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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半年多了。
半年前，当我接到父亲病危的消息赶回家时，已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连续几天的葬礼，我像木偶一样按照阴阳先生的指点遵循着繁缛的仪式鞠躬、下跪、磕头，周边满是锣鼓声、鞭炮声、哭喊声，还有萦绕在半空的浓郁刺鼻的香灰和蜡油的气味。我已经麻木了，脑袋里如深冬的冷风刮过般空白，两眼干涩如晒透的石头。直到送葬的人们散去，只留下一屋子的至亲，我的妻子顺意、儿子有明，三弟、三弟媳和他们的孩子，以及从几千里之外的婆家赶回来的四妹。按照风俗，父亲的铺盖被褥、贴身物品、个人用具都已经带去了坟地，只留下几件衣服，兄弟姐妹是要各留一件随身带走的。我拿着那件已经洗皱的汗衫在手，想着它曾经长久地与父亲肌肤相亲，满脑子里父亲的容貌突然蓬勃地生长起来。我转过脸去，泪水才哗哗哗地无声流下。
哑仔出现了，他拖曳着我的衣袖。我透过泪光看着他哭肿的双眼，努力让自己平静了些。哑仔手上加了劲，我只好起身跟着他。父亲去世前的最后那些岁月，是哑仔陪在他身边的。哑仔不是我们村里的人，两年前吧，那时村里已经只剩下父亲一人留守，有一天哑仔突然在村子附近出现，衣衫褴褛头发蓬乱，像个流浪儿般。开始的时候，父亲给他一些番薯、芋头，他一把抓过去就跑远了。到了第二天，他又重新出现，父亲再次接济了他，之后他就每天都准时到来。渐渐地，父亲发现他竟是个哑巴，从哪里来做过什么家里父母是否还在统统问不出来，只是见他实在可怜，也就让他住下了。好在这个哑仔有一身好力气，父亲不但有了个伴，还多了个劳动的帮手。那回，哑仔把我带到了旧屋，推门进去，出现在我面前的，是那些摆满了屋子的农具器物：犁、耙、推拨、禾打、镰刀、锄头、铁扒、簸箕、箩筐、筛子……那时候我才知道，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一直忙着搜罗这些农具。
葬礼之后，我又回到了城里，每天穿过熙攘的人群，白天回到学校，晚上守在书房，有空还是去参加圈子的聚会，我以为我已经复原了。那个圈子，是丁时辉介绍我进去的，来往的人中，有各种的职业，主要是商人，另外还有一些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等等，聚在一起主要就是交换信息，寻找商机。丁时辉原本跟我一样，也是在学校教书，后来因为兼职做生意赚了钱，就直接下海了，因此有机会接触这个圈子。那天晚上，我们又在老地方“天地人酒吧”相聚，包厢四壁的灯光昏黄柔和，舞台上萨克斯演奏着小夜曲。酒过几轮，谈兴已经变得浓烈，先是从路上来时的拥堵，纷纷吐槽最新出台的本市城市交通管理方案；然后谁说起刚刚入手的一套房，又把阵地转移到了当下火爆的楼市。那时候，我就开始感到有些不适了，头脑里似乎有热气冒出。渐渐地，话题好像又变成个税征收的问题，有人喊着目前的征收界线是对中产阶级的盘剥。有人反驳，中国现阶段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有人则换了个说法，目前应该可以重税的是富人阶层，可是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政策却非常不完善，比如遗产税的征收依然缺失。眼看着整个包厢里刀枪剑戟，我觉得也该说些什么的，可是当我要张口时，却发现自己突然失语了。就好像是，喉咙里塞了个核桃，舌头也被封了胶水，无论我怎么努力，就是吐不出一个字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话题又再次转移，可是我已经无法细听了，悻悻地走出了包厢。过了些时候，丁时辉来了电话，我接了，一开口，把自己都吓惊了，原来我竟又能说话了。
这样的事情，我以为只是一时的，直到多天之后，我又在课堂上失语了。课堂是我的舞台，过去，只要站在那个舞台上，面对着我的学生，我总能变得激情四溢，文学史料、流派演变、人物典故随手拈来。那天课上到半途，我却突然卡壳了，那句本来就在嘴边的话，竟生生地被塞回了喉咙。那种憋屈到窒息的感觉再次袭击了我，我暗自发力，却半张着嘴就是发不出声，就像我也成了一个哑巴。可是还没有完，几天之后，在家里与顺意对坐吃饭，这种失语的事故竟又犯了。当时，顺意说了些有明的事情，告诉我这样下去可不行。有明已经十四岁了，在读初中，虽然我没有教他，但也用了内部的关系把他分到了一个重点班。可是，那些天顺意就发现，有明的学习成绩有所下滑了。顺意提高了音量，再这样下去，重点高中一落下，高考肯定要吃亏，到时候别说是重本，连一本都没有希望。亏你还是学校里的老师呢，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教育好。每当碰上有明的事情，顺意也像是变了个人，总是轻易就急躁。看着她的筷子在半空比画，我很想说些什么，却竟然又说不出话了。
很快，更让我痛苦的事情也出现了，我开始失去一些记忆。那天下班，我照常开车回家，两旁耸立着高楼大厦，身边车辆相错驶过，我看着却一片茫然，最后竟然就迷路了。我愈加害怕人群，更长久地一个人呆着，把自己与周围的世界隔开。那段时间，我倒是又读了不少的书，文学、哲学、心理学，或者股票、收藏、军事，都不是很计较了，只要碰到了就读。那天在图书馆，我无意中看到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就借了回来。这本书，学生时代就知道了，但一直没有读原书，这回读开了，竟然就深深地被吸引了，尤其是当中记述的那些古代的农具，让我看到了许多当今农具的渊源。之后，我又找了一些同类的书，读过了《王祯农书·农器图谱》《中国古代农具》《中华农耕文化》，突然间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仿佛终于看清楚了自己所走来的那条路。
于是，这个暑假，我又回到了村里，回到了父亲所留下来的这间屋子，一遍遍地与这些农具对望。也就是在这一刻，我感到记忆又蓬勃了起来，一如恣肆生长的苔藓，爬满了人去后的这些空寂的墙脚。我有了一个想法，希望在我还能保持着清晰记忆的时候，把这里曾经发生的往事都记录下来。因为我多么害怕，这些记忆，终有一天也会突然丢失的。
那天晚上，带着内心所留的挫败，又或者是强烈的倾诉欲望，就在这间屋子里，在父亲那萦绕不去的气息中，我把家里一些从没有跟别人说过的往事，也跟哑仔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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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沒有发生大哥杀人的事情，后来父亲也就不会一直留在村里了。
父亲长到十四五岁的时候，村里还是大集体，他被分到了“犁耙组”，每天参加集体的劳动。到了十九岁，父亲结婚了，母亲是从比我们村子更偏远的山沟沟嫁过来的。后来，村里分田到户，再过了几年，风气很快又变了，村里有些男人开始思量着往外面跑，就是到城里打工。那时候，大哥和我都出生了，父亲跟母亲商量，他也要去打工，母亲留在家里耕种、照顾孩子。后来，这种“男工女耕”的家庭劳动模式，在村里就变得很普遍了。因此，父亲那一拨人是村里最早出去打工的，他们逢年过节才会回家，带回来糖果、玩具、新衣服，同时带给我们这些孩子对于外面那个世界的遐想。 后来，三弟和四妹相继出生并上学，我也上了初中，大哥则成了村里第一个考上高中的。那时候，大哥是父亲母亲的骄傲，是弟弟妹妹的偶像，村里人都高看一眼我们这个家庭的。可是，那个暑假，一切都变了，大哥从学校回来，与同村的另一个年轻人张金水发生了争执，就为了一棵长到人高的枇杷树是属他们家还是我们家，大哥用刀把张金水捅死了。那年，大哥刚满十八周岁，距离高考只差三个月，最终被判了死刑。自此，一家人便从天上掉了下来，每日里张金水的家人恶眼相向，村里总是闲言碎语，把我们都压得喘不过气来。父亲从城里回来，筹了一笔钱赔给了张金水的家人，处理了大哥的后事，之后就留在了村里，再没有出去城里打过工。那时候，父亲已经在城里的水泥厂做到了生产组长，在车间办公室也有一张桌子的。就是回到村里后，他的工友也曾经三番四次地邀过他出去，但父亲每回都说，先过了这段时间吧，这样地一直拖下来，却每回都没有去成，以致最后就在村里留了一辈子。
那些年里，为了彻底洗刷我们这个家庭的罪名，父亲一直坚持着寻找各种机会帮助张金水的家人，然而，换来的却只是对方的冷眼。父亲的脾气无处发作，就只能转回了家里，他渐渐地变得专制、粗暴。其实，那时候家里的每个人，都有一种罪的意识，母亲自不待说，每天早上四点就起床，忙喂鸡喂鸭，忙田里忙地里，总是忙到夜里十二点后才去睡。我们也变得勤快了，转个不停的磨盘般，就是稍有疏懒，父亲也会呵斥。更可恨的还是，因为大哥的事情，我们这几兄妹，在别家的孩子面前也似乎低了三等，容易被欺负。然而我们又不像母亲那般容忍，有时孩子气，不免回击几句，因此就惹来打架，回了家，在父亲那里，却从不过问缘由，一律是我们的不对，又免不了一顿打。母亲呢，常常只能在一旁落泪，不敢为我们说半句。父亲的心变得冷硬了，几个孩子性格的发展就不免变得扭曲。大哥不在了，我顺理成章递补成为长子，父亲把当初寄予大哥的希望转而压在我身上。但在我的心里，是有所抗拒的，我不想再上学了，而希望也像别人那样到城里去打工。出了大哥的事情后，村里人对于上学读书有了许多坏的想法，一个曾经天之骄子的读书人，却成了杀人犯，你说读那么多书干吗？我无法不深受这些说辞的影响，而想到了逃离这个村子，当然，同时也是逃离父亲。四妹呢，因为是女儿，又排在最小，因而还能得到父亲的呵护，留了些活泼的亮色，但她也得年纪小小便到田地里干活，过早受了体力劳动的累，身体一直消瘦，以至成人后，也落下了轻度的驼背。最苦的该是三弟，他既不聪明，没有父亲的期盼，又笨嘴拙舌，便更多地担当了父亲的出气筒，他自小就常常受父亲的打，似乎也从没有反抗过，就是哭也是躲在角落里悄悄地一个人抹泪，于是，也就有了一个懦弱、沉默到成为铁板石块的三弟。
父亲呢，本来就是农民，在村里留下来后，就只是埋头耕种。渐渐地人们发现，父亲耕种，跟大伙一样，又好像不一样。总让人奇怪的是，同样是周边的地，同样是种水稻、玉米、花生，可我们家的收成却就是比别家的多。后来人们就注意到，父亲平时就总是喜欢去捡牛粪、挖河塘的淤泥，连同积下的猪粪、草灰，把花生壳捣碎成粉末，这里面好像又有个大致的比例，都混合在粪屋里熬。那时候，村里刚有黑白电视机，还看不到天气预报，可是父亲却似乎能预先判断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降温，总有个七八成准的。渐渐地人们又注意到，就是在劳动的间隙，父亲也总是喜欢抬头看天、看云朵，走在路上就喜欢听鸟的叫声，观察蚂蚁的活动，这么大个人，却跟个孩子一样。他还喜欢摆弄日历，所有用过的旧日历都积累下来，不时地就会翻出来看。人们渐渐地就有些明白了，父亲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本领，既像是他天生带来的，也跟他喜欢钻研有关，似乎是，就是在我们的周围，他也能看到比平常人更多的影像，听到更多的声音，进而理解那些表面看来毫无关联的事物之间的联系。渐渐地，人们耕种的时候，也都自觉地跟随父亲的节奏，父亲哪天开始播种，大伙也就忙着一起播种，哪天要施肥喷药，大伙也都齐齐出动施肥喷药。因为这样，村里人对于我们这个家庭，倒是多少消弭了些敌意。
后来，我终究忍受不住内心的煎熬，毅然辍学了。对于我的归来，父亲暴跳如雷，他拿木棍抽打我，要把我赶回学校。可是我不肯回去，站在厅里，任由父亲打骂，咬着牙就是不肯吭声。母亲只是哭，三弟也无声地哭，四妹哭过，来拦父亲，父亲一次次把她推开。后来，母亲也来劝了，喊着大哥的名字。三弟也跑来，还只是流泪。终于，父亲叹息一声，丢下了木棍，甩袖离去。那一回，我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才养好了伤，父亲也曾经几回默默地为我擦药，我既不拒绝，也不搭理他。那时候我就想好了，从此不再跟他说一句话，我要以巨大的忍耐长久的沉默来无视他的存在，这是我以为的比恶语相向更强大的报复力量。我养好伤后，在村里逗留了一年多，每天去田地里劳动，耕种时总是往死里用力，就是故意要折磨自己的身体，又像是与虚空中的某个神魔搏斗。这样劳累了一天，晚上总能倒頭就睡。
然而，在村子里，最难受的还是人们的闲言碎语，这里是一个无形中有围墙封闭的城堡，所有人彼此之间都熟识，每个人说的每句话都能形成无限的回音。那时候我还小，却又如此敏感，跟村里的人们总是难以相合。就算我在田地里，周围都是劳作的人们，但在我的身边，也会自动地画出一个隔离的圆圈。有时候，我抬头远看四处环绕的大山，感觉大自然是如此葱茏秀美，但天地间却又似一个困守的笼子。我感到内心里有什么在郁积着，只是无法找到发泄的出口。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大哥留下的一箱书，有文学、哲学、历史以及其他各类，我知道那时候大哥就很喜欢读书了，但没想到他会藏下那么多的书。其实，我内心里是喜欢读书的，只是不愿意上学。于是，那段孤苦的日子里，每当夜深人静，我就蜷缩在床上看书，怕开灯被父亲发现，就打开手电筒偷偷地看。在那电光所照的一隅里，我发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广阔深邃的新世界，同时也营造出了一个小小的自足的世界，那是完全属于我的，在那里我可以暂时忘掉村里的人事，而得以保有一个少年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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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住的这间楼房，是父亲盖下的，共两层，走的是侧门，进门经过厨房、天井，拐过天井是大厅和两厢的睡房，从顶上俯视像个“七”字，因而人们称为“七字楼”。那时候，人们在外打工挣了钱，便争相回来盖起了楼房，这“七字楼”就是人们从外面学回来的。于是同一村子里，前半段是早年盖下的瓦房，后半段却是后来新盖的楼房，在这建筑里，就已经显出了时代的变迁。傍晚时分，我时常会沿着巷子走，走过每一间屋子，都大门紧闭，楼房的是铁门，油漆已经褪色，瓦房的是木门，树木的纹理还隐约可见。一间屋子，就是曾经有过的一个家庭，曾经冒着袅袅的炊烟，迷糊中，似乎还能听到屋子里传出脚步声、说话声，只是倏忽间就消失了。 那些天里，我们还常常呆在旧屋，与那些农具器物相处。就像是一次从头开始的学习，我反复地观察这些农具，又用手轻轻地与它们触碰，直到每个衔接点每个转弯处。我渴望以这样一种方式，把这些农具，连带着那段曾经有过的岁月，重新地、不遗细节地摄入大脑，获得长久的记忆。哑仔对这些农具，也充满了好奇，他来的时间短，对许多农具都还不太了解。当然，就算他已经有所了解，我也需要这样一个学生，来展开我的课堂。这张犁，主体由铁组成，买回来后，父亲组装了犁铧、犁壁，犁铧尖角处那一抹雪白锋利的擦痕，显示出它曾经有过的长年不辍的劳作。为了增加握力，父亲还在手柄握手的位置包裹了这块单车废旧轮胎上剪裁下来的橡皮，因为长年的手握，如今这里也变得滑溜了。哑仔点点头“咿呀”叫着，似乎是想告诉我他看明白了。这张耙，主体是一副铁制耙具，十多根细长尖利的耙齿依次排列着，如镇守的闸门一般。父亲用一段柴木做了这根手柄。柴木结实耐磨，村里人常用来做木柄，是父亲特地从山里砍回来的。哑仔双手握着手柄，细细地感受着。犁和耙，常常成对出现，犁用于前期的开荒、翻土，耙用于后期的搅拌、和泥。中国农耕文明的起源，伴随着农具的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发明了石斧、石铲、石镰、石锄。如果追溯起来，犁的前身叫耒耜，可能远在夏朝时就在使用，只是还须依靠人力，而且只能间歇性翻土。春秋时期，改良成了犁，最初的犁还是人力拉的，不过变成可以连续翻土。自周朝以来，铁制农具和畜力广泛使用，牛拉犁成为普遍的做法。当然，一直到了汉代，这种犁依然比较粗笨，可能需要两头牛三个人才能操作。到了唐代，又经过改良，就大致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样子。耙的出现则相对较晚，最早大约是在汉代，当时是人工操作的，俗称“铁搭”，到了北魏，则成了如今所见的畜力操作，唐代时就正式称为耙。哑仔看着我，脸上一片茫然。我心里想笑，也许，这些对他已经过于深奥了。
转过另一边，我们停留在了一对簸箕前。那时候，除了购买农具外，父亲还能够自制农具，编织竹器，比如这对簸箕。到河边砍了竹子，劈去枝条，开了竹身，每当砍刀开到竹节时，总能听到清脆的“啵啵”声，如今说起还觉就在耳边，你听，一声一声地，再没有音节如此简单音色又如此美妙的声音了。然后，就是削出细长的篾片，在地面上一扎扎铺开。特要紧的，还要劈出一根拇指般粗壮的竹条，用来做簸箕的骨架。竹条弯折成U形，在空地的柴火上熏烤成型。最后，就在这个U形的骨架上编织的，细长的篾片在父亲的手指间翻来绕去，就像是魔法一般，一圈一圈地围起来，最后在边框缠绕上两根长竹条作为提耳，一只完整的簸箕也就做成了。哑仔双手比画着，似乎是告诉我，这个他倒是用过。我继续说，那时候，村里的人们，似乎都天生就能编织，只是父亲又比大部分人走前了一步，他的手工特别精细，尤其是他在工作时那种气定神闲，动作连贯如行云流水，篾片翻飞在空中划过一道道弧线，总让人觉得不仅仅是在编织，而是多了一层可以欣赏的境界。父亲编织的竹器也越来越多，箩筐、菜篮、吊篮、筛子、竹罩、鸡笼、猪笼，甚至还有那些手工精细村里再没有第二个人会的笸箩、屉笼、盒篮。对，就是这对盒篮，哑仔不觉又捧了起来，上下左右地翻看着，发出暗哑的叹息，似乎也被这竹器精细的手工折服了。
除了编织，父亲还学会了木工活，制作加工过推拨、谷耙、秧苗架、斗车，还有椅子、柜子、箱子、茶几，而他木工活的代表作，是这个风柜。我把哑仔带到了风柜面前，这个站立着有些形似大象的庞然大物，也一直是哑仔非常感兴趣的。风柜的组成主要有储谷仓、风口、流口、轮叶、四根腿、那只圆圆的肚子。我推开了谷仓的挡板，摇动着手柄，带动起了肚子里的轮叶，风呼呼着从尾部的风口吹出。储谷仓里并没有稻谷，可是那一刻，我感觉又回到了过去。那些年里，村里的人们还在，田地里还是长满了庄稼，每到收获的季节，风柜就会派上大用场。晒谷场上，人们排成了队伍，跟着排队的还有满地里晒干的装在箩筐里的稻谷。我还看到分离出草叶、秕子后，饱满的稻谷从流口处水泻般流下，发出沙沙沙的迷人声响，带起了那个摇风柜的农夫或农妇满牙的笑容。终于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收成，可以堆放到屋子棚架上的谷仓里了，怎不叫人心中欣喜欢腾呢？然而，这样的一幅画面，顷刻间又消失无形了，眼前只是这间清冷的屋子。我停了手，那风柜的轮叶便也拖慢着安静下来，又变得那样孤寂落寞，如一个无所用处的英雄。真正落寞的英雄，还有父亲吧，所以他晚年时，把这风柜收集在这里，每天朝夕相对惺惺相惜。
说起来，制作这个风柜，父亲是费了一番心神的，在那之前，他虽然也自制过一些农具，但这风柜却制作尤其精良，不是那么容易学会的。那时候，村里原有的风柜已经破旧，突然间人们才发现，制作风柜的人，竟是无处可找的，甚至没有人能說出这旧风柜是怎么来的，就是到了镇上也没得卖。父亲决定自己制作新的风柜，他把旧风柜拆卸开来，观察研究了七八天，画下了图纸。等觉得可以开工了，他备好了木料、各种物具，整日地呆在屋子里。那段时间，每天都有人来观看，可是每个人都只能站在门口，不敢进屋里一步，连孩子也自觉噤声，就是害怕打扰了父亲。只见屋子里，满地都是锯子截成的木方、刨子刨下的木须，父亲的头上身上，也落满了木屑。但是，他来不及扫去，神情专注地只看得见自己手上的活，来回地一根木方一根木方地试验，凿出的榫口反复比对才接上。终于，在连续呆了半个月之后，父亲制作出了这个风柜……哑仔定在原地，牢牢地看着我，似乎还在等着我继续讲下去。可是，讲述已告一段落，我在这个回合的力气已被彻底掏光，再也无法续下去了，只是感到内心里强烈震荡后的余波，还在不断地回环。
也许，我向哑仔讲述，其实也是向自己讲述，在讲述的过程中，我重新恢复了记忆。也许，真正深埋的记忆从来就没有遗忘，它们已经沉淀在我生命河流的底层结成了淤泥，如今不过是重新唤醒了它们。甚至，不仅仅是唤醒，而是一场重新的发现，渐渐地屋子里也恍若浮起了薄雾，于是眼前所见的农具，既像是曾经有过的样子，又不单是曾经有过的样子。看哑仔，他深坐在一旁，低着头不断地双手相互抓挠。再看清楚，他神情抑郁，眼角还溢出了泪珠，我一时吓着了，难道哑仔也回忆起了某些遥远的往事？那一刻，我才明白，在哑仔的生命河流里，一定也藏着许多已成淤泥的记忆，可是，他无法说出来，一切都只能在自己的心里翻滚。我深知这种说不出的苦楚，只是帮不上他，甚至，我对他根本就不了解，他真实的名字是什么？他从哪里走来？曾经去过哪里？哪些人进入过他的生命？所有这些，我都一无所知，只成了一个巨大又无底的谜团。 4
也是在那个夜晚，在楼顶的露台上，远处是黑黢黢的群山，头上是满天闪烁的星斗，夜虫在地里沙沙地叫，我又向哑仔说起了家里的那些往事。
那些年里，父亲总会把家里养的鸡鸭鹅送些给张金水的家人。张金水的父亲，我们喊他荣叔的，因为我们两家对门，原本关系还算好，当年荣叔外出打工，还是父亲带出去的，可是出了大哥的事情后，两个当家人的关系就完全僵了。对于父亲的赠送，开始荣叔一家人都不肯收，把鸡鸭鹅退回来，是决不原谅的意思。父亲坚持着又送过去，如此地几个来回，榮叔他们收下了，撂下的话是，你再怎么折腾，这事情都没完。那段时间，荣叔家就会接连地杀鸡杀鸭，为了避嫌，我们平时出入已经不愿意走与荣叔对门的巷子，而宁愿绕远路走另一边的巷子。但是肉香却不会拣路的，它们总是顺着风就远远飘来。那时候家里养的鸡鸭鹅，除了送的其他基本上都卖了帮补家用，家里饭桌上长久没有荤腥，因此当我们闻着对门飘来的肉香时，也会贪婪地咽着口水。可是，父亲的心还那么狠，他让我们关紧门窗。依然关不住，香气还是从门缝、窗缝钻进来，引逗着我们。父亲干脆以驱蚊的名义，在屋里放了一口锅，堆起艾草、米糠、木屑焚烧，虽然浓烟总是熏得我们连连咳嗽，却也因此抵御了肉香。本来，按照道理来说，大哥已被判了死刑，这一命偿一命，事情也就该了结了，新社会的法律不搞连坐的。可是，荣叔先前生了两个女儿，然后才生了张金水一个儿子，张金水死后，荣叔一家一直很想再生个儿子，只是连续地却还是生了三个女儿。儿子才是传后人呀，荣叔一家悲愤难解，就把怨恨都推到了我们家来。张金水的母亲，我们叫她荣婶的，那几年里就没闲过，总是挺着个大肚子。每当那个时候，母亲也会去照顾她，一边干自家的农活，还一边帮着干他们家的。母亲还到了邻村盲婆那里为她问卦，在村口那棵大樟树下拜了树神，就是祈求上天保佑她再生一个带把的儿子呀。可是，当又生了三个女儿后，荣婶再怎么也生不上了，又把气撒在我们身上，说都是我们家害死了他们的金水，害他们这辈子没有儿子。她诅咒我们家还在世的儿子，也就是我和三弟，也都被雷劈死了被蛇咬死了，这样上天才算开眼了公平了呢。那一回，母亲少有地哭闹了，她打开了门，冲了出去，与荣婶大吵了一顿。
那些年里，虽然父亲耕种得法，庄稼丰收，但是稻米价贱，即使卖去收成的一半，所赚的钱也不多，况且父亲还要不时地赔些给荣叔，因此家里也难以积蓄。后来，我上了大学，占用了家里的大部分资源，三弟和四妹只能初中没念完就先后辍学了。这是我一辈子的痛，是我一个人所背负的家庭原罪。我原本想着，等我可以赚钱了，就好好补偿他们。可是，等我工作没多久，母亲也病倒了。原来她之前一直都在撑着，看到我终于有了工作，她才松了一口气，却反而就病根发作了，而且一病就卧床不起。那些年，我在外读书，已经很少回家，接到工作录用通知那天我回了一趟家。那天晚上，家里杀了鸡，酿了豆腐，磨了糍粑，请了姑姑、姨妈几个亲戚，父亲还高兴地喝起了酒，就是庆贺的意思。可是，我并没有领父亲的情，匆匆地吃过饭，就骤然离席了。想起来，那简直算是一场宣示，也是一场告别，以为自己往后都可以不再留在村里了。每当回想起这一幕，我心里都如锥扎一般锐痛，太无知了！后来，母亲病了，还是四妹到镇上把电话打到了学校，才把消息传给了我。我赶回家去，母亲已是病恹恹的，多年沉重的体力劳动，已经让她过早地衰老了。我扑到床前，抓着母亲的手，她的手那么冰凉，能够感觉到她清冷的骨头和枯干的皮肉，我的泪水哗哗地直往下掉。母亲却还是轻轻地笑，说些宽慰的话。一度，我找不到话跟母亲说，只能空落地相对着，要不是四妹在屋里忙进忙出，那实在太寂静了。四妹瘦呀，衣服下仿佛都能看出骨架，我心里又一阵酸楚。
傍晚的时候，父亲从地里回来。我在屋里，其实已经听到巷子里父亲的脚步声了，他穿着长筒水鞋发出了我熟识又惊惧的“橐橐橐”的声音，我心里很乱，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方式与父亲见这个面。自那回辍学他打了我，我发誓不再与他说话之后，那些年里我的确再没有跟他吐过一个字。这甚至都内化成了我与他相处的惯性模式，是铁钉陷在了肉里太久都长成一团的状态。父亲进了屋，我想要躲开他，却不想还是抬了头，猝不及防地，与父亲的目光就相遇了，只是在惊悚之间，又快速地错了过去。父亲也老了，他的眼神里满是疲惫，身体也有了些佝偻，但其实那个时候，他还没够五十呀，我心里又涌上了巨大的哀痛。过了些时候，三弟也回来了。三弟辍学后，就一直跟在父亲身边，帮着到田地里干活。当年的孩子，也长成了一个小伙，只是，这个小伙看不出丝毫活力，他头发蓬乱，脸色黝黑，就像是一块蒙了多年尘灰的木头般沉默。然而，后来在父亲的心目中，三弟成了他最可信赖的儿子，因为他忠实于父亲的田地、庄稼，他学习父亲耕种的技术，学会了操持各种农活。他有些愚顽，但对于耕种却似乎另有禀赋，举凡播种、施肥、喷药，在父亲经年累月的教导下，他都逐渐领悟，又灵活地运用。
三天后，母亲去世了，我能在家里呆那么长时间，似乎就让她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因而去得很安详。临走之前，母亲握着我的手，那时候她自己一定已经明白就在那天，而我竟然还以为她在好起来，因为她突然变得神色活灵，说话也顺畅了。她说的是，你不要记恨你爸……我的泪水又扑簌簌地滚落下来。母亲又说，他是个好人，这辈子跟了他，我也值了。我心里波涛翻滚，如今回想，要不是那样临别之际，内敛隐忍一辈子的母亲，不会说出那样动情的话。那些年，母亲一直活在父亲的强大存在之下，只知道顺从自己的丈夫，没日没夜地干活。但在那一刻里，我知道了她这一辈子，也是活得富足的。也是从那一刻起，我在心里开始谅解了父亲。
那时候，村里弃耕的风气已经悄悄泛起，社会巨变的洪流滚滚而来，偏于一隅的村子当然也无法置身岸上。如今往回追溯，最先的变化是在1994年。按照往常，每年春节过后，村里的男人又会潮水般退回城里了。然而，那一年，有两户家庭的明显变化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不但男人外出打工，连同家里的女人和孩子也都一起外出了，整个家庭都空了，田地也弃耕了。那么让人珍爱的土地，说不要就不要了，这让父亲产生了深深的疑问。可是，村里举家外出的家庭越来越多，弃耕的田地也越来越多，“男工女耕”的模式已经在松散。面对着这一渐进的却又是突如其来的变故，父亲也有些措手不及。他曾经去劝过那些外出的人家，希望他们至少有家庭成员留守下来继续耕种，不应该把田地完全荒弃的。然而，没有人会为父亲这一过时的观点所改变，父亲就转而与弃耕的人家沟通，让他们把田地暂时转过来让他耕种，什么时候他们想要回来重新耕种了，随时可以归还。于是，村里凡是弃耕的田地，父亲都贪婪地要了过来，大包大揽地进行耕种。那时候，四妹也外出打工了，家里就只留下父亲和三弟，弃耕的田地越来越多，两个人根本无法全部耕种过来，大片的荒弃还是不可阻挡地出现了。到了后来，也就只剩下我们这一家了，我看到父亲还在苦苦撑着，心里只是替他感到悲壮。 那天回到家里，饭桌上，我就迫不及待地跟父亲算起了账。按照当时的大致情况，一亩田一造产一千斤谷，只能卖四百元，可是一亩田的投入，化肥九十元，农药三十元，谷种十元，还得交公粮，还得养着一头牛，各种杂七杂八的，如此一算，其实所赚寥寥无几，要是当年收成不好，还随时要亏本呢。把这笔账算开来，村里种植玉米、花生、黄豆，以及家庭模式的养猪、养鸡、养鸭，最乐观的也不过是略有积余。我是有备而来的，渐渐地也就放开来谈。也就是说，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家庭农耕的生产方式，已经远远落后了，现在早已进入了工业化生产的时代，先进的淘汰落后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个人的选择，终无法逃脱。那个时候，我是那么雄辩，总以为自己学了些知识，又到城里落了户，要比父亲站得高看得远了。我又给父亲算了另一笔账，要是外出打工，以每月工资七百元的平均数来计算，就算每月取一半，至少能攒下三百元吧，一年就三千六百元了。这样明白的事情，村里人都能看见的，你怎么就看不见了？那一回，面对我的大放厥词，父亲黑沉着脸，喘着粗气，却始终忍而未发。
如今回头看，我才算是明白了，以父亲的精明，他何尝不知道这里面的账目呢？只是他要固守的也许不是一个账目，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父亲归来后，就一直生活在村里，这里就是他的世界。可惜，当时我并没有领悟到，或者说，我隐约领悟到了，却不愿意为父亲去承认，我内心里曾经有一股恶意，就是想以强力打碎父亲所固守的那个世界。直到后来，我发现自己所固守的世界，也时常被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所侵扰攻伐，我才感到了对父亲深深的愧疚。
5
每天早上，哑仔都起得很早，这是他跟着父亲时就培养下的习惯，我还在睡梦里时，就听到他打水的声音。打水用的是手摇水泵，用了几十年了，摇柄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等我起了床，灶头里正烧着柴火，锅里正煮着玉米粥。我顺手给灶头加了把柴，趁着这个空当，哑仔又去喂鸡喂鸭。米糠加玉米粒搅拌好，填到那两只父亲做的喂食器里，打开鸡笼的竹门，掀起鸭笼的围挡，鸡就会哆着翅膀，鸭子就会摇晃着身子，纷纷抢着走出屋门，在巷子里团团围着喂食器。等它们吃饱了，鸡就散落在巷子、村后空地各处，鸭子则自会走出村子，一直奔向河里。然后，等我洗漱完毕，把玉米粥、番薯、芋头、萝卜丝都端上了桌，两个人就一起吃早餐。几回了，哑仔都在偷眼看我，我明白，他是怕我吃不习惯。可是，我又怎么会吃不习惯呢？这是我曾经长年填肚的粮食，他应该明白，人可以忘记很多东西，但是孩提时吃过的味道是怎么都无法忘记的。
这些天里，我的记忆的确在恣肆疯长，无论是站在空地，坐在家门口的石墩，还是走在巷子里，往事都总会无端就奔涌上来，让我出神地跟随而去。而且，又会生出新的记忆，这样的生长，有时候是有关联的，有时候则简直毫无规律，想起了一件事，总又会因某点的触发牵连出另一件事，刚刚还是这一幅画面，下一刻却又转到了另一幅画面。这样的记忆，让我重新组织起了那段已经过去的年少生活，那个曾经活着的村子，我对此感到了欣喜和欢狂，因为我又恢复了记忆的能力。然而，我又深知记忆的脆弱，也许这样的记忆只会到来一次，今后都注定无法再次重蹈，也许过了这一刻，我又會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于是，在午后的这一段时光，阳光在屋子各处留下阴影，我摊开了笔记本，只想把这一刻脑海里的所见所忆，即时记录下来。
那一年，我辍学呆在家里，虽然不跟父亲说话了，但还是得每天跟着父亲去田地里劳动。也是在那些日子里，我学会了犁地。
那天早上，父亲对我说，今天你学犁地吧。我心里一惊，那时候看到人们犁地，牛带动着犁翻卷起泥土，我就渴望着有一天也能成为那个扶犁的人。然而，我在心里哼了一下，犁地而已，多简单的事，还用得着学吗？到了地里，父亲先教我套牛轭。刚好，家里的那头小牛也是刚长成的，父亲示范时，那小牛乖乖地站着，全由父亲把牛轭挂到了脖子上。轮到我了，那小牛似乎也知道我是新手，我举着牛轭走近，它就往前跑了，我追上去，它跑得比我还快，像要和我捉迷藏。父亲走来，在牛脖子上扫了几把，到底帮我把牛轭套上了。然而，我心里并不服气，觉得这都是小技巧而已。接着是犁地，我左手抓着牛绳子，右手握着犁把手，战战兢兢就开始了。父亲站在一旁指导，不要用力推，只要扶着犁把手，牛自会牵着犁往前去的。走回头路时，轻拉牛绳子，不要太用力，它自己就会转弯了。我心里烦父亲的聒噪，悄悄地还是按照他的说法，一边犁起了地。看着翻开了又滚落到犁铧边的新鲜泥土，我心里还是泛起了莫名的欣喜，原来这就是犁地了，我终于也能犁地了。然而，才走了几转，父亲离开没多久，小牛又开始跟我较劲了，还没到地界，它就要急急地转弯，我只能下死劲扯着牛绳，把牛鼻子都扯得要歪了。等到以为降伏了小牛，让它按照我的意志转弯了，刚回了头来，没等我把犁铧插到地里，它就突然加速往前奔，犁具就在地面拖着走。我心下恼了，扬起竹枝抽了它几下，它更报复一般往前狂奔起来，一直跑到了河边。我赶到时，牛正在吃草，我坐了一阵，咻咻地喘过气，把牛轭解开，它吃得更欢了。那一刻我突然有所领悟，似乎是，刚刚成长起来的小牛，它还惦念着自己曾经有过的野性，它还在抗拒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牛轭，它跟我较劲，不过也是跟它自己较劲。多年之后，每当回想起来，总觉得这也是我人生里重要的一课，要经过多少的厮磨，我们才心甘情愿地顺应了套在身上的“牛轭”呀？
父亲回来了，在我附近的田埂坐下，抽起了烟。我在身边拔了几根草，孩提时的游戏那样左右手进行拔河。后来，父亲还是开口了，说你知道种田的苦了吧？我并没有看父亲，我已经下了决心不跟他说话的。父亲等了一会，又说，你以为去城里打工，就真的与这里脱离了吗？这话倒是一下打在了我的心上，我不觉向父亲的方向扫了一眼，父亲却看着远处晒干的稻草，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回城里打工了吗？我手上还是摆弄着那些草，耳朵却不由得往父亲那边细听，我不是不想回去，我是回不去了！我本来是请假回来的，说好了三天，可是事情太多，还是耽搁了两天。当我回了去，位置就被别人占了，那个占我位置的人，是工厂那里的本地人，他的亲戚是厂里管着我们的经理，他向上面报告说，是我自己卷铺盖走人的。我心里触动了一下，不觉又依稀记了起来，那时候父亲在处理了大哥的事情后，的确是回过一趟城里的，只是匆匆又回来了。父亲又抽上了一根烟，像我这样，在厂里能够奋斗到那个位置的，这附近几个村子还有谁？可是，别人要把我赶走，不还是一句话而已？所以，我不愿意再回去了，我不相信耕田种地就过不了活。可是，你现在还小，你难道要重复我走过的路吗？你不好好上学，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就是到了城里，你以为就能比我有出息了？你哥已经不在了，现在家里除了你再没有谁了，所以你要是能上学，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供你，就是你弟你妹不上学我也要把足够的钱留给你。只有你跳出了农门，在城里扎了根，我们这个家才算是真的走出去了。说得不好听的，要能到那个时候了，我不能实现的，也是你帮我实现了，帮我们这个家实现了……我看了看父亲，阳光下他的侧脸，那么凝重沧桑，眼角似乎还有了泪。父亲是跟我掏了心了，心里阵阵地震颤。可是那时候，我还年少，还是那么倔，对父亲的话也没有完全悟透，几次动了嘴，却还是没能向父亲说出话。 后来，我终是受不住父亲一次次催赶，也是受不住耕种的劳苦，还是回去上学了。是到了多年之后，我在城里有了稳定的工作，活得算是有些人模狗样了，才突然明白父亲当初逼着我上学的决定是多么正确。我也渐渐领悟到，父亲当初回到村里来，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在当时村子的闲言碎语里他想要就近保护我们，他害怕我们也走了歧路。
不知道什么时候，哑仔已经站在了身旁，我骤然发现了他，也不觉吓了一惊。哑仔牢牢地盯着我，或者说，是盯着我在写字的手，盯着那张写满字的稿纸，眼里透露出渴求又懵懂的神色。我偷偷抹去泪痕，问他，你认得这些字？哑仔摇摇头。我说，那你是要学写字？哑仔就连串地点头。这样看来，哑仔还没有上过学吧？不过他既然想学写字，我也就有心教他。可是，该教他什么字呢？我想起我刚上学时，最早学的是“人、口、手，上、中、下”，便先教了他“人”字。一撇一捺，就是“人”。你是人，我是人，我们都是人。我把笔给了哑仔，他握着笔，一撇、一捺，慢吞吞地，虽然有些歪斜，也是个“人”。我说，你写对了。哑仔便拍起手来，脸上绽出了笑。
那一刻，我心里也是振奋的，这也许是了解哑仔的一个办法，每天教他一些字，如此积累下来，等到他学会了足够的字，我们就可以进行书面交流了。也许，到了那个时候，他也会向我袒露他内心中隐藏的那些秘密，告诉我他所来的地方吧。
6
大学毕业后，我在城里谋了一份中学教师的工作，结了婚生了孩子。再经过十来年的奋斗，房子按揭了，车也买到了。户口早在考上师范大学时就转了“非农”，之后就随工作从师范大学转回了所任教的中学，到后来住址一栏终于就不再挂靠学校，而改为房子所在的街区。如此，在身份上我就彻底离开村子了。
那的确是我人生里惬意的一段，我知道在村里人那里，虽然对读书人一直有些看法，但具体落实到一份教师的工作，则又是让大伙羡慕的，它看起来体面、稳定、旱涝保收，不用沾泥巴，不用靠天吃饭，真真是个“铁饭碗”。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也做过一个简单的调查，就是村里的人们在城里都做些什么工作。或者说，根本不需要刻意地调查，这些年，虽然我离开了村子，但并没有就斩断与村子的联系。父亲还在村里住，我还是得回村里探访；谁家结婚了生孩子了，村里人请喝喜酒的电话都可能打到我这里；每年清明节，村里也会进行集体拜祭，所有外出的男人都会回去。就好像是，暗地里还是有千万根看不见的丝线，把我与村子连在一起，各种有关于村里人们的信息还是会零零星星地传来。总的来看，搬离了村子的人们，在这个城市里还是以打工居多，进工厂做制鞋工、在工地做建筑工、在医院做清洁工、在酒店当服务员、在服装店当销售员、在商业城当保安，也有几个学了技术的，比如安装电梯、维修空调、制作点心，更好的，有一个做起了夜宵档，有一个开了家印染小作坊，算是做起了小老板。每当走到他们中间，我始终還是有些隔膜的感觉，看起来我们似乎不是同一类人，很多时候我甚至庆幸，我可以不用从事他们那样的工作。然而，来自于同一个村子，又让我始终对他们抱有情感上的贴近，这是已经渗入了我记忆里的，这辈子都无法割裂的，比如三弟、四妹，就还是这里面的一分子。因此，如同关注着我自己一样，我始终关注着他们的命运，突然地在电视、报纸、网络，或者是身边人们的聊天中听到有关于他们的事情，我都会条件反射般猛扎一下。有好多回，当我看到工厂里走出来的打工者、工地上戴着安全帽的建筑工人时，我都会生出一种恍惚的感觉，似乎是突然看见了父亲，因为当年他也曾经在这个群体里的。于是我渐渐明白，我与他们在本质上并没有不同，我的根脉还在他们这里，我也像他们一样每天经受着迷失和恐惧，我与他们是同一类人。
而在另一个方向上，给我带来更大震撼的是丁时辉。我跟丁时辉是大学同学，也是书友，我们的相识就是因为书。那时候，我来到学校图书馆，站在堆满书的巷道，整个人被书本所包围，感觉像发现了新大陆。我一头扎了进去，每天都进出图书馆，借书、读书、还书。当时，学校图书馆的借阅手续还是手工填写，归还时需要在图书所附的表格上签名确认。这样借阅的图书多了，渐渐地我发现，有一个叫“丁时辉”的名字，经常会出现在跟我同借的书上，这让我期待起来。直到后来，有一回我们终于在图书馆里相遇了，原来，那些天里丁时辉也一直在寻找着我。交谈中还得知，丁时辉也是来自农村，我们的许多看法，竟也都相似。那样的相遇让人感觉就像是冥冥中的安排，我们刚认识就好像已经认识了一辈子。从那之后，我们经常相约去图书馆。毕业以后，我们分别应聘到了不同的学校，但是在周末，我们还常常来往。
那天见面，丁时辉跟我说了一件事，说他有一个朋友准备开一家网吧，他打算参股。丁时辉说，眼下这网吧都赚得要发疯的，相关部门已经在限入了，要搞一张牌照，你知道有多难吗？不过我那个朋友有办法，他认识这方面的人。这是一个机会呀，参股之后，平时也不需要管什么，年底就可以分红的。当然，这是理想的状况，要说做生意还是会有风险，丁时辉的语气又变得有些忧虑，比如那个牌照，据我了解只是临时的，属于当地部门自己所开，要是那个朋友认识的人换岗了，一旦真查起来，就会有麻烦的……我知道，丁时辉已经确定要做这件事了，他说这些，不过是跟我袒露他的心迹。当时，我和顺意结婚五六年了，两个人是有了些积蓄，可那是积攒着将来要买房子的，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某一天我也会参股开一家网吧。当时丁时辉的情况，也跟我差不多，可是他的想法，是要拼一拼的。事后我想起，总觉得那是我和丁时辉之间人生的分水岭，他朝着我未知的远处渐渐走远，而我却一直固守般留在了原地。合伙开网吧只是丁时辉做生意的开头，几年后，他分红赚了钱，又与其他人合伙开了酒吧、健身房，后来，他还自己独资开了超市、汽车维修店。还在他的酒吧刚刚有起色的时候，丁时辉就说了他的新想法，他说要辞掉学校的工作。就像过去一样，我知道他跟我说这事，是找个地方说说心里话而已，但其实他已经决定了。不过，这毕竟是一个很大的决定，那时候他在学校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外面又能做个隐形的小老板，进退自如攻守兼备，是很稳固的局面呀。丁时辉咬咬牙，眼神的犹豫里，还是闪过了一丝决绝，他说，我就是不想给自己留下退路，我希望在这座城市里，能够找到真正属于我的一席之地。我看着这个多年的朋友，似乎已经不再认识了，难道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不就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了吗？也许，这终究是我跟丁时辉之间的不同，他对这座城市是进攻的，他一直渴望战胜它，而我呢，对所处的这座城市是防守的，只想与它稳妥相处。 就是在那段时间里，丁时辉把我带进了他的那个圈子。组成那个圈子的人，有一些是常来往的，但也有匆匆来去的面孔，有些我知道他们的具体职业，比如开酒店、做茶庄、卖二手车，还有一些是公务员、记者、老师、银行职员，但总有些人的职业是我无法弄清楚的。聚会隔三岔五就会有一次，人数并不固定，每回少则七八人，多则几十人。这里对于我，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也是一个新奇的世界，或者说还是一扇窗户吧，让我得以向内窥看了这座城市。正是在这个圈子里的所见所闻，我才切实地明白我们真是处在商业社会中了。人们在这里交换各种信息，寻找各种合作的机会，哪里有合适的铺面可以出租，谁刚好是做石材批发的生意，或者是房地产政策的内幕爆料，某段市政工程竞标的传闻，这些可都是我过去从没有见过听过的。在这里，推杯换盏之间，刚见面就可以成为熟人，随时都会因为某句话就擦出商机的火花，空气里弥漫的都是冒险的气息。我感到内心里发生了一场地震，巨大的冲击让我头晕目眩，有着新鲜的迷醉，也有着深深的不适应。这些年所读的书，似乎都是白读的，甚至过去的三十多年，我都是白活了。那天晚上，在酒吧的角落里，我就跟丁时辉提出，我也想在他这里参股。丁时辉拍拍我的肩膀，轻轻一笑，说好吧，我们谈谈。
换了个地方，只有我们两个人。丁时辉说，你真的想跟我合伙吗？我点点头，丁时辉叹口气，可是，我是不愿意跟你合伙的。我猛地打了个愣，和丁时辉相距的空间顷刻化成了雾。丁时辉又说，因为是我跟你，所以只想说真话，如果我们合伙了，那最终肯定要吵架的。我心里有些气，直直地说，这都还没开始，你就知道要吵架了？丁时辉说，要是做生意，你不会是我最好的合伙人。我说，我知道我是不懂做生意，可是那不有你吗？就像当初你和你的朋友合伙开网吧，我在你这里就只是参股，别的你做主就行了。丁时辉一笑，你真以为，合伙就那么简单吗？……我看着丁时辉，真希望能够看穿了他。丁时辉继续说下去，做生意，是要盈利的，但也随时会有利益的冲突；要合伙，就得讲合作，但有时候还可能需要妥协。这里面涉及合伙人之間的方方面面，比如能力上的互补，又比如，性格上的契合。我冷笑一声，你终于说到点子上了，你是说我性格有问题？丁时辉也有些急了，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我们能做这么多年的朋友吗？我是想跟你说说心里话，不错，要是我们一起做生意，肯定合不来，因为你会患得患失。但是，这又是因为，你的能力、性情都不在做生意这里，而在做学问上。可是这些年来，你怎么还一直在犹豫、彷徨，白白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耗费了自己半生的精力？我看着你这样，心里也难受呀，我在做学问上是彻底荒废了，现在只有你才能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了。我知道，丁时辉说的是实话，心里倒平静了，说那你为什么要带我走进你的圈子，勾起我这方面的欲望？丁时辉说，你的欲望，它本来就存在，我只是让你看清楚了它。也许，你不只是看到了这些，你还看到了刀光剑影，看到了尔虞我诈，只是你又忽略了它们。因为，你真正想要的，只是改变，只是想要逃离一种什么的感觉……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泪水急流般冲下来。丁时辉的话还在继续，不过，要是你真想尝试，我们就合伙吧，你愿意出多少都可以……我呜呜地哭了起来，打断了他。我明白，能够遇上丁时辉，真是我的幸运。我缓了下来，那一刻，我只想把藏在心里的话全都向他倾倒出来。
我说，是的，这些年，我一直想要逃离。当我年少的时候，我想着逃离那个村子。后来，我离开了那里，在城里住了下来，有了工作，有了房子，但我还是觉得惶恐。我走在这座城市，总觉得它是一座巨大的迷宫，我无论怎么走都无法走到它的最里面。看到富丽堂皇的酒店，我依然有着不自觉的卑微感，走进政府机关去办事，我心里总还是无尽地忐忑。原来，我还是没有逃离我想要逃离的那种东西，我离开了村子，但是村子却变成了无形，它内化在了我的身体里，成了我的一部分。有时候，我讨厌自己的出身，讨厌那个原生家庭给我施加的影响，恨不得像擦去粉笔字一样，把那些存在都一笔勾销。可是，无法抹去，那些年少生活的印记，那些反复撕咬的思考，已经沉淀为我生命的底色。有时候，我又为自己这样的想法感到可耻，就是同在农村里走出来，你就比我要进取，这的确又是我个人性格上的问题。也许，像你说的，我应该看清楚自己，做一个读书人应该做的事情。这些年，农村如抽血一般供养着城市，如今，农村人又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挟裹着，都纷纷搬迁涌入了城市。然而，在社会巨变的夹缝里，这一代也注定是挣扎的，他们丢弃了自己的土地，背负着高昂的房贷，依然从事着这个城市里的各种脏活累活。他们有着迷蒙的剥削感，却不明了剥削的存在，他们有时候想说话，却发现淹没在城市的机器噪音里，他们可能也是失声的一群人。是那个村子那个家庭供养了我，我不应该放任般迷茫下去，我应该重新拿起手中的笔，为我所在的这个阶层，发出属于我们的声音……
7
如今，这间普通的屋子，叫“农耕记忆馆”。
那是多日后，我在教哑仔认字时起的名字。这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功课了，哑仔认识的字也渐渐增多。只是，这对于他来说，却要比普通人多付出百倍的努力，因为他只能看，却无法读出来。我也曾看他做过艰难的尝试，那些读音仿佛已在他的身体里孕育成形，经过起伏的腹腔，到达脖子上颤抖的筋肉、跳动的喉结，眼看着就要从张开的喉咙里冲出，却在最后的一瞬间，扭结成“呀呀呀”的单调喊叫。而且，当他逐渐积累了一些字，再学新的字时，前面刚学的又忘记了，或者是前后混淆了。有时候，见学得不顺利，他又不免急躁，稿纸都戳烂过几回。
那天，我想到了一个新的教学办法，把屋子里的农具都一一贴上名称，这样在教哑仔认识农具的同时也就可以认字了。比如，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叫“推拨”，由一根圆木柄和一块长形木板连接组成，主要用于晾晒时摊开稻谷，或收起来时推成一堆。这个叫“谷耙”，由一根木柄和一个木耙组成，主要用于中途翻晒。这是“竹笊”，用细小的竹枝捆扎而成，主要用于清扫。哑仔看着我，若有所思，似乎是要努力想起什么，可一时又想不起来。我继续说，推拨、谷耙、竹笊这几样农具，经常会成组出现在晒谷场。收割回来的稻谷、玉米、花生、黄豆，都要挑到晒谷场铺开晒干。那时候，一发现天色黑下来了，人们就会从田地里跑回来，从屋子里冲出来，大人喊小孩，哥哥喊弟弟，就跟打仗一样，整个晒谷场上一片忙乱。有时候，雨来得特别急，要是收不及，稻谷玉米就会淋湿了。于是，丈夫骂妻子，父母骂儿女，什么恶毒的话都敢出口。粮食才是命根子呀，要是碰巧还遇上连续的阴雨天，稻谷、玉米发芽了，那一年也就要吃西北风去了。所以，农耕受制于天气，农民得按照季节和时令安排耕作，他们对于天地自然，是既敬又畏啊。哑仔听着，有些黯然神伤，似乎我所说的这些，也曾经是属于他的记忆，它们埋藏在了哑仔的心底，如今是重新唤醒了它们。然而，这样唤醒之后的记忆，似乎又触到了哑仔的某些伤痛，遭遇了更大的记忆黑洞。就是在那一刻，我头脑里突然蹦出了“农耕记忆”这几个字，好像是毫无来由的，却又是直抒胸臆的。这间屋子，饱含了父亲对于农耕的深情，也承载了我对于农耕的记忆，它是曾经有过的那个农耕时代的缩影，我要把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记录下来，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就像每件农具都有一个名字，我也应该给父亲的这间屋子起一个名字。那么，该叫什么呢？对，就叫“农耕记忆馆”。我当即又把这五个字写了下来，就贴在门口，一个字一个字地教给了哑仔。 也就是在这天，我又跟哑仔说起了家里后来发生的事情。
到了2000年以后，父亲回过头来看，一直跟在身边的三弟，竟还没有娶媳妇。那时候乡里还有媒婆，也许是最后一个媒婆了，人称七婶的，已近六十岁，父亲便托她为三弟物色对象。一个月后，七婶上家来，那一回介绍的女子，叫小玲。小玲二十三岁，长年在村里耕种，吃苦耐劳，手勤脚快，是耕种的好手。看小玲，不爱说话，但长得还算壮实，父亲很喜欢。几个月后，小玲就嫁到了家里来。小玲的确是个勤快的媳妇，婚后第二天她就跟着下地干活了。只是，三弟还是沉默，每天埋头干活，跟小玲之间，似乎就没见他们说过话。父亲也没计较，以为日子过下来，他们生了孩子，也就扎根了。悄悄里，父亲的计划，是三弟他们生儿育女，家里的耕种就后继有人了。然而，三个多月后的一天，事情却起了变故，小玲突然离家出走了，也没回娘家，只不知去了哪里，从此都没有再出现。其实回头细想，那三个多月里，小玲就已经有过几回要离家的迹象，也是三弟太沉默了。三弟的第一桩婚姻失败了，给了父亲不小的打击，但是三弟呢，却似乎不起波澜，还是那副不惊不慌的样子，照例每天到田地里干活。父亲发过些脾气，并不起作用，只得再次运作，为三弟物色新的对象。
一年之后，三弟迎来了他的第二桩婚姻，新媳妇叫阿梅。阿梅比三弟大了五岁，很小的时候就外出打工，后来因为家庭变故回了家。父亲看阿梅，是个宽厚、有主见的女子，尤其跟小玲不同的是会说话。结婚后，阿梅留在家里，和三弟一起跟着父亲去耕种。阿梅自小就外出，耕种并不擅长，少不了父亲的引导，但阿梅原本是农村的，也用心去学，父亲很欣慰。那也许是三弟特别开心的一段日子，有了阿梅的相伴，他不那么阴郁了，偶尔会笑。但半年之后，还是出了变故，一次从田地里劳动回来后，阿梅突然发了疯，她披头散发，嘻哈怪笑，在厅里就要脫光身上的衣服。也曾请医生来看过，但始终不见好转。如此闹腾了一个多月后，在一个黄昏，阿梅出门去了。三弟跟在后面，直看着阿梅在公路上消失了，他一个人在路边抱头痛哭。后来，就有传闻说，阿梅其实是装疯的，有人就在城里看见了她，她是想回去打工呢。这一回，三弟受了重大打击，从此变得更加沉默了。
如此又过了几年，看着弃耕的田地越来越多，村子越来越空落，三弟也日渐消瘦，父亲痛定思痛，想让三弟也离开村子，去城里打工。三弟呢，近三十岁了，还从没到过城里，因此他不愿意去。父亲狠了心，又拿木棍追打他，就是要把他赶出家门。后来，三弟到底经不住，还是离开了村子。回想起来，父亲也许是看明白了，他知道这田地迟早是要荒弃的，这一家人再怎么耕种，都不可能维持，这是一种大的潮流，光凭他一个人是无法阻挡的。他也许还醒悟到，三弟走到了那一步，他也有很大的责任。后来，三弟在城里打工，认识了现在的三弟媳，三弟媳也才二十多岁，可却是个离过婚的，父亲虽然有些不悦，但已经没有再去干预了。不过，到底三弟还是有了自己的家庭，他和三弟媳都属于那种在生产线上闷头干活的人，平时生活又省吃俭用，时间久了也积攒下一些钱。后来，我拿出了部分积蓄，资助他们按揭了一套房子，看着他们稳定了下来，我的心才多少安了些。
再说四妹，她的婚姻也不顺利。四妹初中辍学后，就到城里打工了，认识了后来的四妹夫。四妹夫家在北方，距离我们这边比较远。那回，已经是晚上了，四妹带着几个男人突然回到家里，其中就有四妹夫。但当时，父亲一直摸不清四妹和那些人的关系，也不太清楚四妹回家来的主题。他们买了许多吃的喝的，在家里留宿了一晚，第二天又匆匆离开了。回到城里，四妹才打回来电话，向父亲征询意见，问他对她的男朋友，也就是那个穿棕色风衣的男人的印象。这就等于已成事实，先斩后奏了，父亲很不高兴。尤其是，当听到四妹夫家那么远时，他更不乐意了。第二回，当四妹单独带着四妹夫回来，正式地见家长时，父亲始终黑着脸，以至于四妹夫在吃饭时，手一直是发抖的。当四妹结婚时，父亲又拒绝了四妹在村里摆一顿喜酒的请求。我的那个四妹夫，婚后就再没有来过我们家。有了两个孩子后，他突然迷上了赌博，过着浪荡的生活。只苦了四妹一人，拉扯着孩子，我所能做的，也不过是给她寄一点钱罢了。
从那之后，那几年里，村里就只剩下父亲一个人了。长期的独居生活，使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古怪，烟也抽得越来越厉害。时常地，他会走向田里，背着双手，踽踽独行，走累了，就在田间地头坐下。我心里怜惜他，也试探着跟他说，让他搬到城里来。多说了几句，他就恼怒了，向我咄咄逼问着，农村有什么不好？开门就见到山见到河流有什么不好？自己种的庄稼自己收自己吃有什么不好？这些问题我无法回答，从那之后也就不敢再提了。
对于父亲来说，最高兴的莫过于与荣叔的和解。荣叔的大女儿已在广州嫁了人，二女儿开了家饮食店，在城里买了房子，因此把荣叔一家接了去，三个小女儿也都一起到了城里念书。那天，荣叔回村里办事，晚上就提了两瓶酒进了家来。过去那些年，虽然两家是对门，可是荣叔从未进过我们的家。那天晚上，父亲和荣叔对饮，渐渐就喝得有些多了。荣叔也已经头发半白，与父亲相对，回望往事，两个人都不禁唏嘘。
荣叔举杯，叹息说，过去的事，让你承受太多了。
父亲摆着手，你也不容易，不容易呀。
两个人又一饮而尽，相互抱着头，竟都失声痛哭起来。
那天之后，父亲就病倒了，发着高烧。父亲让我去割些野芋头，回来熬成汤水洗澡。这是小的时候，当我们发烧时家里常用的土方。我去了河边，果然发现了那棵野芋头，这么多年了，当我遗忘了它，它却还是一直在原地生长。我把熬成的汤水提到洗澡间，父亲自个进去洗澡。突然，他在里面惊叫一声，似乎是跌倒了。我在门外，问他要不要紧。他鼓捣了好一阵，还是没能站起来。我只好推开了门，看见父亲就跌坐在澡盆边，那张原本该他坐的矮凳子翻倒在地。我也看见了父亲的身体，眼睛里猛地刺了一下，他的身体那么瘦，皮肤皱成了干枯的橘子皮。父亲不觉双手抱了一下自己，低声骂一句，还不过来帮忙？我醒过来，赶紧过去，双手在后面抱着他的腰，扶他坐到矮凳上。当我的手接触到父亲的身体时，一股电流从心底流过，随即父亲也一阵哆嗦起来。我是父亲的种子，我的身体来自于父母，可是长大之后，有多少年了，我再没有像孩童时那样拉过父亲的手，父亲也再没有抚摸过我的头。水还有些烫，蒸汽缭绕着，把我们包围了，这让我平静了些。父亲最初的那些羞耻也退去了，似乎又重新变成了一个孩子，对于自己身体的展示变得坦然。我拧了热毛巾给父亲擦身，认真地擦过他的脖颈、他的腰身、他的手脚。这样地擦过几遍，躲在父亲的身后，我的眼泪，还是忍不住地哗哗哗流了下来。 后来再发生的事，就是哑仔出现了，父亲终于又有了个长久的伴。那时候起，父亲好像也嫌我烦了，他让我没事就不要再往村里跑。我好像是明白的，父亲宁愿和哑仔相处，也不愿我回去打扰他。父亲临走前，一直在忙着两件事，除了收集整理农具外，就是筹划着把村里的田地集体外租。据说，已经有一个老板来看过了，他想承包田地种香瓜。于是，留在村里的父亲，就成了那个居中联络的人，他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地往城里打电话，希望能够统一大家的意见。他那么想促成这件事，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年轻的时候，浑身充满了活力。可惜，直到父亲去世，村里人对于租金各方面的意见还是无法统一，田地集体外租的事情，终至搁浅了。
8
暑假就要结束了，我也该回城里了。
临回城里前，我去拜祭了父母。按照父亲生前的遗愿，我们把他和母亲合葬在了一起。对于母亲来说，生前未得父亲的宠爱，人世之后却能与父亲长相厮守，也是她所得的安慰吧。人与人之间，真的很难预料，就算是父子、夫妻这样核心的关系，也未必能够修成正果。或者说，反而是这样的关系，牵扯到血缘、契约的因素，更容易形成既爱又恨，既相互依附又相互折磨的关系。这也就是我与父亲之间必须承受的吧，自父亲去世后，我突然间感到有什么空落落的，这些天里，我不停地记录，已经记了厚厚的五个笔记本。我有了一个计划，写一本关于农耕研究的书，我会从农具的现存讲起，回溯农具的起源和发展，然后从农具的发展扩展到农耕文明的发展，以一个村庄、广东省北部这个地区的农耕文明为标本，它曾经有过的过去，近几十年的鼎盛，未来的可能性，进而写出整个民族农耕文明的发展历史。当然，我也会写到房屋、肥料、家禽家畜、农作物等这些物质存在，还会写到农谚、农时、饮食、丧葬嫁娶等风俗文化，以及孩童的游戏、与天地自然相处的哲学，也都会涉及包含。我要写出农耕之殇，也写出农耕之美，就是现在，虽然商业已经高度发达，但是农耕也并没有过时。农耕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可能已经存在了七千多年，如今依然还用各种方式供养着我们人类，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也许，农耕文明中也有腐朽、丑陋、落后的内容，那种家庭作坊式的农耕也会逐渐消遁，但是未来农耕的发展还具有无限的可能性。钩沉农耕文明，是对我们人类所来之路的尊重，它警示我们商业文明不是唯一的存在，农耕文明也可能是商业文明的一种修正、融合。我希望能以这本书，重新面对内心、面对父亲！
那天早上，这个暑假里最后一回教哑仔认字，当我看到那些贴在农具上的标签时，心里蓦地闪过一个想法，也许，哑仔也应该有他的名字。可是，应该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我努力想着，手上不经意地，却写下了“张百迁”三个字。我反复念给哑仔听，哑仔临摹着写了十几遍，稿纸上便都是“张百迁”。我突然间明白，这就是哑仔的名字了。也许，他曾经有过自己的名字，只是他忘记了，这个新的名字，将归属于他。不过，我并没有告诉哑仔，这个名字，是我父亲的名字。我是希望借由哑仔，让父亲的名字复活，那么，当哑仔守着这个村子，守着农耕记忆馆的时候，也一如父亲还守在了这里。我叮嘱这个获得新名字的张百迁，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要多练习写字，如果有什么想起来要对我说了，就记在本子上，能记多少就记多少，下回我再回来，就可以看到了。我把剩下的那个空白的笔记本，送给了张百迁，他双手接过，两行清泪，就在他的脸上长长地挂了下来。
回到城里后，我才知道丁时辉被他的表弟砍伤了，还住在医院里。我赶到时，丁时辉左肩膀上缠着绷带，侧身蜷曲着腰，正呼呼睡着大觉。病房里药水的气味弥散，另一张病床上的病人刚入住，家属进进出出。窗外阳光斜照进来，映照出半空中飘游的浮尘。我在床边坐下，看着丁时辉那一张脸，络腮上嘴唇边满是胡茬，眼角板着黄色的痂块。回想还在大学时刚认识的那张脸，已经模糊得不见踪影。猛地，我见他身体颤抖一下，脸上闪过一丝痉攣，以为他会醒了，然而很快，他就恢复了原样，继续地睡去。
直到夕阳收走，灯光亮起，他终于醒了。我责怪他有事也不告诉我，他让我拿衣服帮他穿上，说几天没有睡过这么好的觉了，真是舒服透了。我说，我听到些说法了，你表弟那里是怎么回事？真的是你骗他的钱了吗？他淡然一笑，你觉得呢？我瞪他一眼，就是因为我不相信我才问你？他径直往外走，我饿了，能不能先吃饭？
他的胃口特别好，左手的袖子空吊着，半侧着身子，右手却忙个不停，大块吃肉，大口喝汤。等到桌上杯盘狼藉，他满足般仰靠在椅背上。
他说了起来，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当初，丁时辉想与朋友合伙开网吧时，其实手上并没有多少钱，于是便游说家人、亲戚、同乡，说他有这么一个项目，只要投钱进去了，就能鸡生蛋蛋生鸡。最后，人们被丁时辉说动了，他们那个地方本来是个穷山沟，但大家把家里搜干刮净，还是给丁时辉筹够了款。那回丁时辉也没让大伙失望，赚了钱分了红。之后这十几年来，他们还多次采取这种筹款方式，大家的生活逐渐改善，丁时辉的生意也越做越大。这个时候，丁时辉认识的一个洪老板，要入手一块地皮开发建房子，但手上的资金不够，问丁时辉有没有兴趣。房地产正疯着呢，丁时辉又从大家那里筹了一笔钱，自己也卖了手上的几套房子，还把超市、汽车维修店也抵押给银行贷了款，就是想拼一次大的。但地皮到手后，丁时辉才发现洪老板根本不想建房子，他只想捂在手里，坐等炒地升值再转手。丁时辉虽然撸尽了力，但在洪老板的雄厚资本面前就是一只小毛虫，决策时屁话说不上。这样压了两年多，丁时辉在银行的贷款早已到期了，银行要把他抵押的超市、汽车维修店拍卖。那可是丁时辉的心头肉，他四处去借钱，碰破了头也没借上。偏偏这个时候，政府查出那块地在转让过程中涉嫌违法，洪老板也被控制起来了。丁时辉的家人、亲戚、同乡就来向他要钱，丁时辉躲不过，只好把健身房的股份转让出去了，先给了大家一部分，承诺余下的过些时候再还。丁时辉的一个姑父，这时候刚好做了个大手术，急需用钱，表弟来找丁时辉，说他是懂法律的，丁时辉这叫非法集资，要么把钱都退了，要么法庭上见，两个人就吵了起来，最后他表弟还动手了…… 我听着，早已惊呆了，这些事情丁时辉可一点都没有给我透露过。原来这些年丁时辉的风光背后，还是有一大群的家人亲戚在支撑着。我说，那你现在怎么办？他说，能怎么办？实在不行，把仅剩的酒吧也转让了，把现在的房子也卖了。我说，卖了房子，你住哪里？他哈哈一笑，还可以租房子嘛，当初不就是这样过来的？我说，也许你一开头就不该把钱都投进去，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慎重些。丁时辉冷笑一声，做生意就得冒险，风险越高回报才能越高，你不淌淌这水怎么知道是清是浊？我说，要是你的亲戚真告你非法集资呢？丁时辉拍一下桌子，恶狠狠地，当初赚了钱，怎么就不说我非法了？现在看我倒霉了，一个个饿狼一般，原来连亲戚朋友都是靠不住的，想想真是心凉呀。也好，他们要来告就告吧，我要能进去了，倒是一了百了。我从没有看丁时辉这么悲观过，心里又替他难受，苦苦经营十几年，一夜之间就可能一无所有，搁谁都难以接受呀。我说，当初，你就不应该把学校的工作完全丢了。他瞥我一眼，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猛喝一口茶，叹口气，才又说，也许我的人生里，注定了要有这么一劫，当初我一直不让你合伙，也是因为我常常有失败的恐惧。难道这城市里，就真的没有我的一席之地了吗？我记了起来，丁时辉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可是他所谓的“一席之地”，到底是什么呢？丁时辉说，其实，这些年，我也一直在逃离，就像你一样，我们两个人，其实还是相似。在学校里守着一份工作，对于我来说，不过还是跟我父亲一样，跟我的那些亲戚一样，跟村子里的人们一样，守着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而已，区别只是他们的田地在村里，我的田地在城里。可是，我想要比他们走得更遠，我要摆脱他们施加在我身上的影响，我不只是想赚到钱过上富裕的生活，我还要建立属于我自己的领地，成为掌握资源制定规则的那一类人，在这座城市里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滚滚的泪水，从丁时辉的眼眶里溢出。我心里，一阵巨大的震动，这些年我也从没有想过，丁时辉的内心里埋藏着那么巨大的一盘计划。
我回到家里时，已经是深夜了，顺意还窝在沙发上看电视。我把灯调亮，坐到她身边，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我们现在有多少钱？顺意转过来，瞅着我，她眼里有泪痕，我才发现电视里正播的是一出韩剧。顺意喊起来，你一个暑假不着家，回来就问我要钱？有明学习的事情，你过问了吗？我讪笑着，不是给他请了老师，这个暑假让他去补习了吗？顺意摇着头，老师是请了，可是他学得怎么样呢？我说，我真急着用钱，丁时辉出事了，我得帮帮他。顺意哼一声，你爱帮谁我管不着，可是你别打我的主意。我说，怎么是打你的主意呢？那些钱我应该也有一份的，我可是把工资卡都交给你了。顺意几乎要跳起来，就你那份工资？你住在这里，不用交房贷吗？你每天吃家里的用家里的，不用交伙食费吗？你穿的衣服你买的书，哪样不是从我这里出的？还有你帮补你三弟、四妹的事，别以为我不知道。顺意摔了抱枕，得了，从今往后我都不管了，在抽屉里都拿走吧。滚开去，别烦我看电视！
我进了房间，翻箱倒柜找着。我又欠了这个家庭的债，但现在我满心想的只是尽力帮助丁时辉，因为丁时辉也是我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是对方的互文。原本，从村里回来的路上，我还想着跟他说说我这个暑假的收获，比如我在村里起名的农耕记忆馆，比如我笔记本里记得满满的那些文字，比如我想要写一本关于农耕文明的书。如今，也不知道要到何时才有机会说了。
责编：王十月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半年多了。
半年前，当我接到父亲病危的消息赶回家时，已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连续几天的葬礼，我像木偶一样按照阴阳先生的指点遵循着繁缛的仪式鞠躬、下跪、磕头，周边满是锣鼓声、鞭炮声、哭喊声，还有萦绕在半空的浓郁刺鼻的香灰和蜡油的气味。我已经麻木了，脑袋里如深冬的冷风刮过般空白，两眼干涩如晒透的石头。直到送葬的人们散去，只留下一屋子的至亲，我的妻子顺意、儿子有明，三弟、三弟媳和他们的孩子，以及从几千里之外的婆家赶回来的四妹。按照风俗，父亲的铺盖被褥、贴身物品、个人用具都已经带去了坟地，只留下几件衣服，兄弟姐妹是要各留一件随身带走的。我拿着那件已经洗皱的汗衫在手，想着它曾经长久地与父亲肌肤相亲，满脑子里父亲的容貌突然蓬勃地生长起来。我转过脸去，泪水才哗哗哗地无声流下。
哑仔出现了，他拖曳着我的衣袖。我透过泪光看着他哭肿的双眼，努力让自己平静了些。哑仔手上加了劲，我只好起身跟着他。父亲去世前的最后那些岁月，是哑仔陪在他身边的。哑仔不是我们村里的人，两年前吧，那时村里已经只剩下父亲一人留守，有一天哑仔突然在村子附近出现，衣衫褴褛头发蓬乱，像个流浪儿般。开始的时候，父亲给他一些番薯、芋头，他一把抓过去就跑远了。到了第二天，他又重新出现，父亲再次接济了他，之后他就每天都准时到来。渐渐地，父亲发现他竟是个哑巴，从哪里来做过什么家里父母是否还在统统问不出来，只是见他实在可怜，也就让他住下了。好在这个哑仔有一身好力气，父亲不但有了个伴，还多了个劳动的帮手。那回，哑仔把我带到了旧屋，推门进去，出现在我面前的，是那些摆满了屋子的农具器物：犁、耙、推拨、禾打、镰刀、锄头、铁扒、簸箕、箩筐、筛子……那时候我才知道，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一直忙着搜罗这些农具。
葬礼之后，我又回到了城里，每天穿过熙攘的人群，白天回到学校，晚上守在书房，有空还是去参加圈子的聚会，我以为我已经复原了。那个圈子，是丁时辉介绍我进去的，来往的人中，有各种的职业，主要是商人，另外还有一些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等等，聚在一起主要就是交换信息，寻找商机。丁时辉原本跟我一样，也是在学校教书，后来因为兼职做生意赚了钱，就直接下海了，因此有机会接触这个圈子。那天晚上，我们又在老地方“天地人酒吧”相聚，包厢四壁的灯光昏黄柔和，舞台上萨克斯演奏着小夜曲。酒过几轮，谈兴已经变得浓烈，先是从路上来时的拥堵，纷纷吐槽最新出台的本市城市交通管理方案；然后谁说起刚刚入手的一套房，又把阵地转移到了当下火爆的楼市。那时候，我就开始感到有些不适了，头脑里似乎有热气冒出。渐渐地，话题好像又变成个税征收的问题，有人喊着目前的征收界线是对中产阶级的盘剥。有人反驳，中国现阶段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有人则换了个说法，目前应该可以重税的是富人阶层，可是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政策却非常不完善，比如遗产税的征收依然缺失。眼看着整个包厢里刀枪剑戟，我觉得也该说些什么的，可是当我要张口时，却发现自己突然失语了。就好像是，喉咙里塞了个核桃，舌头也被封了胶水，无论我怎么努力，就是吐不出一个字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话题又再次转移，可是我已经无法细听了，悻悻地走出了包厢。过了些时候，丁时辉来了电话，我接了，一开口，把自己都吓惊了，原来我竟又能说话了。
这样的事情，我以为只是一时的，直到多天之后，我又在课堂上失语了。课堂是我的舞台，过去，只要站在那个舞台上，面对着我的学生，我总能变得激情四溢，文学史料、流派演变、人物典故随手拈来。那天课上到半途，我却突然卡壳了，那句本来就在嘴边的话，竟生生地被塞回了喉咙。那种憋屈到窒息的感觉再次袭击了我，我暗自发力，却半张着嘴就是发不出声，就像我也成了一个哑巴。可是还没有完，几天之后，在家里与顺意对坐吃饭，这种失语的事故竟又犯了。当时，顺意说了些有明的事情，告诉我这样下去可不行。有明已经十四岁了，在读初中，虽然我没有教他，但也用了内部的关系把他分到了一个重点班。可是，那些天顺意就发现，有明的学习成绩有所下滑了。顺意提高了音量，再这样下去，重点高中一落下，高考肯定要吃亏，到时候别说是重本，连一本都没有希望。亏你还是学校里的老师呢，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教育好。每当碰上有明的事情，顺意也像是变了个人，总是轻易就急躁。看着她的筷子在半空比画，我很想说些什么，却竟然又说不出话了。
很快，更让我痛苦的事情也出现了，我开始失去一些记忆。那天下班，我照常开车回家，两旁耸立着高楼大厦，身边车辆相错驶过，我看着却一片茫然，最后竟然就迷路了。我愈加害怕人群，更长久地一个人呆着，把自己与周围的世界隔开。那段时间，我倒是又读了不少的书，文学、哲学、心理学，或者股票、收藏、军事，都不是很计较了，只要碰到了就读。那天在图书馆，我无意中看到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就借了回来。这本书，学生时代就知道了，但一直没有读原书，这回读开了，竟然就深深地被吸引了，尤其是当中记述的那些古代的农具，让我看到了许多当今农具的渊源。之后，我又找了一些同类的书，读过了《王祯农书·农器图谱》《中国古代农具》《中华农耕文化》，突然间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仿佛终于看清楚了自己所走来的那条路。
于是，这个暑假，我又回到了村里，回到了父亲所留下来的这间屋子，一遍遍地与这些农具对望。也就是在这一刻，我感到记忆又蓬勃了起来，一如恣肆生长的苔藓，爬满了人去后的这些空寂的墙脚。我有了一个想法，希望在我还能保持着清晰记忆的时候，把这里曾经发生的往事都记录下来。因为我多么害怕，这些记忆，终有一天也会突然丢失的。
那天晚上，带着内心所留的挫败，又或者是强烈的倾诉欲望，就在这间屋子里，在父亲那萦绕不去的气息中，我把家里一些从没有跟别人说过的往事，也跟哑仔说了。
2
要是沒有发生大哥杀人的事情，后来父亲也就不会一直留在村里了。
父亲长到十四五岁的时候，村里还是大集体，他被分到了“犁耙组”，每天参加集体的劳动。到了十九岁，父亲结婚了，母亲是从比我们村子更偏远的山沟沟嫁过来的。后来，村里分田到户，再过了几年，风气很快又变了，村里有些男人开始思量着往外面跑，就是到城里打工。那时候，大哥和我都出生了，父亲跟母亲商量，他也要去打工，母亲留在家里耕种、照顾孩子。后来，这种“男工女耕”的家庭劳动模式，在村里就变得很普遍了。因此，父亲那一拨人是村里最早出去打工的，他们逢年过节才会回家，带回来糖果、玩具、新衣服，同时带给我们这些孩子对于外面那个世界的遐想。 后来，三弟和四妹相继出生并上学，我也上了初中，大哥则成了村里第一个考上高中的。那时候，大哥是父亲母亲的骄傲，是弟弟妹妹的偶像，村里人都高看一眼我们这个家庭的。可是，那个暑假，一切都变了，大哥从学校回来，与同村的另一个年轻人张金水发生了争执，就为了一棵长到人高的枇杷树是属他们家还是我们家，大哥用刀把张金水捅死了。那年，大哥刚满十八周岁，距离高考只差三个月，最终被判了死刑。自此，一家人便从天上掉了下来，每日里张金水的家人恶眼相向，村里总是闲言碎语，把我们都压得喘不过气来。父亲从城里回来，筹了一笔钱赔给了张金水的家人，处理了大哥的后事，之后就留在了村里，再没有出去城里打过工。那时候，父亲已经在城里的水泥厂做到了生产组长，在车间办公室也有一张桌子的。就是回到村里后，他的工友也曾经三番四次地邀过他出去，但父亲每回都说，先过了这段时间吧，这样地一直拖下来，却每回都没有去成，以致最后就在村里留了一辈子。
那些年里，为了彻底洗刷我们这个家庭的罪名，父亲一直坚持着寻找各种机会帮助张金水的家人，然而，换来的却只是对方的冷眼。父亲的脾气无处发作，就只能转回了家里，他渐渐地变得专制、粗暴。其实，那时候家里的每个人，都有一种罪的意识，母亲自不待说，每天早上四点就起床，忙喂鸡喂鸭，忙田里忙地里，总是忙到夜里十二点后才去睡。我们也变得勤快了，转个不停的磨盘般，就是稍有疏懒，父亲也会呵斥。更可恨的还是，因为大哥的事情，我们这几兄妹，在别家的孩子面前也似乎低了三等，容易被欺负。然而我们又不像母亲那般容忍，有时孩子气，不免回击几句，因此就惹来打架，回了家，在父亲那里，却从不过问缘由，一律是我们的不对，又免不了一顿打。母亲呢，常常只能在一旁落泪，不敢为我们说半句。父亲的心变得冷硬了，几个孩子性格的发展就不免变得扭曲。大哥不在了，我顺理成章递补成为长子，父亲把当初寄予大哥的希望转而压在我身上。但在我的心里，是有所抗拒的，我不想再上学了，而希望也像别人那样到城里去打工。出了大哥的事情后，村里人对于上学读书有了许多坏的想法，一个曾经天之骄子的读书人，却成了杀人犯，你说读那么多书干吗？我无法不深受这些说辞的影响，而想到了逃离这个村子，当然，同时也是逃离父亲。四妹呢，因为是女儿，又排在最小，因而还能得到父亲的呵护，留了些活泼的亮色，但她也得年纪小小便到田地里干活，过早受了体力劳动的累，身体一直消瘦，以至成人后，也落下了轻度的驼背。最苦的该是三弟，他既不聪明，没有父亲的期盼，又笨嘴拙舌，便更多地担当了父亲的出气筒，他自小就常常受父亲的打，似乎也从没有反抗过，就是哭也是躲在角落里悄悄地一个人抹泪，于是，也就有了一个懦弱、沉默到成为铁板石块的三弟。
父亲呢，本来就是农民，在村里留下来后，就只是埋头耕种。渐渐地人们发现，父亲耕种，跟大伙一样，又好像不一样。总让人奇怪的是，同样是周边的地，同样是种水稻、玉米、花生，可我们家的收成却就是比别家的多。后来人们就注意到，父亲平时就总是喜欢去捡牛粪、挖河塘的淤泥，连同积下的猪粪、草灰，把花生壳捣碎成粉末，这里面好像又有个大致的比例，都混合在粪屋里熬。那时候，村里刚有黑白电视机，还看不到天气预报，可是父亲却似乎能预先判断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降温，总有个七八成准的。渐渐地人们又注意到，就是在劳动的间隙，父亲也总是喜欢抬头看天、看云朵，走在路上就喜欢听鸟的叫声，观察蚂蚁的活动，这么大个人，却跟个孩子一样。他还喜欢摆弄日历，所有用过的旧日历都积累下来，不时地就会翻出来看。人们渐渐地就有些明白了，父亲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本领，既像是他天生带来的，也跟他喜欢钻研有关，似乎是，就是在我们的周围，他也能看到比平常人更多的影像，听到更多的声音，进而理解那些表面看来毫无关联的事物之间的联系。渐渐地，人们耕种的时候，也都自觉地跟随父亲的节奏，父亲哪天开始播种，大伙也就忙着一起播种，哪天要施肥喷药，大伙也都齐齐出动施肥喷药。因为这样，村里人对于我们这个家庭，倒是多少消弭了些敌意。
后来，我终究忍受不住内心的煎熬，毅然辍学了。对于我的归来，父亲暴跳如雷，他拿木棍抽打我，要把我赶回学校。可是我不肯回去，站在厅里，任由父亲打骂，咬着牙就是不肯吭声。母亲只是哭，三弟也无声地哭，四妹哭过，来拦父亲，父亲一次次把她推开。后来，母亲也来劝了，喊着大哥的名字。三弟也跑来，还只是流泪。终于，父亲叹息一声，丢下了木棍，甩袖离去。那一回，我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才养好了伤，父亲也曾经几回默默地为我擦药，我既不拒绝，也不搭理他。那时候我就想好了，从此不再跟他说一句话，我要以巨大的忍耐长久的沉默来无视他的存在，这是我以为的比恶语相向更强大的报复力量。我养好伤后，在村里逗留了一年多，每天去田地里劳动，耕种时总是往死里用力，就是故意要折磨自己的身体，又像是与虚空中的某个神魔搏斗。这样劳累了一天，晚上总能倒頭就睡。
然而，在村子里，最难受的还是人们的闲言碎语，这里是一个无形中有围墙封闭的城堡，所有人彼此之间都熟识，每个人说的每句话都能形成无限的回音。那时候我还小，却又如此敏感，跟村里的人们总是难以相合。就算我在田地里，周围都是劳作的人们，但在我的身边，也会自动地画出一个隔离的圆圈。有时候，我抬头远看四处环绕的大山，感觉大自然是如此葱茏秀美，但天地间却又似一个困守的笼子。我感到内心里有什么在郁积着，只是无法找到发泄的出口。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大哥留下的一箱书，有文学、哲学、历史以及其他各类，我知道那时候大哥就很喜欢读书了，但没想到他会藏下那么多的书。其实，我内心里是喜欢读书的，只是不愿意上学。于是，那段孤苦的日子里，每当夜深人静，我就蜷缩在床上看书，怕开灯被父亲发现，就打开手电筒偷偷地看。在那电光所照的一隅里，我发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广阔深邃的新世界，同时也营造出了一个小小的自足的世界，那是完全属于我的，在那里我可以暂时忘掉村里的人事，而得以保有一个少年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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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住的这间楼房，是父亲盖下的，共两层，走的是侧门，进门经过厨房、天井，拐过天井是大厅和两厢的睡房，从顶上俯视像个“七”字，因而人们称为“七字楼”。那时候，人们在外打工挣了钱，便争相回来盖起了楼房，这“七字楼”就是人们从外面学回来的。于是同一村子里，前半段是早年盖下的瓦房，后半段却是后来新盖的楼房，在这建筑里，就已经显出了时代的变迁。傍晚时分，我时常会沿着巷子走，走过每一间屋子，都大门紧闭，楼房的是铁门，油漆已经褪色，瓦房的是木门，树木的纹理还隐约可见。一间屋子，就是曾经有过的一个家庭，曾经冒着袅袅的炊烟，迷糊中，似乎还能听到屋子里传出脚步声、说话声，只是倏忽间就消失了。 那些天里，我们还常常呆在旧屋，与那些农具器物相处。就像是一次从头开始的学习，我反复地观察这些农具，又用手轻轻地与它们触碰，直到每个衔接点每个转弯处。我渴望以这样一种方式，把这些农具，连带着那段曾经有过的岁月，重新地、不遗细节地摄入大脑，获得长久的记忆。哑仔对这些农具，也充满了好奇，他来的时间短，对许多农具都还不太了解。当然，就算他已经有所了解，我也需要这样一个学生，来展开我的课堂。这张犁，主体由铁组成，买回来后，父亲组装了犁铧、犁壁，犁铧尖角处那一抹雪白锋利的擦痕，显示出它曾经有过的长年不辍的劳作。为了增加握力，父亲还在手柄握手的位置包裹了这块单车废旧轮胎上剪裁下来的橡皮，因为长年的手握，如今这里也变得滑溜了。哑仔点点头“咿呀”叫着，似乎是想告诉我他看明白了。这张耙，主体是一副铁制耙具，十多根细长尖利的耙齿依次排列着，如镇守的闸门一般。父亲用一段柴木做了这根手柄。柴木结实耐磨，村里人常用来做木柄，是父亲特地从山里砍回来的。哑仔双手握着手柄，细细地感受着。犁和耙，常常成对出现，犁用于前期的开荒、翻土，耙用于后期的搅拌、和泥。中国农耕文明的起源，伴随着农具的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发明了石斧、石铲、石镰、石锄。如果追溯起来，犁的前身叫耒耜，可能远在夏朝时就在使用，只是还须依靠人力，而且只能间歇性翻土。春秋时期，改良成了犁，最初的犁还是人力拉的，不过变成可以连续翻土。自周朝以来，铁制农具和畜力广泛使用，牛拉犁成为普遍的做法。当然，一直到了汉代，这种犁依然比较粗笨，可能需要两头牛三个人才能操作。到了唐代，又经过改良，就大致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样子。耙的出现则相对较晚，最早大约是在汉代，当时是人工操作的，俗称“铁搭”，到了北魏，则成了如今所见的畜力操作，唐代时就正式称为耙。哑仔看着我，脸上一片茫然。我心里想笑，也许，这些对他已经过于深奥了。
转过另一边，我们停留在了一对簸箕前。那时候，除了购买农具外，父亲还能够自制农具，编织竹器，比如这对簸箕。到河边砍了竹子，劈去枝条，开了竹身，每当砍刀开到竹节时，总能听到清脆的“啵啵”声，如今说起还觉就在耳边，你听，一声一声地，再没有音节如此简单音色又如此美妙的声音了。然后，就是削出细长的篾片，在地面上一扎扎铺开。特要紧的，还要劈出一根拇指般粗壮的竹条，用来做簸箕的骨架。竹条弯折成U形，在空地的柴火上熏烤成型。最后，就在这个U形的骨架上编织的，细长的篾片在父亲的手指间翻来绕去，就像是魔法一般，一圈一圈地围起来，最后在边框缠绕上两根长竹条作为提耳，一只完整的簸箕也就做成了。哑仔双手比画着，似乎是告诉我，这个他倒是用过。我继续说，那时候，村里的人们，似乎都天生就能编织，只是父亲又比大部分人走前了一步，他的手工特别精细，尤其是他在工作时那种气定神闲，动作连贯如行云流水，篾片翻飞在空中划过一道道弧线，总让人觉得不仅仅是在编织，而是多了一层可以欣赏的境界。父亲编织的竹器也越来越多，箩筐、菜篮、吊篮、筛子、竹罩、鸡笼、猪笼，甚至还有那些手工精细村里再没有第二个人会的笸箩、屉笼、盒篮。对，就是这对盒篮，哑仔不觉又捧了起来，上下左右地翻看着，发出暗哑的叹息，似乎也被这竹器精细的手工折服了。
除了编织，父亲还学会了木工活，制作加工过推拨、谷耙、秧苗架、斗车，还有椅子、柜子、箱子、茶几，而他木工活的代表作，是这个风柜。我把哑仔带到了风柜面前，这个站立着有些形似大象的庞然大物，也一直是哑仔非常感兴趣的。风柜的组成主要有储谷仓、风口、流口、轮叶、四根腿、那只圆圆的肚子。我推开了谷仓的挡板，摇动着手柄，带动起了肚子里的轮叶，风呼呼着从尾部的风口吹出。储谷仓里并没有稻谷，可是那一刻，我感觉又回到了过去。那些年里，村里的人们还在，田地里还是长满了庄稼，每到收获的季节，风柜就会派上大用场。晒谷场上，人们排成了队伍，跟着排队的还有满地里晒干的装在箩筐里的稻谷。我还看到分离出草叶、秕子后，饱满的稻谷从流口处水泻般流下，发出沙沙沙的迷人声响，带起了那个摇风柜的农夫或农妇满牙的笑容。终于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收成，可以堆放到屋子棚架上的谷仓里了，怎不叫人心中欣喜欢腾呢？然而，这样的一幅画面，顷刻间又消失无形了，眼前只是这间清冷的屋子。我停了手，那风柜的轮叶便也拖慢着安静下来，又变得那样孤寂落寞，如一个无所用处的英雄。真正落寞的英雄，还有父亲吧，所以他晚年时，把这风柜收集在这里，每天朝夕相对惺惺相惜。
说起来，制作这个风柜，父亲是费了一番心神的，在那之前，他虽然也自制过一些农具，但这风柜却制作尤其精良，不是那么容易学会的。那时候，村里原有的风柜已经破旧，突然间人们才发现，制作风柜的人，竟是无处可找的，甚至没有人能說出这旧风柜是怎么来的，就是到了镇上也没得卖。父亲决定自己制作新的风柜，他把旧风柜拆卸开来，观察研究了七八天，画下了图纸。等觉得可以开工了，他备好了木料、各种物具，整日地呆在屋子里。那段时间，每天都有人来观看，可是每个人都只能站在门口，不敢进屋里一步，连孩子也自觉噤声，就是害怕打扰了父亲。只见屋子里，满地都是锯子截成的木方、刨子刨下的木须，父亲的头上身上，也落满了木屑。但是，他来不及扫去，神情专注地只看得见自己手上的活，来回地一根木方一根木方地试验，凿出的榫口反复比对才接上。终于，在连续呆了半个月之后，父亲制作出了这个风柜……哑仔定在原地，牢牢地看着我，似乎还在等着我继续讲下去。可是，讲述已告一段落，我在这个回合的力气已被彻底掏光，再也无法续下去了，只是感到内心里强烈震荡后的余波，还在不断地回环。
也许，我向哑仔讲述，其实也是向自己讲述，在讲述的过程中，我重新恢复了记忆。也许，真正深埋的记忆从来就没有遗忘，它们已经沉淀在我生命河流的底层结成了淤泥，如今不过是重新唤醒了它们。甚至，不仅仅是唤醒，而是一场重新的发现，渐渐地屋子里也恍若浮起了薄雾，于是眼前所见的农具，既像是曾经有过的样子，又不单是曾经有过的样子。看哑仔，他深坐在一旁，低着头不断地双手相互抓挠。再看清楚，他神情抑郁，眼角还溢出了泪珠，我一时吓着了，难道哑仔也回忆起了某些遥远的往事？那一刻，我才明白，在哑仔的生命河流里，一定也藏着许多已成淤泥的记忆，可是，他无法说出来，一切都只能在自己的心里翻滚。我深知这种说不出的苦楚，只是帮不上他，甚至，我对他根本就不了解，他真实的名字是什么？他从哪里走来？曾经去过哪里？哪些人进入过他的生命？所有这些，我都一无所知，只成了一个巨大又无底的谜团。 4
也是在那个夜晚，在楼顶的露台上，远处是黑黢黢的群山，头上是满天闪烁的星斗，夜虫在地里沙沙地叫，我又向哑仔说起了家里的那些往事。
那些年里，父亲总会把家里养的鸡鸭鹅送些给张金水的家人。张金水的父亲，我们喊他荣叔的，因为我们两家对门，原本关系还算好，当年荣叔外出打工，还是父亲带出去的，可是出了大哥的事情后，两个当家人的关系就完全僵了。对于父亲的赠送，开始荣叔一家人都不肯收，把鸡鸭鹅退回来，是决不原谅的意思。父亲坚持着又送过去，如此地几个来回，榮叔他们收下了，撂下的话是，你再怎么折腾，这事情都没完。那段时间，荣叔家就会接连地杀鸡杀鸭，为了避嫌，我们平时出入已经不愿意走与荣叔对门的巷子，而宁愿绕远路走另一边的巷子。但是肉香却不会拣路的，它们总是顺着风就远远飘来。那时候家里养的鸡鸭鹅，除了送的其他基本上都卖了帮补家用，家里饭桌上长久没有荤腥，因此当我们闻着对门飘来的肉香时，也会贪婪地咽着口水。可是，父亲的心还那么狠，他让我们关紧门窗。依然关不住，香气还是从门缝、窗缝钻进来，引逗着我们。父亲干脆以驱蚊的名义，在屋里放了一口锅，堆起艾草、米糠、木屑焚烧，虽然浓烟总是熏得我们连连咳嗽，却也因此抵御了肉香。本来，按照道理来说，大哥已被判了死刑，这一命偿一命，事情也就该了结了，新社会的法律不搞连坐的。可是，荣叔先前生了两个女儿，然后才生了张金水一个儿子，张金水死后，荣叔一家一直很想再生个儿子，只是连续地却还是生了三个女儿。儿子才是传后人呀，荣叔一家悲愤难解，就把怨恨都推到了我们家来。张金水的母亲，我们叫她荣婶的，那几年里就没闲过，总是挺着个大肚子。每当那个时候，母亲也会去照顾她，一边干自家的农活，还一边帮着干他们家的。母亲还到了邻村盲婆那里为她问卦，在村口那棵大樟树下拜了树神，就是祈求上天保佑她再生一个带把的儿子呀。可是，当又生了三个女儿后，荣婶再怎么也生不上了，又把气撒在我们身上，说都是我们家害死了他们的金水，害他们这辈子没有儿子。她诅咒我们家还在世的儿子，也就是我和三弟，也都被雷劈死了被蛇咬死了，这样上天才算开眼了公平了呢。那一回，母亲少有地哭闹了，她打开了门，冲了出去，与荣婶大吵了一顿。
那些年里，虽然父亲耕种得法，庄稼丰收，但是稻米价贱，即使卖去收成的一半，所赚的钱也不多，况且父亲还要不时地赔些给荣叔，因此家里也难以积蓄。后来，我上了大学，占用了家里的大部分资源，三弟和四妹只能初中没念完就先后辍学了。这是我一辈子的痛，是我一个人所背负的家庭原罪。我原本想着，等我可以赚钱了，就好好补偿他们。可是，等我工作没多久，母亲也病倒了。原来她之前一直都在撑着，看到我终于有了工作，她才松了一口气，却反而就病根发作了，而且一病就卧床不起。那些年，我在外读书，已经很少回家，接到工作录用通知那天我回了一趟家。那天晚上，家里杀了鸡，酿了豆腐，磨了糍粑，请了姑姑、姨妈几个亲戚，父亲还高兴地喝起了酒，就是庆贺的意思。可是，我并没有领父亲的情，匆匆地吃过饭，就骤然离席了。想起来，那简直算是一场宣示，也是一场告别，以为自己往后都可以不再留在村里了。每当回想起这一幕，我心里都如锥扎一般锐痛，太无知了！后来，母亲病了，还是四妹到镇上把电话打到了学校，才把消息传给了我。我赶回家去，母亲已是病恹恹的，多年沉重的体力劳动，已经让她过早地衰老了。我扑到床前，抓着母亲的手，她的手那么冰凉，能够感觉到她清冷的骨头和枯干的皮肉，我的泪水哗哗地直往下掉。母亲却还是轻轻地笑，说些宽慰的话。一度，我找不到话跟母亲说，只能空落地相对着，要不是四妹在屋里忙进忙出，那实在太寂静了。四妹瘦呀，衣服下仿佛都能看出骨架，我心里又一阵酸楚。
傍晚的时候，父亲从地里回来。我在屋里，其实已经听到巷子里父亲的脚步声了，他穿着长筒水鞋发出了我熟识又惊惧的“橐橐橐”的声音，我心里很乱，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方式与父亲见这个面。自那回辍学他打了我，我发誓不再与他说话之后，那些年里我的确再没有跟他吐过一个字。这甚至都内化成了我与他相处的惯性模式，是铁钉陷在了肉里太久都长成一团的状态。父亲进了屋，我想要躲开他，却不想还是抬了头，猝不及防地，与父亲的目光就相遇了，只是在惊悚之间，又快速地错了过去。父亲也老了，他的眼神里满是疲惫，身体也有了些佝偻，但其实那个时候，他还没够五十呀，我心里又涌上了巨大的哀痛。过了些时候，三弟也回来了。三弟辍学后，就一直跟在父亲身边，帮着到田地里干活。当年的孩子，也长成了一个小伙，只是，这个小伙看不出丝毫活力，他头发蓬乱，脸色黝黑，就像是一块蒙了多年尘灰的木头般沉默。然而，后来在父亲的心目中，三弟成了他最可信赖的儿子，因为他忠实于父亲的田地、庄稼，他学习父亲耕种的技术，学会了操持各种农活。他有些愚顽，但对于耕种却似乎另有禀赋，举凡播种、施肥、喷药，在父亲经年累月的教导下，他都逐渐领悟，又灵活地运用。
三天后，母亲去世了，我能在家里呆那么长时间，似乎就让她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因而去得很安详。临走之前，母亲握着我的手，那时候她自己一定已经明白就在那天，而我竟然还以为她在好起来，因为她突然变得神色活灵，说话也顺畅了。她说的是，你不要记恨你爸……我的泪水又扑簌簌地滚落下来。母亲又说，他是个好人，这辈子跟了他，我也值了。我心里波涛翻滚，如今回想，要不是那样临别之际，内敛隐忍一辈子的母亲，不会说出那样动情的话。那些年，母亲一直活在父亲的强大存在之下，只知道顺从自己的丈夫，没日没夜地干活。但在那一刻里，我知道了她这一辈子，也是活得富足的。也是从那一刻起，我在心里开始谅解了父亲。
那时候，村里弃耕的风气已经悄悄泛起，社会巨变的洪流滚滚而来，偏于一隅的村子当然也无法置身岸上。如今往回追溯，最先的变化是在1994年。按照往常，每年春节过后，村里的男人又会潮水般退回城里了。然而，那一年，有两户家庭的明显变化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不但男人外出打工，连同家里的女人和孩子也都一起外出了，整个家庭都空了，田地也弃耕了。那么让人珍爱的土地，说不要就不要了，这让父亲产生了深深的疑问。可是，村里举家外出的家庭越来越多，弃耕的田地也越来越多，“男工女耕”的模式已经在松散。面对着这一渐进的却又是突如其来的变故，父亲也有些措手不及。他曾经去劝过那些外出的人家，希望他们至少有家庭成员留守下来继续耕种，不应该把田地完全荒弃的。然而，没有人会为父亲这一过时的观点所改变，父亲就转而与弃耕的人家沟通，让他们把田地暂时转过来让他耕种，什么时候他们想要回来重新耕种了，随时可以归还。于是，村里凡是弃耕的田地，父亲都贪婪地要了过来，大包大揽地进行耕种。那时候，四妹也外出打工了，家里就只留下父亲和三弟，弃耕的田地越来越多，两个人根本无法全部耕种过来，大片的荒弃还是不可阻挡地出现了。到了后来，也就只剩下我们这一家了，我看到父亲还在苦苦撑着，心里只是替他感到悲壮。 那天回到家里，饭桌上，我就迫不及待地跟父亲算起了账。按照当时的大致情况，一亩田一造产一千斤谷，只能卖四百元，可是一亩田的投入，化肥九十元，农药三十元，谷种十元，还得交公粮，还得养着一头牛，各种杂七杂八的，如此一算，其实所赚寥寥无几，要是当年收成不好，还随时要亏本呢。把这笔账算开来，村里种植玉米、花生、黄豆，以及家庭模式的养猪、养鸡、养鸭，最乐观的也不过是略有积余。我是有备而来的，渐渐地也就放开来谈。也就是说，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家庭农耕的生产方式，已经远远落后了，现在早已进入了工业化生产的时代，先进的淘汰落后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个人的选择，终无法逃脱。那个时候，我是那么雄辩，总以为自己学了些知识，又到城里落了户，要比父亲站得高看得远了。我又给父亲算了另一笔账，要是外出打工，以每月工资七百元的平均数来计算，就算每月取一半，至少能攒下三百元吧，一年就三千六百元了。这样明白的事情，村里人都能看见的，你怎么就看不见了？那一回，面对我的大放厥词，父亲黑沉着脸，喘着粗气，却始终忍而未发。
如今回头看，我才算是明白了，以父亲的精明，他何尝不知道这里面的账目呢？只是他要固守的也许不是一个账目，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父亲归来后，就一直生活在村里，这里就是他的世界。可惜，当时我并没有领悟到，或者说，我隐约领悟到了，却不愿意为父亲去承认，我内心里曾经有一股恶意，就是想以强力打碎父亲所固守的那个世界。直到后来，我发现自己所固守的世界，也时常被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所侵扰攻伐，我才感到了对父亲深深的愧疚。
5
每天早上，哑仔都起得很早，这是他跟着父亲时就培养下的习惯，我还在睡梦里时，就听到他打水的声音。打水用的是手摇水泵，用了几十年了，摇柄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等我起了床，灶头里正烧着柴火，锅里正煮着玉米粥。我顺手给灶头加了把柴，趁着这个空当，哑仔又去喂鸡喂鸭。米糠加玉米粒搅拌好，填到那两只父亲做的喂食器里，打开鸡笼的竹门，掀起鸭笼的围挡，鸡就会哆着翅膀，鸭子就会摇晃着身子，纷纷抢着走出屋门，在巷子里团团围着喂食器。等它们吃饱了，鸡就散落在巷子、村后空地各处，鸭子则自会走出村子，一直奔向河里。然后，等我洗漱完毕，把玉米粥、番薯、芋头、萝卜丝都端上了桌，两个人就一起吃早餐。几回了，哑仔都在偷眼看我，我明白，他是怕我吃不习惯。可是，我又怎么会吃不习惯呢？这是我曾经长年填肚的粮食，他应该明白，人可以忘记很多东西，但是孩提时吃过的味道是怎么都无法忘记的。
这些天里，我的记忆的确在恣肆疯长，无论是站在空地，坐在家门口的石墩，还是走在巷子里，往事都总会无端就奔涌上来，让我出神地跟随而去。而且，又会生出新的记忆，这样的生长，有时候是有关联的，有时候则简直毫无规律，想起了一件事，总又会因某点的触发牵连出另一件事，刚刚还是这一幅画面，下一刻却又转到了另一幅画面。这样的记忆，让我重新组织起了那段已经过去的年少生活，那个曾经活着的村子，我对此感到了欣喜和欢狂，因为我又恢复了记忆的能力。然而，我又深知记忆的脆弱，也许这样的记忆只会到来一次，今后都注定无法再次重蹈，也许过了这一刻，我又會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于是，在午后的这一段时光，阳光在屋子各处留下阴影，我摊开了笔记本，只想把这一刻脑海里的所见所忆，即时记录下来。
那一年，我辍学呆在家里，虽然不跟父亲说话了，但还是得每天跟着父亲去田地里劳动。也是在那些日子里，我学会了犁地。
那天早上，父亲对我说，今天你学犁地吧。我心里一惊，那时候看到人们犁地，牛带动着犁翻卷起泥土，我就渴望着有一天也能成为那个扶犁的人。然而，我在心里哼了一下，犁地而已，多简单的事，还用得着学吗？到了地里，父亲先教我套牛轭。刚好，家里的那头小牛也是刚长成的，父亲示范时，那小牛乖乖地站着，全由父亲把牛轭挂到了脖子上。轮到我了，那小牛似乎也知道我是新手，我举着牛轭走近，它就往前跑了，我追上去，它跑得比我还快，像要和我捉迷藏。父亲走来，在牛脖子上扫了几把，到底帮我把牛轭套上了。然而，我心里并不服气，觉得这都是小技巧而已。接着是犁地，我左手抓着牛绳子，右手握着犁把手，战战兢兢就开始了。父亲站在一旁指导，不要用力推，只要扶着犁把手，牛自会牵着犁往前去的。走回头路时，轻拉牛绳子，不要太用力，它自己就会转弯了。我心里烦父亲的聒噪，悄悄地还是按照他的说法，一边犁起了地。看着翻开了又滚落到犁铧边的新鲜泥土，我心里还是泛起了莫名的欣喜，原来这就是犁地了，我终于也能犁地了。然而，才走了几转，父亲离开没多久，小牛又开始跟我较劲了，还没到地界，它就要急急地转弯，我只能下死劲扯着牛绳，把牛鼻子都扯得要歪了。等到以为降伏了小牛，让它按照我的意志转弯了，刚回了头来，没等我把犁铧插到地里，它就突然加速往前奔，犁具就在地面拖着走。我心下恼了，扬起竹枝抽了它几下，它更报复一般往前狂奔起来，一直跑到了河边。我赶到时，牛正在吃草，我坐了一阵，咻咻地喘过气，把牛轭解开，它吃得更欢了。那一刻我突然有所领悟，似乎是，刚刚成长起来的小牛，它还惦念着自己曾经有过的野性，它还在抗拒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牛轭，它跟我较劲，不过也是跟它自己较劲。多年之后，每当回想起来，总觉得这也是我人生里重要的一课，要经过多少的厮磨，我们才心甘情愿地顺应了套在身上的“牛轭”呀？
父亲回来了，在我附近的田埂坐下，抽起了烟。我在身边拔了几根草，孩提时的游戏那样左右手进行拔河。后来，父亲还是开口了，说你知道种田的苦了吧？我并没有看父亲，我已经下了决心不跟他说话的。父亲等了一会，又说，你以为去城里打工，就真的与这里脱离了吗？这话倒是一下打在了我的心上，我不觉向父亲的方向扫了一眼，父亲却看着远处晒干的稻草，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回城里打工了吗？我手上还是摆弄着那些草，耳朵却不由得往父亲那边细听，我不是不想回去，我是回不去了！我本来是请假回来的，说好了三天，可是事情太多，还是耽搁了两天。当我回了去，位置就被别人占了，那个占我位置的人，是工厂那里的本地人，他的亲戚是厂里管着我们的经理，他向上面报告说，是我自己卷铺盖走人的。我心里触动了一下，不觉又依稀记了起来，那时候父亲在处理了大哥的事情后，的确是回过一趟城里的，只是匆匆又回来了。父亲又抽上了一根烟，像我这样，在厂里能够奋斗到那个位置的，这附近几个村子还有谁？可是，别人要把我赶走，不还是一句话而已？所以，我不愿意再回去了，我不相信耕田种地就过不了活。可是，你现在还小，你难道要重复我走过的路吗？你不好好上学，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就是到了城里，你以为就能比我有出息了？你哥已经不在了，现在家里除了你再没有谁了，所以你要是能上学，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供你，就是你弟你妹不上学我也要把足够的钱留给你。只有你跳出了农门，在城里扎了根，我们这个家才算是真的走出去了。说得不好听的，要能到那个时候了，我不能实现的，也是你帮我实现了，帮我们这个家实现了……我看了看父亲，阳光下他的侧脸，那么凝重沧桑，眼角似乎还有了泪。父亲是跟我掏了心了，心里阵阵地震颤。可是那时候，我还年少，还是那么倔，对父亲的话也没有完全悟透，几次动了嘴，却还是没能向父亲说出话。 后来，我终是受不住父亲一次次催赶，也是受不住耕种的劳苦，还是回去上学了。是到了多年之后，我在城里有了稳定的工作，活得算是有些人模狗样了，才突然明白父亲当初逼着我上学的决定是多么正确。我也渐渐领悟到，父亲当初回到村里来，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在当时村子的闲言碎语里他想要就近保护我们，他害怕我们也走了歧路。
不知道什么时候，哑仔已经站在了身旁，我骤然发现了他，也不觉吓了一惊。哑仔牢牢地盯着我，或者说，是盯着我在写字的手，盯着那张写满字的稿纸，眼里透露出渴求又懵懂的神色。我偷偷抹去泪痕，问他，你认得这些字？哑仔摇摇头。我说，那你是要学写字？哑仔就连串地点头。这样看来，哑仔还没有上过学吧？不过他既然想学写字，我也就有心教他。可是，该教他什么字呢？我想起我刚上学时，最早学的是“人、口、手，上、中、下”，便先教了他“人”字。一撇一捺，就是“人”。你是人，我是人，我们都是人。我把笔给了哑仔，他握着笔，一撇、一捺，慢吞吞地，虽然有些歪斜，也是个“人”。我说，你写对了。哑仔便拍起手来，脸上绽出了笑。
那一刻，我心里也是振奋的，这也许是了解哑仔的一个办法，每天教他一些字，如此积累下来，等到他学会了足够的字，我们就可以进行书面交流了。也许，到了那个时候，他也会向我袒露他内心中隐藏的那些秘密，告诉我他所来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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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我在城里谋了一份中学教师的工作，结了婚生了孩子。再经过十来年的奋斗，房子按揭了，车也买到了。户口早在考上师范大学时就转了“非农”，之后就随工作从师范大学转回了所任教的中学，到后来住址一栏终于就不再挂靠学校，而改为房子所在的街区。如此，在身份上我就彻底离开村子了。
那的确是我人生里惬意的一段，我知道在村里人那里，虽然对读书人一直有些看法，但具体落实到一份教师的工作，则又是让大伙羡慕的，它看起来体面、稳定、旱涝保收，不用沾泥巴，不用靠天吃饭，真真是个“铁饭碗”。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也做过一个简单的调查，就是村里的人们在城里都做些什么工作。或者说，根本不需要刻意地调查，这些年，虽然我离开了村子，但并没有就斩断与村子的联系。父亲还在村里住，我还是得回村里探访；谁家结婚了生孩子了，村里人请喝喜酒的电话都可能打到我这里；每年清明节，村里也会进行集体拜祭，所有外出的男人都会回去。就好像是，暗地里还是有千万根看不见的丝线，把我与村子连在一起，各种有关于村里人们的信息还是会零零星星地传来。总的来看，搬离了村子的人们，在这个城市里还是以打工居多，进工厂做制鞋工、在工地做建筑工、在医院做清洁工、在酒店当服务员、在服装店当销售员、在商业城当保安，也有几个学了技术的，比如安装电梯、维修空调、制作点心，更好的，有一个做起了夜宵档，有一个开了家印染小作坊，算是做起了小老板。每当走到他们中间，我始终還是有些隔膜的感觉，看起来我们似乎不是同一类人，很多时候我甚至庆幸，我可以不用从事他们那样的工作。然而，来自于同一个村子，又让我始终对他们抱有情感上的贴近，这是已经渗入了我记忆里的，这辈子都无法割裂的，比如三弟、四妹，就还是这里面的一分子。因此，如同关注着我自己一样，我始终关注着他们的命运，突然地在电视、报纸、网络，或者是身边人们的聊天中听到有关于他们的事情，我都会条件反射般猛扎一下。有好多回，当我看到工厂里走出来的打工者、工地上戴着安全帽的建筑工人时，我都会生出一种恍惚的感觉，似乎是突然看见了父亲，因为当年他也曾经在这个群体里的。于是我渐渐明白，我与他们在本质上并没有不同，我的根脉还在他们这里，我也像他们一样每天经受着迷失和恐惧，我与他们是同一类人。
而在另一个方向上，给我带来更大震撼的是丁时辉。我跟丁时辉是大学同学，也是书友，我们的相识就是因为书。那时候，我来到学校图书馆，站在堆满书的巷道，整个人被书本所包围，感觉像发现了新大陆。我一头扎了进去，每天都进出图书馆，借书、读书、还书。当时，学校图书馆的借阅手续还是手工填写，归还时需要在图书所附的表格上签名确认。这样借阅的图书多了，渐渐地我发现，有一个叫“丁时辉”的名字，经常会出现在跟我同借的书上，这让我期待起来。直到后来，有一回我们终于在图书馆里相遇了，原来，那些天里丁时辉也一直在寻找着我。交谈中还得知，丁时辉也是来自农村，我们的许多看法，竟也都相似。那样的相遇让人感觉就像是冥冥中的安排，我们刚认识就好像已经认识了一辈子。从那之后，我们经常相约去图书馆。毕业以后，我们分别应聘到了不同的学校，但是在周末，我们还常常来往。
那天见面，丁时辉跟我说了一件事，说他有一个朋友准备开一家网吧，他打算参股。丁时辉说，眼下这网吧都赚得要发疯的，相关部门已经在限入了，要搞一张牌照，你知道有多难吗？不过我那个朋友有办法，他认识这方面的人。这是一个机会呀，参股之后，平时也不需要管什么，年底就可以分红的。当然，这是理想的状况，要说做生意还是会有风险，丁时辉的语气又变得有些忧虑，比如那个牌照，据我了解只是临时的，属于当地部门自己所开，要是那个朋友认识的人换岗了，一旦真查起来，就会有麻烦的……我知道，丁时辉已经确定要做这件事了，他说这些，不过是跟我袒露他的心迹。当时，我和顺意结婚五六年了，两个人是有了些积蓄，可那是积攒着将来要买房子的，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某一天我也会参股开一家网吧。当时丁时辉的情况，也跟我差不多，可是他的想法，是要拼一拼的。事后我想起，总觉得那是我和丁时辉之间人生的分水岭，他朝着我未知的远处渐渐走远，而我却一直固守般留在了原地。合伙开网吧只是丁时辉做生意的开头，几年后，他分红赚了钱，又与其他人合伙开了酒吧、健身房，后来，他还自己独资开了超市、汽车维修店。还在他的酒吧刚刚有起色的时候，丁时辉就说了他的新想法，他说要辞掉学校的工作。就像过去一样，我知道他跟我说这事，是找个地方说说心里话而已，但其实他已经决定了。不过，这毕竟是一个很大的决定，那时候他在学校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外面又能做个隐形的小老板，进退自如攻守兼备，是很稳固的局面呀。丁时辉咬咬牙，眼神的犹豫里，还是闪过了一丝决绝，他说，我就是不想给自己留下退路，我希望在这座城市里，能够找到真正属于我的一席之地。我看着这个多年的朋友，似乎已经不再认识了，难道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不就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了吗？也许，这终究是我跟丁时辉之间的不同，他对这座城市是进攻的，他一直渴望战胜它，而我呢，对所处的这座城市是防守的，只想与它稳妥相处。 就是在那段时间里，丁时辉把我带进了他的那个圈子。组成那个圈子的人，有一些是常来往的，但也有匆匆来去的面孔，有些我知道他们的具体职业，比如开酒店、做茶庄、卖二手车，还有一些是公务员、记者、老师、银行职员，但总有些人的职业是我无法弄清楚的。聚会隔三岔五就会有一次，人数并不固定，每回少则七八人，多则几十人。这里对于我，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也是一个新奇的世界，或者说还是一扇窗户吧，让我得以向内窥看了这座城市。正是在这个圈子里的所见所闻，我才切实地明白我们真是处在商业社会中了。人们在这里交换各种信息，寻找各种合作的机会，哪里有合适的铺面可以出租，谁刚好是做石材批发的生意，或者是房地产政策的内幕爆料，某段市政工程竞标的传闻，这些可都是我过去从没有见过听过的。在这里，推杯换盏之间，刚见面就可以成为熟人，随时都会因为某句话就擦出商机的火花，空气里弥漫的都是冒险的气息。我感到内心里发生了一场地震，巨大的冲击让我头晕目眩，有着新鲜的迷醉，也有着深深的不适应。这些年所读的书，似乎都是白读的，甚至过去的三十多年，我都是白活了。那天晚上，在酒吧的角落里，我就跟丁时辉提出，我也想在他这里参股。丁时辉拍拍我的肩膀，轻轻一笑，说好吧，我们谈谈。
换了个地方，只有我们两个人。丁时辉说，你真的想跟我合伙吗？我点点头，丁时辉叹口气，可是，我是不愿意跟你合伙的。我猛地打了个愣，和丁时辉相距的空间顷刻化成了雾。丁时辉又说，因为是我跟你，所以只想说真话，如果我们合伙了，那最终肯定要吵架的。我心里有些气，直直地说，这都还没开始，你就知道要吵架了？丁时辉说，要是做生意，你不会是我最好的合伙人。我说，我知道我是不懂做生意，可是那不有你吗？就像当初你和你的朋友合伙开网吧，我在你这里就只是参股，别的你做主就行了。丁时辉一笑，你真以为，合伙就那么简单吗？……我看着丁时辉，真希望能够看穿了他。丁时辉继续说下去，做生意，是要盈利的，但也随时会有利益的冲突；要合伙，就得讲合作，但有时候还可能需要妥协。这里面涉及合伙人之間的方方面面，比如能力上的互补，又比如，性格上的契合。我冷笑一声，你终于说到点子上了，你是说我性格有问题？丁时辉也有些急了，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我们能做这么多年的朋友吗？我是想跟你说说心里话，不错，要是我们一起做生意，肯定合不来，因为你会患得患失。但是，这又是因为，你的能力、性情都不在做生意这里，而在做学问上。可是这些年来，你怎么还一直在犹豫、彷徨，白白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耗费了自己半生的精力？我看着你这样，心里也难受呀，我在做学问上是彻底荒废了，现在只有你才能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了。我知道，丁时辉说的是实话，心里倒平静了，说那你为什么要带我走进你的圈子，勾起我这方面的欲望？丁时辉说，你的欲望，它本来就存在，我只是让你看清楚了它。也许，你不只是看到了这些，你还看到了刀光剑影，看到了尔虞我诈，只是你又忽略了它们。因为，你真正想要的，只是改变，只是想要逃离一种什么的感觉……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泪水急流般冲下来。丁时辉的话还在继续，不过，要是你真想尝试，我们就合伙吧，你愿意出多少都可以……我呜呜地哭了起来，打断了他。我明白，能够遇上丁时辉，真是我的幸运。我缓了下来，那一刻，我只想把藏在心里的话全都向他倾倒出来。
我说，是的，这些年，我一直想要逃离。当我年少的时候，我想着逃离那个村子。后来，我离开了那里，在城里住了下来，有了工作，有了房子，但我还是觉得惶恐。我走在这座城市，总觉得它是一座巨大的迷宫，我无论怎么走都无法走到它的最里面。看到富丽堂皇的酒店，我依然有着不自觉的卑微感，走进政府机关去办事，我心里总还是无尽地忐忑。原来，我还是没有逃离我想要逃离的那种东西，我离开了村子，但是村子却变成了无形，它内化在了我的身体里，成了我的一部分。有时候，我讨厌自己的出身，讨厌那个原生家庭给我施加的影响，恨不得像擦去粉笔字一样，把那些存在都一笔勾销。可是，无法抹去，那些年少生活的印记，那些反复撕咬的思考，已经沉淀为我生命的底色。有时候，我又为自己这样的想法感到可耻，就是同在农村里走出来，你就比我要进取，这的确又是我个人性格上的问题。也许，像你说的，我应该看清楚自己，做一个读书人应该做的事情。这些年，农村如抽血一般供养着城市，如今，农村人又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挟裹着，都纷纷搬迁涌入了城市。然而，在社会巨变的夹缝里，这一代也注定是挣扎的，他们丢弃了自己的土地，背负着高昂的房贷，依然从事着这个城市里的各种脏活累活。他们有着迷蒙的剥削感，却不明了剥削的存在，他们有时候想说话，却发现淹没在城市的机器噪音里，他们可能也是失声的一群人。是那个村子那个家庭供养了我，我不应该放任般迷茫下去，我应该重新拿起手中的笔，为我所在的这个阶层，发出属于我们的声音……
7
如今，这间普通的屋子，叫“农耕记忆馆”。
那是多日后，我在教哑仔认字时起的名字。这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功课了，哑仔认识的字也渐渐增多。只是，这对于他来说，却要比普通人多付出百倍的努力，因为他只能看，却无法读出来。我也曾看他做过艰难的尝试，那些读音仿佛已在他的身体里孕育成形，经过起伏的腹腔，到达脖子上颤抖的筋肉、跳动的喉结，眼看着就要从张开的喉咙里冲出，却在最后的一瞬间，扭结成“呀呀呀”的单调喊叫。而且，当他逐渐积累了一些字，再学新的字时，前面刚学的又忘记了，或者是前后混淆了。有时候，见学得不顺利，他又不免急躁，稿纸都戳烂过几回。
那天，我想到了一个新的教学办法，把屋子里的农具都一一贴上名称，这样在教哑仔认识农具的同时也就可以认字了。比如，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叫“推拨”，由一根圆木柄和一块长形木板连接组成，主要用于晾晒时摊开稻谷，或收起来时推成一堆。这个叫“谷耙”，由一根木柄和一个木耙组成，主要用于中途翻晒。这是“竹笊”，用细小的竹枝捆扎而成，主要用于清扫。哑仔看着我，若有所思，似乎是要努力想起什么，可一时又想不起来。我继续说，推拨、谷耙、竹笊这几样农具，经常会成组出现在晒谷场。收割回来的稻谷、玉米、花生、黄豆，都要挑到晒谷场铺开晒干。那时候，一发现天色黑下来了，人们就会从田地里跑回来，从屋子里冲出来，大人喊小孩，哥哥喊弟弟，就跟打仗一样，整个晒谷场上一片忙乱。有时候，雨来得特别急，要是收不及，稻谷玉米就会淋湿了。于是，丈夫骂妻子，父母骂儿女，什么恶毒的话都敢出口。粮食才是命根子呀，要是碰巧还遇上连续的阴雨天，稻谷、玉米发芽了，那一年也就要吃西北风去了。所以，农耕受制于天气，农民得按照季节和时令安排耕作，他们对于天地自然，是既敬又畏啊。哑仔听着，有些黯然神伤，似乎我所说的这些，也曾经是属于他的记忆，它们埋藏在了哑仔的心底，如今是重新唤醒了它们。然而，这样唤醒之后的记忆，似乎又触到了哑仔的某些伤痛，遭遇了更大的记忆黑洞。就是在那一刻，我头脑里突然蹦出了“农耕记忆”这几个字，好像是毫无来由的，却又是直抒胸臆的。这间屋子，饱含了父亲对于农耕的深情，也承载了我对于农耕的记忆，它是曾经有过的那个农耕时代的缩影，我要把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记录下来，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就像每件农具都有一个名字，我也应该给父亲的这间屋子起一个名字。那么，该叫什么呢？对，就叫“农耕记忆馆”。我当即又把这五个字写了下来，就贴在门口，一个字一个字地教给了哑仔。 也就是在这天，我又跟哑仔说起了家里后来发生的事情。
到了2000年以后，父亲回过头来看，一直跟在身边的三弟，竟还没有娶媳妇。那时候乡里还有媒婆，也许是最后一个媒婆了，人称七婶的，已近六十岁，父亲便托她为三弟物色对象。一个月后，七婶上家来，那一回介绍的女子，叫小玲。小玲二十三岁，长年在村里耕种，吃苦耐劳，手勤脚快，是耕种的好手。看小玲，不爱说话，但长得还算壮实，父亲很喜欢。几个月后，小玲就嫁到了家里来。小玲的确是个勤快的媳妇，婚后第二天她就跟着下地干活了。只是，三弟还是沉默，每天埋头干活，跟小玲之间，似乎就没见他们说过话。父亲也没计较，以为日子过下来，他们生了孩子，也就扎根了。悄悄里，父亲的计划，是三弟他们生儿育女，家里的耕种就后继有人了。然而，三个多月后的一天，事情却起了变故，小玲突然离家出走了，也没回娘家，只不知去了哪里，从此都没有再出现。其实回头细想，那三个多月里，小玲就已经有过几回要离家的迹象，也是三弟太沉默了。三弟的第一桩婚姻失败了，给了父亲不小的打击，但是三弟呢，却似乎不起波澜，还是那副不惊不慌的样子，照例每天到田地里干活。父亲发过些脾气，并不起作用，只得再次运作，为三弟物色新的对象。
一年之后，三弟迎来了他的第二桩婚姻，新媳妇叫阿梅。阿梅比三弟大了五岁，很小的时候就外出打工，后来因为家庭变故回了家。父亲看阿梅，是个宽厚、有主见的女子，尤其跟小玲不同的是会说话。结婚后，阿梅留在家里，和三弟一起跟着父亲去耕种。阿梅自小就外出，耕种并不擅长，少不了父亲的引导，但阿梅原本是农村的，也用心去学，父亲很欣慰。那也许是三弟特别开心的一段日子，有了阿梅的相伴，他不那么阴郁了，偶尔会笑。但半年之后，还是出了变故，一次从田地里劳动回来后，阿梅突然发了疯，她披头散发，嘻哈怪笑，在厅里就要脫光身上的衣服。也曾请医生来看过，但始终不见好转。如此闹腾了一个多月后，在一个黄昏，阿梅出门去了。三弟跟在后面，直看着阿梅在公路上消失了，他一个人在路边抱头痛哭。后来，就有传闻说，阿梅其实是装疯的，有人就在城里看见了她，她是想回去打工呢。这一回，三弟受了重大打击，从此变得更加沉默了。
如此又过了几年，看着弃耕的田地越来越多，村子越来越空落，三弟也日渐消瘦，父亲痛定思痛，想让三弟也离开村子，去城里打工。三弟呢，近三十岁了，还从没到过城里，因此他不愿意去。父亲狠了心，又拿木棍追打他，就是要把他赶出家门。后来，三弟到底经不住，还是离开了村子。回想起来，父亲也许是看明白了，他知道这田地迟早是要荒弃的，这一家人再怎么耕种，都不可能维持，这是一种大的潮流，光凭他一个人是无法阻挡的。他也许还醒悟到，三弟走到了那一步，他也有很大的责任。后来，三弟在城里打工，认识了现在的三弟媳，三弟媳也才二十多岁，可却是个离过婚的，父亲虽然有些不悦，但已经没有再去干预了。不过，到底三弟还是有了自己的家庭，他和三弟媳都属于那种在生产线上闷头干活的人，平时生活又省吃俭用，时间久了也积攒下一些钱。后来，我拿出了部分积蓄，资助他们按揭了一套房子，看着他们稳定了下来，我的心才多少安了些。
再说四妹，她的婚姻也不顺利。四妹初中辍学后，就到城里打工了，认识了后来的四妹夫。四妹夫家在北方，距离我们这边比较远。那回，已经是晚上了，四妹带着几个男人突然回到家里，其中就有四妹夫。但当时，父亲一直摸不清四妹和那些人的关系，也不太清楚四妹回家来的主题。他们买了许多吃的喝的，在家里留宿了一晚，第二天又匆匆离开了。回到城里，四妹才打回来电话，向父亲征询意见，问他对她的男朋友，也就是那个穿棕色风衣的男人的印象。这就等于已成事实，先斩后奏了，父亲很不高兴。尤其是，当听到四妹夫家那么远时，他更不乐意了。第二回，当四妹单独带着四妹夫回来，正式地见家长时，父亲始终黑着脸，以至于四妹夫在吃饭时，手一直是发抖的。当四妹结婚时，父亲又拒绝了四妹在村里摆一顿喜酒的请求。我的那个四妹夫，婚后就再没有来过我们家。有了两个孩子后，他突然迷上了赌博，过着浪荡的生活。只苦了四妹一人，拉扯着孩子，我所能做的，也不过是给她寄一点钱罢了。
从那之后，那几年里，村里就只剩下父亲一个人了。长期的独居生活，使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古怪，烟也抽得越来越厉害。时常地，他会走向田里，背着双手，踽踽独行，走累了，就在田间地头坐下。我心里怜惜他，也试探着跟他说，让他搬到城里来。多说了几句，他就恼怒了，向我咄咄逼问着，农村有什么不好？开门就见到山见到河流有什么不好？自己种的庄稼自己收自己吃有什么不好？这些问题我无法回答，从那之后也就不敢再提了。
对于父亲来说，最高兴的莫过于与荣叔的和解。荣叔的大女儿已在广州嫁了人，二女儿开了家饮食店，在城里买了房子，因此把荣叔一家接了去，三个小女儿也都一起到了城里念书。那天，荣叔回村里办事，晚上就提了两瓶酒进了家来。过去那些年，虽然两家是对门，可是荣叔从未进过我们的家。那天晚上，父亲和荣叔对饮，渐渐就喝得有些多了。荣叔也已经头发半白，与父亲相对，回望往事，两个人都不禁唏嘘。
荣叔举杯，叹息说，过去的事，让你承受太多了。
父亲摆着手，你也不容易，不容易呀。
两个人又一饮而尽，相互抱着头，竟都失声痛哭起来。
那天之后，父亲就病倒了，发着高烧。父亲让我去割些野芋头，回来熬成汤水洗澡。这是小的时候，当我们发烧时家里常用的土方。我去了河边，果然发现了那棵野芋头，这么多年了，当我遗忘了它，它却还是一直在原地生长。我把熬成的汤水提到洗澡间，父亲自个进去洗澡。突然，他在里面惊叫一声，似乎是跌倒了。我在门外，问他要不要紧。他鼓捣了好一阵，还是没能站起来。我只好推开了门，看见父亲就跌坐在澡盆边，那张原本该他坐的矮凳子翻倒在地。我也看见了父亲的身体，眼睛里猛地刺了一下，他的身体那么瘦，皮肤皱成了干枯的橘子皮。父亲不觉双手抱了一下自己，低声骂一句，还不过来帮忙？我醒过来，赶紧过去，双手在后面抱着他的腰，扶他坐到矮凳上。当我的手接触到父亲的身体时，一股电流从心底流过，随即父亲也一阵哆嗦起来。我是父亲的种子，我的身体来自于父母，可是长大之后，有多少年了，我再没有像孩童时那样拉过父亲的手，父亲也再没有抚摸过我的头。水还有些烫，蒸汽缭绕着，把我们包围了，这让我平静了些。父亲最初的那些羞耻也退去了，似乎又重新变成了一个孩子，对于自己身体的展示变得坦然。我拧了热毛巾给父亲擦身，认真地擦过他的脖颈、他的腰身、他的手脚。这样地擦过几遍，躲在父亲的身后，我的眼泪，还是忍不住地哗哗哗流了下来。 后来再发生的事，就是哑仔出现了，父亲终于又有了个长久的伴。那时候起，父亲好像也嫌我烦了，他让我没事就不要再往村里跑。我好像是明白的，父亲宁愿和哑仔相处，也不愿我回去打扰他。父亲临走前，一直在忙着两件事，除了收集整理农具外，就是筹划着把村里的田地集体外租。据说，已经有一个老板来看过了，他想承包田地种香瓜。于是，留在村里的父亲，就成了那个居中联络的人，他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地往城里打电话，希望能够统一大家的意见。他那么想促成这件事，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年轻的时候，浑身充满了活力。可惜，直到父亲去世，村里人对于租金各方面的意见还是无法统一，田地集体外租的事情，终至搁浅了。
8
暑假就要结束了，我也该回城里了。
临回城里前，我去拜祭了父母。按照父亲生前的遗愿，我们把他和母亲合葬在了一起。对于母亲来说，生前未得父亲的宠爱，人世之后却能与父亲长相厮守，也是她所得的安慰吧。人与人之间，真的很难预料，就算是父子、夫妻这样核心的关系，也未必能够修成正果。或者说，反而是这样的关系，牵扯到血缘、契约的因素，更容易形成既爱又恨，既相互依附又相互折磨的关系。这也就是我与父亲之间必须承受的吧，自父亲去世后，我突然间感到有什么空落落的，这些天里，我不停地记录，已经记了厚厚的五个笔记本。我有了一个计划，写一本关于农耕研究的书，我会从农具的现存讲起，回溯农具的起源和发展，然后从农具的发展扩展到农耕文明的发展，以一个村庄、广东省北部这个地区的农耕文明为标本，它曾经有过的过去，近几十年的鼎盛，未来的可能性，进而写出整个民族农耕文明的发展历史。当然，我也会写到房屋、肥料、家禽家畜、农作物等这些物质存在，还会写到农谚、农时、饮食、丧葬嫁娶等风俗文化，以及孩童的游戏、与天地自然相处的哲学，也都会涉及包含。我要写出农耕之殇，也写出农耕之美，就是现在，虽然商业已经高度发达，但是农耕也并没有过时。农耕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可能已经存在了七千多年，如今依然还用各种方式供养着我们人类，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也许，农耕文明中也有腐朽、丑陋、落后的内容，那种家庭作坊式的农耕也会逐渐消遁，但是未来农耕的发展还具有无限的可能性。钩沉农耕文明，是对我们人类所来之路的尊重，它警示我们商业文明不是唯一的存在，农耕文明也可能是商业文明的一种修正、融合。我希望能以这本书，重新面对内心、面对父亲！
那天早上，这个暑假里最后一回教哑仔认字，当我看到那些贴在农具上的标签时，心里蓦地闪过一个想法，也许，哑仔也应该有他的名字。可是，应该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我努力想着，手上不经意地，却写下了“张百迁”三个字。我反复念给哑仔听，哑仔临摹着写了十几遍，稿纸上便都是“张百迁”。我突然间明白，这就是哑仔的名字了。也许，他曾经有过自己的名字，只是他忘记了，这个新的名字，将归属于他。不过，我并没有告诉哑仔，这个名字，是我父亲的名字。我是希望借由哑仔，让父亲的名字复活，那么，当哑仔守着这个村子，守着农耕记忆馆的时候，也一如父亲还守在了这里。我叮嘱这个获得新名字的张百迁，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要多练习写字，如果有什么想起来要对我说了，就记在本子上，能记多少就记多少，下回我再回来，就可以看到了。我把剩下的那个空白的笔记本，送给了张百迁，他双手接过，两行清泪，就在他的脸上长长地挂了下来。
回到城里后，我才知道丁时辉被他的表弟砍伤了，还住在医院里。我赶到时，丁时辉左肩膀上缠着绷带，侧身蜷曲着腰，正呼呼睡着大觉。病房里药水的气味弥散，另一张病床上的病人刚入住，家属进进出出。窗外阳光斜照进来，映照出半空中飘游的浮尘。我在床边坐下，看着丁时辉那一张脸，络腮上嘴唇边满是胡茬，眼角板着黄色的痂块。回想还在大学时刚认识的那张脸，已经模糊得不见踪影。猛地，我见他身体颤抖一下，脸上闪过一丝痉攣，以为他会醒了，然而很快，他就恢复了原样，继续地睡去。
直到夕阳收走，灯光亮起，他终于醒了。我责怪他有事也不告诉我，他让我拿衣服帮他穿上，说几天没有睡过这么好的觉了，真是舒服透了。我说，我听到些说法了，你表弟那里是怎么回事？真的是你骗他的钱了吗？他淡然一笑，你觉得呢？我瞪他一眼，就是因为我不相信我才问你？他径直往外走，我饿了，能不能先吃饭？
他的胃口特别好，左手的袖子空吊着，半侧着身子，右手却忙个不停，大块吃肉，大口喝汤。等到桌上杯盘狼藉，他满足般仰靠在椅背上。
他说了起来，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当初，丁时辉想与朋友合伙开网吧时，其实手上并没有多少钱，于是便游说家人、亲戚、同乡，说他有这么一个项目，只要投钱进去了，就能鸡生蛋蛋生鸡。最后，人们被丁时辉说动了，他们那个地方本来是个穷山沟，但大家把家里搜干刮净，还是给丁时辉筹够了款。那回丁时辉也没让大伙失望，赚了钱分了红。之后这十几年来，他们还多次采取这种筹款方式，大家的生活逐渐改善，丁时辉的生意也越做越大。这个时候，丁时辉认识的一个洪老板，要入手一块地皮开发建房子，但手上的资金不够，问丁时辉有没有兴趣。房地产正疯着呢，丁时辉又从大家那里筹了一笔钱，自己也卖了手上的几套房子，还把超市、汽车维修店也抵押给银行贷了款，就是想拼一次大的。但地皮到手后，丁时辉才发现洪老板根本不想建房子，他只想捂在手里，坐等炒地升值再转手。丁时辉虽然撸尽了力，但在洪老板的雄厚资本面前就是一只小毛虫，决策时屁话说不上。这样压了两年多，丁时辉在银行的贷款早已到期了，银行要把他抵押的超市、汽车维修店拍卖。那可是丁时辉的心头肉，他四处去借钱，碰破了头也没借上。偏偏这个时候，政府查出那块地在转让过程中涉嫌违法，洪老板也被控制起来了。丁时辉的家人、亲戚、同乡就来向他要钱，丁时辉躲不过，只好把健身房的股份转让出去了，先给了大家一部分，承诺余下的过些时候再还。丁时辉的一个姑父，这时候刚好做了个大手术，急需用钱，表弟来找丁时辉，说他是懂法律的，丁时辉这叫非法集资，要么把钱都退了，要么法庭上见，两个人就吵了起来，最后他表弟还动手了…… 我听着，早已惊呆了，这些事情丁时辉可一点都没有给我透露过。原来这些年丁时辉的风光背后，还是有一大群的家人亲戚在支撑着。我说，那你现在怎么办？他说，能怎么办？实在不行，把仅剩的酒吧也转让了，把现在的房子也卖了。我说，卖了房子，你住哪里？他哈哈一笑，还可以租房子嘛，当初不就是这样过来的？我说，也许你一开头就不该把钱都投进去，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慎重些。丁时辉冷笑一声，做生意就得冒险，风险越高回报才能越高，你不淌淌这水怎么知道是清是浊？我说，要是你的亲戚真告你非法集资呢？丁时辉拍一下桌子，恶狠狠地，当初赚了钱，怎么就不说我非法了？现在看我倒霉了，一个个饿狼一般，原来连亲戚朋友都是靠不住的，想想真是心凉呀。也好，他们要来告就告吧，我要能进去了，倒是一了百了。我从没有看丁时辉这么悲观过，心里又替他难受，苦苦经营十几年，一夜之间就可能一无所有，搁谁都难以接受呀。我说，当初，你就不应该把学校的工作完全丢了。他瞥我一眼，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猛喝一口茶，叹口气，才又说，也许我的人生里，注定了要有这么一劫，当初我一直不让你合伙，也是因为我常常有失败的恐惧。难道这城市里，就真的没有我的一席之地了吗？我记了起来，丁时辉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可是他所谓的“一席之地”，到底是什么呢？丁时辉说，其实，这些年，我也一直在逃离，就像你一样，我们两个人，其实还是相似。在学校里守着一份工作，对于我来说，不过还是跟我父亲一样，跟我的那些亲戚一样，跟村子里的人们一样，守着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而已，区别只是他们的田地在村里，我的田地在城里。可是，我想要比他们走得更遠，我要摆脱他们施加在我身上的影响，我不只是想赚到钱过上富裕的生活，我还要建立属于我自己的领地，成为掌握资源制定规则的那一类人，在这座城市里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滚滚的泪水，从丁时辉的眼眶里溢出。我心里，一阵巨大的震动，这些年我也从没有想过，丁时辉的内心里埋藏着那么巨大的一盘计划。
我回到家里时，已经是深夜了，顺意还窝在沙发上看电视。我把灯调亮，坐到她身边，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我们现在有多少钱？顺意转过来，瞅着我，她眼里有泪痕，我才发现电视里正播的是一出韩剧。顺意喊起来，你一个暑假不着家，回来就问我要钱？有明学习的事情，你过问了吗？我讪笑着，不是给他请了老师，这个暑假让他去补习了吗？顺意摇着头，老师是请了，可是他学得怎么样呢？我说，我真急着用钱，丁时辉出事了，我得帮帮他。顺意哼一声，你爱帮谁我管不着，可是你别打我的主意。我说，怎么是打你的主意呢？那些钱我应该也有一份的，我可是把工资卡都交给你了。顺意几乎要跳起来，就你那份工资？你住在这里，不用交房贷吗？你每天吃家里的用家里的，不用交伙食费吗？你穿的衣服你买的书，哪样不是从我这里出的？还有你帮补你三弟、四妹的事，别以为我不知道。顺意摔了抱枕，得了，从今往后我都不管了，在抽屉里都拿走吧。滚开去，别烦我看电视！
我进了房间，翻箱倒柜找着。我又欠了这个家庭的债，但现在我满心想的只是尽力帮助丁时辉，因为丁时辉也是我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是对方的互文。原本，从村里回来的路上，我还想着跟他说说我这个暑假的收获，比如我在村里起名的农耕记忆馆，比如我笔记本里记得满满的那些文字，比如我想要写一本关于农耕文明的书。如今，也不知道要到何时才有机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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