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沈阳繁华的中街商圈，最古老的街道南顺城路和西顺城街交会处，繁华喧嚣中不时传出琅琅的读书声，这里是沈阳技师学院所在地。人们也许早已忘却，这里曾是奉天第一监狱。
奉天第一监狱成为关押“政治犯”的专属场所
1917年，张作霖主政东北后，将清统治者建立的奉天模范监狱和奉天省城罪犯习艺所合并为奉天第一监狱，地址在现在的沈阳西顺城街与南顺城路交叉路口的东北角。1928年冬，东北易帜，张学良主政东北，将奉天第一监狱改造为当时辽宁最为正规的监狱。全监共有监房235间，可容犯人1279名，监舍有杂居监、分居监、未决监、女监、病监、幼年监和囚人浴室等。
1927年之前，奉天第一监狱从未关押过所谓的“政治犯”，只关押过因郭松龄反奉被捕的一些反叛军官。1927年5月，奉天制麻株式会社工人准备发动罢工，党组织派党员杨志云等人与工人代表共同制订斗争方案，罢工取得胜利。事后，南站日租借地日本警署得知罢工与中共奉天特支书记任国桢等人有关，于6月29日将任国桢、杨志云逮捕，并于7月21日将两人押送到奉天第一监狱“北未决”监号“仁”字监。这是奉天第一监狱关押“政治犯”的开始。
任国桢、杨志云被捕后，遭到敌人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暴露党的机密。他们在监狱中积极地开展同社会上的联系，写呈子要求释放“政治犯”，继续与敌人作斗争。
此后，奉天第一监狱成为关押“政治犯”的专属场所，许多在奉天地区被捕的中共党员都被关押在这里。
李子芬提议狱中成立党支部
1927年至1931年末，先后有86名共产党人被关押在奉天第一监狱。1928年12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第一次大破坏，省委书记陈为人、组织部长吴丽石、抚顺特支书记王鹤寿、工运委员唐宏经等12人被捕，关押在奉天第一监狱“北未决”的“信”字号。陈为人等人入狱后虽未正式建立党支部，但自然地形成了以吴丽石为首的党的领导核心。这期间，有什么事都由吴丽石出头去办，特别是同外边“互济会”的联系，均由他一人负责，直到1929年7月他们被组织营救出狱为止。
1930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第二次大破坏，省委书记李子芬、秘书长刘明俨、共青团中央巡视员邱旭明、团省委书记饶漱石等人都被关押在奉天第一监狱。
1930年6月间，李子芬等19名同志全部被调到青年监集中管理，这给狱中建立党支部创造了有利条件。于是由李子芬提议，经研究，同年7月在狱内建立了党支部（简称狱支），由原省委书记李子芬任党支部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刘明俨、邱旭明、丁君羊为支部委员，组成了五人的党支部委员会。由于狱中的非人生活，又有瘟疫蔓延，波及每一名难友，因此又成立了以赵尚志、郭任民、王心斋为核心的狱中经济委员会。郭任民具体担任对内外的联络工作，兼管财经后勤。此后被捕的同志在“狱支”领导下，还成立了读书会，组织难友学习革命理论，秘密传阅外边送来的党的文件，并积极地对敌伪人员开展争取教育工作，适时地开展与敌人的斗争。
刘少奇、赵尚志等狱中智斗敌人
在奉天第一监狱，共产党人多被关押在“北未决”监号里。所谓“未决”，即是没有实质性证据，不能判处罪名，但他们仍然被关押，经受审讯。很多革命者面对敌人的讯问，顽强机智应对，坚持狱中斗争，令敌人无计可施。
1929年8月，刘少奇与孟坚因奉天纱厂工人闹工潮，去纱厂找工人谈话，在纱厂门口被厂卫队怀疑而被捕。刘少奇、孟坚被捕后，冷静、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展开了斗争。当敌人审讯刘少奇时，他说：“我是刚从武汉来到奉天，想找个活儿干，没承想活儿没找成，却被你们抓来了。”敌人问他是什么职业，他回答是工人。主审人看看他的手说：“你这细皮嫩肉的是什么工人？”刘少奇坦然回答那个家伙说：“我是排字工人，若是你们这里有排版的活儿，我可以干得蛮好哩！”敌人又追问闹工潮的事，刘少奇说不知道。尔后敌人边问边打，但最终一无所获。由于在这之前被捕的奉天纱厂党支部书记常宝玉在狱中一口咬定工潮是孟坚支持干的，所以后来敌人的审讯就集中在孟坚身上。他们将孟坚绑在长凳子上猛灌凉水，孟坚虽然受刑很重，但坚持不吐露党的任何秘密，敌人束手无策。
1930年4月，赵尚志被捕后，东北宪兵司令部侦缉处长雷恒成三天内亲自审讯他四次。雷恒成哄骗他说：“你只要交出共产党的组织，承认自己年轻幼稚，误入歧途，悔过自新，就可以释放你。”赵尚志当场斥问他说：“青年爱国有什么罪？难道爱国是误入歧途吗？”赵尚志还在公堂上公开宣讲反帝的必要性，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就像在给雷恒成上课一样。当雷恒成制止他时，赵尚志当场骂雷恒成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的奴才。看用酷刑也无济于事，雷恒成只好将他送回监号。看守们背地里说：“赵尚志真是英雄，有中国人的骨气。”
杨靖宇等人狱中展现共产党人顽强意志
由于很多共产党人在被捕时，并没有实质性证据，敌人只好使用酷刑逼迫其“认罪”。共产党人凭借顽强的意志，坚贞不屈，并将此看作一次洗礼与锻炼，与敌人抗争到底。
1929年8月，时任中共抚顺特委书记的杨靖宇被捕。敌人将他投入水牢，并对他施用老虎凳、上大挂、灌辣椒水和马尿等酷刑，还五六个昼夜不让他睡觉，把他折磨得遍体鳞伤，多次昏死过去，但他始终没有吐露党的机密。
1930年11月，林仲丹、杨一辰等24名同志在抚顺被捕。敌人根据叛徒范青提供的情况，已得知林仲丹是满洲省委派来的重要干部，因此不让他休息和睡觉，给他灌辣椒水、煤油、冷水等，肚子灌胀了以后，就用穿着大皮靴的脚乱踩乱踢，水混着血从他的鼻子里、嘴里流出来。然后，敌人将他的衣服扒光，让他躺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地下室水泥地上。虽然敌人这样反复地折磨他，可是他的嘴始终没被撬开，因此敌人曾怀疑他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疯子”。杨一辰同志被捕后一直很坚决，所以他受刑很重。每天敌人吊他好几个小时，手腕吊得不能拿碗吃饭，穿衣要由难友们帮助才能穿上，他被折磨得昏死过两次。然而，他坚贞不屈，没让敌人从他嘴里得到我党的任何情况。他还经常做被捕同志的工作，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坚持斗争。
1933年10月18日晚，时任中共奉天特委书记张有才等三人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敌人对他施用灌辣椒水、坐老虎凳、过电等酷刑，但他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巧妙地应付了敌人的多次审讯，令敌人无计可施。1934年4月2日，敌人以“国事犯”罪强行判处张有才12年徒刑。4月中旬，张有才从“北未决”号转入奉天第一监狱服劳役。在狱中，张有才与杨一辰等人同敌人展开机智的斗争，绝食抗议，宣传革命思想，鼓励难友坚定信念，斗争到底。他在狱中给祖父母的信中写道：“……家中可安心过日，莫将我事置心。常言：不受折磨不成佛。我再受几年锻炼，将来还会有出息……再者，孙之衣食，皆不困难，家中不必着急，来信只说家事，别话不必提。”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后，在奉天第一监狱旧址建起了辽宁精密仪器厂。后来工厂搬迁，现在原址部分土地已改建为居民楼，部分土地为沈阳技师学院校舍。寒来暑往，沧海桑田，奉天第一监狱早已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不复存在，但仁人志士的革命精神却永存于白山黑水之间，世代传承。
奉天第一监狱成为关押“政治犯”的专属场所
1917年，张作霖主政东北后，将清统治者建立的奉天模范监狱和奉天省城罪犯习艺所合并为奉天第一监狱，地址在现在的沈阳西顺城街与南顺城路交叉路口的东北角。1928年冬，东北易帜，张学良主政东北，将奉天第一监狱改造为当时辽宁最为正规的监狱。全监共有监房235间，可容犯人1279名，监舍有杂居监、分居监、未决监、女监、病监、幼年监和囚人浴室等。
1927年之前，奉天第一监狱从未关押过所谓的“政治犯”，只关押过因郭松龄反奉被捕的一些反叛军官。1927年5月，奉天制麻株式会社工人准备发动罢工，党组织派党员杨志云等人与工人代表共同制订斗争方案，罢工取得胜利。事后，南站日租借地日本警署得知罢工与中共奉天特支书记任国桢等人有关，于6月29日将任国桢、杨志云逮捕，并于7月21日将两人押送到奉天第一监狱“北未决”监号“仁”字监。这是奉天第一监狱关押“政治犯”的开始。
任国桢、杨志云被捕后，遭到敌人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暴露党的机密。他们在监狱中积极地开展同社会上的联系，写呈子要求释放“政治犯”，继续与敌人作斗争。
此后，奉天第一监狱成为关押“政治犯”的专属场所，许多在奉天地区被捕的中共党员都被关押在这里。
李子芬提议狱中成立党支部
1927年至1931年末，先后有86名共产党人被关押在奉天第一监狱。1928年12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第一次大破坏，省委书记陈为人、组织部长吴丽石、抚顺特支书记王鹤寿、工运委员唐宏经等12人被捕，关押在奉天第一监狱“北未决”的“信”字号。陈为人等人入狱后虽未正式建立党支部，但自然地形成了以吴丽石为首的党的领导核心。这期间，有什么事都由吴丽石出头去办，特别是同外边“互济会”的联系，均由他一人负责，直到1929年7月他们被组织营救出狱为止。
1930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第二次大破坏，省委书记李子芬、秘书长刘明俨、共青团中央巡视员邱旭明、团省委书记饶漱石等人都被关押在奉天第一监狱。
1930年6月间，李子芬等19名同志全部被调到青年监集中管理，这给狱中建立党支部创造了有利条件。于是由李子芬提议，经研究，同年7月在狱内建立了党支部（简称狱支），由原省委书记李子芬任党支部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刘明俨、邱旭明、丁君羊为支部委员，组成了五人的党支部委员会。由于狱中的非人生活，又有瘟疫蔓延，波及每一名难友，因此又成立了以赵尚志、郭任民、王心斋为核心的狱中经济委员会。郭任民具体担任对内外的联络工作，兼管财经后勤。此后被捕的同志在“狱支”领导下，还成立了读书会，组织难友学习革命理论，秘密传阅外边送来的党的文件，并积极地对敌伪人员开展争取教育工作，适时地开展与敌人的斗争。
刘少奇、赵尚志等狱中智斗敌人
在奉天第一监狱，共产党人多被关押在“北未决”监号里。所谓“未决”，即是没有实质性证据，不能判处罪名，但他们仍然被关押，经受审讯。很多革命者面对敌人的讯问，顽强机智应对，坚持狱中斗争，令敌人无计可施。
1929年8月，刘少奇与孟坚因奉天纱厂工人闹工潮，去纱厂找工人谈话，在纱厂门口被厂卫队怀疑而被捕。刘少奇、孟坚被捕后，冷静、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展开了斗争。当敌人审讯刘少奇时，他说：“我是刚从武汉来到奉天，想找个活儿干，没承想活儿没找成，却被你们抓来了。”敌人问他是什么职业，他回答是工人。主审人看看他的手说：“你这细皮嫩肉的是什么工人？”刘少奇坦然回答那个家伙说：“我是排字工人，若是你们这里有排版的活儿，我可以干得蛮好哩！”敌人又追问闹工潮的事，刘少奇说不知道。尔后敌人边问边打，但最终一无所获。由于在这之前被捕的奉天纱厂党支部书记常宝玉在狱中一口咬定工潮是孟坚支持干的，所以后来敌人的审讯就集中在孟坚身上。他们将孟坚绑在长凳子上猛灌凉水，孟坚虽然受刑很重，但坚持不吐露党的任何秘密，敌人束手无策。
1930年4月，赵尚志被捕后，东北宪兵司令部侦缉处长雷恒成三天内亲自审讯他四次。雷恒成哄骗他说：“你只要交出共产党的组织，承认自己年轻幼稚，误入歧途，悔过自新，就可以释放你。”赵尚志当场斥问他说：“青年爱国有什么罪？难道爱国是误入歧途吗？”赵尚志还在公堂上公开宣讲反帝的必要性，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就像在给雷恒成上课一样。当雷恒成制止他时，赵尚志当场骂雷恒成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的奴才。看用酷刑也无济于事，雷恒成只好将他送回监号。看守们背地里说：“赵尚志真是英雄，有中国人的骨气。”
杨靖宇等人狱中展现共产党人顽强意志
由于很多共产党人在被捕时，并没有实质性证据，敌人只好使用酷刑逼迫其“认罪”。共产党人凭借顽强的意志，坚贞不屈，并将此看作一次洗礼与锻炼，与敌人抗争到底。
1929年8月，时任中共抚顺特委书记的杨靖宇被捕。敌人将他投入水牢，并对他施用老虎凳、上大挂、灌辣椒水和马尿等酷刑，还五六个昼夜不让他睡觉，把他折磨得遍体鳞伤，多次昏死过去，但他始终没有吐露党的机密。
1930年11月，林仲丹、杨一辰等24名同志在抚顺被捕。敌人根据叛徒范青提供的情况，已得知林仲丹是满洲省委派来的重要干部，因此不让他休息和睡觉，给他灌辣椒水、煤油、冷水等，肚子灌胀了以后，就用穿着大皮靴的脚乱踩乱踢，水混着血从他的鼻子里、嘴里流出来。然后，敌人将他的衣服扒光，让他躺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地下室水泥地上。虽然敌人这样反复地折磨他，可是他的嘴始终没被撬开，因此敌人曾怀疑他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疯子”。杨一辰同志被捕后一直很坚决，所以他受刑很重。每天敌人吊他好几个小时，手腕吊得不能拿碗吃饭，穿衣要由难友们帮助才能穿上，他被折磨得昏死过两次。然而，他坚贞不屈，没让敌人从他嘴里得到我党的任何情况。他还经常做被捕同志的工作，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坚持斗争。
1933年10月18日晚，时任中共奉天特委书记张有才等三人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敌人对他施用灌辣椒水、坐老虎凳、过电等酷刑，但他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巧妙地应付了敌人的多次审讯，令敌人无计可施。1934年4月2日，敌人以“国事犯”罪强行判处张有才12年徒刑。4月中旬，张有才从“北未决”号转入奉天第一监狱服劳役。在狱中，张有才与杨一辰等人同敌人展开机智的斗争，绝食抗议，宣传革命思想，鼓励难友坚定信念，斗争到底。他在狱中给祖父母的信中写道：“……家中可安心过日，莫将我事置心。常言：不受折磨不成佛。我再受几年锻炼，将来还会有出息……再者，孙之衣食，皆不困难，家中不必着急，来信只说家事，别话不必提。”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后，在奉天第一监狱旧址建起了辽宁精密仪器厂。后来工厂搬迁，现在原址部分土地已改建为居民楼，部分土地为沈阳技师学院校舍。寒来暑往，沧海桑田，奉天第一监狱早已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不复存在，但仁人志士的革命精神却永存于白山黑水之间，世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