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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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兴起与消退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澳大利亚文坛和批评界的一件大事,围绕“理论”引发的论争吸引了众多批评家的关注,也吸引了不少作家参与其中。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有多位澳大利亚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表达了他们对于“理论”的态度。戴维·艾兰德在他的小说《女人城》中刻画了一个完全脱离男性的女性世界,针对激进女权运动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了揶揄;布莱恩·卡斯特罗的小说《双狼》通过重述“狼人”的故事将弗洛伊德塑造成招摇撞骗的江湖术士,对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无情的嘲弄;戴维·福斯特的小说《林中空地》通过呈现一个后现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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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澳大利亚后现代实验小说研究”(16BWW05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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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兴起与消退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澳大利亚文坛和批评界的一件大事,围绕“理论”引发的论争吸引了众多批评家的关注,也吸引了不少作家参与其中。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有多位澳大利亚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表达了他们对于“理论”的态度。戴维·艾兰德在他的小说《女人城》中刻画了一个完全脱离男性的女性世界,针对激进女权运动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了揶揄;布莱恩·卡斯特罗的小说《双狼》通过重述“狼人”的故事将弗洛伊德塑造成招摇撞骗的江湖术士,对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无情的嘲弄;戴维·福斯特的小说《林中空地》通过呈现一个后现
其他文献
犯罪是亘古以来人类无法摆脱的噩梦。除历史典籍中记载的法律案件外,历代文学中有大量涉及犯罪问题的描写。罪与犯罪者在文学中的再现远比现实复杂,可以穷尽人类的想象力。在早期英美文学作品中,罪以“恶”的极端形式呈现,犯罪者则是十恶不赦的恶棍。在侦探小说等“新的犯罪文学”中,“罪”被再度界定,罪犯成为“对型人物”并在审美心态下得到审视。在后现代语境下,与受害人互为“他者”的犯罪者形象日益突出,罪的意蕴更加朦胧。文学中罪的表现方式不仅映射历史与现实,也承载时代的主流价值观。
作为应对19世纪末文学市场商业化和小说职业化的策略性反应,亨利·詹姆斯在以文学生活为主题的短篇小说《下一次》与《格雷维尔·费恩》中构建了一个“颠倒的经济世界”,遵循“输者为赢”的游戏规则,即在市场上失败的作家可以赢得符号权力。与此同时,詹姆斯在书信、笔记、文学评论中也将自己塑造成一位被大众疏离的“失败者”的形象,强调文学艺术的“非功利性”。亨利·詹姆斯掌握了一种“失败”的美学运作机制,通过高雅与低俗的对立,参与了争夺艺术作品合法话语权的斗争,意在强化严肃作家的权威地位和审美权力。
当代美国剧作家山姆•谢泼德始终在创作中探寻真正的男性气质,并常被认为是通过消费女性主体性而建构男性主体性。其家庭剧中的女性人物要么“不在场”,要么“无声”,男性则以女性为观看的镜像中心展现了一系列话语权力关系,由此强调自我“女性/母性单一对立面”的男性身份。事实上,谢泼德家庭剧中的性别关系较之前期作品有着明显的转换。男性人物不但没能在“弑母”中找寻到父亲身份,成长为“真正的英雄”,也未能在向女性施暴中成全自我的男性权威身份,更未在表演“非女”气质中获得自我男性身份的认同。他们的暴虐行为与男性身份想象投射出
劳动教育作为一种“成人”教育,其实质是对人的感性需要与感性意识的属人生成与恢复的教育,要实现这种教育理念,不能仅仅从“劳动创造人”这一人类学视角而必须同时从雇佣劳动出发进行当代解读。同时,鉴于当代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特殊阶段,要实现这一教育理念,则必须把“劳动法权”意识的培养作为劳动教育的重中之重,唯有把“劳动法权”的教育深入“劳动教育”实践,才能以超越性的视野,既充分认识到雇佣劳动的历史价值,又确信劳动的人类学不朽意义和永恒价值,让劳动教育的理念和成果在现实社会中扎根
评论家大都认为,流散作家维克拉姆·塞斯在其旅行写作《从天池出发》中彰显了全球主义的主题。但是,若从塞斯在写作该书时的流散经历与书中所宣泄的负面情绪来看,《从天池出发》揭示了迁徙位移本身给流散者造成的严重心理问题.而塞斯在佛教空性哲学指引下的情绪转化为罹患心理疾病的流散者提供一种疗愈的可能性。
在围绕着“南方性”的诸多讨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南方人共同的价值观是构成“南方性”的核心所在。作为南方人共同价值观的一种表现形式,南方传统荣誉观在内战前把人们生活中迥异的方方面面联结在一起,同时维护了区域的共性、持续性及日益显著的独特性。然而,随着19世纪末工业化和城市化在美国南方的迅速发展,南方传统荣誉观不再是南方人所共有的荣誉观。在肖邦的小说《觉醒》中,不同人物由于阶级和性别的不同,对于荣誉的理解和看法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除了南方传统荣誉观以外,还包括以表现金钱力量为特征的中产阶级荣誉观和以看重内在
玛莎·努斯鲍姆作为当代美国文学批评伦理转向的代表性人物,其伦理批评理论与实践中包含着对于情感智性与伦理选择关系的独到见解:情感智性贯穿着伦理选择的各个环节,包括展现伦理困惑、认清伦理处境,指导伦理选择过程并对选择进行反思;伦理选择后主体的情感反应和对受损价值的补救措施高于选择本身。虽然上述观点存在不少争议,但情感智性赋予伦理选择新的情感维度,使伦理选择变得生动灵活、更具感染力,体现了努斯鲍姆在工具理性时代的人文主义关怀,而对“伦理选择后怎么办”的思考凸显了她对现实人生的关切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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