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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叫魂》描述了乾隆时期三方主体在一场巫术危机中的博弈，其中弘历代表了专制权力，官僚体系代表了常规权力，而底层民众代表了社会权力。本文致力于展示在叫魂危机中三个权力主体的表现和他们之间的博弈。
关键词：叫魂；博弈；权力主体
中图分类号：G6 文献标识码：
一、叫魂——权力博弈的舞台
1768年，正值乾隆盛世的顶峰时期，可是一场叫魂危机却从春天蔓延到秋天。从富庶的江南地区开始，这场危机愈演愈烈，惊动了在承德夏宫的弘历。由此，一场在皇帝、官僚体制和社会底层百姓之间的博弈便开始了。
在叫魂发生前夕，清朝社会展现出一种高速发展、欣欣向荣的局面。来自西属美洲的白银推动了土地与劳动力的自由买卖，经济迅速发展，而这时全国的人口也迅速增长。从表面来看，“中国因为商业活力与人口增长，正在创造出一个既生机勃勃又相当稳定的社会”。可是，这只是一个镀金时代。大量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之后并没有进入市场中，而是劳无所得，居无定所。于是，大量的流动人口就产生了。在叫魂危机中，这些人是整场“演出”的主角，他们被底层群众误会，被各级官员用刑逼供，幸存下来的按照皇帝的旨意被送往夏宫交由军机处审讯，以获得皇帝想要的所谓的“幕后阴谋制造者”。最终，在弘历认清这是一场闹剧之后，他们如释重负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些被认为是拥有邪恶力量的流动人口和底层人民如同一个线索，把皇帝、官僚集团和其他的底层百姓这三大势力集团联系了起来。叫魂导致了全国范围内不同阶级的共同恐慌，可对于各阶层来说，其恐惧的内容又是不一样的，这就印证了那句“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并不是单一同质的”。[1]伴随着未知人物和未知事件带来的凶险使人们恐惧，但底层民众害怕无形的邪恶力量会使本来就容易分离的身体和灵魂分开，并使自己的灵魂被他人控制；官僚集团则担心自己所处的体系的稳定性和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危机；作为掌握着最高权力的皇帝弘历，则担心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是否被动摇以及官僚体制和自己之间的微妙平衡是否被打破。由各个阶级恐惧心理所反映出来的行动，实际上暴露出这三个阶级之间积存已久的矛盾和各自对清朝社会的影响力。
二、弘历——孤独多疑的帝王
作为太平时代的帝王，弘历并不轻松。因为他面对一个严密的官僚体系，这个体系以消极怠工的方式来应对帝王的专制权力对他们的控制，并试图通过控制传递给帝王的信息来控制帝王。这种与官僚体系之间的对抗是孤独的，正是因为这种孤独，造成了弘历的多疑。这位孤独多疑的帝王在面对官僚体系时，有一套独特的方法。
首先，他要冲破官僚体系对他在信息方面的封锁。为此，他在各个地域广派自己的眼线，以打破官员对其信息网的封锁，并通过自己的信息网监督各地官员是否认真做事，对其是否有隐瞒，以此加强官员对其的忠诚度。在叫魂案件中，弘历的眼线为其提供的情报使得弘历得知各地方官对实情的“隐瞒不报”，为此勃然大怒，对呈上来的奏章大加批驳，促使官员按照其臆想继续追捕所谓的叫魂案犯，从而掌握了这场博弈的主动权。
其后，弘历用常规权力和专制权力来控制官僚体系。
作为一个国家最高的行政长官，弘历统领着整个官僚集团，为了防止自身的官僚化并保证整个官僚集团高效有序地运作，他为官僚集团订立了一系列规则制度。当发现官僚体系的运作出现问题时，他的第一反应是订立更多的规则来束缚他们。可是规则反过来给了官员一个保护网，因为规则越多，对他们职权的要求就越细致，他们就可以根据规则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毕竟规则是根据他们已有的行为制定的，规定的职责肯定比没有规定的职责少。这时，弘历就要运用作为帝王的专治权力来鞭策官僚系统。对层级越高的官员，所使用的专治权力的成分就越多。对各省的巡抚，即各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以及更高一层的总督，弘历几乎不依靠常规权力约束，而是靠专治权力与这些官员对话。通过密函这种保密性很高的方式，皇帝与每个官员建立只属于两个人的信息沟通。官员向皇帝表明自己的忠心，而皇帝通过表扬和训斥来表现自己对官员的关心。在这个父权社会中，总督和巡抚即使受到训斥，相对于低级官员来说，也是一种恩典。当皇上发现这种专治权力并没有达到自己期望的效果时，他便诉诸更极端的方法，即“政治罪”。对于皇帝来说，政治罪是保护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及加强对官僚集团控制的最有效的方法。有学者认为，叫魂其实充当了“政治罪”的角色。通过叫魂事件，皇帝向官僚体系摊牌，表明了自己对其运作效率及方式的不满意、对整个官僚体系内部官官相护、对皇帝企图隐瞒事实的不信任。这场信任危机使得官僚集团不得不积极起来应对来自皇权的压力，从结果来看，弘历最终在这场博弈中取得胜利。
但是，弘历的焦点并不是整治官僚。他的焦点放在了对其政权合法性的威胁上。这种威胁使他表现出极大的恐惧，也正是这种恐惧，造成底层民众和官僚体系为这场叫魂危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弘历始终坚信，割辫叫魂案不是简单的巫术，而是一个隐藏在黑暗中的神秘组织为了夺取他的政权而策划的阴谋。为了回避这种恐惧，刚开始弘历把这次事件归于扰乱公共秩序，不管是密函还是公开的旨意中，他都极力避免割辫的政治含义。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割辫案汇聚到他的信息网中，他的恐惧终于爆发，且一发不可收拾。他相信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跨过多个省构建起来，为此，他不惜一切代价也想从案犯的嘴里套出幕后的主使。弘历各种极端的做法其实向人们暗示着：他的政权合法性并不是坚不可摧的。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权合法性，他通过常规和专治手段向官员施压，迫使官员向底层群众施压，希望得到让自己心安的答案。可是他的恐惧心理使得事件一步一步扩大。
三、官僚体系——一个谨慎理性的团体
在叫魂案中，官僚体系面对两方面的压力，即来自皇帝的质疑和来自底层的可能爆发的公共秩序的混乱。官员在应对两方压力时相当谨慎，更体现出“目的理性”的特点，所谓目的理性，即“运用技术的手段对事态发展进行控制”。[2] 在叫魂案刚刚发生时，各级官员试图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息事宁人，以压制和平息为主要基调。对于百姓的愚昧和迷信，官僚们则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随着事件进一步扩展，他们不得不面对来自皇帝的强硬态度。这时，他们便试图以控制皇帝的信息网的方式来使事件不要向对自己不利的方向发展。这种技术手段其实是将“政治问题化约为行政问题”。[3]在这一技术手段失效后，官僚集团便开始使用各种应急措施以使事件常规化。所有这些应急措施，都是官僚们为了维持皇帝对自己的信任而采用的非常规技术手段，也可以说是他们为了不使自己在“政治罪”中被牵连而使用的技术手段。可以说，在这场与君主的博弈中，官僚集团献出了一场精彩的表演。可是，由于弘历对官僚集团的摊牌和清算，官僚体系在最后即将落幕时，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官僚君主制中，君主和官僚之间有着很微妙的关系。他们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矛盾，但又不得不相互依存。对于君主来说，官僚体系会对他行使权力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同时，他还要避免自身的官僚化。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依赖于官僚集团来管理自己的帝国。而对于官僚集团来说，他们所处的是一个受规则束缚的环境。这个环境中，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则无处不在，他们必须使自身行为符合规则。在这种环境中，“最好的官员是最少惹事的官员——也就是那些能规避麻烦，将消极应对视为美德的人”。[4]所以这个官僚系统的基调是消极的，这是他们自我保护的本能。
四、底层民众——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
在这场叫魂危机中，底层民众是无法忽视的基础。最开始谎报案情的是他们，后来不断诬陷别人的是他们，被冤枉遭受酷刑的还是他们。康乾盛世带给底层民众的似乎并不是宏观上那种欣欣向荣的局面。随着经济爆发式地增长，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劳动力被投放到流动人口的行列。而物价的上升使得部分百姓投向寺庙或乞丐群体。这些人都是在叫魂危机中被怀疑的主要对象。可以说，康乾盛世为他们带来的是无法申辩的厄运，甚至是死亡。而对于另一部分百姓来说，叫魂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虚无的权力，即控告别人的权力。从叫魂危机中也折射出这一长期被压迫的群体在面对权力时是多么不理性。而对于整个底层群众来说，叫魂事件充分反映出他们的无知和迷信。在清政府的愚民政策下，底层群众基本没有机会接触教育，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未知世界时表现出极大的恐慌。在身体和魂魄可以轻易分离的理论基础上，他们对剪辫叫魂的恐惧更为直接，他们的恐惧只是灵魂被别人操纵而不利于自己。
在分析完这个底层社会的群体后， 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即使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对政治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影响力。“每个社会都以自己的方式对政治权力的限度做出界定。没有哪个社会愿意长期容忍不受限制的专权。在清代，普通民众对于政治体制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官方的滥用权力面前，也几乎得不到任何保护。然而历史也表明，皇帝与官僚专制在实施威权时还是受到了某种限制的。”[5]的确，底层群众对君主和官僚体制的专权没有说话的权力，可是，在一个专治的国家中，底层群众构成一个社会的基础，如果君主和官僚集团不能够在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适当关注这个群体的话，底层民众就会越来越逼近容忍的临界点，一旦突破，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在叫魂危机中，流动人口无形中推动着事态的发展。他们引起本地居民的恐慌，使得事件扩大，官僚体系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应对这种恐慌。同时，这些子虚乌有的案件使君主那根紧绷的神经越绷越紧，不得不怀疑自己的合法性是否被动摇。还应注意的是，他们的搅入也推动了弘历向官僚集团摊牌，最终造成官僚集团的变动。
可以说，这场叫魂危机的最后是三方权力的妥协。弘历最终听取官僚集团的建议停止追捕，官僚集团以一种礼仪性的方式对君权做出了让步，而底层民众与君主之间的矛盾则是由官僚集团出面调和。最终，这场所谓的叫魂危机被证实只是一家寺庙为了抢夺利益而引起的一系列子虚乌有的巫术事件。可是，孔飞力先生为我们展示的这个事件却是一个窥探乾隆时期君主、官僚和底层群众三方博弈的绝好舞台。他们的博弈，没有硝烟，可是浓浓的硝烟味却充斥了整个社会。
参考文献：
[1][3][4]（美）孔飞力.叫魂：1786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陈 兼， 刘 昶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2]周宇豪.权利与博弈[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5]王纪潮.专制社会的权力恐慌症[J].书屋，2004，（3）.
关键词：叫魂；博弈；权力主体
中图分类号：G6 文献标识码：
一、叫魂——权力博弈的舞台
1768年，正值乾隆盛世的顶峰时期，可是一场叫魂危机却从春天蔓延到秋天。从富庶的江南地区开始，这场危机愈演愈烈，惊动了在承德夏宫的弘历。由此，一场在皇帝、官僚体制和社会底层百姓之间的博弈便开始了。
在叫魂发生前夕，清朝社会展现出一种高速发展、欣欣向荣的局面。来自西属美洲的白银推动了土地与劳动力的自由买卖，经济迅速发展，而这时全国的人口也迅速增长。从表面来看，“中国因为商业活力与人口增长，正在创造出一个既生机勃勃又相当稳定的社会”。可是，这只是一个镀金时代。大量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之后并没有进入市场中，而是劳无所得，居无定所。于是，大量的流动人口就产生了。在叫魂危机中，这些人是整场“演出”的主角，他们被底层群众误会，被各级官员用刑逼供，幸存下来的按照皇帝的旨意被送往夏宫交由军机处审讯，以获得皇帝想要的所谓的“幕后阴谋制造者”。最终，在弘历认清这是一场闹剧之后，他们如释重负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些被认为是拥有邪恶力量的流动人口和底层人民如同一个线索，把皇帝、官僚集团和其他的底层百姓这三大势力集团联系了起来。叫魂导致了全国范围内不同阶级的共同恐慌，可对于各阶层来说，其恐惧的内容又是不一样的，这就印证了那句“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并不是单一同质的”。[1]伴随着未知人物和未知事件带来的凶险使人们恐惧，但底层民众害怕无形的邪恶力量会使本来就容易分离的身体和灵魂分开，并使自己的灵魂被他人控制；官僚集团则担心自己所处的体系的稳定性和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危机；作为掌握着最高权力的皇帝弘历，则担心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是否被动摇以及官僚体制和自己之间的微妙平衡是否被打破。由各个阶级恐惧心理所反映出来的行动，实际上暴露出这三个阶级之间积存已久的矛盾和各自对清朝社会的影响力。
二、弘历——孤独多疑的帝王
作为太平时代的帝王，弘历并不轻松。因为他面对一个严密的官僚体系，这个体系以消极怠工的方式来应对帝王的专制权力对他们的控制，并试图通过控制传递给帝王的信息来控制帝王。这种与官僚体系之间的对抗是孤独的，正是因为这种孤独，造成了弘历的多疑。这位孤独多疑的帝王在面对官僚体系时，有一套独特的方法。
首先，他要冲破官僚体系对他在信息方面的封锁。为此，他在各个地域广派自己的眼线，以打破官员对其信息网的封锁，并通过自己的信息网监督各地官员是否认真做事，对其是否有隐瞒，以此加强官员对其的忠诚度。在叫魂案件中，弘历的眼线为其提供的情报使得弘历得知各地方官对实情的“隐瞒不报”，为此勃然大怒，对呈上来的奏章大加批驳，促使官员按照其臆想继续追捕所谓的叫魂案犯，从而掌握了这场博弈的主动权。
其后，弘历用常规权力和专制权力来控制官僚体系。
作为一个国家最高的行政长官，弘历统领着整个官僚集团，为了防止自身的官僚化并保证整个官僚集团高效有序地运作，他为官僚集团订立了一系列规则制度。当发现官僚体系的运作出现问题时，他的第一反应是订立更多的规则来束缚他们。可是规则反过来给了官员一个保护网，因为规则越多，对他们职权的要求就越细致，他们就可以根据规则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毕竟规则是根据他们已有的行为制定的，规定的职责肯定比没有规定的职责少。这时，弘历就要运用作为帝王的专治权力来鞭策官僚系统。对层级越高的官员，所使用的专治权力的成分就越多。对各省的巡抚，即各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以及更高一层的总督，弘历几乎不依靠常规权力约束，而是靠专治权力与这些官员对话。通过密函这种保密性很高的方式，皇帝与每个官员建立只属于两个人的信息沟通。官员向皇帝表明自己的忠心，而皇帝通过表扬和训斥来表现自己对官员的关心。在这个父权社会中，总督和巡抚即使受到训斥，相对于低级官员来说，也是一种恩典。当皇上发现这种专治权力并没有达到自己期望的效果时，他便诉诸更极端的方法，即“政治罪”。对于皇帝来说，政治罪是保护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及加强对官僚集团控制的最有效的方法。有学者认为，叫魂其实充当了“政治罪”的角色。通过叫魂事件，皇帝向官僚体系摊牌，表明了自己对其运作效率及方式的不满意、对整个官僚体系内部官官相护、对皇帝企图隐瞒事实的不信任。这场信任危机使得官僚集团不得不积极起来应对来自皇权的压力，从结果来看，弘历最终在这场博弈中取得胜利。
但是，弘历的焦点并不是整治官僚。他的焦点放在了对其政权合法性的威胁上。这种威胁使他表现出极大的恐惧，也正是这种恐惧，造成底层民众和官僚体系为这场叫魂危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弘历始终坚信，割辫叫魂案不是简单的巫术，而是一个隐藏在黑暗中的神秘组织为了夺取他的政权而策划的阴谋。为了回避这种恐惧，刚开始弘历把这次事件归于扰乱公共秩序，不管是密函还是公开的旨意中，他都极力避免割辫的政治含义。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割辫案汇聚到他的信息网中，他的恐惧终于爆发，且一发不可收拾。他相信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跨过多个省构建起来，为此，他不惜一切代价也想从案犯的嘴里套出幕后的主使。弘历各种极端的做法其实向人们暗示着：他的政权合法性并不是坚不可摧的。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权合法性，他通过常规和专治手段向官员施压，迫使官员向底层群众施压，希望得到让自己心安的答案。可是他的恐惧心理使得事件一步一步扩大。
三、官僚体系——一个谨慎理性的团体
在叫魂案中，官僚体系面对两方面的压力，即来自皇帝的质疑和来自底层的可能爆发的公共秩序的混乱。官员在应对两方压力时相当谨慎，更体现出“目的理性”的特点，所谓目的理性，即“运用技术的手段对事态发展进行控制”。[2] 在叫魂案刚刚发生时，各级官员试图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息事宁人，以压制和平息为主要基调。对于百姓的愚昧和迷信，官僚们则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随着事件进一步扩展，他们不得不面对来自皇帝的强硬态度。这时，他们便试图以控制皇帝的信息网的方式来使事件不要向对自己不利的方向发展。这种技术手段其实是将“政治问题化约为行政问题”。[3]在这一技术手段失效后，官僚集团便开始使用各种应急措施以使事件常规化。所有这些应急措施，都是官僚们为了维持皇帝对自己的信任而采用的非常规技术手段，也可以说是他们为了不使自己在“政治罪”中被牵连而使用的技术手段。可以说，在这场与君主的博弈中，官僚集团献出了一场精彩的表演。可是，由于弘历对官僚集团的摊牌和清算，官僚体系在最后即将落幕时，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官僚君主制中，君主和官僚之间有着很微妙的关系。他们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矛盾，但又不得不相互依存。对于君主来说，官僚体系会对他行使权力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同时，他还要避免自身的官僚化。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依赖于官僚集团来管理自己的帝国。而对于官僚集团来说，他们所处的是一个受规则束缚的环境。这个环境中，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则无处不在，他们必须使自身行为符合规则。在这种环境中，“最好的官员是最少惹事的官员——也就是那些能规避麻烦，将消极应对视为美德的人”。[4]所以这个官僚系统的基调是消极的，这是他们自我保护的本能。
四、底层民众——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
在这场叫魂危机中，底层民众是无法忽视的基础。最开始谎报案情的是他们，后来不断诬陷别人的是他们，被冤枉遭受酷刑的还是他们。康乾盛世带给底层民众的似乎并不是宏观上那种欣欣向荣的局面。随着经济爆发式地增长，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劳动力被投放到流动人口的行列。而物价的上升使得部分百姓投向寺庙或乞丐群体。这些人都是在叫魂危机中被怀疑的主要对象。可以说，康乾盛世为他们带来的是无法申辩的厄运，甚至是死亡。而对于另一部分百姓来说，叫魂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虚无的权力，即控告别人的权力。从叫魂危机中也折射出这一长期被压迫的群体在面对权力时是多么不理性。而对于整个底层群众来说，叫魂事件充分反映出他们的无知和迷信。在清政府的愚民政策下，底层群众基本没有机会接触教育，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未知世界时表现出极大的恐慌。在身体和魂魄可以轻易分离的理论基础上，他们对剪辫叫魂的恐惧更为直接，他们的恐惧只是灵魂被别人操纵而不利于自己。
在分析完这个底层社会的群体后， 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即使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对政治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影响力。“每个社会都以自己的方式对政治权力的限度做出界定。没有哪个社会愿意长期容忍不受限制的专权。在清代，普通民众对于政治体制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官方的滥用权力面前，也几乎得不到任何保护。然而历史也表明，皇帝与官僚专制在实施威权时还是受到了某种限制的。”[5]的确，底层群众对君主和官僚体制的专权没有说话的权力，可是，在一个专治的国家中，底层群众构成一个社会的基础，如果君主和官僚集团不能够在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适当关注这个群体的话，底层民众就会越来越逼近容忍的临界点，一旦突破，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在叫魂危机中，流动人口无形中推动着事态的发展。他们引起本地居民的恐慌，使得事件扩大，官僚体系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应对这种恐慌。同时，这些子虚乌有的案件使君主那根紧绷的神经越绷越紧，不得不怀疑自己的合法性是否被动摇。还应注意的是，他们的搅入也推动了弘历向官僚集团摊牌，最终造成官僚集团的变动。
可以说，这场叫魂危机的最后是三方权力的妥协。弘历最终听取官僚集团的建议停止追捕，官僚集团以一种礼仪性的方式对君权做出了让步，而底层民众与君主之间的矛盾则是由官僚集团出面调和。最终，这场所谓的叫魂危机被证实只是一家寺庙为了抢夺利益而引起的一系列子虚乌有的巫术事件。可是，孔飞力先生为我们展示的这个事件却是一个窥探乾隆时期君主、官僚和底层群众三方博弈的绝好舞台。他们的博弈，没有硝烟，可是浓浓的硝烟味却充斥了整个社会。
参考文献：
[1][3][4]（美）孔飞力.叫魂：1786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陈 兼， 刘 昶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2]周宇豪.权利与博弈[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5]王纪潮.专制社会的权力恐慌症[J].书屋，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