部下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
回想与罗瑞卿同志相处的日子，我从他的处事和言行中学到许多东西。他那刚正不阿的性格，坚定果断、雷厉风行的言行和思想作风使自己获益不少。
我曾于罗瑞卿同志九十诞辰时，写“七言排律”一首，表达我的怀念之情：
欣逢冥诞倍思君 祸起东窗痛月沉
万里雄怀抒国难 一双慧眼识妖氛
难忘磊落崇先哲 喜有清廉励后昆
守土能无勤习武 安邦必应重修文
刚直得福人间少 奸佞当权世上昏
玉帐运筹谋略远 杏坛化雨友情深
丰功累累惊天地 伟业巍巍壮古今
纪念耄年伤柱折 丹心映日耀乾坤
2008年7月于北京
（作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原副院长）
责任编辑 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