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2018年4月8日，“迁徙的包豪斯：设计生活（Bauhaus Imaginisita： Moving Away）”展览在新落成的中国美术学院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开展，该活动为“Bauhaus Imaginista”全球巡展拉开了序幕。“Bauhaus Imaginista”至今仍难以找到一个恰当的中文译法，这一名称不仅指涉包豪斯本身，更强调了包豪斯能够在国际上引发共鸣的巨大潜能，聚焦包豪斯学派所提出的种种构想，以及日后对上述理论构想所做的各种阐释和转译。
关键词：包豪斯 迁徙 现代主义
启动展“迁徙的包豪斯：设计生活”分为四大板块：“包豪斯”“包豪斯在俄罗斯”“印度的设计教育”“包豪斯在中国”，分别叙述了包豪斯自身的历史，以及包豪斯理念在俄罗斯、印度与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此次展览探讨的是包豪斯以社会为导向的设计争论是如何介入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这一问题，展览强调包豪斯在不同国家跨文化背景之下的接受和传播，重点探讨包豪斯在世界范围内的“遷徙”之路，希望为包豪斯这一动态文化提供一些方向性思考。
包豪斯理念在中国
早在1929年，日本教师斋藤佳三到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现中国美术学院），开始教授有关现代设计的基础课程。斋藤佳三曾于1923年由日本政府公派前往欧洲考察德国设计教育，其间先后调查了德国22所工艺学校，包括到魏玛包豪斯大学参观，拜会瓦西里·康定斯基、保罗·克利等包豪斯教员。斋藤佳三以追求“总体艺术”为目标，在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执教至1930年。20世纪30年代起，以张光宇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设计先驱们也开始积极地介绍包豪斯的设计理念，为现代设计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2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成立建筑工程系（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毕业于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的黄作燊担任系主任，任职期间大量学习并参考了包豪斯的教学模式，增加了与包豪斯“基础课程”相似的“建筑绘画”课程，此课程奠定了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基础教学体系。在该课程的作业“形式与材质”中，学生通过对不同抽象材料的比对，以理解形式和材质二者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圣约翰大学还减少了素描、色彩等纯美术课程的比例，并且取消了古典柱式的渲染练习。
更为重要的是，黄作燊还受到了格罗皮乌斯所倡导的“整体建筑观”的影响：现代主义强调设计教育、建筑教育要直接面向社会，直接关注时代的变化与发展。黄作燊批判“布扎”的教育是精英式的培养模式，培养的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建筑人才，而缺乏对社会现实需求的回应，他明确主张学生要关心社会，关注时代的需要。黄作燊与其同事鼓励学生关注普通平民住宅，强调学生们必须介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这种社会主义倾向与包豪斯的主张有着明显的关联性。
在现代主义设计教育的训练下，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学生的作业开始明显受到包豪斯的影响。1949年后，黄作燊很少参与建筑实践，但由黄作燊及其学生设计的山东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校舍使用大量的玻璃材料，体现出现代主义的样式。1952年后，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并入同济大学建筑系，黄作燊将他的探索、思考与设计教育方法传入同济大学，并持续产生影响。
20世纪40年代，黄作燊通过格罗皮乌斯，聘请了格氏昔日的助手理查德·鲍立克担任圣约翰大学室内设计与都市计划教授。理查德·鲍立克曾在德绍包豪斯工作，1933年前往上海，成立室内设计事务所“现代家庭”，后在圣约翰大学担任教授，1949年离开中国。自1942年起，理查德·鲍立克一直在圣约翰大学思考着城市规划的相关问题。1945年，他成为“大上海规划委员会”成员，并在1948年就任主任一职。他始终相信，以包豪斯为代表的现代精神必然促进社会走向进步。鲍立克1946年在上海工务局所做的《大上海之改建》演讲较为清晰地体现了他的这种理念。他批判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江湾市政中心的规划脱离了对于制度、劳动力、区域位置的考察。他以美国建筑师艾利尔·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念和“大伦敦计划”为参考，将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理念带入上海，在此前上海都市规划基础上进入新阶段。“大上海规划委员会”根据上海水路的自然条件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情况，在1946年至1949年间制定了三个方案。1949年后，该计划被终止，上海的城市规划转而被莫斯科的“紧凑型城市”理念所取代。尽管如此，自1933年至1949年的16年间，理查德·鲍立克在上海这座500万人口的远东第一大城市里积累了丰富的城市规划经验和知识，为其在东德的第三段职业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49年10月，鲍立克回到了东德，很快便拿到了柏林斯大林大街的规划项目，并成为东德重要的城市规划设计师之一。
20世纪40年代，受到包豪斯及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影响的设计师们也积极争取在中国建造出更多现代主义样式的建筑。1948年，格罗皮乌斯及其建筑事务所TAC设计了由中华基督教联合董事会筹建的华东大学项目，该学校计划由圣约翰、之江和东吴三所学校合并而成，选址于沪西的虹桥机场旧址。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的贝聿铭也参与了该方案的设计工作。此项目呈现出现代主义设计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风格特点。虽然该方案最终未实施，但在1952年，设在纽约的“亚洲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决定在台湾建立东海大学，在格罗皮乌斯的推荐下，贝聿铭联合王大闳、陈其宽完成了东海大学校园的设计，此建筑也成为了台湾地区知名的校园建筑之一。
与此同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也受到了包豪斯等现代主义建筑流派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便设计建造了带有明显国际主义、现代主义样式的北京大学学生宿舍。20世纪40年代，梁思成的视野继续拓展，逐渐接受了现代主义的基本理念——批量化生产的住宅房屋，并开始关注如何将工业化的体系运用至更大尺度的城市规划上。1945年，林徽因在研究中国古建筑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这篇相对突兀的文章足以说明当时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对现代建筑发展趋势的关注，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在战后所关注的民生问题，以及对战后重建的期盼。包豪斯等现代主义设计理念影响梁思成的例证出现在其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中。1945年，梁思成致信梅贻琦，传统的“布扎”教学体系已经不能满足建筑设计教育的现实需求，建议清华大学按照格罗皮乌斯所开创的包豪斯的教学模式开设清华大学建筑系。之后，梁思成频繁使用“体形环境”这一名词，这个词与包豪斯所倡导的“总体艺术”有密切关系。他们认为，从房间内的一把椅子，到房间的内饰，再到住宅建筑，乃至住宅间的相互关系，直至街道、社区、城市的设计应当是统一的整体。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立之初，不仅邀请了高庄等人担任实践课程的教师，还开设了锻炼学生抽象感知与材料感知的基础课程。今天已很难查到1949年之前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学生作业，但是从学生后来的自我批判中可以看到，當时学生们有关抽象练习的基础课程，与包豪斯的基础教学体系已经十分相似。
20世纪50年代起，建筑界展开了对于现代主义的批评与争论，以梁思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公开发表的检查中彻底否定了自己过去的信念和经历。1951年，梁思成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批驳自己创办的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培养模式，以及欧洲的“立体派”“构成派”“功能派”等现代主义设计思想，成为中国这一时期设计风格转变的重要标志。1952年，我国以苏联“专才模式”为模板大规模调整了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4月，梁思成连续发表文章，批判了“国际式”“现代式”的“方块玻璃匣子”建筑，以及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抽象图案”课程。随即，“形式主义”相关的课程都在清华大学内被彻底清除。1956年，中国建筑界展开了对于中国建筑现代性问题的争论。随着这场讨论在1957年终结，现代主义设计思想及实践逐渐式微。
1978年，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北京）与广州美术学院（广州）为代表的院校，率先引进了日本的“三大构成”课程，此时，设计教育才开始重提包豪斯。包豪斯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开始重新被设计界所了解。直至2012年，中国美术学院（杭州）以引进包豪斯及欧洲现代设计收藏为契机，成立了包豪斯研究院，旨在通过学术研究、教育推广等方式开启和发掘包豪斯在当代设计中的价值。中国美术学院包豪斯研究院曾多次策划重要展览，其中包括2013年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作为启蒙的设计——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包豪斯藏品展”。包豪斯研究院的成立，使得中国设计界与包豪斯建立起了新的关联。
包豪斯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
俄国的先锋派对德国包豪斯的设计理念产生重要影响。位于莫斯科的呼捷马斯设计与建筑学院（1920年至1930年）是一间富有传奇色彩的现代艺术学校，尤其在20世纪20年代一度成为至上主义、构成主义、理性主义这三个俄国先锋派艺术与建筑运动的中心。因此，该学院的影响力远播其他国家，并与当时的包豪斯建立了校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1927年，汉内斯·迈耶前往德绍开创建筑系的时候，包豪斯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也通过相互的游学访问、客座教学与展览得到了进一步的增进。1930年，迈耶校长因政治原因被解雇后，他和七名包豪斯学生应苏联政府的邀请前往莫斯科。迈耶曾就职于苏联的许多研究所，并与他人合作完成了数个城市规划项目。1934年，汉内斯·迈耶供职于莫斯科的苏联建筑学院，主持“住房、社会建设和室内装饰”工作。在他的部门里，有四个建筑师团队负责解决住宅问题，其中包括分别来自德绍、维也纳和法兰克福的安东尼·乌尔班、汉斯·施密特和格雷特·舒特-里霍斯基。他们为莫斯科的诸多委托单位设计了21种不同类型的公寓。1936年，迈耶前往墨西哥城，担任城市规划研究院院长，他的几个学生则继续为苏联政府工作。直至20世纪30年代末，他们在负责教育设施、室内空间和公住房设计工作的同时也开展城市研究，并完成了类似于奥尔斯克这样大规模的新城规划。
随着先锋派的思想被排斥，一些包豪斯的建筑师遭到囚禁甚至被判处死刑。有些人则设法离开苏联，迁至欧洲、亚洲和南美洲，活跃在匈牙利、智利、东德和朝鲜等地继续他们的城市规划和教育工作。
包豪斯理念在印度
印度独立后的几十年中，设计教育的发展吸收了包括包豪斯在内的各种现代主义元素。这在很大程度上归根于西德的乌尔姆设计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里会聚了许多包豪斯的毕业生，他们在此任教并发展了该校的教学体系。
印度政府在公民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设计也成为宏大的国家建设项目中的一部分，印度国家设计学院于1961年在艾哈迈达巴德应运而生。其后，工业设计中心也于1969年在印度孟买的印度理工学院成立。这两所学校都将设计视作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并认为设计同样也可以服务于不富裕的农村人口。年轻的设计师通过实地考察尝试利用传统印度手工艺技法与本土材料来发展当代设计，并将其引入市场之中。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设计学院和工业设计中心与乌尔姆设计学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乌尔姆设计学院的教师奥托·艾舍曾对印度进行学术访问，而教师汉斯·古格洛特和赫伯特·林丁格则曾经对国家设计学院的课程做出过贡献。乌尔姆设计学院的毕业生萨德哈克·纳得卡尼和H·库马尔·维亚斯也分别成为工业设计中心和国家设计学院的关键人物。三所学校共同秉持着现代主义美学和系统设计的原则，在它们不同时期的基础课程中都体现出了包豪斯的独特风格。
包豪斯理念在中国、俄罗斯以及印度等不同地域文化和语境下均得到了传播，并且产生了深远影响。为解决特定社会群体的不同需求，不同地域对于设计的理解和使用有所不同，以实现从商品到社会需求到经济发展等不同目标。“迁徙的包豪斯：设计生活”展览在国际学术团队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不同的文献材料，首次将包豪斯在不同地域的接受史加以比对。这种作为设计方法的争论，试图满足社会的集体诉求和需要，从而促进集体和个人的发展。
（高原/中国美术学院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展览部主管）
参考文献：
[1]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大上海都市计划[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
[2]林徽因.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3]朱涛.梁思成与他的时代[M].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
[4]邵大箴.西方现代美术流派简介[J].世界美术.1979（2）.
[5]侯丽，王宜兵.鲍立克在上海：近代大都市战后规划与重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
[6]庞薰琹.论工艺美术和工艺美术教育[J].装饰.1980（1）.
[7]梁思成.梁思成全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8]中国美术学院包豪斯研究院.中国设计与世界设计研究大系[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4.
关键词：包豪斯 迁徙 现代主义
启动展“迁徙的包豪斯：设计生活”分为四大板块：“包豪斯”“包豪斯在俄罗斯”“印度的设计教育”“包豪斯在中国”，分别叙述了包豪斯自身的历史，以及包豪斯理念在俄罗斯、印度与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此次展览探讨的是包豪斯以社会为导向的设计争论是如何介入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这一问题，展览强调包豪斯在不同国家跨文化背景之下的接受和传播，重点探讨包豪斯在世界范围内的“遷徙”之路，希望为包豪斯这一动态文化提供一些方向性思考。
包豪斯理念在中国
早在1929年，日本教师斋藤佳三到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现中国美术学院），开始教授有关现代设计的基础课程。斋藤佳三曾于1923年由日本政府公派前往欧洲考察德国设计教育，其间先后调查了德国22所工艺学校，包括到魏玛包豪斯大学参观，拜会瓦西里·康定斯基、保罗·克利等包豪斯教员。斋藤佳三以追求“总体艺术”为目标，在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执教至1930年。20世纪30年代起，以张光宇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设计先驱们也开始积极地介绍包豪斯的设计理念，为现代设计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2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成立建筑工程系（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毕业于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的黄作燊担任系主任，任职期间大量学习并参考了包豪斯的教学模式，增加了与包豪斯“基础课程”相似的“建筑绘画”课程，此课程奠定了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基础教学体系。在该课程的作业“形式与材质”中，学生通过对不同抽象材料的比对，以理解形式和材质二者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圣约翰大学还减少了素描、色彩等纯美术课程的比例，并且取消了古典柱式的渲染练习。
更为重要的是，黄作燊还受到了格罗皮乌斯所倡导的“整体建筑观”的影响：现代主义强调设计教育、建筑教育要直接面向社会，直接关注时代的变化与发展。黄作燊批判“布扎”的教育是精英式的培养模式，培养的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建筑人才，而缺乏对社会现实需求的回应，他明确主张学生要关心社会，关注时代的需要。黄作燊与其同事鼓励学生关注普通平民住宅，强调学生们必须介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这种社会主义倾向与包豪斯的主张有着明显的关联性。
在现代主义设计教育的训练下，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学生的作业开始明显受到包豪斯的影响。1949年后，黄作燊很少参与建筑实践，但由黄作燊及其学生设计的山东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校舍使用大量的玻璃材料，体现出现代主义的样式。1952年后，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并入同济大学建筑系，黄作燊将他的探索、思考与设计教育方法传入同济大学，并持续产生影响。
20世纪40年代，黄作燊通过格罗皮乌斯，聘请了格氏昔日的助手理查德·鲍立克担任圣约翰大学室内设计与都市计划教授。理查德·鲍立克曾在德绍包豪斯工作，1933年前往上海，成立室内设计事务所“现代家庭”，后在圣约翰大学担任教授，1949年离开中国。自1942年起，理查德·鲍立克一直在圣约翰大学思考着城市规划的相关问题。1945年，他成为“大上海规划委员会”成员，并在1948年就任主任一职。他始终相信，以包豪斯为代表的现代精神必然促进社会走向进步。鲍立克1946年在上海工务局所做的《大上海之改建》演讲较为清晰地体现了他的这种理念。他批判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江湾市政中心的规划脱离了对于制度、劳动力、区域位置的考察。他以美国建筑师艾利尔·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念和“大伦敦计划”为参考，将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理念带入上海，在此前上海都市规划基础上进入新阶段。“大上海规划委员会”根据上海水路的自然条件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情况，在1946年至1949年间制定了三个方案。1949年后，该计划被终止，上海的城市规划转而被莫斯科的“紧凑型城市”理念所取代。尽管如此，自1933年至1949年的16年间，理查德·鲍立克在上海这座500万人口的远东第一大城市里积累了丰富的城市规划经验和知识，为其在东德的第三段职业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49年10月，鲍立克回到了东德，很快便拿到了柏林斯大林大街的规划项目，并成为东德重要的城市规划设计师之一。
20世纪40年代，受到包豪斯及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影响的设计师们也积极争取在中国建造出更多现代主义样式的建筑。1948年，格罗皮乌斯及其建筑事务所TAC设计了由中华基督教联合董事会筹建的华东大学项目，该学校计划由圣约翰、之江和东吴三所学校合并而成，选址于沪西的虹桥机场旧址。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的贝聿铭也参与了该方案的设计工作。此项目呈现出现代主义设计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风格特点。虽然该方案最终未实施，但在1952年，设在纽约的“亚洲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决定在台湾建立东海大学，在格罗皮乌斯的推荐下，贝聿铭联合王大闳、陈其宽完成了东海大学校园的设计，此建筑也成为了台湾地区知名的校园建筑之一。
与此同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也受到了包豪斯等现代主义建筑流派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便设计建造了带有明显国际主义、现代主义样式的北京大学学生宿舍。20世纪40年代，梁思成的视野继续拓展，逐渐接受了现代主义的基本理念——批量化生产的住宅房屋，并开始关注如何将工业化的体系运用至更大尺度的城市规划上。1945年，林徽因在研究中国古建筑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这篇相对突兀的文章足以说明当时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对现代建筑发展趋势的关注，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在战后所关注的民生问题，以及对战后重建的期盼。包豪斯等现代主义设计理念影响梁思成的例证出现在其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中。1945年，梁思成致信梅贻琦，传统的“布扎”教学体系已经不能满足建筑设计教育的现实需求，建议清华大学按照格罗皮乌斯所开创的包豪斯的教学模式开设清华大学建筑系。之后，梁思成频繁使用“体形环境”这一名词，这个词与包豪斯所倡导的“总体艺术”有密切关系。他们认为，从房间内的一把椅子，到房间的内饰，再到住宅建筑，乃至住宅间的相互关系，直至街道、社区、城市的设计应当是统一的整体。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立之初，不仅邀请了高庄等人担任实践课程的教师，还开设了锻炼学生抽象感知与材料感知的基础课程。今天已很难查到1949年之前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学生作业，但是从学生后来的自我批判中可以看到，當时学生们有关抽象练习的基础课程，与包豪斯的基础教学体系已经十分相似。
20世纪50年代起，建筑界展开了对于现代主义的批评与争论，以梁思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公开发表的检查中彻底否定了自己过去的信念和经历。1951年，梁思成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批驳自己创办的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培养模式，以及欧洲的“立体派”“构成派”“功能派”等现代主义设计思想，成为中国这一时期设计风格转变的重要标志。1952年，我国以苏联“专才模式”为模板大规模调整了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4月，梁思成连续发表文章，批判了“国际式”“现代式”的“方块玻璃匣子”建筑，以及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抽象图案”课程。随即，“形式主义”相关的课程都在清华大学内被彻底清除。1956年，中国建筑界展开了对于中国建筑现代性问题的争论。随着这场讨论在1957年终结，现代主义设计思想及实践逐渐式微。
1978年，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北京）与广州美术学院（广州）为代表的院校，率先引进了日本的“三大构成”课程，此时，设计教育才开始重提包豪斯。包豪斯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开始重新被设计界所了解。直至2012年，中国美术学院（杭州）以引进包豪斯及欧洲现代设计收藏为契机，成立了包豪斯研究院，旨在通过学术研究、教育推广等方式开启和发掘包豪斯在当代设计中的价值。中国美术学院包豪斯研究院曾多次策划重要展览，其中包括2013年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作为启蒙的设计——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包豪斯藏品展”。包豪斯研究院的成立，使得中国设计界与包豪斯建立起了新的关联。
包豪斯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
俄国的先锋派对德国包豪斯的设计理念产生重要影响。位于莫斯科的呼捷马斯设计与建筑学院（1920年至1930年）是一间富有传奇色彩的现代艺术学校，尤其在20世纪20年代一度成为至上主义、构成主义、理性主义这三个俄国先锋派艺术与建筑运动的中心。因此，该学院的影响力远播其他国家，并与当时的包豪斯建立了校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1927年，汉内斯·迈耶前往德绍开创建筑系的时候，包豪斯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也通过相互的游学访问、客座教学与展览得到了进一步的增进。1930年，迈耶校长因政治原因被解雇后，他和七名包豪斯学生应苏联政府的邀请前往莫斯科。迈耶曾就职于苏联的许多研究所，并与他人合作完成了数个城市规划项目。1934年，汉内斯·迈耶供职于莫斯科的苏联建筑学院，主持“住房、社会建设和室内装饰”工作。在他的部门里，有四个建筑师团队负责解决住宅问题，其中包括分别来自德绍、维也纳和法兰克福的安东尼·乌尔班、汉斯·施密特和格雷特·舒特-里霍斯基。他们为莫斯科的诸多委托单位设计了21种不同类型的公寓。1936年，迈耶前往墨西哥城，担任城市规划研究院院长，他的几个学生则继续为苏联政府工作。直至20世纪30年代末，他们在负责教育设施、室内空间和公住房设计工作的同时也开展城市研究，并完成了类似于奥尔斯克这样大规模的新城规划。
随着先锋派的思想被排斥，一些包豪斯的建筑师遭到囚禁甚至被判处死刑。有些人则设法离开苏联，迁至欧洲、亚洲和南美洲，活跃在匈牙利、智利、东德和朝鲜等地继续他们的城市规划和教育工作。
包豪斯理念在印度
印度独立后的几十年中，设计教育的发展吸收了包括包豪斯在内的各种现代主义元素。这在很大程度上归根于西德的乌尔姆设计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里会聚了许多包豪斯的毕业生，他们在此任教并发展了该校的教学体系。
印度政府在公民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设计也成为宏大的国家建设项目中的一部分，印度国家设计学院于1961年在艾哈迈达巴德应运而生。其后，工业设计中心也于1969年在印度孟买的印度理工学院成立。这两所学校都将设计视作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并认为设计同样也可以服务于不富裕的农村人口。年轻的设计师通过实地考察尝试利用传统印度手工艺技法与本土材料来发展当代设计，并将其引入市场之中。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设计学院和工业设计中心与乌尔姆设计学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乌尔姆设计学院的教师奥托·艾舍曾对印度进行学术访问，而教师汉斯·古格洛特和赫伯特·林丁格则曾经对国家设计学院的课程做出过贡献。乌尔姆设计学院的毕业生萨德哈克·纳得卡尼和H·库马尔·维亚斯也分别成为工业设计中心和国家设计学院的关键人物。三所学校共同秉持着现代主义美学和系统设计的原则，在它们不同时期的基础课程中都体现出了包豪斯的独特风格。
包豪斯理念在中国、俄罗斯以及印度等不同地域文化和语境下均得到了传播，并且产生了深远影响。为解决特定社会群体的不同需求，不同地域对于设计的理解和使用有所不同，以实现从商品到社会需求到经济发展等不同目标。“迁徙的包豪斯：设计生活”展览在国际学术团队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不同的文献材料，首次将包豪斯在不同地域的接受史加以比对。这种作为设计方法的争论，试图满足社会的集体诉求和需要，从而促进集体和个人的发展。
（高原/中国美术学院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展览部主管）
参考文献：
[1]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大上海都市计划[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
[2]林徽因.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3]朱涛.梁思成与他的时代[M].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
[4]邵大箴.西方现代美术流派简介[J].世界美术.1979（2）.
[5]侯丽，王宜兵.鲍立克在上海：近代大都市战后规划与重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
[6]庞薰琹.论工艺美术和工艺美术教育[J].装饰.1980（1）.
[7]梁思成.梁思成全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8]中国美术学院包豪斯研究院.中国设计与世界设计研究大系[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