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韦勒克主笔的堪称20世纪西方最为流行、经典的文艺学教材《文学理论》在其开篇便抛出了一个关于文学研究的基本论断：“问题在于如何对艺术，尤其作为文学的艺术，做理智性的探讨。”[1]韦勒克当然肯定这种理智性的方法是可能的，并且自信他的这本书能够开启对文学的理智性探讨。在他看来，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如何才可能”。韦勒克的观点极具启发性，因为对于众多的文学研究者来说，进行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自然是研究展开的首要任务，而对文学研究本身进行反思和解释往往是容易忽略掉的。这好比一个命题，当前人对它的属性或者合法性依然尚无定论时，后人便为着某种目的对它的外围问题展开研究，从而不再关注它。当然对于文学研究来说，鉴于创作和批评实践的日益成熟，问题好像显得也不是特别严重。有意思的是，每当文学遭遇到外来因素的渗入乃至攻击时，对文学和文学研究本身的反思便会重新开启。这恰恰证明，对于文学研究本身来说并非要采取“存而不论”的策略，而是要在动态的网络中对其进行不断解释。文学研究显然始终处于变革之中，不同的是它所面对的历史语境。21世纪以来，面对经济的全球化、市场化，及后现代主义、消费社会、视像文化等各种思潮的冲击，文学的“危机”“死亡”与理论的“终结”等也顺势占据了理论界的话题中心。在这新一轮的世纪波中，从语言论到文化转向是中国文学的重大转向。一种新研究范式的出现、确立，总是需要相应的指认与阐释。转型期的文学研究，既需要对新走向、新问题有宏观把握，也需要对文学自身变革与发展的理论逻辑做出多维透视。唯此，才能摒弃偏见，切实推动文学理论的新发展。以此为背景，金元浦教授的《文学，走向文化的变革》（以下简称《变革》）正是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很好回应。全书共收录了26篇文章，以回应现实为出发点，从文艺学的问题意识、文学意义的生成逻辑与范式观、文学艺术的边界移动、文艺学的变革与发展等层面对文学研究做出了本体性阐释，倡导文学的越界、扩容与文化的转向，将媒介、网络、图像、性别、身体、时尚等诸多领域纳入到文学研究的视野中，不仅为重新解释新时期文学观念、文学本体与文学对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也为研究者处理文艺的转型问题提供了绝佳的范例。
　　一、以解释学为参照对文学研究内在逻辑的考察
　　将文艺学（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对象进行阐释是《变革》的首要出发点。任何理论的发展都得益于问题的推动，因而如何向问题本身提问是其阐释文艺学的一个大前提。在具体的阐释过程中，解释学是剖析问题的重要切入视角和理论生长点。究其缘由，与解释学所回答的“理解是如何可能的”这一理解的终极问题相关。任何问题的发生必然伴随着理解与解释的行为，海德格尔所阐发的理解的“问此”“设此”“构此”三个功能，回答了解释的生成与运作逻辑。伽达默尔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关于“问题本质”的论题。在理解中，所有的经验都预先设定了问题的结构，没有问题的提出，我们也不可能进行理解活动。伽达默尔指出：“问题的本质包含：问题具有某种意义。但是，意义是指方向的意义（Richtungssinn）。所以，问题的意义就是这样一种使答复唯一能被给出的方向，假如答复想是有意义的、意味深长的答复的话。问题使被问的东西转入某种特定的背景中。问题的出现好像开启了被问东西的存在。”[2]因此，唯有问题以一种优先地位进入解释活动中，解释学所倡导的理解的历史性、未定性、前理解、视域融合、解释学循环等思想才能成为解释文艺学的重要参照。《文艺学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转向》《当代文艺学的问题域》《对文学意义的追寻》等文章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了以动态的多维视野透视文学与文学研究之运作规律的观点。
　　《变革》认为，在文学研究中，任何一个研究者都是带有特定的前理解状态去进入研究的，在这种境遇下所发生的每一个理解活动，都是向文学对象抛出问题，是对对象的一种设计和筹划。这种“问此”决定了“文艺学的研究就是向着文学对象的理解或解释的可能性寻找或成就它的本己性存在。”[3]问题的开放性与限定性，决定了对文学的理解与解释从来就是一种在特地历史时空下，依据特定的话语规则来进行的。于是，根本不存在唯一的文学、文学理论范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需要通过重新提问或转换问题的角度来实现对文学解释的发展。
　　既然不存在亘古不变的文学研究范式，那么此范式必然有着一套自己的逻辑转换程式。结合自然科学的范式理论，《变革》提出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学研究范式其主要运作当表征为：文艺学前科学常规研究（形成范式）———反常危机（非常态时期）———文艺学范式变革（新范式取代旧范式）———新常规研究[4]。尽管范式之间存在着转换关系，但《变革》强调，这绝不是一种范式打倒另一种范式，不是线性的因果替代或全盘否定，而是否定或抛弃为现实证明不合理的部分，合理的部分理所当然地已包容在新范式之中。范式的实质在于它是一种根本性的提问活动，但这种提问活动的展开取决于特定时期内文学共同体的“看问题的方式”所决定的不同的问题群，因而，文学就始终是开放的，它取决于我们将文学作为什么来研究，来判断。但这种“作为”又是对特定语境特定目的下的问题域及对象中的要素对象的设定，“是对问题所探索对象的核心指向的设定”[5]，在这种指向中，我们必须选择或筹划一种切入对象的方式。实际上，这种切入方式就是按问题要求对对象要素做“突前———背景”的排序和选择。然而，设此的目的在《变革》看来，还是一种“构此”。“构此造就了理解文学的明确性结构，它以各自不同的概念体系、核心范畴、话语方式、操作运演程序建构了一种解释。”[6]构此并不是一种任意活动，它必须面对现实的选择、结合和溶浸，“受到解释者共同的检验、证实和认可”[7]。恰恰通过这一系列的运作，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才开辟了建构自身的通道。
　　对文学意义的追寻也是《变革》所着力探讨的问题。在《变革》看来，文学意义观实质上是一种对话的意义观，它产生于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应当放在动态的时间流程中来考察，但对话却始终是传统与当下的对话。语言尽管是沟通的媒介，但其表征终究是有限度的，而且受到历史性的限制，它总是在历史时空中漂流、变革与传释，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意义变化，这就必然造成文学意义的未定性和开放性。但什么样的解释才是合法有效的？《变革》强调，对文学意义的解释取决于解释者是否把握了当下历史语境中的核心问题，以及是否得到学术共同體的普遍认同。进一步讲，在不断得到认同的过程中，这种解释就有可能上升为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确定的、普遍的标准。而这整个过程的展开又是建立在对话与交流的基础之上的，当然其中还受到特定的解释语境、社会权威话语与政治力量的影响。 　　通过对文学的问题生成、范式转换及意义运作的解释学考察，文学研究的运作逻辑便显现出来了。《变革》指出，文学以及文学研究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有着开放性和诸多可能性，一种文学范式的产生受特定的历史、政治、经济因素，解释者自身在前理解基础上的设定，以及它们与学术共同体的交流对话的制约，在开放的同时并不是任意而为的。《文学意义的范式观与解释学循环》一文将这种思想又进一步进行了发挥，认为每一代人对文学的考察体认都具有历史性，都是在部分与整体的解释学循环中前行发展的，我们的理解活动总是从此一时代的前理解出发，“在理解此‘部分’之时，又必然获得对在历史中发展的文学整体的新领悟”[8]。“不同认识的循环正是历史理解的基本方式，是对文学体认和深化的实践可能性。”[9]正是在此基础上，“文学范式不断展开了内在与外在、自律与他律、文本与读者、现象与本体、普遍与特殊的循环，我们才得以进一步逼近文学自身”[10]。如此看来，文学批评界的众多话语、思潮与流派，就不是什么令人焦虑不安的“解释学噪声”，而是一种正常现象，它们的出现有着特定的历史地位与价值。
　　二、面向现实，指认文艺学的文化转向
　　的确，文学艺术始终是处于变动发展中的，《变革》的最大贡献在于对这种变动性的发生与运作给予了学理性阐释。那么当下的文学批评我们应持何种范式观呢？在《变革》看来，我国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经过20余年的引进、选择和删汰，已经形成了话语丛集多元共生的总体格局，而这种格局的生成与文学本身的全息性不可分割。
　　全息性是《变革》对文学做出的一个重要界定。文学的全息性指的是文学中包含了人类生活的所有要素，有机地凝缩了人类文化的全部成果。但这种全息性，又不是社会生活全部要素的并行呈现，而是存在于“背景———突前”的关系模式中，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某一要素总是作为主导而突出出来，其他要素退居次要地位。同时，各要素在历史中往复置换，推动文学的变革与发展。由此，文学就不是一种独断论，而是一种多元话语丛集，多元批评是一种当下的现实。作者并没有将论述止步于此，而是在此之上倡导一种对话主义的批评观，倡导文学研究“间性”的凸现，而文艺学学科当在这种交流对话中，取得前行与进步。
　　问题的提出总是面向现实的。尽管步入了多元批评的时代，但文学作为文化现象却成为一种主导要素突现出来。《变革》将此放在当代社会生活的转型框架下考察后认为，全球化的背景随着进一步的开放，正在进入我们生活的中心。同时，随着电子媒介的兴起，大众文化日益走向前台，读图时代的来临，以及网络文化的兴盛，也使得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与文化产品密不可分了。因此，文学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对象，变革自己的观念，越过传统的边界，关注媒介文学与文化、关注大众流行文化、关注网络文学与文化，关注性别文化与时尚文化等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易言之，文学及文学研究必须实现文化的转向。如此，才能更好地回应现实，顺应文学自身的变动性要求。
　　然而，转向文化就一定意味着文学理论或文学研究会在变革中丧失自身吗？答案显然不是。《变革》特别强调：“文学的跨学科努力，转向文化的开拓都是基于文学本体的基点或立足点，没有了文学，没有了建基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也就没有了文学的文化研究。”[11]另外，研究的转向也并不是完全以一种“白板”状态进行的，而是带着前一理论范式的成果，作为“前结构”进入新的批评时代。当然，这样一种文化转向，作者并未将其独断化，而是将其视作主体发现、筹划、投射和选择的结果。文学的文化主义换个角度说，更是一种文学批评迈向多元主义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他看来，文化的驳杂性，决定了这一阶段的批评必然是走向对话互融的，多元主义的批评观又是向文学文化自身所提出的新的问题束。
　　事实上，文化转向已经成为我国21世纪文艺学变革与发展的总体态势。文化生产方式的电子化、数字化，使得文化产业迅速发展，文化也渗透进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双向驱动，文化的领土以前所未有之势扩张。文学研究界不可能不受此势的影响，固守纯文学的研究在现代已然是少数，大多数的学者都在自觉不自觉地以文化的视野来审视文学与文学理论。这种转向最大的特点莫过于文艺学中文化研究的兴起。《变革》指出，当代的文化研究是一种“学科大联合”的事业，由于文化自身是多观相、多维度、多层次、多侧面、立体的、复合的、交叉的，因此，任何提倡文化研究的学科独立性或学科“自律性”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把文化研究的理论指向归结为总体性也是不恰当的。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后学科，它在总体上是反普遍主义、反本质主义的，它要面对的是纷繁复杂的现实文化（文学）现象。换言之，在多元主义的批评时代，文化研究彰显的是“间性”。
　　《变革》并没有因强调文化转向的重要性，就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混为一谈，而是详细梳理了二者的区别與联系。应该说，文化研究的发生是许多文学理论家或文学批评家推动的，文化研究的许多论题来自于传统的文学研究，传统文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可视作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一种互补选择。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理论课题恰恰可以回答传统精英式的文学研究所不能回答的问题。因此，在当代经济全球化与文化产业化时代，将文学研究置于文化研究的背景下是完全可行的。
　　三、多元视角下对文化转向的纵深开掘
　　近年来，文化转向已经成为当下文艺学研究的重要维度，相关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了一种爆发式增长的态势。那么文化转向之后的重要论题有哪些？每个论题背后又包含了哪些新范畴以及我们对每个论题当采取何种态度？这些都是理论界需要迫切予以总体性回答的。以此为出发点，《变革》着力探讨了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具体态势、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后现代文化、文艺的消费与市场变革、大众文化、视像文化及其问题域、文化作为事件的意义问题、身体消费、文艺与经济的关系等诸多文化转向之后文艺学研究必须予以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如果说，全书的第一编是他对文学的发展逻辑进行理论上的梳理并指出在当前语境下文学势必会走向文化的话，那么第二编则是其以敏锐的洞察力对文化转向之后所面临理论问题的纵深开掘。 　　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在《变革》看来，这与社会生活的变革，文学以及文学研究的边缘化，文化生产技术、机构、实践与物质层面的突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参与意识的重新突显，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等因素相关。在文化研究的具体范式上，《变革》提出，国内的文化研究同时需要深刻的形而上思辨和直面现实的具体“个案”研究。在《酷之秀与审丑叙事———关于文化作为事件与案例的研究》中，文化研究的个案分析的重要性得到更进一步的强调。文化研究的产生就是源于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批判。个案分析的匮乏与我国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多是文艺学出身，而较少社会学和人类学密切相关。不管怎样，这对只懂得在理论层面打转的我国学者而言，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大众文化与视觉文化问题是文化转向的重中之重。《回到起点：恶魔还是福音———对大众文化的再思考》《关于图像转向的对话》《视觉图像文化及其问题域》，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通过对大众文化概念的梳理及西方不同理論流派对大众文化的反思，《变革》认为，我国学者应当立足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批判地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大众文化的存在是形构当代社会体系与生活实践甚至制度构架的重要方面，当代文艺学必须重新认识，理解和解释大众文化。同时，它并没有止步于对大众文化地位、价值问题的简单摆正，还对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传媒、科技、受众、产业运作方式等富有前瞻性的问题域进行了勾勒，旨在大力推进大众文化的深入研究。关于视觉文化，《变革》将其放在解释学的视野内进行考察，认为对视觉文化的批判应当考虑具体的语境，情绪性的抵触应当让位于具体的现实，新一轮的世纪波当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视觉文化，对其动因、焦点、基础、前提的思考都必须放在当前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视觉文化意识形态、视觉文化与公共场域、视觉修辞、图像与文字的关系等，在作者看来都将成为视觉文化研究的新问题域。
　　文艺的产业化问题也是当下争鸣的热点。但文艺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至今学界仍存在诸多误解、误用。在《文艺与经济》一文中，《变革》从马恩对于与经济关系的相关论述入手，详细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的经济学视角，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产力学说，试图做出正本清源之解释。文章认为，马克思的“艺术生产”并不是过去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对历史上所有艺术创作活动的隐喻式借用，而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出发，特指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时代的、市场条件下的艺术的生产，这一“生产”实际上具有与物质生产相同或相近的含义。这种意义上的生产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意识形态角度所谈论的“艺术生产”是不同的。精神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力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创举，文学艺术产业作为精神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相互作用的产物，已经成为当代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该说，文化产业已成为全书探讨文艺问题的一个重要语境，这是《变革》面向现实谈文艺理论观的深刻体现。这种产业化趋势和大众文化、视觉文化、消费文化、媒介文化乃至整个后现代文化是相互交融在一起，互相影响的。《交互时代的文艺消费》《市场变革与艺术创新》《消费美丽：我们时代的一个文化症候》《影像时代的摄影文学》《作为创意产业的当代中国电影》等文章则是这方面的很好尝试。在这种交融互动的语境下，作者又不仅仅是就事论事，而是始终秉持开阔的视野，既有宏观的纲领性分析，又注意到具体问题内部的运作机制及隐含的问题。如对消费美丽的分析，就注意到了其与视觉文化、文化产业之间互构性驱动关系，及美丽作为日常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悦目盛宴与审美空洞之间的悖论性关系。
　　四、结语
　　总的来看，《变革》的总体解释思路是着眼于文学研究的变革的，但在这变革之中，走向文化又是它所认为的必然趋势。文学理论或文学研究作为学科并不会在文化转向中丧失自身，它们始终基于文学本体的基点和立足点，将以既有的前结构使文学进入新的批评时代。整个的理论阐释既对文学变革的内在逻辑进行了深刻分析，赋予文化转向以合法性，又针对转向提出了一系列新论题、新概念和新范畴，如对话主义的历史性出场、西方“理论革命”的遗产与文化转向的关系、文化的全球本土化与本土全球化、文学本体的审美性与反审美性、文学的公共空间和文学的文化场域，等等。不管怎样，文艺学的建设势必要通过不断创新才能实现，《变革》这种直面现实的理论姿态及富有前瞻性的探索，对拓宽文艺学的建设道路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在我看来，这种启示至少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文学研究要清楚自身的属性，它始终处于发展之中，具有解释的不完满性，因此我们应该采取韦勒克那种“透视主义”的解释策略；其二，文学研究始终要以当时当下的问题来建构自身，唯此才能发展自我；其三，对于场外元素如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文学研究者们应该采取对话主义的立场，而不是采取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完全拒之门外的做法，需警惕极端情绪的影响。正如伊格尔顿的论断，构成文学的种种价值判断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而且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与种种社会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12]，文学研究显然也遵循着同样的逻辑。然而，当我们已然明白变革本身的内在逻辑里路之时，讨论变革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作用固然是其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点，但更重要和迫切的还在于，在新的问题语境中去重构文学和文学研究，毕竟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直面遇到的问题。但是我们还必须注意，文学始终是这一行动中的主体，要像韦勒克那样肯定其中存在的“决定性结构”，这“使我们认知一个客体的行动不是一个随心所欲的创造或者主观的区分，而是认知现实加给我们的某些标准的一个行动”。[13]否则，一切的讨论便会失去效力，从而走向歧途。
　　注释
　　[1][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页。
　　[2][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65—466页。
　　[3]金元浦：《文学，走向文化的变革》，河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4]同[3]，第19页。
　　[5]同[3]，第9页。
　　[6]同[3]，第9页。
　　[7]同[3]，第10页。
　　[8]同[3]，第37页。
　　[9]同[3]，第37页。
　　[10]同[3]，第38页。
　　[11]同[3]，第14页。
　　[12]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13]同[1]，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