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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四川国学学界，活跃着一位有些另类的学者。他因受到胡适、陈独秀等著名学者的吹捧而名噪一时，也因人格的缺失而备受诟病，他就是吴虞。
吴虞这位一度被四川学界看做“士林败类”的离经叛道之人，是一位不合时宜的人，也是一位真正的孤独者。他与他人的相处，总是处在一种貌合神离的状态之中。他本人也似乎与时代的节奏完全不合拍。他跟自己的亲生父亲结下仇怨，以致父子两人不共戴天；他对自己的夫人、子女冷漠无情，以致女儿对他终身埋怨；他结交的朋友遍天下，但几乎没有几位能够真正成为他的交心者。他一辈子喜欢写日记，然而在日记里，他却记下了许多朋友生活之中不为人知的阴暗一面。凡是“有幸”进入吴虞的日记之中他的朋友，几乎都留下了不少非常尴尬的印记。
不过，在他的家乡四川，吴虞还是算结交了一群真正意义上的知心朋友。在民国初年的四川国学学界，吴虞与国学界“朋友圈”结下的友情，让他终身怀念和珍惜。
四川国学院学人构成吴虞的“朋友圈”
如今，互联网时代兴起，无论老少，在QQ群、微信群、人人网等新媒体之下，构筑着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然而，在民国初年的四川国学界，以四川国学院为平台所形成的“朋友圈”，也将川籍学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样一种“朋友圈”里面，学术交谊是学者们联络情感的主要方式。
在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之时，如何保存传统国学，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一直在传统国学方面有着深厚底蕴的四川学界更是如此。1912年元月，时任四川军政府长官的尹昌衡将原来的四川枢密院改为四川国学院，国学院聘请吴之英为国学院院长，楼藜然、曾学传、廖平、曾瀛、李尧勋、谢无量、杨赞襄、释圆乘为院员，也就是国学院的专任教师，这些人都是当时四川国学学界著名的学者。吴虞也应聘作为国学院的教师，与四川国学界学者建立起良好的师友关系。如今四川国学院旧址已不复存在，但其所在的街道以国学巷命名沿用至今。随着国内时局的变动，国学巷旧址后来逐渐创办了医学院。抗战时期，国内包括协和医学院在内的几所著名医学院内迁至成都华西坝，实行联合办学，一时医学大师云集，名家荟萃。1946年，在国学巷旧址建立了华西协和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接收华西协和大学，更名华西大学，后又陆续更名为四川医学院和华西医科大学，一直是国内著名的医学教育机构。2000年，华西医科大学与四川大学合并，更名为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
在民国初年，四川学界最有名望是一个被当时的士林称为“五老七贤”的社会群体。“五老七贤”在四川地区极有社会地位，他们不仅国学根底很深，而且社会影响力也很大。近代四川很多社会矛盾的解决和军事行动的发生，都往往需要依靠“五老七贤”出面进行调停。所谓“五老七贤”其实是个泛指，并非只有十二个人，其中的主要人物有赵熙、颜楷、骆成骧、方旭、宋育仁、庞石帚、徐子休、林山腴、邵从恩、刘咸荥、曾鉴、吴之英、卢子鹤、文龙等人。以“五老七贤”为代表，在民国四川学界形成较广泛的学术交际圈。国学院教师骆成骧、宋育仁、吴之英名列其中，提升了国学院的声望和地位。
吴虞在与四川国学院教师日常交往中，不仅建立良好的私人友谊，也促进自身学术观点的发展与更新。同时，“五老七贤”因各自所受的教育和家庭背景差异，诸如像宋育仁、吴之英等人，他们对待新文化和西学是持包容态度的，这对吴虞的学术思想影响很大。
父子般的交往：吴虞与廖平的友谊
被胡适称赞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他与四川国学院教师廖平、刘师培、谢无量、吴之英等人均有良好的私人友谊，建立起稳固的“朋友圈”。吴虞本人也以兼职教师身份在国学学校任教，不定时给学生上课。在日记里，吴虞记载了不少他和国学院教师交谊的内容。从吴虞在国学院的“朋友圈”，可以窥见民国初年，四川国学学者之间社会交往的面相。吴虞和国学院教师的交往不仅涉及学术交流，也包含家庭、社交等诸多方面。
廖平与吴虞的私人友谊源于清末，两人均受到四川提学赵启霖的打压。赵启霖在翻阅成都各学堂讲义时，看到廖平所讲的经学离奇怪诞，他立即饬令该学堂辞退廖平，并要求“省内各学堂不得传阅廖平讲义”。但廖平在学界已经很有名望，从外省来川任职的赵启霖，此举遭到学界的反对。受到打压的廖平反而获得了更好的教职，他从九峰书院的山长转任安岳教谕。四川存古学堂创办后，廖平随即进入学堂任教，教职和教学平台皆不断趋好。吴虞却被四川学林斥为是一个狂妄悖逆的人，他们要求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对吴虞进行严惩，称“尊孔谕旨尚所不遵，何况学堂规则！若此人滥充教员，学生流失，讵堪设想？”
如果说廖平的讲义内容只是违背学堂规则，那么吴虞不尊孔的行径，在四川学界看来就已经是悖逆行为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反而使廖平和吴虞两人成为关系友善的学友。
1910年，吴虞跟父亲关系恶化并公然决裂，他将父亲称之为“老魔”，即魔鬼的意思，还不断跟父亲打官司。这种世人眼中的不孝之举在四川学界引发很大反响，他的叛逆行为引发学界不满，将之斥为“士林败类”。不过，吴虞的行为却得到国学学校一些老师的认同，他在日记里记载：“晤廖季平（即廖平），季平极不以当时诸人及老魔为然，主张新理，谓诸人及老魔所谓太不平也。”由此可以看出，廖平对吴虞的行为表示支持，认为吴虞的父亲过于传统守旧，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
吴虞的学问尚可，但人品却难以恭维，他在日记中还大量记载自己溺妓之事。然而，吴虞后来听说廖平在上海溺妓，竟表示出揶揄之情：“饭后过阖君，言廖季平在上海溺一妓赛金花，几至堕落。尊孔者道德如是，可发一笑。”廖平在上海是否溺妓，没有相关史料记载，此事有否并不能确定，而吴虞也是听人所言，却发此感慨。他不仅对廖平作为高龄老人，仍溺妓这事揶揄嘲笑，并着重提及“尊孔者道德如是”，这是一贯反对尊孔的吴虞对儒家信仰者的嘲笑。
不过，吴虞在生活中对年龄和父亲相仿的廖平非常关怀。他只要有时间都会去看望廖平，在廖平生病时候，吴虞也会悉心照顾，他在日记里有详细记载廖平中风后，他前去探望的经过：“饭后雇轿至韩家祠访吴理君，晤刘子立，言廖季平丈中风。何藜光、彭云生亦在。过学道街晤达三，言季平丈眠食如常，气色尚好。”听说廖平中风，吴虞立即前往他家去看望，“至廖季平丈宅，看其风疾，口不能言，右手足不仁，心耳如旧，盖剃头受外风引动内风也。如系磋跌而得之风疾，则必较此为重矣。”廖平中风，吴虞一听说就立即前往探视病情，并代为寻找医治的药方。吴虞对廖平尊孔读经做法并不赞同，对其道德上的某些不足也揶揄嘲笑，但吴虞作为廖平的朋友却很讲义气，廖平有什么困难，他也总是极力相助，至真至诚。 吴虞对国学院的人事任命较为关心，他不仅反传统，也反对政治权力对学校的控制与干涉。刘意如在拜访吴虞的时候，告诉他四川军政府否定学部有关廖平的校长任命，而另聘他人的事情。吴虞在日记中写到“刘意如来，言学部与廖用之所下聘，军政府取消，另聘邵明叔。并言此后各学堂监督皆由军政府聘，学部不得过问，满清时代所无也。”民国初创，对学堂监督的聘任权力从学部转移到四川军政府，地方政府有权决定本省学堂监督人选。吴虞对此感到不满，他认为这是满清统治时期都未曾有的事情。后来，国学院出现一系列风波，让吴虞感到不快。他告知校长廖平，希望廖平能对学校有所整顿。后来吴虞从报纸上看到，廖平竟也辞去校长一职，并得知好友刘师培已经病故。这一连串不幸对吴虞来说都是可叹的悲剧。
亦师亦友的情分：刘师培与吴虞的友情
1912年，在四川国学院迎来了一位当时在中国学术界享有鼎鼎大名的学者刘师培。刘师培的到来，对四川国学院的发展和四川传统学术界的学术进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刘师培在四川期间，吴虞与其私交甚密。刘师培因端方之事（1911年，端方奉清廷之命，南下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刘师培随之。）起初被革命党扣押，被营救后来到成都，就首先与谢无量、吴虞会晤，并且刘师培赴国学学校任教，也是在吴虞等人劝说下同意的。
谢无量曾说：“四川人自矜绝学者多，申叔（刘师培，字申叔）亦云然。刘申叔于小学经义精熟，本之以为诗文，异常深厚茂密，又佐之以子书，更富理趣，乃知为学，徒逐末流，真多而无当也。”当时的四川学界不少人自矜绝学，学问精深。而刘师培的学术经历，使谢无量、吴虞认识到一定要做一流学问，如果仅仅随波逐流，跟不上学术的进步发展，自身学术水平无法做到学术前沿，这是毫无意义的。
吴虞与其他人发生冲突时，刘师培也极力劝阻和悉心安慰，这让吴虞十分感念。1912年底，他陪同刘师培等人游览老君洞、凌云山、浣花溪、杜甫草堂等名胜。在游览的途中，他们互相之间还有诗歌唱和的雅事，体现出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
“天下文章楷模”：吴虞对吴之英的敬重
吴之英作为四川国学院首任院长，有着很高的威望。吴虞与吴之英也有着很深的个人交情，他十分敬重吴之英的学问，以及崇高的个人道德情操。1918年5月，吴之英在家乡雅安病逝，消息传来，国学院师生无不感到悲戚。吴虞为吴之英作了一幅挽联：“品节在严郑之间，白首孤行，自有千秋型蜀士；文学继卿云而后，玄亭重过，空悲一国失人师。”在吴虞看来，吴之英的道德情操是可为四川士林楷模。吴之英的离世，使四川，乃至全国失去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吴虞还写了《名山吴伯·先生之英》表达自己对吴之英的纪念，“巍然谁是鲁灵光？沧海横流实可伤。不见延陵吴季子，肯言天下有文章。”吴虞虽然具有反传统、反道德的叛逆性格，但对学术道德俱佳的吴之英，他仍然是发自内心的敬重。不仅是他们之间友谊的体现，也是吴之英崇高人格对吴虞的感召。
吴虞与吴之英之间的书信往来体现出深厚的情谊。1913年，吴之英因积劳成疾辞去国学院的院长职务，决定告老还乡。吴虞、刘师培等人曾多次挽留，均遭吴之英婉拒。吴虞、刘师培等人在信中表达对吴之英学问的敬佩，以及其高尚人格的称赞。吴之英在回信中表达自己无力再为国学学校做事的惋惜之情，同时他对同仁们提出殷殷希望，“循文考谊，老之将至，忧来无端，两君夙知之见之矣。顾念杜辛五世，欧阳八叶，斯文遂衰，岂责家运，继绝振替，是资贤劳，启后劲将涤耳。”吴之英年老体衰，不得已离开学校回乡养老，这是一件无可奈何之事。他殷切希望刘师培、吴虞及学校同人能够继续努力培养更多优秀的学生，将传统学术发扬光大，这是他对国学学校同仁真诚嘱托。学校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就是晚年吴之英最大的挂念。
吴之英崇高的人格魅力对吴虞终身有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在为人处事的高风亮节上，在国学院的“朋友圈”里面，唯一能让吴虞看得起，诚心信服的教师，大概就是吴之英了。
新旧文化的博弈：陈独秀极力拉拢吴虞
作为新文化运动健将的陈独秀，在向四川学界传播新文化的时候，他看重是吴虞这样的反传统的活跃分子。陈独秀对吴虞的拉拢，是他打开在四川传播新文化大门的一条路径。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随着《新青年》的传播，新文化运动开始由北京、上海向全国蔓延。不过，新文化运动在各省影响的进程不同，甚至在同一省的各县市中的步调也不同，不少地方的青年人基本没听说过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后来随着《新青年》等媒介传入四川后，一定程度上给川省学界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当时的学者兼政治活动家李璜曾经观察到，新观念涌入四川后，成都的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不但父兄之教不严，子弟之率不谨者，而且父子之间，因思想冲突，而引起家庭纠纷，即后来所谓家庭革命，也已喧腾众口，人伦大变。”
《新青年》杂志进入四川后，国学院的教师也有人阅读过该杂志。《新青年》刚开始的时候也并无名气，不像后来“爆得大名”，仅仅是一本普通杂志。以成都为例，根据吴虞的描述，1916年，《新青年》刚传入成都时一共只卖了5本出去。吴虞第一次给《新青年》投稿时，还没听过杂志主编陈独秀的名字。直到1917年初，吴虞在与朋友交流中才知道一些有关陈独秀的情况，他将此记在当天的日记中。1919年“五四运动”后，《新青年》杂志在成都的销售情况便大为改观。当年，吴虞在成都华阳的书报流通处翻阅销售帐簿时，有两笔销售的记录使他觉得有些惊讶：“成都守经堂亦买《新青年》；成都县中学购买《新青年》杂志花费22元。”《新青年》当时的全年定价是两元，也就意味着成都县中学一次购买了11套杂志，数量不算少，而守经堂这样的传统教育机构也购买《新青年》，的确让吴虞感到惊讶。从吴虞对《新青年》杂志在成都销售情况的观察看，到了1919年的时候，新文化运动对成都学界的影响可能已经比较深入了。
《新青年》在四川发行和传播过程中，陈独秀敏锐感到吴虞作为传统文化反抗者在四川学界的独特影响，可以使之成为新文化在四川的传播者。陈独秀希望把吴虞拉进新文化的阵营之中，陈独秀采取抬高吴虞地位的方式来拉拢他。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上面，陈独秀把前两卷文章作者名单全部进行罗列，并署上是由“海内名家”数十名执笔，很明显有吹捧的意思。吴虞见自己名列“海内名家”之中感到惊讶，他感叹：“不料成都一布衣亦入海内大名家之列，惭愧之至。”尽管惭愧感到还不配成为“海内外名家”，但吴虞内心也感到一丝窃喜。陈独秀此举一方面是为《新青年》的宣传造势，另一方面让吴虞对《新青年》和陈独秀本人产生好感，有助于新文化在四川学界的传播。吴虞之所以能成为全国学界知名人物，除胡适那句“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称赞外，与《新青年》杂志的宣传也密切相关。由于吴虞的离经叛道，成都当地报纸因有所顾忌，大多不敢登载吴虞反孔非儒与批判家族制度的文章。陈独秀却将这些文章，连载在《新青年》杂志上，吴虞得知后感到十分振奋。1917年7月后，吴虞明确表示“不再订阅《东方杂志》《青年进步》《小说月报》等学术刊物，而只订阅《新青年》。”可见，陈独秀借吴虞的影响力推广传播新学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
吴虞这位一度被四川学界看做“士林败类”的离经叛道之人，是一位不合时宜的人，也是一位真正的孤独者。他与他人的相处，总是处在一种貌合神离的状态之中。他本人也似乎与时代的节奏完全不合拍。他跟自己的亲生父亲结下仇怨，以致父子两人不共戴天；他对自己的夫人、子女冷漠无情，以致女儿对他终身埋怨；他结交的朋友遍天下，但几乎没有几位能够真正成为他的交心者。他一辈子喜欢写日记，然而在日记里，他却记下了许多朋友生活之中不为人知的阴暗一面。凡是“有幸”进入吴虞的日记之中他的朋友，几乎都留下了不少非常尴尬的印记。
不过，在他的家乡四川，吴虞还是算结交了一群真正意义上的知心朋友。在民国初年的四川国学学界，吴虞与国学界“朋友圈”结下的友情，让他终身怀念和珍惜。
四川国学院学人构成吴虞的“朋友圈”
如今，互联网时代兴起，无论老少，在QQ群、微信群、人人网等新媒体之下，构筑着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然而，在民国初年的四川国学界，以四川国学院为平台所形成的“朋友圈”，也将川籍学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样一种“朋友圈”里面，学术交谊是学者们联络情感的主要方式。
在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之时，如何保存传统国学，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一直在传统国学方面有着深厚底蕴的四川学界更是如此。1912年元月，时任四川军政府长官的尹昌衡将原来的四川枢密院改为四川国学院，国学院聘请吴之英为国学院院长，楼藜然、曾学传、廖平、曾瀛、李尧勋、谢无量、杨赞襄、释圆乘为院员，也就是国学院的专任教师，这些人都是当时四川国学学界著名的学者。吴虞也应聘作为国学院的教师，与四川国学界学者建立起良好的师友关系。如今四川国学院旧址已不复存在，但其所在的街道以国学巷命名沿用至今。随着国内时局的变动，国学巷旧址后来逐渐创办了医学院。抗战时期，国内包括协和医学院在内的几所著名医学院内迁至成都华西坝，实行联合办学，一时医学大师云集，名家荟萃。1946年，在国学巷旧址建立了华西协和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接收华西协和大学，更名华西大学，后又陆续更名为四川医学院和华西医科大学，一直是国内著名的医学教育机构。2000年，华西医科大学与四川大学合并，更名为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
在民国初年，四川学界最有名望是一个被当时的士林称为“五老七贤”的社会群体。“五老七贤”在四川地区极有社会地位，他们不仅国学根底很深，而且社会影响力也很大。近代四川很多社会矛盾的解决和军事行动的发生，都往往需要依靠“五老七贤”出面进行调停。所谓“五老七贤”其实是个泛指，并非只有十二个人，其中的主要人物有赵熙、颜楷、骆成骧、方旭、宋育仁、庞石帚、徐子休、林山腴、邵从恩、刘咸荥、曾鉴、吴之英、卢子鹤、文龙等人。以“五老七贤”为代表，在民国四川学界形成较广泛的学术交际圈。国学院教师骆成骧、宋育仁、吴之英名列其中，提升了国学院的声望和地位。
吴虞在与四川国学院教师日常交往中，不仅建立良好的私人友谊，也促进自身学术观点的发展与更新。同时，“五老七贤”因各自所受的教育和家庭背景差异，诸如像宋育仁、吴之英等人，他们对待新文化和西学是持包容态度的，这对吴虞的学术思想影响很大。
父子般的交往：吴虞与廖平的友谊
被胡适称赞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他与四川国学院教师廖平、刘师培、谢无量、吴之英等人均有良好的私人友谊，建立起稳固的“朋友圈”。吴虞本人也以兼职教师身份在国学学校任教，不定时给学生上课。在日记里，吴虞记载了不少他和国学院教师交谊的内容。从吴虞在国学院的“朋友圈”，可以窥见民国初年，四川国学学者之间社会交往的面相。吴虞和国学院教师的交往不仅涉及学术交流，也包含家庭、社交等诸多方面。
廖平与吴虞的私人友谊源于清末，两人均受到四川提学赵启霖的打压。赵启霖在翻阅成都各学堂讲义时，看到廖平所讲的经学离奇怪诞，他立即饬令该学堂辞退廖平，并要求“省内各学堂不得传阅廖平讲义”。但廖平在学界已经很有名望，从外省来川任职的赵启霖，此举遭到学界的反对。受到打压的廖平反而获得了更好的教职，他从九峰书院的山长转任安岳教谕。四川存古学堂创办后，廖平随即进入学堂任教，教职和教学平台皆不断趋好。吴虞却被四川学林斥为是一个狂妄悖逆的人，他们要求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对吴虞进行严惩，称“尊孔谕旨尚所不遵，何况学堂规则！若此人滥充教员，学生流失，讵堪设想？”
如果说廖平的讲义内容只是违背学堂规则，那么吴虞不尊孔的行径，在四川学界看来就已经是悖逆行为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反而使廖平和吴虞两人成为关系友善的学友。
1910年，吴虞跟父亲关系恶化并公然决裂，他将父亲称之为“老魔”，即魔鬼的意思，还不断跟父亲打官司。这种世人眼中的不孝之举在四川学界引发很大反响，他的叛逆行为引发学界不满，将之斥为“士林败类”。不过，吴虞的行为却得到国学学校一些老师的认同，他在日记里记载：“晤廖季平（即廖平），季平极不以当时诸人及老魔为然，主张新理，谓诸人及老魔所谓太不平也。”由此可以看出，廖平对吴虞的行为表示支持，认为吴虞的父亲过于传统守旧，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
吴虞的学问尚可，但人品却难以恭维，他在日记中还大量记载自己溺妓之事。然而，吴虞后来听说廖平在上海溺妓，竟表示出揶揄之情：“饭后过阖君，言廖季平在上海溺一妓赛金花，几至堕落。尊孔者道德如是，可发一笑。”廖平在上海是否溺妓，没有相关史料记载，此事有否并不能确定，而吴虞也是听人所言，却发此感慨。他不仅对廖平作为高龄老人，仍溺妓这事揶揄嘲笑，并着重提及“尊孔者道德如是”，这是一贯反对尊孔的吴虞对儒家信仰者的嘲笑。
不过，吴虞在生活中对年龄和父亲相仿的廖平非常关怀。他只要有时间都会去看望廖平，在廖平生病时候，吴虞也会悉心照顾，他在日记里有详细记载廖平中风后，他前去探望的经过：“饭后雇轿至韩家祠访吴理君，晤刘子立，言廖季平丈中风。何藜光、彭云生亦在。过学道街晤达三，言季平丈眠食如常，气色尚好。”听说廖平中风，吴虞立即前往他家去看望，“至廖季平丈宅，看其风疾，口不能言，右手足不仁，心耳如旧，盖剃头受外风引动内风也。如系磋跌而得之风疾，则必较此为重矣。”廖平中风，吴虞一听说就立即前往探视病情，并代为寻找医治的药方。吴虞对廖平尊孔读经做法并不赞同，对其道德上的某些不足也揶揄嘲笑，但吴虞作为廖平的朋友却很讲义气，廖平有什么困难，他也总是极力相助，至真至诚。 吴虞对国学院的人事任命较为关心，他不仅反传统，也反对政治权力对学校的控制与干涉。刘意如在拜访吴虞的时候，告诉他四川军政府否定学部有关廖平的校长任命，而另聘他人的事情。吴虞在日记中写到“刘意如来，言学部与廖用之所下聘，军政府取消，另聘邵明叔。并言此后各学堂监督皆由军政府聘，学部不得过问，满清时代所无也。”民国初创，对学堂监督的聘任权力从学部转移到四川军政府，地方政府有权决定本省学堂监督人选。吴虞对此感到不满，他认为这是满清统治时期都未曾有的事情。后来，国学院出现一系列风波，让吴虞感到不快。他告知校长廖平，希望廖平能对学校有所整顿。后来吴虞从报纸上看到，廖平竟也辞去校长一职，并得知好友刘师培已经病故。这一连串不幸对吴虞来说都是可叹的悲剧。
亦师亦友的情分：刘师培与吴虞的友情
1912年，在四川国学院迎来了一位当时在中国学术界享有鼎鼎大名的学者刘师培。刘师培的到来，对四川国学院的发展和四川传统学术界的学术进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刘师培在四川期间，吴虞与其私交甚密。刘师培因端方之事（1911年，端方奉清廷之命，南下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刘师培随之。）起初被革命党扣押，被营救后来到成都，就首先与谢无量、吴虞会晤，并且刘师培赴国学学校任教，也是在吴虞等人劝说下同意的。
谢无量曾说：“四川人自矜绝学者多，申叔（刘师培，字申叔）亦云然。刘申叔于小学经义精熟，本之以为诗文，异常深厚茂密，又佐之以子书，更富理趣，乃知为学，徒逐末流，真多而无当也。”当时的四川学界不少人自矜绝学，学问精深。而刘师培的学术经历，使谢无量、吴虞认识到一定要做一流学问，如果仅仅随波逐流，跟不上学术的进步发展，自身学术水平无法做到学术前沿，这是毫无意义的。
吴虞与其他人发生冲突时，刘师培也极力劝阻和悉心安慰，这让吴虞十分感念。1912年底，他陪同刘师培等人游览老君洞、凌云山、浣花溪、杜甫草堂等名胜。在游览的途中，他们互相之间还有诗歌唱和的雅事，体现出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
“天下文章楷模”：吴虞对吴之英的敬重
吴之英作为四川国学院首任院长，有着很高的威望。吴虞与吴之英也有着很深的个人交情，他十分敬重吴之英的学问，以及崇高的个人道德情操。1918年5月，吴之英在家乡雅安病逝，消息传来，国学院师生无不感到悲戚。吴虞为吴之英作了一幅挽联：“品节在严郑之间，白首孤行，自有千秋型蜀士；文学继卿云而后，玄亭重过，空悲一国失人师。”在吴虞看来，吴之英的道德情操是可为四川士林楷模。吴之英的离世，使四川，乃至全国失去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吴虞还写了《名山吴伯·先生之英》表达自己对吴之英的纪念，“巍然谁是鲁灵光？沧海横流实可伤。不见延陵吴季子，肯言天下有文章。”吴虞虽然具有反传统、反道德的叛逆性格，但对学术道德俱佳的吴之英，他仍然是发自内心的敬重。不仅是他们之间友谊的体现，也是吴之英崇高人格对吴虞的感召。
吴虞与吴之英之间的书信往来体现出深厚的情谊。1913年，吴之英因积劳成疾辞去国学院的院长职务，决定告老还乡。吴虞、刘师培等人曾多次挽留，均遭吴之英婉拒。吴虞、刘师培等人在信中表达对吴之英学问的敬佩，以及其高尚人格的称赞。吴之英在回信中表达自己无力再为国学学校做事的惋惜之情，同时他对同仁们提出殷殷希望，“循文考谊，老之将至，忧来无端，两君夙知之见之矣。顾念杜辛五世，欧阳八叶，斯文遂衰，岂责家运，继绝振替，是资贤劳，启后劲将涤耳。”吴之英年老体衰，不得已离开学校回乡养老，这是一件无可奈何之事。他殷切希望刘师培、吴虞及学校同人能够继续努力培养更多优秀的学生，将传统学术发扬光大，这是他对国学学校同仁真诚嘱托。学校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就是晚年吴之英最大的挂念。
吴之英崇高的人格魅力对吴虞终身有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在为人处事的高风亮节上，在国学院的“朋友圈”里面，唯一能让吴虞看得起，诚心信服的教师，大概就是吴之英了。
新旧文化的博弈：陈独秀极力拉拢吴虞
作为新文化运动健将的陈独秀，在向四川学界传播新文化的时候，他看重是吴虞这样的反传统的活跃分子。陈独秀对吴虞的拉拢，是他打开在四川传播新文化大门的一条路径。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随着《新青年》的传播，新文化运动开始由北京、上海向全国蔓延。不过，新文化运动在各省影响的进程不同，甚至在同一省的各县市中的步调也不同，不少地方的青年人基本没听说过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后来随着《新青年》等媒介传入四川后，一定程度上给川省学界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当时的学者兼政治活动家李璜曾经观察到，新观念涌入四川后，成都的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不但父兄之教不严，子弟之率不谨者，而且父子之间，因思想冲突，而引起家庭纠纷，即后来所谓家庭革命，也已喧腾众口，人伦大变。”
《新青年》杂志进入四川后，国学院的教师也有人阅读过该杂志。《新青年》刚开始的时候也并无名气，不像后来“爆得大名”，仅仅是一本普通杂志。以成都为例，根据吴虞的描述，1916年，《新青年》刚传入成都时一共只卖了5本出去。吴虞第一次给《新青年》投稿时，还没听过杂志主编陈独秀的名字。直到1917年初，吴虞在与朋友交流中才知道一些有关陈独秀的情况，他将此记在当天的日记中。1919年“五四运动”后，《新青年》杂志在成都的销售情况便大为改观。当年，吴虞在成都华阳的书报流通处翻阅销售帐簿时，有两笔销售的记录使他觉得有些惊讶：“成都守经堂亦买《新青年》；成都县中学购买《新青年》杂志花费22元。”《新青年》当时的全年定价是两元，也就意味着成都县中学一次购买了11套杂志，数量不算少，而守经堂这样的传统教育机构也购买《新青年》，的确让吴虞感到惊讶。从吴虞对《新青年》杂志在成都销售情况的观察看，到了1919年的时候，新文化运动对成都学界的影响可能已经比较深入了。
《新青年》在四川发行和传播过程中，陈独秀敏锐感到吴虞作为传统文化反抗者在四川学界的独特影响，可以使之成为新文化在四川的传播者。陈独秀希望把吴虞拉进新文化的阵营之中，陈独秀采取抬高吴虞地位的方式来拉拢他。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上面，陈独秀把前两卷文章作者名单全部进行罗列，并署上是由“海内名家”数十名执笔，很明显有吹捧的意思。吴虞见自己名列“海内名家”之中感到惊讶，他感叹：“不料成都一布衣亦入海内大名家之列，惭愧之至。”尽管惭愧感到还不配成为“海内外名家”，但吴虞内心也感到一丝窃喜。陈独秀此举一方面是为《新青年》的宣传造势，另一方面让吴虞对《新青年》和陈独秀本人产生好感，有助于新文化在四川学界的传播。吴虞之所以能成为全国学界知名人物，除胡适那句“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称赞外，与《新青年》杂志的宣传也密切相关。由于吴虞的离经叛道，成都当地报纸因有所顾忌，大多不敢登载吴虞反孔非儒与批判家族制度的文章。陈独秀却将这些文章，连载在《新青年》杂志上，吴虞得知后感到十分振奋。1917年7月后，吴虞明确表示“不再订阅《东方杂志》《青年进步》《小说月报》等学术刊物，而只订阅《新青年》。”可见，陈独秀借吴虞的影响力推广传播新学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