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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宏观视角构建了基于收入的充足性、结构性、成长性、成本性和知识性五个维度的农民收入质量指标体系，利用四川省1997～2016年的数据，得到农民收入质量指数，并分析了农民收入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与全国相比，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还相对较低，且主要依赖收入的充足性，其他维度的贡献依旧较小;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质量的带动作用也相对较小。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对农民收入的关注应从收入数量转到收入质量上，尤其应注重增强经济发展对农民收入质量的提升作用。
〔关键词〕 农民收入质量;熵值法;协整回归;四川省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19）02-0061-10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顺应了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对“三农”工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对促进“三农”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更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作为基本原则之一，即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农民收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而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向高质量发展，对农民收入的“振兴”也不应停滞于数量的增长，更该关心农民收入来源、收入的稳定性等真正体现农民收入优劣的指标。国内外学术界一直高度关注农民收入问题。国外相关研究尽管与收入质量的内涵相关，如：Du，Park 和 Wang（2005）指出较高的受教育水平能够在未来获得更高的收入;〔1〕Leonardo Corral and Thomas Reardon（2001）认为在农民家庭收入中非农收入占 41%，乡村非农收入远比农村工资收入更重要，这和收入的结构性相关;〔2〕Lerman（2004）发现规模化生产能够提升农业的生产效率，扩大农村的规模化，能够增加农产品的销售量，进而提升农民的收入，〔3〕但却未明确提出收入质量的概念。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民收入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农民增收促进对策研究等几个方面，也有部分学者从财产性收入等收入结构方面进行研究。最早提出收入质量概念的是孔荣和王欣，他们在2013年对农民工的研究中指出，收入不仅有量的规定，更应有质的规定，定义了收入质量的五个维度：充足性、稳定性、结构性、成本性和知识性，同时还指出高质量的收入应表现为“数量充足、结构合理、成长性强、知识含量高、获取成本低”的特点，并分析了影响农民工收入质量的主要因素。〔4〕〔5〕但这一定义主要是针对农民工的收入质量，而农民的收入质量确与农民工的收入质量并不相同。王欣（2014）又进一步指出我国农民工收入质量不高。〔6〕邓锴（2014、2016）对农户收入质量进行定义，同时对收入质量和中西部农户贷款行为关系进行考察，分析了收入质量对农民工信贷需求的影响。〔7〕〔8〕谭梅云（2017）指出收入质量是对收入做出整体判断的综合指标，它以收入的数量多少作为主要评判依据，并利用收入的充足性、稳定性、结构性、成长性和知识性的概念及特征，对农户获取的收入进行综合评价。〔9〕任吉 力（2016）进一步从宏观角度分析，认为收入质量是农民收入的充足性、结构性、成长性、成本性和知识性的总体衡量，并研究其与消费和投资的关系。〔10〕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农民收入的研究大多单纯着眼于农民收入的数量视角，但收入的数量并不能精准地表现农民实际收入的优劣程度。国外研究虽对收入质量略有涉及，但尚未明确给出收入质量的定义，只是初步揭示了收入数量与收入质量其他维度间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忽视了收入质量各要素间的联系。国内当前对农民收入质量的研究还较少，且现有研究大多又基于调研数据，存在农民对自身评价的不客观性，影响研究结论的精准性，从宏观视角着手来研究农民收入质量的更少。
四川省作为农业大省，从农民收入数量视角转为收入质量并从宏观视角出发评价农民收入质量的现状，不仅符合乡村振兴的总要求，还对《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具体实施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借鉴任吉 力（2016）对农民收入质量定义：以收入的数量为评判基础，利用收入的充足性、结构性、成长性、成本性和知识性5个维度，判定农民收入的水平和获取能力，〔10〕试图对农民的收入进行综合评价，以真实体现农民实际收入的优劣程度。并以宏观视角出发，采用四川省1997～2016年的相关数据，运用熵值法测算出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指数及五个维度的指数，对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现状进行分析，通过协整方法分析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二、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的测度
1.农民收入质量的指标构建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为了避免指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或者相关关系而出现多重共线性的原则，同时结合任吉 力（2016）构建的指标体系，本文构建了农民收入质量的指标体系（详见表1），以测度农民收入质量指数，进而评价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的现状。
（1）收入的充足性。收入的充足性（A）是指收入总量是否满足家庭生活和生产等的资金需求。目前宏觀统计数据中能够反映农民收入充足性的指标主要有农民总收入、现金收入和纯收入，而现金收入主要衡量农民家庭现金流入，不能反映农民全部收入，也不能完全反映农民收入是否充足，指标不具备典型性。所以，本文采用农民总收入A1、农民纯收入A2和农民收入结余A3来衡量充足性指标。〔10〕
（2）收入的结构性。收入的结构性（B）主要是指收入来源渠道数量，以及各来源的占比情况。收入来源不同，收入比例不同，农民收入增长路径就会不同。目前宏观统计中我国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为经营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中的一种，本文采用主要收入来源比例B1即：Max（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总收入，转移性收入比例B2。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比B3可以衡量外部结构性，因此也作为度量收入的结构性指标。 （3）收入的成长性。收入的成长性（C）与微观视角下收入质量概念中的收入稳定性相对应，由于受到物价、通货膨胀等客观因素影响，如果收入与往年持平，则实际收入是减少的，所以采用成长性代替稳定性更准确。本文采用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增长率C1、工资性收入增长率C2和转移性收入增长率C3三个指标衡量农民收入成长性。其中，增长率的计算为：某来源收入增长率=1-前一年某来源收入/当年某来源收入-当年CPI增长率，减去CPI是为了消除物价及通货膨胀的影响。
（4）收入的成本性。收入的成本性（D）是指获取收入发生的各种实际费用、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由于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难以度量，这里暂不考虑。本文主要采用以下三个指标衡量收入的成本性：“家庭经营费用现金支出”D1衡量农民的实际经营成本，“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D2衡量农民用于未来生产的费用支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D3来衡量农民整体环境下的生产成本。
（5）收入的知识性。收入的知识性（E）指在收入中所包含的知识含量与技能经验要求。采用“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根据学制加权计算。E1衡量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使用“农村成人技术培训比例”通过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校结业生数除以农民总人口数计算而得。衡量农户的技能水平E2。
2.收入质量的测算方法
由于收入质量的三级度量指标较多，需要对每个三级指标确定相应的权重系数，从而测算收入质量指数。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观方法，如专家打分法、层次分析法、经验判断法等;另一类是客观方法，如熵权计算法、主成分分析法等。由于指标的权重对被评价对象的评价结果可能产生较大影响，为尽可能客观，本文采用客观方法来计算指标的权重。具体选用熵值法来确定每个指标的权重，具体计算主要参考Xu D（2018）的步骤。〔11〕
3.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测度结果
（1）收入质量指标体系的权重计算结果。通过四川省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对四川省1997～2016年的相关宏观数据进行整理，利用熵值法对各三级指标赋权（详见表2）。
（2）农民收入质量指数的计算结果及分析。依据上述三级指标权重，对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的指数以及五个维度的指数进行计算，同时，为了对四川省农民收入指数的高低水平进行判断，本文还采用全国的1997～2016年的相关数据，计算全国农民收入质量作为参考标准（详见表3）。
为了进一步分析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现状，以及其五个维度的波动趋势，还绘制了农民收入质量指数和其五个维度的趋势图。其中，双实线表示中国农民收入质量，单实线表示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两条虚线是各自的趋势线，5条带标记的实线分别表示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的五个维度。 根据收入质量的测度结果（表3）可知：
第一，与全国农民收入质量水平相比，1997～2016年，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且增长趋势相对缓慢。这与四川省作为全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省份之一，贫困面广、贫困人口数量多、程度深，制约发展因素较多的特质密不可分。
第二，随着“三农”政策力度的持续加大，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就业机会逐步增多，农民收入也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自2009年起，农民收入数量得到明显增加，收入质量出现加速提升态势，且农民收入结构性略有优化，成本性略有降低，总体收入质量有明显的提高。
第三，农民受教育程度整体较低，知识的欠缺导致对新事物、新技术的接受和适应更慢，农民收入始终大多依靠务农或外出打工，财富积累始终依靠“人挣钱”而不是“钱生钱”。尽管当前收入质量指数有所增长，但主要还是依靠收入充足性的增长，而其他维度对收入质量贡献依旧较小，尤其是收入的知识性和成长性始终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
三、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1.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选取四川省地区生产总值（GDP）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在实际计算时，采用人均GDP来度量;前文测度出来的收入质量指数作为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的衡量指标，用IQI表示。同时做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GDP的关系检验，以此与收入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形成对比，农民人均纯收入用I表示。数据选取1997～2016年，均依据历年《四川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2.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在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分析时，需要对变量做平稳性检验，判断各变量是否为平稳的时间序列。运用ADF单位根检验对所选取的变量GDP、IQI和I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这三个变量是否是平稳序列。若不平稳，则对其进行差分处理再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GDP、IQI和I二阶差分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是平稳的，即：GDP、IQI和I为二阶同阶单整，平稳检验的结果详见表4。
（2）协整检验。根据平稳性检验，三个变量均为二阶单整，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这个线性组合能反映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即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选用E-G两步法进行检验，首先对收入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检验，步骤及结果如下：
第一步：用OLS估计协整回归方程，经过调整得到长期回归整方程为：
IQI=0.218451+0.000006GDP
（0.026253） （0.0000013）
注：括號中的数字为相应系数对应的标准差，其系数在1%的水平上均显著。调整后的R2=0.54，DW=1.951，不存在自相关。
第二步：残差平稳性检验，仍采用ADF检验（详见表5）：
由表5可得，残差的ADF值小于1%的临界值，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所以，GDP和IQI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即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质量有具有拉动作用，但从变量的系数来看，目前这个拉动作于还较小，当GDP增加1个单位，农民收入质量才提高0.000006，这个提高的程度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而采用同样的方法，检验出农民人均纯收入与GDP之间的长期关系，结果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与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是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数量的拉动作用比对收入质量的拉动作用更大。
（3）Granger因果检验。上述检验表明：农民收入质量与经济增长、收入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需进一步验证。本文借助Granger因果检验来判断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农民收入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根据AIC准则反复假设，最后确定其滞后阶数为2，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详见表6： 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GDP是IQI和I的Granger原因;I是GDP的Granger原因，而IQI不是GDP的Granger原因，即：经济增长是农民收入数量和收入质量提高的原因，农民收入数量能拉动经济的增长，而农民收入质量提高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四川省1997～2016年的数据，采用熵值法对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指数进行测度，分析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的现状，并进一步考察了农民收入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结论
（1）与全国农民收入质量水平相比，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且增长趋势相对缓慢;收入质量指数的增长主要依靠收入充足性的增长，其他维度的贡献较小，尤其是收入的知识性和成长性始终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对收入质量的提升贡献较小。
（2）当前四川省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质量的带动作用仍然较小，也导致农民收入质量相对较低，未能通过收入质量的提高带动消费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收入数量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凸显。
2.启示
（1）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应从关注农民收入的数量转化到关注农民收入的质量，并注意结合四川省农业农村的自身特质，制定适合四川省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细则，推进精准扶贫的具体工作，以提高农民收入质量整体水平，加快农民收入质量的增长速度，不断缩小与全国整体水平的差距，真正实现农民生活富裕。
（2）在关注农民收入时，不仅应关心农民收入的数量，更应关注其收入的成长性、结构性、知识性和成本性，才能真正地了解农民的真实收入的优劣程度，才能更好地制定三农扶持政策。如：在提高农民收入时，不仅应注重农民收入稳步增长，还应稳定物价，提升农民收入的成长性。可以大力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农民就业渠道以及促进农村传统产业的提升，优化收入结构;重视农村教育和技术培训，提供定点定时的农民知识和技能培训，不断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增强农民收入的知识性和稳定性;制定各种支农惠农政策，健全农村农业基础设施体系，降低农民收入的成本性。
（3）在大力发展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应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服务乡村”的理念，加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结合农村地方特色，发展乡村产业，增强经济发展对农民收入质量的带动作用，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提高农民收入质量，进而拉动农民消费，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形成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Du Y，Park A，Wang S.Migration and Rural Poverty in China[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5，（04）.
〔2〕Leonardo Corral，Thomas Reardon.Rural Nonfarm Incomes in Nicaragua[J].World Development，2001，（29）.
〔3〕Lerman Z.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for Commercialization of Subsistence Farms in Transition Countries[J].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04，（03）.
〔4〕孔 荣，王 欣.关于农民工收入质量内涵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13，（06）.
〔5〕王 欣，孔 荣.影响农民工收入质量的因素研究——基于10省份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D].统计与信息论坛，2013，（04）.
〔6〕王 欣.农民工收入质量评估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4.
〔7〕邓 锴，孔 荣.收入质量对农民工信贷需求的影响研究——来自河南、山东、陕西的数据[J].经济经纬，2016，（01）.
〔8〕邓 锴.收入质量对中西部农户贷款行为影响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4.
〔9〕谭梅云.基于农户收入质量的信贷员授信偏好影响因素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
〔10〕任 吉 力，孔 榮.基于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农户收入质量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4）.
〔11〕Xu D，Deng X，Guo S，et al.Sensitivity of Livelihood Strategy to Livelihood Capital：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Using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urvey Data from Rural China[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8.
（责任编辑 肖华堂）
〔关键词〕 农民收入质量;熵值法;协整回归;四川省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19）02-0061-10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顺应了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对“三农”工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对促进“三农”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更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作为基本原则之一，即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农民收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而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向高质量发展，对农民收入的“振兴”也不应停滞于数量的增长，更该关心农民收入来源、收入的稳定性等真正体现农民收入优劣的指标。国内外学术界一直高度关注农民收入问题。国外相关研究尽管与收入质量的内涵相关，如：Du，Park 和 Wang（2005）指出较高的受教育水平能够在未来获得更高的收入;〔1〕Leonardo Corral and Thomas Reardon（2001）认为在农民家庭收入中非农收入占 41%，乡村非农收入远比农村工资收入更重要，这和收入的结构性相关;〔2〕Lerman（2004）发现规模化生产能够提升农业的生产效率，扩大农村的规模化，能够增加农产品的销售量，进而提升农民的收入，〔3〕但却未明确提出收入质量的概念。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民收入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农民增收促进对策研究等几个方面，也有部分学者从财产性收入等收入结构方面进行研究。最早提出收入质量概念的是孔荣和王欣，他们在2013年对农民工的研究中指出，收入不仅有量的规定，更应有质的规定，定义了收入质量的五个维度：充足性、稳定性、结构性、成本性和知识性，同时还指出高质量的收入应表现为“数量充足、结构合理、成长性强、知识含量高、获取成本低”的特点，并分析了影响农民工收入质量的主要因素。〔4〕〔5〕但这一定义主要是针对农民工的收入质量，而农民的收入质量确与农民工的收入质量并不相同。王欣（2014）又进一步指出我国农民工收入质量不高。〔6〕邓锴（2014、2016）对农户收入质量进行定义，同时对收入质量和中西部农户贷款行为关系进行考察，分析了收入质量对农民工信贷需求的影响。〔7〕〔8〕谭梅云（2017）指出收入质量是对收入做出整体判断的综合指标，它以收入的数量多少作为主要评判依据，并利用收入的充足性、稳定性、结构性、成长性和知识性的概念及特征，对农户获取的收入进行综合评价。〔9〕任吉 力（2016）进一步从宏观角度分析，认为收入质量是农民收入的充足性、结构性、成长性、成本性和知识性的总体衡量，并研究其与消费和投资的关系。〔10〕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农民收入的研究大多单纯着眼于农民收入的数量视角，但收入的数量并不能精准地表现农民实际收入的优劣程度。国外研究虽对收入质量略有涉及，但尚未明确给出收入质量的定义，只是初步揭示了收入数量与收入质量其他维度间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忽视了收入质量各要素间的联系。国内当前对农民收入质量的研究还较少，且现有研究大多又基于调研数据，存在农民对自身评价的不客观性，影响研究结论的精准性，从宏观视角着手来研究农民收入质量的更少。
四川省作为农业大省，从农民收入数量视角转为收入质量并从宏观视角出发评价农民收入质量的现状，不仅符合乡村振兴的总要求，还对《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具体实施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借鉴任吉 力（2016）对农民收入质量定义：以收入的数量为评判基础，利用收入的充足性、结构性、成长性、成本性和知识性5个维度，判定农民收入的水平和获取能力，〔10〕试图对农民的收入进行综合评价，以真实体现农民实际收入的优劣程度。并以宏观视角出发，采用四川省1997～2016年的相关数据，运用熵值法测算出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指数及五个维度的指数，对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现状进行分析，通过协整方法分析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二、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的测度
1.农民收入质量的指标构建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为了避免指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或者相关关系而出现多重共线性的原则，同时结合任吉 力（2016）构建的指标体系，本文构建了农民收入质量的指标体系（详见表1），以测度农民收入质量指数，进而评价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的现状。
（1）收入的充足性。收入的充足性（A）是指收入总量是否满足家庭生活和生产等的资金需求。目前宏觀统计数据中能够反映农民收入充足性的指标主要有农民总收入、现金收入和纯收入，而现金收入主要衡量农民家庭现金流入，不能反映农民全部收入，也不能完全反映农民收入是否充足，指标不具备典型性。所以，本文采用农民总收入A1、农民纯收入A2和农民收入结余A3来衡量充足性指标。〔10〕
（2）收入的结构性。收入的结构性（B）主要是指收入来源渠道数量，以及各来源的占比情况。收入来源不同，收入比例不同，农民收入增长路径就会不同。目前宏观统计中我国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为经营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中的一种，本文采用主要收入来源比例B1即：Max（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总收入，转移性收入比例B2。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比B3可以衡量外部结构性，因此也作为度量收入的结构性指标。 （3）收入的成长性。收入的成长性（C）与微观视角下收入质量概念中的收入稳定性相对应，由于受到物价、通货膨胀等客观因素影响，如果收入与往年持平，则实际收入是减少的，所以采用成长性代替稳定性更准确。本文采用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增长率C1、工资性收入增长率C2和转移性收入增长率C3三个指标衡量农民收入成长性。其中，增长率的计算为：某来源收入增长率=1-前一年某来源收入/当年某来源收入-当年CPI增长率，减去CPI是为了消除物价及通货膨胀的影响。
（4）收入的成本性。收入的成本性（D）是指获取收入发生的各种实际费用、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由于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难以度量，这里暂不考虑。本文主要采用以下三个指标衡量收入的成本性：“家庭经营费用现金支出”D1衡量农民的实际经营成本，“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D2衡量农民用于未来生产的费用支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D3来衡量农民整体环境下的生产成本。
（5）收入的知识性。收入的知识性（E）指在收入中所包含的知识含量与技能经验要求。采用“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根据学制加权计算。E1衡量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使用“农村成人技术培训比例”通过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校结业生数除以农民总人口数计算而得。衡量农户的技能水平E2。
2.收入质量的测算方法
由于收入质量的三级度量指标较多，需要对每个三级指标确定相应的权重系数，从而测算收入质量指数。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观方法，如专家打分法、层次分析法、经验判断法等;另一类是客观方法，如熵权计算法、主成分分析法等。由于指标的权重对被评价对象的评价结果可能产生较大影响，为尽可能客观，本文采用客观方法来计算指标的权重。具体选用熵值法来确定每个指标的权重，具体计算主要参考Xu D（2018）的步骤。〔11〕
3.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测度结果
（1）收入质量指标体系的权重计算结果。通过四川省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对四川省1997～2016年的相关宏观数据进行整理，利用熵值法对各三级指标赋权（详见表2）。
（2）农民收入质量指数的计算结果及分析。依据上述三级指标权重，对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的指数以及五个维度的指数进行计算，同时，为了对四川省农民收入指数的高低水平进行判断，本文还采用全国的1997～2016年的相关数据，计算全国农民收入质量作为参考标准（详见表3）。
为了进一步分析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现状，以及其五个维度的波动趋势，还绘制了农民收入质量指数和其五个维度的趋势图。其中，双实线表示中国农民收入质量，单实线表示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两条虚线是各自的趋势线，5条带标记的实线分别表示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的五个维度。 根据收入质量的测度结果（表3）可知：
第一，与全国农民收入质量水平相比，1997～2016年，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且增长趋势相对缓慢。这与四川省作为全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省份之一，贫困面广、贫困人口数量多、程度深，制约发展因素较多的特质密不可分。
第二，随着“三农”政策力度的持续加大，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就业机会逐步增多，农民收入也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自2009年起，农民收入数量得到明显增加，收入质量出现加速提升态势，且农民收入结构性略有优化，成本性略有降低，总体收入质量有明显的提高。
第三，农民受教育程度整体较低，知识的欠缺导致对新事物、新技术的接受和适应更慢，农民收入始终大多依靠务农或外出打工，财富积累始终依靠“人挣钱”而不是“钱生钱”。尽管当前收入质量指数有所增长，但主要还是依靠收入充足性的增长，而其他维度对收入质量贡献依旧较小，尤其是收入的知识性和成长性始终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
三、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1.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选取四川省地区生产总值（GDP）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在实际计算时，采用人均GDP来度量;前文测度出来的收入质量指数作为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的衡量指标，用IQI表示。同时做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GDP的关系检验，以此与收入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形成对比，农民人均纯收入用I表示。数据选取1997～2016年，均依据历年《四川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2.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在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分析时，需要对变量做平稳性检验，判断各变量是否为平稳的时间序列。运用ADF单位根检验对所选取的变量GDP、IQI和I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这三个变量是否是平稳序列。若不平稳，则对其进行差分处理再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GDP、IQI和I二阶差分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是平稳的，即：GDP、IQI和I为二阶同阶单整，平稳检验的结果详见表4。
（2）协整检验。根据平稳性检验，三个变量均为二阶单整，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这个线性组合能反映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即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选用E-G两步法进行检验，首先对收入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检验，步骤及结果如下：
第一步：用OLS估计协整回归方程，经过调整得到长期回归整方程为：
IQI=0.218451+0.000006GDP
（0.026253） （0.0000013）
注：括號中的数字为相应系数对应的标准差，其系数在1%的水平上均显著。调整后的R2=0.54，DW=1.951，不存在自相关。
第二步：残差平稳性检验，仍采用ADF检验（详见表5）：
由表5可得，残差的ADF值小于1%的临界值，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所以，GDP和IQI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即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质量有具有拉动作用，但从变量的系数来看，目前这个拉动作于还较小，当GDP增加1个单位，农民收入质量才提高0.000006，这个提高的程度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而采用同样的方法，检验出农民人均纯收入与GDP之间的长期关系，结果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与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是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数量的拉动作用比对收入质量的拉动作用更大。
（3）Granger因果检验。上述检验表明：农民收入质量与经济增长、收入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需进一步验证。本文借助Granger因果检验来判断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农民收入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根据AIC准则反复假设，最后确定其滞后阶数为2，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详见表6： 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GDP是IQI和I的Granger原因;I是GDP的Granger原因，而IQI不是GDP的Granger原因，即：经济增长是农民收入数量和收入质量提高的原因，农民收入数量能拉动经济的增长，而农民收入质量提高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四川省1997～2016年的数据，采用熵值法对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指数进行测度，分析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的现状，并进一步考察了农民收入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结论
（1）与全国农民收入质量水平相比，四川省农民收入质量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且增长趋势相对缓慢;收入质量指数的增长主要依靠收入充足性的增长，其他维度的贡献较小，尤其是收入的知识性和成长性始终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对收入质量的提升贡献较小。
（2）当前四川省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质量的带动作用仍然较小，也导致农民收入质量相对较低，未能通过收入质量的提高带动消费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收入数量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凸显。
2.启示
（1）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应从关注农民收入的数量转化到关注农民收入的质量，并注意结合四川省农业农村的自身特质，制定适合四川省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细则，推进精准扶贫的具体工作，以提高农民收入质量整体水平，加快农民收入质量的增长速度，不断缩小与全国整体水平的差距，真正实现农民生活富裕。
（2）在关注农民收入时，不仅应关心农民收入的数量，更应关注其收入的成长性、结构性、知识性和成本性，才能真正地了解农民的真实收入的优劣程度，才能更好地制定三农扶持政策。如：在提高农民收入时，不仅应注重农民收入稳步增长，还应稳定物价，提升农民收入的成长性。可以大力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农民就业渠道以及促进农村传统产业的提升，优化收入结构;重视农村教育和技术培训，提供定点定时的农民知识和技能培训，不断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增强农民收入的知识性和稳定性;制定各种支农惠农政策，健全农村农业基础设施体系，降低农民收入的成本性。
（3）在大力发展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应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服务乡村”的理念，加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结合农村地方特色，发展乡村产业，增强经济发展对农民收入质量的带动作用，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提高农民收入质量，进而拉动农民消费，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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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肖华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