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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教授治学作为一种民主的管理模式而受到关注。教授治学的内容和范围在我国有一定的局限性。教授治学的必要性在于平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教授应该对学术的管理享有决策权。
一大学内部治理结构视阈下教授治学的内涵
“教授”是高等学校中职别最高的教师。“治学”，即研究学问。教授治学，从本意上理解，是指高等学校中职别最高的教师所开展的研究学问的活动。本文的“教授治学”指的是高等学校中承担教授职务的教师，通过有效途径合理合法地参与高校学术事务管理的活动。具体来说，教授所治之学，其内容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治教学。主要指教授参与教学计划、教学运行、课程建设、教学质量、教学制度以及教学基本建设管理的活动。二是治科研。主要是教授本人的科学研究实践以及参与高校科研计划、科研机构和队伍、科研资源以及科研成果的管理。三是治学风。教授所治之学风，有两层含义，首先也是至关重要的，是教授自身的学风建设，其次则是参与学生的学风管理。
二教授治学的现实困境及原因
教授治学，在实践中表现为教授拥有大学学术领域中，诸如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招生政策、学位标准、学术人员的聘用与升职的学术评价以及关乎学术发展的激励政策等的决策权。从政治的角度看待教授治学，我国目前大学教授治学的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管理制度结构的不合理。教授治学的实施在于教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方面，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现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教授治学有助于学校人才的成长和学术研究队伍的建设，也利于学校学术顶尖人才的形成。
1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
从我国大学的外部管理体制看，传统上我国的高等教育都是“官办”的，大学都是“国有事业单位”，大学与政府主管部门之间有着牢不可分的行政隶属关系，大学也都有行政级别。大学可以说就是一个“异化”的政府部门。尽管近年来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开放高等教育领域，兴起了一批民办高校，但与政府在政策、资金等方面都大力扶持的“官办”大学相比，显然难以比肩，显得微不足道。国家也在增强大学办学自主性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但并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大学对政府的强烈依赖性，从资金预算到招生指标，从学科点设立到校领导的任用，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指令。我国大学在外部管理体制上要完全走出“行政本位”的窠臼，真正实现“大学自治”的民主制度改革，恐怕还有漫长的道路。
2行政权力上的民主
行政权力上的民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学内部的民主监督与民主管理，即教职员工参与学校重大事项管理的监督权和决策权。行政权力上的民主常常被狭义地理解为大学内部的民主制度建设，因而忽视了学术权力上的民主。由于对行政权力上的民主建设的重视，也使得这方面的民主制度架构在学校内部是比较完备的，从工会制度、教代会制度，到信访制度、审计监察制度等，都在学校的民主监督与民主管理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我们也应该较为清醒地看到，这方面的制度建设可以说是形式完备，而实际效果欠佳，这里面的原因可能较为复杂，似乎难以三言两语道尽。我们感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行政权力的异化———官本位。
3学术权力上的民主
撇开行政权力谈学术权力上的民主，那就是一个关乎“学术自由”的问题。这也是为众多学者所诟病的我国大学的一大弊端。尽管每所大学都在大谈创造“学术自由”的氛围，但我国大学却既没有“学术自由”的传统，也还远未真正形成“学术自由”的制度基础。正如张维迎教授在《大学的逻辑》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教师队伍普遍“近亲繁殖”的制度环境内，怎么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这一点随着近年来学校教师队伍学缘结构的多元化已明显有所改善，但“学术垄断”“一言堂”“学术排挤”等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杜绝。
三教授治学的必要性
学术自由是对学者个人权利的尊重，而教授治学就是对教授团体的尊重，是让教授团体有一定决策权的管理方式。西方顶尖大学的办学理念是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学、积极应变五个方面，而这五种办学理念并不是完全为现实适用的。大学自治、教授治学是学术自由的先行条件，是落实学术自由的现实途径。所以，学术自由如何落到实处，就要依靠大学自治与教授治学。大学自治是组织层面的落实，解决的是大学与企业或组织乃至政府的关系。教授治学则是个体层面的落实，解决的是学术人员与党政人员的关系。
学术自由是这两个制度的根基，一个是大学自治，另一个是教授治学。大学自治是为学术自由的实现提供外在组织保证，教授治学则是为其提供了内在制度。就组织保证和内在制度而言，学术自由的实现更受制于学校的内在制度，高校发展受到的内阻大于外部阻力。自由不仅仅受到外部政府干预的威胁，更受到高校自身的制度威胁。
从而可知，学术自由离不开大学自治，但大学自治仅仅为学术自由提供了一种组织保护，教授治学制度则是高校内部实现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
高校要实现学校内部民主管理制度，教授治学起到决定性作用。教授治学的实质是民主管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教授治校是淡化“官本位”的观念，强调高校管理制度和服务意识，并不是提倡教授必须担任行政职务。
教授治学的必要性来自于为了平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在我国，行政权力领导学术权力是普遍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术权力的根基，即学术自由和院校自治理念薄弱。需要我们认识的是，协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问题在于提高学术权力的地位，只有这两种权力得到平衡，才能弘扬学术自由，重视教授治学。
中国高校现行的垂直任命制的管理体制是强化“官本位”的体制性根源。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之后，社会经济发展很快，但是总体来看，高校行政体制改革滞后，特别是学校管理体制和计划经济相比，没有太大的改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沿袭了计划经济的垂直任命制，给强化“官本位”带来了体制土壤和体制条件。选官的机制太死，还是少数人在少数人的圈子里选干部，由于是上边给下边发乌纱帽，造成在干部选择导向上的失误，让干部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谁给发乌纱帽就对谁负责。这样就造成过度追求短期行为，而没有长远打算。很多学校主管都形式主义，做秀而不做事，形成表面成绩，取悦领导，等着提拔。个人专断，少数人说了算，导致学校管理者追求个人既得利益。其实都是在权力设置上没有实行分权和制衡机制，而是过于集中，少数人说了算和个人说了算。实施教授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改变我国高校教学管理中普遍存在的“官本位”的价值观念。
四实现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
1加强教授自身建设是实现教授治学的前提
教授治学，要求教授对学术要有敬畏之心、崇敬之情、虔诚之心，敢于担当学生的道德楷模。教授只有对学术有所敬畏，才有资格治学，才能摆脱权力与金钱的桎梏，培养独立人格，提升学术水平和学术道德。目前国内的教授队伍总体状况不错，但问题也不少。在学术水平和师德师风方面存在的问题都比较突出，如滥用教学权、学术权、打分权，私自向学生推销教材等。教授一定要守住师德底线，只有这样，学校的师德风范才能不断提高，教授才能在传授高深学问的同时以高超的人格魅力影响学生、熏陶学生，帮助学生提高自身素质，成为学生职业道德的一个标杆。因此提高教授自身学术水平和职业道德水平是实现教授治学的基本前提。
2高校合理的制度建设及有效执行，风清气正的学术风气的营造，是实现教授治学的根本
第一，教授治学的组织机构设计。在“教授治学”制度的组织机构设置方面，要对既有的校、院两级学术委员会进行改革，修订学术委员会章程，力图打造新的学术性机构，调整人员构成，提升教授的作用。从教授治学的机构情况看，要设置校院两级学术性机构，如西南交通大学设立了校院两级学术委员会，其中学校学术委员会称为一级学术组织，学院学术委员会称为二级学术组织。而对于不同学术机构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教授委员会囊括和取代原有的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利用“教授治学”制度来领导学院的各个学术委员会和学术组织。
第二，教授治学与党委领导、校长负责的权、责关系。在教授治学和党委领导、校长负责之间的权责关系方面，教授治学下的学术组织拥有决策职能。学术组织作为决策机构，有权力对学校的一些事物进行决策，但依然要服从党委的领导、校长的领导，对于与党委、校长的不同意见，学术组织可出具富有说服力的学术依据，行使教授的学术权力，达到学术为决策服务的目的。
第三，教授治学中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在教授治学的模式下，学术性组织被赋予较高的期望，各高校都希望它们能够参与学院发展方向、发展规划、专业设置、人才引进、重要改革措施等重大事项的决策过程。要发挥教授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一方面要继续发挥国家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发挥学校在高等资源配置中的主动作用，高校通过自身的学术和科研活动服务国家和社会，从而获得资源，维持自身运营和发展。在教授参与治学的过程中，教授对教育资源的基础配置和需求的情况更加了解，对于高校教育资源的配置有更大的话语权，通过教授实现教育资源配置可以盘活高校现有的资源量，发挥资源最大的作用。
第四，“教授治学”中的校园文化。校园文化是在办学过程中，以学校为载体，以全院师生员工为主体，创造、继承和沉淀的精神成果与物质成果的总和。学院文化是学院的灵魂，是学院办学特色和价值观念的结晶。“文化建设、教授垂范”，倡导先进文化的理念应成为全体教授学术行为、学校创新团队和拔尖人才培养的主旋律，是全校师生的共同责任。要营造一种“开放、大气、共享、包容”的学院文化，注重物质帮助和精神勉励，创造良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使教授工作学习心情舒畅、满怀热情，进而对学术产生激情和动力，对真理执着追求，从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学科和教学研究和建设中去，更好地发挥核心的作用。
总之，目前教授治学在我国发展中还有很多阻碍，因此要发现教授治学中的问题并加以解决，使得我国真正地实现教授治学。
参考文献
[1]张日颖.高校教师学风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探析[J].安顺学院学报，2012（2）.
[2]王春艳.论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J].沈阳大学学报，2011（12）.
[3]徐玉如.建设大学与教授治学[J].临沂大学学报，2011（6）.
[4]刘爱生.走出教授治学的现实困境[J].中国高等教育，2011（3）.
一大学内部治理结构视阈下教授治学的内涵
“教授”是高等学校中职别最高的教师。“治学”，即研究学问。教授治学，从本意上理解，是指高等学校中职别最高的教师所开展的研究学问的活动。本文的“教授治学”指的是高等学校中承担教授职务的教师，通过有效途径合理合法地参与高校学术事务管理的活动。具体来说，教授所治之学，其内容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治教学。主要指教授参与教学计划、教学运行、课程建设、教学质量、教学制度以及教学基本建设管理的活动。二是治科研。主要是教授本人的科学研究实践以及参与高校科研计划、科研机构和队伍、科研资源以及科研成果的管理。三是治学风。教授所治之学风，有两层含义，首先也是至关重要的，是教授自身的学风建设，其次则是参与学生的学风管理。
二教授治学的现实困境及原因
教授治学，在实践中表现为教授拥有大学学术领域中，诸如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招生政策、学位标准、学术人员的聘用与升职的学术评价以及关乎学术发展的激励政策等的决策权。从政治的角度看待教授治学，我国目前大学教授治学的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管理制度结构的不合理。教授治学的实施在于教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方面，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现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教授治学有助于学校人才的成长和学术研究队伍的建设，也利于学校学术顶尖人才的形成。
1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
从我国大学的外部管理体制看，传统上我国的高等教育都是“官办”的，大学都是“国有事业单位”，大学与政府主管部门之间有着牢不可分的行政隶属关系，大学也都有行政级别。大学可以说就是一个“异化”的政府部门。尽管近年来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开放高等教育领域，兴起了一批民办高校，但与政府在政策、资金等方面都大力扶持的“官办”大学相比，显然难以比肩，显得微不足道。国家也在增强大学办学自主性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但并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大学对政府的强烈依赖性，从资金预算到招生指标，从学科点设立到校领导的任用，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指令。我国大学在外部管理体制上要完全走出“行政本位”的窠臼，真正实现“大学自治”的民主制度改革，恐怕还有漫长的道路。
2行政权力上的民主
行政权力上的民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学内部的民主监督与民主管理，即教职员工参与学校重大事项管理的监督权和决策权。行政权力上的民主常常被狭义地理解为大学内部的民主制度建设，因而忽视了学术权力上的民主。由于对行政权力上的民主建设的重视，也使得这方面的民主制度架构在学校内部是比较完备的，从工会制度、教代会制度，到信访制度、审计监察制度等，都在学校的民主监督与民主管理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我们也应该较为清醒地看到，这方面的制度建设可以说是形式完备，而实际效果欠佳，这里面的原因可能较为复杂，似乎难以三言两语道尽。我们感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行政权力的异化———官本位。
3学术权力上的民主
撇开行政权力谈学术权力上的民主，那就是一个关乎“学术自由”的问题。这也是为众多学者所诟病的我国大学的一大弊端。尽管每所大学都在大谈创造“学术自由”的氛围，但我国大学却既没有“学术自由”的传统，也还远未真正形成“学术自由”的制度基础。正如张维迎教授在《大学的逻辑》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教师队伍普遍“近亲繁殖”的制度环境内，怎么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这一点随着近年来学校教师队伍学缘结构的多元化已明显有所改善，但“学术垄断”“一言堂”“学术排挤”等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杜绝。
三教授治学的必要性
学术自由是对学者个人权利的尊重，而教授治学就是对教授团体的尊重，是让教授团体有一定决策权的管理方式。西方顶尖大学的办学理念是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学、积极应变五个方面，而这五种办学理念并不是完全为现实适用的。大学自治、教授治学是学术自由的先行条件，是落实学术自由的现实途径。所以，学术自由如何落到实处，就要依靠大学自治与教授治学。大学自治是组织层面的落实，解决的是大学与企业或组织乃至政府的关系。教授治学则是个体层面的落实，解决的是学术人员与党政人员的关系。
学术自由是这两个制度的根基，一个是大学自治，另一个是教授治学。大学自治是为学术自由的实现提供外在组织保证，教授治学则是为其提供了内在制度。就组织保证和内在制度而言，学术自由的实现更受制于学校的内在制度，高校发展受到的内阻大于外部阻力。自由不仅仅受到外部政府干预的威胁，更受到高校自身的制度威胁。
从而可知，学术自由离不开大学自治，但大学自治仅仅为学术自由提供了一种组织保护，教授治学制度则是高校内部实现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
高校要实现学校内部民主管理制度，教授治学起到决定性作用。教授治学的实质是民主管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教授治校是淡化“官本位”的观念，强调高校管理制度和服务意识，并不是提倡教授必须担任行政职务。
教授治学的必要性来自于为了平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在我国，行政权力领导学术权力是普遍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术权力的根基，即学术自由和院校自治理念薄弱。需要我们认识的是，协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问题在于提高学术权力的地位，只有这两种权力得到平衡，才能弘扬学术自由，重视教授治学。
中国高校现行的垂直任命制的管理体制是强化“官本位”的体制性根源。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之后，社会经济发展很快，但是总体来看，高校行政体制改革滞后，特别是学校管理体制和计划经济相比，没有太大的改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沿袭了计划经济的垂直任命制，给强化“官本位”带来了体制土壤和体制条件。选官的机制太死，还是少数人在少数人的圈子里选干部，由于是上边给下边发乌纱帽，造成在干部选择导向上的失误，让干部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谁给发乌纱帽就对谁负责。这样就造成过度追求短期行为，而没有长远打算。很多学校主管都形式主义，做秀而不做事，形成表面成绩，取悦领导，等着提拔。个人专断，少数人说了算，导致学校管理者追求个人既得利益。其实都是在权力设置上没有实行分权和制衡机制，而是过于集中，少数人说了算和个人说了算。实施教授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改变我国高校教学管理中普遍存在的“官本位”的价值观念。
四实现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
1加强教授自身建设是实现教授治学的前提
教授治学，要求教授对学术要有敬畏之心、崇敬之情、虔诚之心，敢于担当学生的道德楷模。教授只有对学术有所敬畏，才有资格治学，才能摆脱权力与金钱的桎梏，培养独立人格，提升学术水平和学术道德。目前国内的教授队伍总体状况不错，但问题也不少。在学术水平和师德师风方面存在的问题都比较突出，如滥用教学权、学术权、打分权，私自向学生推销教材等。教授一定要守住师德底线，只有这样，学校的师德风范才能不断提高，教授才能在传授高深学问的同时以高超的人格魅力影响学生、熏陶学生，帮助学生提高自身素质，成为学生职业道德的一个标杆。因此提高教授自身学术水平和职业道德水平是实现教授治学的基本前提。
2高校合理的制度建设及有效执行，风清气正的学术风气的营造，是实现教授治学的根本
第一，教授治学的组织机构设计。在“教授治学”制度的组织机构设置方面，要对既有的校、院两级学术委员会进行改革，修订学术委员会章程，力图打造新的学术性机构，调整人员构成，提升教授的作用。从教授治学的机构情况看，要设置校院两级学术性机构，如西南交通大学设立了校院两级学术委员会，其中学校学术委员会称为一级学术组织，学院学术委员会称为二级学术组织。而对于不同学术机构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教授委员会囊括和取代原有的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利用“教授治学”制度来领导学院的各个学术委员会和学术组织。
第二，教授治学与党委领导、校长负责的权、责关系。在教授治学和党委领导、校长负责之间的权责关系方面，教授治学下的学术组织拥有决策职能。学术组织作为决策机构，有权力对学校的一些事物进行决策，但依然要服从党委的领导、校长的领导，对于与党委、校长的不同意见，学术组织可出具富有说服力的学术依据，行使教授的学术权力，达到学术为决策服务的目的。
第三，教授治学中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在教授治学的模式下，学术性组织被赋予较高的期望，各高校都希望它们能够参与学院发展方向、发展规划、专业设置、人才引进、重要改革措施等重大事项的决策过程。要发挥教授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一方面要继续发挥国家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发挥学校在高等资源配置中的主动作用，高校通过自身的学术和科研活动服务国家和社会，从而获得资源，维持自身运营和发展。在教授参与治学的过程中，教授对教育资源的基础配置和需求的情况更加了解，对于高校教育资源的配置有更大的话语权，通过教授实现教育资源配置可以盘活高校现有的资源量，发挥资源最大的作用。
第四，“教授治学”中的校园文化。校园文化是在办学过程中，以学校为载体，以全院师生员工为主体，创造、继承和沉淀的精神成果与物质成果的总和。学院文化是学院的灵魂，是学院办学特色和价值观念的结晶。“文化建设、教授垂范”，倡导先进文化的理念应成为全体教授学术行为、学校创新团队和拔尖人才培养的主旋律，是全校师生的共同责任。要营造一种“开放、大气、共享、包容”的学院文化，注重物质帮助和精神勉励，创造良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使教授工作学习心情舒畅、满怀热情，进而对学术产生激情和动力，对真理执着追求，从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学科和教学研究和建设中去，更好地发挥核心的作用。
总之，目前教授治学在我国发展中还有很多阻碍，因此要发现教授治学中的问题并加以解决，使得我国真正地实现教授治学。
参考文献
[1]张日颖.高校教师学风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探析[J].安顺学院学报，2012（2）.
[2]王春艳.论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J].沈阳大学学报，2011（12）.
[3]徐玉如.建设大学与教授治学[J].临沂大学学报，2011（6）.
[4]刘爱生.走出教授治学的现实困境[J].中国高等教育，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