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72年12月21日中国和澳大利亚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今年是两国建交四十周年的重要年份。中国，是地球北半部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澳大利亚，则是南半部首屈一指的发达国家。值此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金秋时节的申城迎来了远道而来的澳大利亚悉尼交响乐团，他们将作为友好的音乐使者参加每年一度的申城艺术盛会——第十四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在东方艺术中心为申城乐迷带来一场高水平、高规格的音乐会，带来见证两国文化艺术交流方兴未艾的音乐问候。
1932年，乐团的诞生
柏林爱乐乐团与悉尼交响乐团有可比性吗？许多人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天方夜谭式的伪命题！一个如众星捧月，令人仰慕；而另一个则似乎名不见经传，偏安一隅，两者无论其历史、资历还是声誉、地位似都无法相提并论，同日而语。然而，他们终究还是有得一比的，因为他们分别堪称是这个星球北半部和南半部No.1的首席交响乐团。
1932年，在悉尼这座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历史上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的3月，从构思设计到施工成型历经百年的悉尼海港大桥最终竣工通车了。它犹如一道横跨海湾的长虹，成为连接悉尼港南北两岸的纽带与通途。这座气势磅礴的大桥至今仍保持着世界第一单孔拱桥的美誉。而在7月，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ABC）宣告诞生，这标志着这个国家通讯现代化的肇始。而这个委员会下辖的一个音乐团体日后就成为了今日的悉尼交响乐团（Sydney Symphony Orchestra，以下简称SS0），只不过当时它被称为“国家广播交响乐团”，只有区区二十四名演奏员，不仅人数少得可怜，而且还非专职，只有当有音乐会演奏或要为广播电台录制音乐节目时这二十四人才能聚集在一起。
初创时期的乐团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具有意义的音乐会是在1934年。当时任英国哈勒管弦乐团指挥的汉密尔顿·哈蒂爵士访问了这个英联邦国度，他指挥的这场音乐会水平之高无疑极大地唤起了悉尼人对拥有一支自己的固定永久的交响乐团的向往。到了1936年，乐团的演奏员增加到四十五人，而在举行公共音乐会时人数还可增加到七十人左右。也正是从这一年起，乐团模仿欧洲的运营方式开始推行年度演出季的计划。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对于欧洲来说是政治动荡，经济危机，而对于地处南半球的澳大利亚而言却因此而得到了音乐发展的天赐良机，许多一流的欧洲艺术家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到了澳洲，因而当时寂寂无名的“国家广播交响乐团”才能有幸在诸如安塔尔·多拉蒂、托马斯·比彻姆这样的名指挥棒下训练和演出。与乐团合作的独奏大师也是如雷贯耳，计有钢琴家鲁宾斯坦、施纳贝尔和小提琴家胡贝尔曼等。
1947年，第一任首席指挥的翩然驾临
二战结束后，ABC与悉尼市议会以及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达成共识，将所属的广播交响乐团正式移交给市政府。于是，乐团的名称改变，新生的悉尼交响乐团宣告成立。新组建成的SSO的八十二名演奏员于当年的1月举行了它易帜后的第一场音乐会。说到SSO，就不能不提及指挥家尤金·古森斯三世（Eugene Goossens III，1893-1962），因为他才是乐团历史上第一位名正言顺的首席指挥。古森斯一家三代都是指挥家，而且他们也都叫尤金·古森斯。古森斯在英国期间曾担任过比彻姆的指挥助理，以后又任科文特花园歌剧院的指挥，在就任SSO首席指挥之前是美国辛辛那提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他是戴着欧洲知名指挥家兼作曲家的巨大光环抵达澳洲的。从指挥方面而言，除了卓越的指挥才能和对不同作品兼收并蓄的博识宽容精神以外，最令这片前英属殖民地的听众看重的就是他对于英国作曲家作品的精致诠释和大力弘扬。在作曲方面，二战时期他作为作曲家的声誉至少是可以与巴克斯、布里奇和沃尔顿等人等量齐观的。具有这样耀人的资历，难怪他接手SSO时当即立下豪言壮志，发誓要将乐团带进“世界前六”的领先地位。
在古森斯的引领下，乐团的一切工作开始有条不紊地运行起来，无论是训练还是演出都趋向规范，水平也随之稳步提高。不仅如此，他还为乐团引入了“户外音乐会”的概念和形式。在他主政期间不少本土作曲家的新人新作得以与听众见面。他善于吸纳不同风格的音乐语言和创作手法，并将它们融入到自己的指挥意图中去。经过他十年的苦心经营，SSO的演奏水平显著提高，一举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交响乐团。为了表彰他的功绩，1955年经澳洲总督提名，英国王室册封他为“名誉爵士”。然而，正当他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一桩震惊全国的公共丑闻却使古森斯从顶峰跌落下来，他与一位名叫罗莎琳·诺顿的性感女画家的不伦之恋一时间成为报刊媒体和市井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于是，在次年3月他被褫夺了刚受封不久的爵士称号，也被迫辞去了SSO首席指挥的职务，带着一肚子郁闷回到了英国。然而，从SSO乃至澳大利亚音乐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考量，古森斯对于澳洲音乐的贡献绝对是功大于过的。除了为SSO带来了一个起步很高的开端，并积极鼓励、发掘当地的本土作曲家的音乐才干外，古森斯留给澳洲的最大财富还在于他在1948年几乎是富于预见性地提出“悉尼这座城市必须要建一座歌剧院”，他设想这座歌剧院要具有交响乐和歌剧演出的双重功能，更要有令世人眼睛一亮的超凡魅力。他甚至指出了未来歌剧院选址的最佳位置——贝尼朗岬角。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古森斯的这张宏伟蓝图不可谓不超前，可惜的是这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指挥家兼作曲家并没能亲眼目睹他的理想成为现实。在他去世后十一年的1973年，一座贝壳型的建筑果如古森斯所预见的那样在悉尼港畔的贝尼朗岬角矗立起来了，它就是举世闻名的悉尼歌剧院，它的问世将为SSO的成长提供更大的发展机遇和提升空间。正基于此，澳洲政府后来为当初的有功之臣古森斯“平了反”，他们将坐落于悉尼哈里斯大街上的隶属于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一个小型演奏录音厅命名为“尤金·古森斯厅”以示对他的纪念。
1971-2003年，乐团的荷兰元素与本土元素
由于澳大利亚本身是个移民国家，因而自古森斯之后，SSO先后延聘的首席指挥也都奉行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方针，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如苏联的尼古拉·马尔科，美国的迪恩·迪克森，匈牙利的莫舍·阿茨蒙以及荷兰的威廉·凡·奥特鲁。这些文化背景和艺术风格大相异趣的指挥家对于乐团“文化杂交”式的灌输和影响反而使得它能博采众长地茁壮成长，而不受限于某种单一艺术风格的制约和牵绊。然而，尽管如此，在乐团的发展进程中还是有两位荷兰指挥家和两位本土出生的指挥家为乐团注入了深刻的个性印记。 威廉·凡·奥特鲁（Willem Van Otterloo，1907-1978）开启了SSO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大发展时期。这位成功的荷兰指挥家自1967年抵达澳洲后，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十一年时光。他是乐团历史上的第五位首席指挥。在他的治理下乐团于1974年开启了为期八周的欧洲巡演之旅，这次巡演在奥特鲁的故乡阿姆斯特丹和海牙的两场音乐会上达到了最高潮，它第一次让欧洲人见识了这支来自南半球交响乐团的实力和风采。也正是在奥特鲁任期内乐团将它们的大本营从此前的悉尼城市大厅移师到了刚落成不久的悉尼歌剧院音乐会大厅，从此将之作为乐团一切重要演奏和活动的“主场”。1978年奥特鲁因一场车祸在墨尔本去世，但他绝不是死于任上的唯一一位乐团指挥家。继他之后经过了法国指挥路易·弗雷莫的短暂过渡，到了1982年，乐团终于迎来了它的第一位本土指挥首席，他就是乐团的前双簧管首席查尔斯·马克拉斯（Charles Mackerras，1925- ）。他对乐团的再造使乐团步入了发展的又一个黄金阶段，而此时也正赶上乐团诞生五十周年的历史际遇。马克拉斯虽是澳洲人，但却是捷克指挥学派的门徒，曾师从捷克的“指挥之父”塔里赫，又在布拉格音乐学院进修了整整一年，随后长期在英国从事指挥工作，并受封为爵士。在他的带领下，乐团的声誉扶摇直上，迅速跻身于国际优秀交响乐团之列。可惜的是由于身体健康的原因，马克拉斯于1985年任期未满便结束了对乐团的领导，而他留下的空缺则由另一位捷克指挥家马卡尔接任。
马卡尔只是填补了马克拉斯任期内的空缺，在1987年乐团迎来了又一位本土指挥家，他就是年仅三十岁的斯图亚特·卡伦德尔（Stuart Challender，1947-1991）。卡伦德尔出生于澳洲的海外岛州塔斯马尼亚，十三岁那年父亲带他去听由指挥家提波·保罗指挥的贝多芬《田园交响曲》就此决定了他要成为一名指挥家的一生。他从维多利亚音乐学院毕业后赴欧洲深造、实践，1980年回澳后先在澳大利亚歌剧院担任指挥，从1987年起受邀出任SSO的第八任首席指挥。他在任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却足以在乐团历史上留下其浓墨重彩的一笔。1988年是澳大利亚建国两百周年，在这个盛大的节庆里他率领SSO赴美国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巡演，历经十二座城市，演遍了纽约、芝加哥、费城、波士顿、洛杉矶等重要的音乐舞台，他们的演奏水准使当时的“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也不得不佩服称道。之前SSO在奥特鲁手中征服了欧洲，此次又在卡伦德尔的棒下成功征服了美国。1991年他被联邦授予国家勋章。他的名言就是“我喜欢把事情做到极致”。然而令人扼腕的是他也恰成了又一位死于任期内的指挥家，他因感染了艾滋病去世，年仅四十四岁。
1993年走马上任的艾度·迪华特（Edo de Waart，1941- ）是SSO历史上的第二位荷兰指挥家。他与马克拉斯一样也是学双簧管出身，曾任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的首席双簧管，在来到SSO之前是美国旧金山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他可算是赶上了一个好时机，因为在他到任的第二年联邦政府就增加了对乐团的财政预算，乐团的队伍也由此得以空前壮大，达到一百一十人编制。在他的带领下乐团更增强了世界巡演的力度和录制唱片的数量，这样一方面使演奏员们的待遇有了可观的改善，也极大地提高了它在国际乐坛上的知名度。在他的治理下，乐团严格限制临时乐手的使用，以进一步稳定演奏团队，激励他们的职业素养。他还为盲人听众设立固定的坐席，以增强乐团与听众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展现和提升它的亲和力平民化形象。可以这样说，在上一个荷兰人奥特鲁将乐团引入悉尼歌剧院的音乐会大厅后，只有在第二个荷兰人迪华特手里音乐会大厅才真正成为乐团与它的乐迷们备感温馨的“家”。迪华特在这里上演了音乐会版的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全剧以及他本人非常偏爱的马勒交响曲。当励精图治了十年之后，他离开了SSO，转任香港管弦乐团的首席指挥。
2009-2012年，阿什肯纳齐的上任与乐团八十周年大庆
今日的SSO已是一支标准四管编制的大型交响乐团了，它主导了澳大利亚建国两百周年以及赴欧、赴美的一系列大型巡演，声名远播于海内外。乐团每年要举行一百五十场左右的音乐会，受众人数达三十五万人次，可以说它已成为悉尼这个澳大利亚最大城市的一张可亲、可敬的文化名片和形象大使。此外，每年1月夏季举行的“领地户外野餐音乐会”业已成为SSO的一项品牌音乐盛事。所谓“领地”是位于悉尼近郊一片有着三十四公顷的开放空地，在这里每年有超过八万的听众近悦远来参与这场音乐的盛宴。2009年，指挥家兼钢琴家阿什肯纳齐出任乐团历史上的第十一任首席指挥，两者的联姻被誉为“SSO乃至整个澳大利亚古典音乐界的最大胜利”。英国的《卫报》指出：“自从阿什肯纳齐接手乐团以来，以其旺盛的经历和富于歌唱性的指挥语言已然使他的乐团日益向着世界顶尖的行列发起挑战。他激发除了乐团原本‘潜藏着的珍宝’，并公开宣告他的目标就是在国际乐坛的舞台上将S S O的名字牢牢地粘在世界一流的地位。他们的确是最优秀的，音色上丰沛热情，演奏任何作品都具有吸引人的独特魅力。”在今年10月24日上海的音乐会上，阿什肯纳齐将指挥乐团献演两部重量级的古典杰作：德沃夏克的《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和肖斯塔科维奇的《E小调第十交响曲》。前者由大提琴家王健独奏，而肖氏的交响曲则更是阿什肯纳齐的长项。2007年DECCA唱片公司推出了他指挥英国皇家爱乐乐团、圣彼得堡爱乐乐团录制的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博得了舆论界的高度赞誉和推崇。而此番他指挥SSO演释这两部斯拉夫民族的音乐经典，足以使人们翘首以待。SSO的这次到访也是庆贺乐团成立八十周年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的乐迷们将共同分享乐团庆典和荣耀的那份喜悦！
1932年，乐团的诞生
柏林爱乐乐团与悉尼交响乐团有可比性吗？许多人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天方夜谭式的伪命题！一个如众星捧月，令人仰慕；而另一个则似乎名不见经传，偏安一隅，两者无论其历史、资历还是声誉、地位似都无法相提并论，同日而语。然而，他们终究还是有得一比的，因为他们分别堪称是这个星球北半部和南半部No.1的首席交响乐团。
1932年，在悉尼这座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历史上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的3月，从构思设计到施工成型历经百年的悉尼海港大桥最终竣工通车了。它犹如一道横跨海湾的长虹，成为连接悉尼港南北两岸的纽带与通途。这座气势磅礴的大桥至今仍保持着世界第一单孔拱桥的美誉。而在7月，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ABC）宣告诞生，这标志着这个国家通讯现代化的肇始。而这个委员会下辖的一个音乐团体日后就成为了今日的悉尼交响乐团（Sydney Symphony Orchestra，以下简称SS0），只不过当时它被称为“国家广播交响乐团”，只有区区二十四名演奏员，不仅人数少得可怜，而且还非专职，只有当有音乐会演奏或要为广播电台录制音乐节目时这二十四人才能聚集在一起。
初创时期的乐团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具有意义的音乐会是在1934年。当时任英国哈勒管弦乐团指挥的汉密尔顿·哈蒂爵士访问了这个英联邦国度，他指挥的这场音乐会水平之高无疑极大地唤起了悉尼人对拥有一支自己的固定永久的交响乐团的向往。到了1936年，乐团的演奏员增加到四十五人，而在举行公共音乐会时人数还可增加到七十人左右。也正是从这一年起，乐团模仿欧洲的运营方式开始推行年度演出季的计划。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对于欧洲来说是政治动荡，经济危机，而对于地处南半球的澳大利亚而言却因此而得到了音乐发展的天赐良机，许多一流的欧洲艺术家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到了澳洲，因而当时寂寂无名的“国家广播交响乐团”才能有幸在诸如安塔尔·多拉蒂、托马斯·比彻姆这样的名指挥棒下训练和演出。与乐团合作的独奏大师也是如雷贯耳，计有钢琴家鲁宾斯坦、施纳贝尔和小提琴家胡贝尔曼等。
1947年，第一任首席指挥的翩然驾临
二战结束后，ABC与悉尼市议会以及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达成共识，将所属的广播交响乐团正式移交给市政府。于是，乐团的名称改变，新生的悉尼交响乐团宣告成立。新组建成的SSO的八十二名演奏员于当年的1月举行了它易帜后的第一场音乐会。说到SSO，就不能不提及指挥家尤金·古森斯三世（Eugene Goossens III，1893-1962），因为他才是乐团历史上第一位名正言顺的首席指挥。古森斯一家三代都是指挥家，而且他们也都叫尤金·古森斯。古森斯在英国期间曾担任过比彻姆的指挥助理，以后又任科文特花园歌剧院的指挥，在就任SSO首席指挥之前是美国辛辛那提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他是戴着欧洲知名指挥家兼作曲家的巨大光环抵达澳洲的。从指挥方面而言，除了卓越的指挥才能和对不同作品兼收并蓄的博识宽容精神以外，最令这片前英属殖民地的听众看重的就是他对于英国作曲家作品的精致诠释和大力弘扬。在作曲方面，二战时期他作为作曲家的声誉至少是可以与巴克斯、布里奇和沃尔顿等人等量齐观的。具有这样耀人的资历，难怪他接手SSO时当即立下豪言壮志，发誓要将乐团带进“世界前六”的领先地位。
在古森斯的引领下，乐团的一切工作开始有条不紊地运行起来，无论是训练还是演出都趋向规范，水平也随之稳步提高。不仅如此，他还为乐团引入了“户外音乐会”的概念和形式。在他主政期间不少本土作曲家的新人新作得以与听众见面。他善于吸纳不同风格的音乐语言和创作手法，并将它们融入到自己的指挥意图中去。经过他十年的苦心经营，SSO的演奏水平显著提高，一举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交响乐团。为了表彰他的功绩，1955年经澳洲总督提名，英国王室册封他为“名誉爵士”。然而，正当他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一桩震惊全国的公共丑闻却使古森斯从顶峰跌落下来，他与一位名叫罗莎琳·诺顿的性感女画家的不伦之恋一时间成为报刊媒体和市井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于是，在次年3月他被褫夺了刚受封不久的爵士称号，也被迫辞去了SSO首席指挥的职务，带着一肚子郁闷回到了英国。然而，从SSO乃至澳大利亚音乐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考量，古森斯对于澳洲音乐的贡献绝对是功大于过的。除了为SSO带来了一个起步很高的开端，并积极鼓励、发掘当地的本土作曲家的音乐才干外，古森斯留给澳洲的最大财富还在于他在1948年几乎是富于预见性地提出“悉尼这座城市必须要建一座歌剧院”，他设想这座歌剧院要具有交响乐和歌剧演出的双重功能，更要有令世人眼睛一亮的超凡魅力。他甚至指出了未来歌剧院选址的最佳位置——贝尼朗岬角。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古森斯的这张宏伟蓝图不可谓不超前，可惜的是这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指挥家兼作曲家并没能亲眼目睹他的理想成为现实。在他去世后十一年的1973年，一座贝壳型的建筑果如古森斯所预见的那样在悉尼港畔的贝尼朗岬角矗立起来了，它就是举世闻名的悉尼歌剧院，它的问世将为SSO的成长提供更大的发展机遇和提升空间。正基于此，澳洲政府后来为当初的有功之臣古森斯“平了反”，他们将坐落于悉尼哈里斯大街上的隶属于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一个小型演奏录音厅命名为“尤金·古森斯厅”以示对他的纪念。
1971-2003年，乐团的荷兰元素与本土元素
由于澳大利亚本身是个移民国家，因而自古森斯之后，SSO先后延聘的首席指挥也都奉行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方针，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如苏联的尼古拉·马尔科，美国的迪恩·迪克森，匈牙利的莫舍·阿茨蒙以及荷兰的威廉·凡·奥特鲁。这些文化背景和艺术风格大相异趣的指挥家对于乐团“文化杂交”式的灌输和影响反而使得它能博采众长地茁壮成长，而不受限于某种单一艺术风格的制约和牵绊。然而，尽管如此，在乐团的发展进程中还是有两位荷兰指挥家和两位本土出生的指挥家为乐团注入了深刻的个性印记。 威廉·凡·奥特鲁（Willem Van Otterloo，1907-1978）开启了SSO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大发展时期。这位成功的荷兰指挥家自1967年抵达澳洲后，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十一年时光。他是乐团历史上的第五位首席指挥。在他的治理下乐团于1974年开启了为期八周的欧洲巡演之旅，这次巡演在奥特鲁的故乡阿姆斯特丹和海牙的两场音乐会上达到了最高潮，它第一次让欧洲人见识了这支来自南半球交响乐团的实力和风采。也正是在奥特鲁任期内乐团将它们的大本营从此前的悉尼城市大厅移师到了刚落成不久的悉尼歌剧院音乐会大厅，从此将之作为乐团一切重要演奏和活动的“主场”。1978年奥特鲁因一场车祸在墨尔本去世，但他绝不是死于任上的唯一一位乐团指挥家。继他之后经过了法国指挥路易·弗雷莫的短暂过渡，到了1982年，乐团终于迎来了它的第一位本土指挥首席，他就是乐团的前双簧管首席查尔斯·马克拉斯（Charles Mackerras，1925- ）。他对乐团的再造使乐团步入了发展的又一个黄金阶段，而此时也正赶上乐团诞生五十周年的历史际遇。马克拉斯虽是澳洲人，但却是捷克指挥学派的门徒，曾师从捷克的“指挥之父”塔里赫，又在布拉格音乐学院进修了整整一年，随后长期在英国从事指挥工作，并受封为爵士。在他的带领下，乐团的声誉扶摇直上，迅速跻身于国际优秀交响乐团之列。可惜的是由于身体健康的原因，马克拉斯于1985年任期未满便结束了对乐团的领导，而他留下的空缺则由另一位捷克指挥家马卡尔接任。
马卡尔只是填补了马克拉斯任期内的空缺，在1987年乐团迎来了又一位本土指挥家，他就是年仅三十岁的斯图亚特·卡伦德尔（Stuart Challender，1947-1991）。卡伦德尔出生于澳洲的海外岛州塔斯马尼亚，十三岁那年父亲带他去听由指挥家提波·保罗指挥的贝多芬《田园交响曲》就此决定了他要成为一名指挥家的一生。他从维多利亚音乐学院毕业后赴欧洲深造、实践，1980年回澳后先在澳大利亚歌剧院担任指挥，从1987年起受邀出任SSO的第八任首席指挥。他在任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却足以在乐团历史上留下其浓墨重彩的一笔。1988年是澳大利亚建国两百周年，在这个盛大的节庆里他率领SSO赴美国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巡演，历经十二座城市，演遍了纽约、芝加哥、费城、波士顿、洛杉矶等重要的音乐舞台，他们的演奏水准使当时的“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也不得不佩服称道。之前SSO在奥特鲁手中征服了欧洲，此次又在卡伦德尔的棒下成功征服了美国。1991年他被联邦授予国家勋章。他的名言就是“我喜欢把事情做到极致”。然而令人扼腕的是他也恰成了又一位死于任期内的指挥家，他因感染了艾滋病去世，年仅四十四岁。
1993年走马上任的艾度·迪华特（Edo de Waart，1941- ）是SSO历史上的第二位荷兰指挥家。他与马克拉斯一样也是学双簧管出身，曾任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的首席双簧管，在来到SSO之前是美国旧金山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他可算是赶上了一个好时机，因为在他到任的第二年联邦政府就增加了对乐团的财政预算，乐团的队伍也由此得以空前壮大，达到一百一十人编制。在他的带领下乐团更增强了世界巡演的力度和录制唱片的数量，这样一方面使演奏员们的待遇有了可观的改善，也极大地提高了它在国际乐坛上的知名度。在他的治理下，乐团严格限制临时乐手的使用，以进一步稳定演奏团队，激励他们的职业素养。他还为盲人听众设立固定的坐席，以增强乐团与听众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展现和提升它的亲和力平民化形象。可以这样说，在上一个荷兰人奥特鲁将乐团引入悉尼歌剧院的音乐会大厅后，只有在第二个荷兰人迪华特手里音乐会大厅才真正成为乐团与它的乐迷们备感温馨的“家”。迪华特在这里上演了音乐会版的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全剧以及他本人非常偏爱的马勒交响曲。当励精图治了十年之后，他离开了SSO，转任香港管弦乐团的首席指挥。
2009-2012年，阿什肯纳齐的上任与乐团八十周年大庆
今日的SSO已是一支标准四管编制的大型交响乐团了，它主导了澳大利亚建国两百周年以及赴欧、赴美的一系列大型巡演，声名远播于海内外。乐团每年要举行一百五十场左右的音乐会，受众人数达三十五万人次，可以说它已成为悉尼这个澳大利亚最大城市的一张可亲、可敬的文化名片和形象大使。此外，每年1月夏季举行的“领地户外野餐音乐会”业已成为SSO的一项品牌音乐盛事。所谓“领地”是位于悉尼近郊一片有着三十四公顷的开放空地，在这里每年有超过八万的听众近悦远来参与这场音乐的盛宴。2009年，指挥家兼钢琴家阿什肯纳齐出任乐团历史上的第十一任首席指挥，两者的联姻被誉为“SSO乃至整个澳大利亚古典音乐界的最大胜利”。英国的《卫报》指出：“自从阿什肯纳齐接手乐团以来，以其旺盛的经历和富于歌唱性的指挥语言已然使他的乐团日益向着世界顶尖的行列发起挑战。他激发除了乐团原本‘潜藏着的珍宝’，并公开宣告他的目标就是在国际乐坛的舞台上将S S O的名字牢牢地粘在世界一流的地位。他们的确是最优秀的，音色上丰沛热情，演奏任何作品都具有吸引人的独特魅力。”在今年10月24日上海的音乐会上，阿什肯纳齐将指挥乐团献演两部重量级的古典杰作：德沃夏克的《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和肖斯塔科维奇的《E小调第十交响曲》。前者由大提琴家王健独奏，而肖氏的交响曲则更是阿什肯纳齐的长项。2007年DECCA唱片公司推出了他指挥英国皇家爱乐乐团、圣彼得堡爱乐乐团录制的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博得了舆论界的高度赞誉和推崇。而此番他指挥SSO演释这两部斯拉夫民族的音乐经典，足以使人们翘首以待。SSO的这次到访也是庆贺乐团成立八十周年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的乐迷们将共同分享乐团庆典和荣耀的那份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