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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年会闭幕的第二天,10月11日的英国某媒体美国版的头版刊载了一篇题为“激辩全球经济形势”的文章,该文配了IMF总裁卡恩的一张大幅照片,照片中卡恩撅着嘴、神情凝重,显露出一幅不满意的表情。照片下面还加了一句卡恩的话:“光说不练是不够的,热乎话解决不了问题,还要拿出实实在在的政策行动。”
对IMF和世行年会进行了全程采访的《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感觉这张头版照片的选择是“不及格的”,可以说是“七分错、三分对”,再现了一些媒体转移话题的常用招数。
转移话题
“七分错”,错在这张照片并非年会期间卡恩最后一次出席新闻发布会的照片,因而它代表不了卡恩最后的表态和心情,而且和事实有较大的出入。
在10月9日下午世行和IMF联合发展委员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卡恩满面春风地在年会的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发言,甚至还和提问的记者开起了玩笑,而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戴上了记者们印象中久违的红色领带,两大国际机构的掌门人显然心情不错。卡恩坦言,这次会议上各个国家所表现出来的协调合作意愿让他觉得自己“原来的判断是错的”。
卡恩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年会10月7日的新闻发布会和8日的全体大会上,他将国际协调合作意愿下降与财政可持续性、高失业率、金融监管并列为当前全球四大挑战之一。他认为,一些国家以邻为壑的单边行动表明,国际合作意愿比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匹兹堡峰会和多伦多峰会时期都降低了。
其实,卡恩早在年会前一周就这样吹风表态了。在一个小范围的媒体圆桌讨论会上,卡恩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虽然全球货币战出现的可能性不大,但却是一种现实的威胁。在那次吹风会前,有些国家采取了货币单边贬值的举动,关于是否会发生货币战的话题一度甚嚣尘上。
卡恩9日比先前更乐观的表态至少说明,世界各国财经官员在华府“达沃斯”上通过讨论和磋商增进了共识,加深了相互理解,体察到了谅解与合作的重要性。
参加今年年会的记者有一个深切感受,那就是“货币战”的硝烟不仅在会议室里存在,在新闻发布厅里也很“呛人”。尤其是英美记者,他们在提问时几乎异口同声地都会对汇率问题“发难”,并且枪口不去对准货币单方贬值的国家,而是攻击人民币。他们提问的语气和神情大有兴师问罪之感。美英这两个债台高筑国的记者同一些财经要员一道左右开弓,给全球的天空蒙上了本不存在的“货币烟雾”。
此家英国媒体美国版的这张照片的选择之所以有“三分对”,是因为在本次年会上,各国财经要员确实对一系列国际经济、金融领域内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讨论,甚至是激烈的交锋。但是,正如佐利克在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提问时说的那样,中国哲学对于解决一些世界问题具有借鉴意义,世界协调合作对于解决当前国际挑战至关重要。
在年会各个场合的发言中,周小川等中方官员都表示中国正在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中国民众的消费习惯也在改变,中国内需在日益提振,并会把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降到合理水平,但一些国家不要抱着强压人民币迅速升值的不切实际的要求。
年会第二天的10月9日,《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成为美国中期选举替罪羊”的文章。该文借用美国产业外包的说法,起了一个叫“话题外包”的副标题。这篇文章写道:“在美国经济一路下滑,导致很多美国人焦躁愤怒的时候,民主党和共和党找到了一个新的责备对象,那就是中国。”
一路下滑的不仅是美国的经济态势,更有奥巴马的支持率。10月13日的最新民调显示,奥巴马的支持率创下了上任以来的新低,43%的公众支持率比起他2009年1月20日宣誓就职时高达74%的支持率下滑逾三成。
“美国心理适应失调症”
同样也是在卡恩微笑被“屏蔽”的10月11日,《纽约时报》头版的一篇文章,可以帮我们观察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政客的心理。这篇题为“货币权力的板块转移”的文章写道:10月8日,也就是秋季年会召开第一天的周五晚上,在摆满扇贝、牛排等美味珍馐的餐桌上,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要求欧洲、加拿大和日本的财经高官们合力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理由是这会对解决美国和世界贸易失衡有好处。
盖特纳的理由自然是站不住脚的,IMF首席经济学家布朗夏尔直言,即便人民币和其他亚洲主要货币升值20%,最多只能帮助美国出口实现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1%的增长。
在参与年会的过程中,《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和来自各国的经济学家、投资界人士和记者们在会议室里、餐桌上、咖啡桌旁进行了较多交流,他们中间很多人提出了“美国心理适应失调症”这样的有趣说法。
毕竟,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下行加快了世界经济重心从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步伐。
佐利克在年会期间回答《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提问时,再次强调了中国等新兴市场作为“经济新极”对于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意义。卡恩、布朗夏尔也多次强调世界经济复苏冷热不均,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增长的引擎。但美国等大国显然还没有适应这种大气候。
盖特纳这位前美联储纽约分行行长算清楚上面这笔经济账并非难事,但是他还有一笔更棘手的政治账要算。由于新兴经济体崛起冲击到美国优越心态引发的“心理适应阵痛期”,再加上大选年经济不如人意引发的“话题匮乏期”,中国牌满足了他们的政治诉求。
最近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折射出美国经济复苏的曲折路径。一方面是商业零售、企业库存等数据略有改善,另一方面则是失业率高企、美国民众财富缩水、外贸逆差继续扩大;互相背离的经济指标之间的“温差”凸显经济复苏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李侃如告诉记者,奥巴马要想实现出口在五年内翻一番的目标难度很大,而且高失业率和缓慢复苏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的提出者、俄亥俄州众议院蒂姆•瑞安宣称,这一法案将有助于将唤起美国中西部工业区选民心中的激情。该法案的政治成分不言自明。
卡恩在媒体上“被严肃”了一把,而盖特纳这位奥巴马内阁中惟一继续留任的经济高官却好久都没在公开场合露过笑容了。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奥斯泽格、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罗默、盖特纳的恩师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在短短三个月中相继宣布辞职或将离职。
8月底,鉴于美国经济“温水煮青蛙”般的疲态,美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博纳发表演讲时建议奥巴马“清君侧”,箭头直指盖特纳和萨默斯。继续留在内阁的盖特纳则需要小心翼翼地骑墙于政府、国会、选民、国际社会等几条钢丝绳之间。
其实,盖特纳的这种骑墙之道,记者最近在华府也刚刚领教过。
在美国会众议院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之前的听证会上,盖特纳准备了长达8页的证词,其中有两页是引用大量数字和事例证明中国是美国今年增速最快的出口市场,可是面对咄咄逼人的需要“外包话题”的议员们的询问,盖特纳在这部分只说了两分钟,而把大量时间都用在攻击所谓人民币币值低估问题上。当然,他也不忘话锋一转,提醒众议院开枪不要走火伤了美国企业的利益。
而佐利克则在年会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意提醒,美国的失业率依然在9.6%的高位徘徊,并再次强调国际社会共克时艰的重要性。
“货币战”非共识
尽管波托马克河河畔的晚宴上有美酒佳肴,但是鉴于欧美在IMF执董会席位之争等议题上存在隔隙,美国的“围攻令”并没有得到盟友的一呼百应。
法国经济、财政与就业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就争锋相对地指出,“在汇率和贸易问题上,用冲突这样的字眼无济于事”。
周小川也向记者表示,有些国家对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有其背后原因。比如,这些国家经济复苏不顺利,就业问题未解决好,民众和国会的压力大,所以对其他国家的汇率指责声音就多一些。
周小川强调要用长期的眼光看问题,他表示,相信把IMF的份额调整与其他问题挂钩等说法都是暂时的,随着欧美经济复苏成功、就业上升,关于国际金融机构份额调整和汇率等问题将不会再成为舆论焦点。
在与IMF和世行年会同期举行的国际金融协会年会上演讲时,周小川谈到,“西方人喜欢用西医,立竿见影但是动作过猛;中国人喜欢用传统的中医,重视不同草药调和之后的药效,虽然见效慢,但却是稳健有效的疗法”;驾驭汇率政策也是一项复杂的艺术,需要兼顾国内通货膨胀水平、失业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国际收支等多种因素,进行权衡考虑。听到这段隐喻,在场的很多西方听众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其实,不少西方研究人员也认为,在美国失业率痼疾无法短期治愈、新经济增长点难以迅速培育出来以“解近渴”、“十年怕井绳”的私人投资和消费需求暂难提振、对外设置的高技术贸易壁垒没有放松等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困扰着奥巴马政府的情况下,美国政客需要借汇率牌度过大选年这一“难捱之秋”。
在年会期间鼓噪货币战威胁、向人民币汇率施压的急先锋盖特纳,在年会上并没有捞到太多果实,10月12日晚间在接受美国公共电视网《查理•罗斯秀》节目采访时话锋一转,称尽管巴西财长不久前提出全球爆发“货币战”的说法,但他认为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风险。
然而,鉴于美国经济复苏挑战重重,再打中国牌的可能性依然不小。
卡恩的那句话赠给这些遭受国内压力的美国官员和议员们倒挺合适——“光说不练是不够的,热乎话解决不了问题,还要拿出实实在在的政策行动”。
对IMF和世行年会进行了全程采访的《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感觉这张头版照片的选择是“不及格的”,可以说是“七分错、三分对”,再现了一些媒体转移话题的常用招数。
转移话题
“七分错”,错在这张照片并非年会期间卡恩最后一次出席新闻发布会的照片,因而它代表不了卡恩最后的表态和心情,而且和事实有较大的出入。
在10月9日下午世行和IMF联合发展委员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卡恩满面春风地在年会的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发言,甚至还和提问的记者开起了玩笑,而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戴上了记者们印象中久违的红色领带,两大国际机构的掌门人显然心情不错。卡恩坦言,这次会议上各个国家所表现出来的协调合作意愿让他觉得自己“原来的判断是错的”。
卡恩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年会10月7日的新闻发布会和8日的全体大会上,他将国际协调合作意愿下降与财政可持续性、高失业率、金融监管并列为当前全球四大挑战之一。他认为,一些国家以邻为壑的单边行动表明,国际合作意愿比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匹兹堡峰会和多伦多峰会时期都降低了。
其实,卡恩早在年会前一周就这样吹风表态了。在一个小范围的媒体圆桌讨论会上,卡恩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虽然全球货币战出现的可能性不大,但却是一种现实的威胁。在那次吹风会前,有些国家采取了货币单边贬值的举动,关于是否会发生货币战的话题一度甚嚣尘上。
卡恩9日比先前更乐观的表态至少说明,世界各国财经官员在华府“达沃斯”上通过讨论和磋商增进了共识,加深了相互理解,体察到了谅解与合作的重要性。
参加今年年会的记者有一个深切感受,那就是“货币战”的硝烟不仅在会议室里存在,在新闻发布厅里也很“呛人”。尤其是英美记者,他们在提问时几乎异口同声地都会对汇率问题“发难”,并且枪口不去对准货币单方贬值的国家,而是攻击人民币。他们提问的语气和神情大有兴师问罪之感。美英这两个债台高筑国的记者同一些财经要员一道左右开弓,给全球的天空蒙上了本不存在的“货币烟雾”。
此家英国媒体美国版的这张照片的选择之所以有“三分对”,是因为在本次年会上,各国财经要员确实对一系列国际经济、金融领域内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讨论,甚至是激烈的交锋。但是,正如佐利克在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提问时说的那样,中国哲学对于解决一些世界问题具有借鉴意义,世界协调合作对于解决当前国际挑战至关重要。
在年会各个场合的发言中,周小川等中方官员都表示中国正在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中国民众的消费习惯也在改变,中国内需在日益提振,并会把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降到合理水平,但一些国家不要抱着强压人民币迅速升值的不切实际的要求。
年会第二天的10月9日,《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成为美国中期选举替罪羊”的文章。该文借用美国产业外包的说法,起了一个叫“话题外包”的副标题。这篇文章写道:“在美国经济一路下滑,导致很多美国人焦躁愤怒的时候,民主党和共和党找到了一个新的责备对象,那就是中国。”
一路下滑的不仅是美国的经济态势,更有奥巴马的支持率。10月13日的最新民调显示,奥巴马的支持率创下了上任以来的新低,43%的公众支持率比起他2009年1月20日宣誓就职时高达74%的支持率下滑逾三成。
“美国心理适应失调症”
同样也是在卡恩微笑被“屏蔽”的10月11日,《纽约时报》头版的一篇文章,可以帮我们观察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政客的心理。这篇题为“货币权力的板块转移”的文章写道:10月8日,也就是秋季年会召开第一天的周五晚上,在摆满扇贝、牛排等美味珍馐的餐桌上,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要求欧洲、加拿大和日本的财经高官们合力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理由是这会对解决美国和世界贸易失衡有好处。
盖特纳的理由自然是站不住脚的,IMF首席经济学家布朗夏尔直言,即便人民币和其他亚洲主要货币升值20%,最多只能帮助美国出口实现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1%的增长。
在参与年会的过程中,《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和来自各国的经济学家、投资界人士和记者们在会议室里、餐桌上、咖啡桌旁进行了较多交流,他们中间很多人提出了“美国心理适应失调症”这样的有趣说法。
毕竟,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下行加快了世界经济重心从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步伐。
佐利克在年会期间回答《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提问时,再次强调了中国等新兴市场作为“经济新极”对于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意义。卡恩、布朗夏尔也多次强调世界经济复苏冷热不均,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增长的引擎。但美国等大国显然还没有适应这种大气候。
盖特纳这位前美联储纽约分行行长算清楚上面这笔经济账并非难事,但是他还有一笔更棘手的政治账要算。由于新兴经济体崛起冲击到美国优越心态引发的“心理适应阵痛期”,再加上大选年经济不如人意引发的“话题匮乏期”,中国牌满足了他们的政治诉求。
最近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折射出美国经济复苏的曲折路径。一方面是商业零售、企业库存等数据略有改善,另一方面则是失业率高企、美国民众财富缩水、外贸逆差继续扩大;互相背离的经济指标之间的“温差”凸显经济复苏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李侃如告诉记者,奥巴马要想实现出口在五年内翻一番的目标难度很大,而且高失业率和缓慢复苏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的提出者、俄亥俄州众议院蒂姆•瑞安宣称,这一法案将有助于将唤起美国中西部工业区选民心中的激情。该法案的政治成分不言自明。
卡恩在媒体上“被严肃”了一把,而盖特纳这位奥巴马内阁中惟一继续留任的经济高官却好久都没在公开场合露过笑容了。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奥斯泽格、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罗默、盖特纳的恩师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在短短三个月中相继宣布辞职或将离职。
8月底,鉴于美国经济“温水煮青蛙”般的疲态,美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博纳发表演讲时建议奥巴马“清君侧”,箭头直指盖特纳和萨默斯。继续留在内阁的盖特纳则需要小心翼翼地骑墙于政府、国会、选民、国际社会等几条钢丝绳之间。
其实,盖特纳的这种骑墙之道,记者最近在华府也刚刚领教过。
在美国会众议院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之前的听证会上,盖特纳准备了长达8页的证词,其中有两页是引用大量数字和事例证明中国是美国今年增速最快的出口市场,可是面对咄咄逼人的需要“外包话题”的议员们的询问,盖特纳在这部分只说了两分钟,而把大量时间都用在攻击所谓人民币币值低估问题上。当然,他也不忘话锋一转,提醒众议院开枪不要走火伤了美国企业的利益。
而佐利克则在年会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意提醒,美国的失业率依然在9.6%的高位徘徊,并再次强调国际社会共克时艰的重要性。
“货币战”非共识
尽管波托马克河河畔的晚宴上有美酒佳肴,但是鉴于欧美在IMF执董会席位之争等议题上存在隔隙,美国的“围攻令”并没有得到盟友的一呼百应。
法国经济、财政与就业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就争锋相对地指出,“在汇率和贸易问题上,用冲突这样的字眼无济于事”。
周小川也向记者表示,有些国家对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有其背后原因。比如,这些国家经济复苏不顺利,就业问题未解决好,民众和国会的压力大,所以对其他国家的汇率指责声音就多一些。
周小川强调要用长期的眼光看问题,他表示,相信把IMF的份额调整与其他问题挂钩等说法都是暂时的,随着欧美经济复苏成功、就业上升,关于国际金融机构份额调整和汇率等问题将不会再成为舆论焦点。
在与IMF和世行年会同期举行的国际金融协会年会上演讲时,周小川谈到,“西方人喜欢用西医,立竿见影但是动作过猛;中国人喜欢用传统的中医,重视不同草药调和之后的药效,虽然见效慢,但却是稳健有效的疗法”;驾驭汇率政策也是一项复杂的艺术,需要兼顾国内通货膨胀水平、失业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国际收支等多种因素,进行权衡考虑。听到这段隐喻,在场的很多西方听众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其实,不少西方研究人员也认为,在美国失业率痼疾无法短期治愈、新经济增长点难以迅速培育出来以“解近渴”、“十年怕井绳”的私人投资和消费需求暂难提振、对外设置的高技术贸易壁垒没有放松等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困扰着奥巴马政府的情况下,美国政客需要借汇率牌度过大选年这一“难捱之秋”。
在年会期间鼓噪货币战威胁、向人民币汇率施压的急先锋盖特纳,在年会上并没有捞到太多果实,10月12日晚间在接受美国公共电视网《查理•罗斯秀》节目采访时话锋一转,称尽管巴西财长不久前提出全球爆发“货币战”的说法,但他认为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风险。
然而,鉴于美国经济复苏挑战重重,再打中国牌的可能性依然不小。
卡恩的那句话赠给这些遭受国内压力的美国官员和议员们倒挺合适——“光说不练是不够的,热乎话解决不了问题,还要拿出实实在在的政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