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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被授予解放军上将军衔的陈奇涵，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是首次授衔开国上将中年龄最大的中共党员，因投身革命较早，和毛泽东等党的不少领袖都有交往。在早期的革命斗争中，他同朱德元帅更是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尽管新中国成立后政治风云变幻，他们的友情一直没有间断。
军官教育团里结深情
陈奇涵，1897年8月生，江西興国人。1919年6月入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学习，后历任滇军排长、连长、代营长，黄埔军校政治大队长等职。1925年2月，经陈赓、许继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夏，陈奇涵率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一批党员，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的名义回到江西，建立起兴国等地党的组织，在赣南、赣东地区开展工农运动。
1927年初，朱德按照中共组织的指示，利用以前他在滇军护国军时的声望和同僚关系，到江西省南昌市工作，被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任命为第五方面军部参议、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陈奇涵为军官教育团参谋长和党组织负责人。军官教育团名义上隶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实际上受中共中央军事部领导。
朱德是滇军护国军中有名的战将，在滇军中深孚众望。因此，朱德创办军官教育团的消息传开后，滇军各部队的进步青年军官纷纷报名，江西各地也有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赶来报考，招生工作很快就顺利完成。
朱德和陈奇涵都是资深军人，性格相近，脾气相投，又先后在云南讲武堂学习过，两人在一起工作配合得非常默契。军官教育团编为3个营，共1100余人。学员大部分是朱培德部的下级军官，大都是行伍出身的工农子弟。第三营又称“学生营”，有400余人，部分是从上海来的北方宣传队队员，其余全是江西省内具有进步思想的中学生。
朱德和陈奇涵一开始就不是把教育团当作一般的军事学校，而是当作培养革命干部的熔炉来办的。朱德主办的南昌军官教育团和方志敏主办的江西省工农运动训练班，成了江西训练革命干部的两大熔炉。
朱德和陈奇涵对学员非常关心，与大家一起在大食堂里用餐，要求教官克服旧军队的毛病，严禁打骂学员。星期六野外演习，往返五六十里，他们把马让给体弱有病的学员骑，自己则与大家一起步行。出操时，他们亲自给学员作示范动作。他们的住房里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旧方桌、几把木凳子，极为简陋。
军官教育团的学习内容，包括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陈奇涵除协助朱德对学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外，还注意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政治方面的课程，有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过的新三民主义，还有《中国革命问题》《世界革命问题》《工人问题》《农民问题》《社会问题》等。该团还经常请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和共产党人方志敏、邵式平、曾天宇等讲课。
朱德和陈奇涵经常向学员讲解国内外形势，教育学员不要光顾个人利益、光想个人升官发财，要树立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决心。朱德常常以自己受人压迫、被人剥削的经历来教导学员，并用一些幽默的语言和通俗易懂的比喻，解释一些重大事件。学员常被他幽默而又带点讽刺性的语言引得哈哈大笑，在笑声中领悟到了深刻的革命道理，提高了思想觉悟。
陈奇涵在军官教育团中有计划地开展党的活动，在学员中发展党员。起初，每连发展一两人至四五人，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到学期结束时，每连已发展到十余人，有的甚至达到全连学员的二分之一左右。教育团中一般工作人员也经常举行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气氛很浓，大家的工作劲头都很足。同时，还有各地不少从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干部，参加了教育团举办的短期训练，教育团成了南昌开展革命活动的基地和中心。
3月，面对不断涌来的反革命逆流，陈奇涵和朱德一起率军官教育团，配合南昌工人武装纠察队，包围了驻南昌牛行车站的蒋介石的宪兵团留守处，收缴其枪械。4月初，他们率军官教育团积极配合南昌市民反击反动当局的“四二游行”，一举捣毁由反动AB团分子把持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捉拿了反革命头目程天放。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朱培德对军官教育团的革命行动极为惊恐，以“剿匪”为名，把他们调往赣东。朱德和陈奇涵率军官教育团及一部分警察离开南昌，进入赣东地区开展革命活动。
6月初，朱培德在江西宣布“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并传来要解散军官教育团的消息。为保存这支革命力量，陈奇涵协助朱德对教育团学员进行有计划的疏散。7月，陈奇涵率领部分学员重返抚州，打击地方反动武装和国民党右派。
革命生涯常牵挂
南昌起义胜利后，陈奇涵随军由江西临川往南丰驻防警戒，掩护南下的起义部队。战斗中，陈奇涵被冲散，同部队失去联系，便率领部分同志返回家乡兴国。
不久，陈奇涵组织了兴国农民暴动，夺取了兴国县城，在赣南地区形成了红色割据局面。这就为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为赣西南根据地及中央苏区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不久，陈奇涵又在朱德领导下工作，担任由朱德兼任校长的赣西南红军学校教育长。
1930年冬，陈奇涵任红三军参谋长，1931年9月调任红四军参谋长。此时，蒋介石先后调集主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陈奇涵参与指挥的红三军、红四军坚决执行毛泽东、朱德确定的作战方针，取得了反“围剿”作战的胜利。
随着1930年起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不仅一大批赣西南根据地的创始人，连随同陈奇涵一起参加革命的二弟陈奇淑、三弟陈奇洛也被诬为“AB团分子”，惨遭杀害。
在“红色恐怖”愈演愈烈之际，陈奇涵对党内生活的不正常情况敢于直抒己见，明确提出“不能那样没有节制地乱搞”。当时，也有人诬告陈奇涵是“AB团分子”。陈奇涵也险些被当作“AB团分子”处决。朱德闻讯，为陈奇涵申辩道：“陈奇涵我了解，他怎么可能会是‘AB团分子’？1927年初我们就一起在南昌坚决打击AB团。”朱德语重心长地对一些头脑发热的人说：“搞革命，光靠一两个人是不行的，要大家齐心协力干，革命才能成功。” 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掀起了以打击毛泽东为目的的反“罗明路线”斗争和反“邓、毛、谢、古”斗争。同年冬，拥护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陈奇涵突然被宣布解职，从江西军区参谋长降为红军总政治部动员部科长。陈奇涵受到打击后，仍然任劳任怨地为革命努力工作。
1934年10月，陈奇涵参加了长征，在红一方面军教导师担任作战科长，后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过草地时，陈奇涵患有严重的关节病，膝盖肿得像馒头，死神时刻威胁着他。他硬靠着坚强的意志，走出了茫茫水草地，到达班佑地区。之后，陈奇涵一直发高烧，神志变得恍惚不清。朱德听说陈奇涵快不行了，专程赶来看望。当医生从陈奇涵肚子里打出一团野草裹着的12条蛔虫，陈奇涵的高烧才退了些。看到这个情况，朱德笑着说：“陈奇涵这个老表，有股子顽强劲儿！”
全面抗战爆发后，陈奇涵一直在延安工作，先后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四局（教育局）局长、绥德警备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司令、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等职。朱德率领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尔后指挥八路军各部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了许多抗日根据地。1940年5月返回延安。他们才有机会交往。1941年11月，中央军委成立军事高级学习组，组长朱德，副组长叶剑英，秘书陈奇涵，这对老战友又经常在一起工作。
1942年9月，陈奇涵与卫彬喜结良缘。结婚不久，朱德到陈奇涵住的地方看望他们，问起陈奇涵身边的这位新娘子叫什么名字，陈奇涵回答，名叫卫彬，朱德点点头，诙谐地笑笑说：“恭喜奇涵身边多了个‘卫兵’，这个名字取得好！”朱德把“卫彬”二字说成了“卫兵”，从那以后，许多熟悉陈奇涵的领导同志，都称卫彬为卫兵，这样称呼既顺口又亲切。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奇涵率一支干部队前往东北，朱德为他送行。朱德见同志们已经集合准备出发，也就没有讲太多的话，只是叮嘱道：“奇涵，从西北到东北路途遥远，又是一次远征，你作为带队的，担子不轻哟。”陈奇涵望着整装待发的队员们，说：“请总司令放心，我一定把同志们安全带到目的地。”
队伍已缓缓前行，朱德感觉到行人中还缺少一人，笑着问陈奇涵：“你的卫兵呢？”队伍就要走完了，卫彬还没有来，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干部队伍里有位同志的爱人怀孕，行走极为不便。卫彬得知后，主动将组织上分给她的小毛驴让给了这位怀孕的女同志。把毛驴让出之后，她自己只好用箩筐将孩子一头放一个挑着走，所以行动迟缓，总是走在后面，看到陈奇涵和朱德在一起，卫彬笑着迎上去：“总司令好！”朱德一笑：“卫兵来了，我就放心了。”
1946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为朱德总司令庆祝六十寿辰。此次祝寿活动正值解放战争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国民党军队要向陕北、山东发动重点进攻。在紧张的备战气氛中，各个解放区军民以多种形式表达对朱德六十大寿的祝贺。冀热辽军区也举行隆重的祝寿大会，副司令员陈奇涵在会上作报告，赞扬了朱德总司令同张国焘斗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英勇斗争的光辉事迹。
晚年岁月情意浓
1954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并任命江西军区司令员陈奇涵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庭长，后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在从事军法工作的同时，陈奇涵还兼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到京工作后，陈奇涵又有机会常看望朱老总了。
1960年春天的一天，中央军委举行了一次特别宴会。宴会的主人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客人是几位老资格的大将和上将：陈赓、张云逸、徐海东、陈奇涵、周士第。作陪的有总参谋长罗瑞卿等。席间，林彪提出军委的建议：鉴于几位劳苦功高的老将军年高体弱，建议他们“挂名休息”。所谓“挂名休息”就是仍然担任名誉性的职务，但不再担负经常性工作。
陈奇涵早就有一个愿望：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希望把班交给年轻一点的同志。他曾两次向中央提出，自己不再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务。对“挂名休息”，他并不感到意外。
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朱德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陈奇涵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此后，尤其在陈奇涵“挂名休息”后，两个人的交往进一步多了起来。
有时周末，陈奇涵会接到朱德夫人康克清打来的电话：“今天我家里吃红烧肉，老总请你和卫彬来吃肉喽！”吃过饭后，朱德就经常请陈奇涵夫妇看他亲手种的兰花。他还把自己心爱的几盆兰花赠送给了陈奇涵。从此，养兰花成了陈奇涵一项新的爱好。
1962年春节过后，陈奇涵陪同朱德到浙江、江西、福建三省视察工作。他们白天视察工作，晚上在一起讨论当天看到的情况，把想到的问题让秘书整理出来。
一路上，朱德和陈奇涵多次交谈，谈到当前经济形势和革命老区的发展。他们谈得最多的还是革命历史，他俩一起追忆35年前在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直至发动南昌起义的难忘岁月。两位老人总结经验，充满无限感慨。朱德一再对陈奇涵说：“南昌起义最深刻的教训，就是没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思想。实际上，江西农村的条件很好，如果当时起义部队不到广东去，就在江西农村扎根，情况就不一样喽。”后来，回到北京后，朱德把在江西一路上谈到的问题作了整理，又召集陈奇涵、杨至成两人到中南海住所谈了两次，写成了“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一文，收录在《朱德选集》中，此文也成为朱德生前最后写成和发表的一篇文章。
3月4日，朱德和夫人康克清由陳奇涵和夫人卫彬陪同前往井冈山。当年的朱德军长阔别30余年后，如今又回到了这里。朱德一行参观了当年他和毛泽东一同住过的八角楼，瞻仰了新修的烈士纪念塔，去看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和大小五井之后，又漫步五大哨口。走在巍巍的井冈山山岭之间，他们时而凝思远望，时而谈笑风生，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当晚，住在山上的招待所里，陈奇涵激动不已，即兴赋诗一首《井冈山》：
山名端合号井冈， 峰峦怀抱在中央，
起义雄师会龙市，
胜利诗句著汪洋。
五大哨口摧顽敌，
七溪岭上灭双杨，
全国皆白山首赤，
星火燎原具炬光。
3月6日上午，朱德、陈奇涵参观了黄洋界哨口以及当年挑粮上山休息的地方，又会见了袁文才夫人和其他老同志。下午，朱德对陈奇涵说：“奇涵，你有没有雅兴去采几棵兰花？”听说朱德想去采兰花，陈奇涵高兴地说：“你要当我的师傅哟。”随后，两位老人驱车来到山间林草茂密的地方，开始采起兰花来。兰花一般生长在密林中草丛旁，所以采集到好品种的兰花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找了一个下午，他们采集到了几十棵，也算是收获不小了。
回到驻地，他们把从山里采来的兰花栽培在花盆里。久久望着秀美的兰花，朱德诗兴顿起，挥笔写下七律《颂兰》：
幽兰吐秀乔林下，
仍自盘根众草傍，
纵使无人见欣赏，
依然得地自含芳。
陈奇涵也诗意盎然，回诗一首：
祖香隐长在深幽，
清沁吐芳自风流，
三三幸会逢知遇，
淑人君子美胜收。
回到北京，朱德把在井冈山亲手采来的两盆兰花特意送给陈奇涵，陈奇涵视为珍宝。到了秋天的时候，兰花谢了，叶子也枯了，他就把它们制成压模标本装裱成条屏，用玻璃镜框高挂在房内，并手书两行墨迹：“莫道花残叶虽无，心地芝兰有异香。”
在“文化大革命”中，陈奇涵对“中央文革小组”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路线非常反感。他从不落井下石，而是仗义执言。1967年“二月逆流”之后，十几名红卫兵忽然闯进陈奇涵的家里，气势汹汹地叫嚷道：“陈奇涵，你和朱德是什么关系？要老实交代！”陈奇涵说：“我和老总四十年前南昌起义时就在一起，他是我尊重的‘老总’。”红卫兵说，“什么老总，他是黑司令，是反对毛主席的，难道你不知道吗？”陈奇涵严正驳斥道：“我不知道朱老总是什么黑司令。我只知道，毛主席说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他是人民军队中的红司令！”接着他又说道：“你们这些娃娃要多读一些历史书，讲历史唯物主义。”这时，陈奇涵身边工作人员怕他说得太多，引发红卫兵闹事，就以陈奇涵身体欠佳为由，把那些人支走了。
1976年7月6日，朱德不幸病逝，陈奇涵万分悲痛。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日子里，他接受了不少中央媒体的采访。在采访中，陈奇涵多次动情地回忆起早年和朱老总一起战斗的岁月，表达自己深深的思念。
1981年6月19日，陈奇涵不幸病逝。去世前，朱德夫人康克清多次看望。在和陈奇涵家人及看望他的一些老同志交谈中，康克清说道：“陳奇涵是和朱老总共事最早的老同志。朱老总赞扬他对中国革命有贡献，赞赏他为人忠厚，工作脚踏实地。陈奇涵资历很深，但他从来不讲自己，不吹自己如何如何。他常来看老总，但我从未听过他在朱老总面前讲自己什么。他不要名利，也不要地位，只要是党需要的，他就努力去做，能上能下，毫无怨言，这同当前党内有些讲名讲利的人比较起来，是鲜明的对照。”
责任编辑 / 马永义
军官教育团里结深情
陈奇涵，1897年8月生，江西興国人。1919年6月入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学习，后历任滇军排长、连长、代营长，黄埔军校政治大队长等职。1925年2月，经陈赓、许继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夏，陈奇涵率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一批党员，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的名义回到江西，建立起兴国等地党的组织，在赣南、赣东地区开展工农运动。
1927年初，朱德按照中共组织的指示，利用以前他在滇军护国军时的声望和同僚关系，到江西省南昌市工作，被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任命为第五方面军部参议、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陈奇涵为军官教育团参谋长和党组织负责人。军官教育团名义上隶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实际上受中共中央军事部领导。
朱德是滇军护国军中有名的战将，在滇军中深孚众望。因此，朱德创办军官教育团的消息传开后，滇军各部队的进步青年军官纷纷报名，江西各地也有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赶来报考，招生工作很快就顺利完成。
朱德和陈奇涵都是资深军人，性格相近，脾气相投，又先后在云南讲武堂学习过，两人在一起工作配合得非常默契。军官教育团编为3个营，共1100余人。学员大部分是朱培德部的下级军官，大都是行伍出身的工农子弟。第三营又称“学生营”，有400余人，部分是从上海来的北方宣传队队员，其余全是江西省内具有进步思想的中学生。
朱德和陈奇涵一开始就不是把教育团当作一般的军事学校，而是当作培养革命干部的熔炉来办的。朱德主办的南昌军官教育团和方志敏主办的江西省工农运动训练班，成了江西训练革命干部的两大熔炉。
朱德和陈奇涵对学员非常关心，与大家一起在大食堂里用餐，要求教官克服旧军队的毛病，严禁打骂学员。星期六野外演习，往返五六十里，他们把马让给体弱有病的学员骑，自己则与大家一起步行。出操时，他们亲自给学员作示范动作。他们的住房里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旧方桌、几把木凳子，极为简陋。
军官教育团的学习内容，包括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陈奇涵除协助朱德对学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外，还注意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政治方面的课程，有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过的新三民主义，还有《中国革命问题》《世界革命问题》《工人问题》《农民问题》《社会问题》等。该团还经常请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和共产党人方志敏、邵式平、曾天宇等讲课。
朱德和陈奇涵经常向学员讲解国内外形势，教育学员不要光顾个人利益、光想个人升官发财，要树立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决心。朱德常常以自己受人压迫、被人剥削的经历来教导学员，并用一些幽默的语言和通俗易懂的比喻，解释一些重大事件。学员常被他幽默而又带点讽刺性的语言引得哈哈大笑，在笑声中领悟到了深刻的革命道理，提高了思想觉悟。
陈奇涵在军官教育团中有计划地开展党的活动，在学员中发展党员。起初，每连发展一两人至四五人，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到学期结束时，每连已发展到十余人，有的甚至达到全连学员的二分之一左右。教育团中一般工作人员也经常举行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气氛很浓，大家的工作劲头都很足。同时，还有各地不少从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干部，参加了教育团举办的短期训练，教育团成了南昌开展革命活动的基地和中心。
3月，面对不断涌来的反革命逆流，陈奇涵和朱德一起率军官教育团，配合南昌工人武装纠察队，包围了驻南昌牛行车站的蒋介石的宪兵团留守处，收缴其枪械。4月初，他们率军官教育团积极配合南昌市民反击反动当局的“四二游行”，一举捣毁由反动AB团分子把持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捉拿了反革命头目程天放。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朱培德对军官教育团的革命行动极为惊恐，以“剿匪”为名，把他们调往赣东。朱德和陈奇涵率军官教育团及一部分警察离开南昌，进入赣东地区开展革命活动。
6月初，朱培德在江西宣布“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并传来要解散军官教育团的消息。为保存这支革命力量，陈奇涵协助朱德对教育团学员进行有计划的疏散。7月，陈奇涵率领部分学员重返抚州，打击地方反动武装和国民党右派。
革命生涯常牵挂
南昌起义胜利后，陈奇涵随军由江西临川往南丰驻防警戒，掩护南下的起义部队。战斗中，陈奇涵被冲散，同部队失去联系，便率领部分同志返回家乡兴国。
不久，陈奇涵组织了兴国农民暴动，夺取了兴国县城，在赣南地区形成了红色割据局面。这就为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为赣西南根据地及中央苏区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不久，陈奇涵又在朱德领导下工作，担任由朱德兼任校长的赣西南红军学校教育长。
1930年冬，陈奇涵任红三军参谋长，1931年9月调任红四军参谋长。此时，蒋介石先后调集主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陈奇涵参与指挥的红三军、红四军坚决执行毛泽东、朱德确定的作战方针，取得了反“围剿”作战的胜利。
随着1930年起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不仅一大批赣西南根据地的创始人，连随同陈奇涵一起参加革命的二弟陈奇淑、三弟陈奇洛也被诬为“AB团分子”，惨遭杀害。
在“红色恐怖”愈演愈烈之际，陈奇涵对党内生活的不正常情况敢于直抒己见，明确提出“不能那样没有节制地乱搞”。当时，也有人诬告陈奇涵是“AB团分子”。陈奇涵也险些被当作“AB团分子”处决。朱德闻讯，为陈奇涵申辩道：“陈奇涵我了解，他怎么可能会是‘AB团分子’？1927年初我们就一起在南昌坚决打击AB团。”朱德语重心长地对一些头脑发热的人说：“搞革命，光靠一两个人是不行的，要大家齐心协力干，革命才能成功。” 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掀起了以打击毛泽东为目的的反“罗明路线”斗争和反“邓、毛、谢、古”斗争。同年冬，拥护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陈奇涵突然被宣布解职，从江西军区参谋长降为红军总政治部动员部科长。陈奇涵受到打击后，仍然任劳任怨地为革命努力工作。
1934年10月，陈奇涵参加了长征，在红一方面军教导师担任作战科长，后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过草地时，陈奇涵患有严重的关节病，膝盖肿得像馒头，死神时刻威胁着他。他硬靠着坚强的意志，走出了茫茫水草地，到达班佑地区。之后，陈奇涵一直发高烧，神志变得恍惚不清。朱德听说陈奇涵快不行了，专程赶来看望。当医生从陈奇涵肚子里打出一团野草裹着的12条蛔虫，陈奇涵的高烧才退了些。看到这个情况，朱德笑着说：“陈奇涵这个老表，有股子顽强劲儿！”
全面抗战爆发后，陈奇涵一直在延安工作，先后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四局（教育局）局长、绥德警备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司令、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等职。朱德率领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尔后指挥八路军各部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了许多抗日根据地。1940年5月返回延安。他们才有机会交往。1941年11月，中央军委成立军事高级学习组，组长朱德，副组长叶剑英，秘书陈奇涵，这对老战友又经常在一起工作。
1942年9月，陈奇涵与卫彬喜结良缘。结婚不久，朱德到陈奇涵住的地方看望他们，问起陈奇涵身边的这位新娘子叫什么名字，陈奇涵回答，名叫卫彬，朱德点点头，诙谐地笑笑说：“恭喜奇涵身边多了个‘卫兵’，这个名字取得好！”朱德把“卫彬”二字说成了“卫兵”，从那以后，许多熟悉陈奇涵的领导同志，都称卫彬为卫兵，这样称呼既顺口又亲切。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奇涵率一支干部队前往东北，朱德为他送行。朱德见同志们已经集合准备出发，也就没有讲太多的话，只是叮嘱道：“奇涵，从西北到东北路途遥远，又是一次远征，你作为带队的，担子不轻哟。”陈奇涵望着整装待发的队员们，说：“请总司令放心，我一定把同志们安全带到目的地。”
队伍已缓缓前行，朱德感觉到行人中还缺少一人，笑着问陈奇涵：“你的卫兵呢？”队伍就要走完了，卫彬还没有来，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干部队伍里有位同志的爱人怀孕，行走极为不便。卫彬得知后，主动将组织上分给她的小毛驴让给了这位怀孕的女同志。把毛驴让出之后，她自己只好用箩筐将孩子一头放一个挑着走，所以行动迟缓，总是走在后面，看到陈奇涵和朱德在一起，卫彬笑着迎上去：“总司令好！”朱德一笑：“卫兵来了，我就放心了。”
1946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为朱德总司令庆祝六十寿辰。此次祝寿活动正值解放战争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国民党军队要向陕北、山东发动重点进攻。在紧张的备战气氛中，各个解放区军民以多种形式表达对朱德六十大寿的祝贺。冀热辽军区也举行隆重的祝寿大会，副司令员陈奇涵在会上作报告，赞扬了朱德总司令同张国焘斗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英勇斗争的光辉事迹。
晚年岁月情意浓
1954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并任命江西军区司令员陈奇涵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庭长，后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在从事军法工作的同时，陈奇涵还兼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到京工作后，陈奇涵又有机会常看望朱老总了。
1960年春天的一天，中央军委举行了一次特别宴会。宴会的主人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客人是几位老资格的大将和上将：陈赓、张云逸、徐海东、陈奇涵、周士第。作陪的有总参谋长罗瑞卿等。席间，林彪提出军委的建议：鉴于几位劳苦功高的老将军年高体弱，建议他们“挂名休息”。所谓“挂名休息”就是仍然担任名誉性的职务，但不再担负经常性工作。
陈奇涵早就有一个愿望：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希望把班交给年轻一点的同志。他曾两次向中央提出，自己不再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务。对“挂名休息”，他并不感到意外。
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朱德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陈奇涵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此后，尤其在陈奇涵“挂名休息”后，两个人的交往进一步多了起来。
有时周末，陈奇涵会接到朱德夫人康克清打来的电话：“今天我家里吃红烧肉，老总请你和卫彬来吃肉喽！”吃过饭后，朱德就经常请陈奇涵夫妇看他亲手种的兰花。他还把自己心爱的几盆兰花赠送给了陈奇涵。从此，养兰花成了陈奇涵一项新的爱好。
1962年春节过后，陈奇涵陪同朱德到浙江、江西、福建三省视察工作。他们白天视察工作，晚上在一起讨论当天看到的情况，把想到的问题让秘书整理出来。
一路上，朱德和陈奇涵多次交谈，谈到当前经济形势和革命老区的发展。他们谈得最多的还是革命历史，他俩一起追忆35年前在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直至发动南昌起义的难忘岁月。两位老人总结经验，充满无限感慨。朱德一再对陈奇涵说：“南昌起义最深刻的教训，就是没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思想。实际上，江西农村的条件很好，如果当时起义部队不到广东去，就在江西农村扎根，情况就不一样喽。”后来，回到北京后，朱德把在江西一路上谈到的问题作了整理，又召集陈奇涵、杨至成两人到中南海住所谈了两次，写成了“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一文，收录在《朱德选集》中，此文也成为朱德生前最后写成和发表的一篇文章。
3月4日，朱德和夫人康克清由陳奇涵和夫人卫彬陪同前往井冈山。当年的朱德军长阔别30余年后，如今又回到了这里。朱德一行参观了当年他和毛泽东一同住过的八角楼，瞻仰了新修的烈士纪念塔，去看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和大小五井之后，又漫步五大哨口。走在巍巍的井冈山山岭之间，他们时而凝思远望，时而谈笑风生，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当晚，住在山上的招待所里，陈奇涵激动不已，即兴赋诗一首《井冈山》：
山名端合号井冈， 峰峦怀抱在中央，
起义雄师会龙市，
胜利诗句著汪洋。
五大哨口摧顽敌，
七溪岭上灭双杨，
全国皆白山首赤，
星火燎原具炬光。
3月6日上午，朱德、陈奇涵参观了黄洋界哨口以及当年挑粮上山休息的地方，又会见了袁文才夫人和其他老同志。下午，朱德对陈奇涵说：“奇涵，你有没有雅兴去采几棵兰花？”听说朱德想去采兰花，陈奇涵高兴地说：“你要当我的师傅哟。”随后，两位老人驱车来到山间林草茂密的地方，开始采起兰花来。兰花一般生长在密林中草丛旁，所以采集到好品种的兰花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找了一个下午，他们采集到了几十棵，也算是收获不小了。
回到驻地，他们把从山里采来的兰花栽培在花盆里。久久望着秀美的兰花，朱德诗兴顿起，挥笔写下七律《颂兰》：
幽兰吐秀乔林下，
仍自盘根众草傍，
纵使无人见欣赏，
依然得地自含芳。
陈奇涵也诗意盎然，回诗一首：
祖香隐长在深幽，
清沁吐芳自风流，
三三幸会逢知遇，
淑人君子美胜收。
回到北京，朱德把在井冈山亲手采来的两盆兰花特意送给陈奇涵，陈奇涵视为珍宝。到了秋天的时候，兰花谢了，叶子也枯了，他就把它们制成压模标本装裱成条屏，用玻璃镜框高挂在房内，并手书两行墨迹：“莫道花残叶虽无，心地芝兰有异香。”
在“文化大革命”中，陈奇涵对“中央文革小组”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路线非常反感。他从不落井下石，而是仗义执言。1967年“二月逆流”之后，十几名红卫兵忽然闯进陈奇涵的家里，气势汹汹地叫嚷道：“陈奇涵，你和朱德是什么关系？要老实交代！”陈奇涵说：“我和老总四十年前南昌起义时就在一起，他是我尊重的‘老总’。”红卫兵说，“什么老总，他是黑司令，是反对毛主席的，难道你不知道吗？”陈奇涵严正驳斥道：“我不知道朱老总是什么黑司令。我只知道，毛主席说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他是人民军队中的红司令！”接着他又说道：“你们这些娃娃要多读一些历史书，讲历史唯物主义。”这时，陈奇涵身边工作人员怕他说得太多，引发红卫兵闹事，就以陈奇涵身体欠佳为由，把那些人支走了。
1976年7月6日，朱德不幸病逝，陈奇涵万分悲痛。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日子里，他接受了不少中央媒体的采访。在采访中，陈奇涵多次动情地回忆起早年和朱老总一起战斗的岁月，表达自己深深的思念。
1981年6月19日，陈奇涵不幸病逝。去世前，朱德夫人康克清多次看望。在和陈奇涵家人及看望他的一些老同志交谈中，康克清说道：“陳奇涵是和朱老总共事最早的老同志。朱老总赞扬他对中国革命有贡献，赞赏他为人忠厚，工作脚踏实地。陈奇涵资历很深，但他从来不讲自己，不吹自己如何如何。他常来看老总，但我从未听过他在朱老总面前讲自己什么。他不要名利，也不要地位，只要是党需要的，他就努力去做，能上能下，毫无怨言，这同当前党内有些讲名讲利的人比较起来，是鲜明的对照。”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