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在2012年初将有“二合一”的“大选”，领导人及“立法委员”这两种角色一次全都改选。因此，2011年乃是政治口水最多的一年。政治放话的语言游戏、相互的谩骂以及各式各样的文宣空话，几乎无日无夜地大量出现。我称这些政治语言为政治口水，乃是这些政治语言虽多，但语言的精彩度极低。所谓精彩度乃是指它的文采、智慧、说理及道德高度等。我这种针砭不只是针对台湾而发，因为包括台湾在内今日全球所有中国人社会，几乎没有例外的都政治语言贫乏。我翻遍近代各种版本的名演讲集，很少看到是中国人说的。
　　自古而今，中国较少出现旷绝今古的杰出演讲，其道理并不难理解。中国自远古起，就已养成书面语为尊的传统，皇帝有话要说即有“诏书”，臣子则用“奏帖”、“条陈”，其他人有话要说也以书面语为主，有各式各样的文款。书面语为尊的传统使得中国极早就有了伟大的散文传统，但这种传统对中国人的口头语发展却是障碍。中国人没有杰出的演说，中国也就出不了靠着演说而改变时代，移风易俗的英雄。
　　西方则不然，早在希腊时代即自西西里引进修辞雄辩这种价值。我们不能否认修辞雄辩家用他们舌绽莲花的本领曾造成祸害。希腊喜剧家西里斯多芬就写过一话剧《在云端》，讽刺修辞雄辩家混乱是非之害。但值得注意的，乃是自基督耶稣起后，修辞雄辩术已被带往新的方向：
　　——宗教有布道见证这种行为，神学之父奥古斯丁即说过这种语言行为的特性乃是人的讲话已被放进“公共之善”的大架构下，讲的人要为“公共之善”发言，讲话时要先感动自己再求感动别人。讲话的“感动性”已成重要元素。如果我们研究西方思想史和文学史，即可发现自奥古斯丁起杰出的布道家即不断，好几个大诗人如唐恩等都是很有大众魅力的布道家。他们创造出后来的精英正式语言风格。
　　——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轨迹显示出，一个社会在走向现代时，“集体意识”的形成扮演了重要因素。“集体意识”指一个社会的人们对自己的社会有共同的认知与未来想象，对个人的选择有相互能接受的准则，对社会秩序有共同接受的规范，这种“集体意识”的打造，必须由社会的领导阶层努力去促成，特别要去说服大众，否则即很难有稳定的秩序。这种早期自由秩序的形成，让左右极端主义找不到发挥的机会，乃是17~19世纪的最大成就。讲话的“说服”居功至伟。
　　——因此我们如果去翻查古代著名演讲，最精彩的多集中在文艺复兴到理性启蒙阶段。伟大的演讲呼唤着国民向善，为国家共识奠基。有些后进国家缺乏这个过程，思想未被好好清理过，虽有国家，但无社会公识，各种极端主义总是会间歇性地出现。由此也可看出，精英分子通过动人的讲话，说理及说服，让国家形成集体意识的重要。
　　东方的我们由于深受书面语的影响，过度看重文字，而疏忽了讲话。西方在伊莉莎白一世的演说中，替理想的君主做了最标准的定义；华盛顿透过演说，让一个新兴的美国维持住它的中道价值；林肯透过演说，让一个内战后的国家有了高远的方向；英王乔治六世讲话结巴而自行锻炼克服，后来他以口才闻名，用振奋人心的演说鼓励英国人度过很苦的二次大战。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以动人的演说打开了美国甚至全球的人权新时代。人类历史上，有许多重大的发展，其实都是杰出的人物透过讲话而促成的。杰出人物为了说透问题，必须思路清晰，逻辑严格，再加上有道德高度及文采，他的话当然能打动人心，凝聚共识了。语言的这种功能，是官僚体系的粗浅文宣等做不到的。
　　中国人社会的一些重要人物，不重视讲话的沟通说服，他们讲话多半官腔官调，既无文采，也乏智性与高度，他们每次讲话，其实都是错过了那次讲话。当今社会，存在不少的问题，需要精英分子用语言去和人民直接沟通说服，创造新共识新方向。为了现在和未来，中国人可能已需要重视说话的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