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第14届弗兰茨·卡夫卡奖揭晓，当代现实主义小说家阎连科获奖。这是中国作家首次获得卡夫卡奖，也使阎连科成为继村上春树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作家。在经历过“入围”法国费米娜奖、亚洲布克奖、西班牙塞万提斯奖等国际重量级文学奖之后，阎连科终于不再“陪跑”。
　　除去谦虚成分，阎连科大概也实在没想到自己会拿这个奖。怎么说呢？并不是他的作品不优秀，而是“卡夫卡”这个关键词和他写作的初衷倒是有点背道而驰。他曾说过，世界上有一种写作是因灵魂的自由和想象的力量产生的，而卡夫卡就是这一类作家中他最推崇的。但他更赞赏另一种写作，那就是因为灵魂的约束和想象力被强烈地挤压之后无可遏制地爆发而产生的写作。
　　中国有句老话：国家不幸，诗家幸。说的就是因为有外部力量驱动的“切身之痛”，才有作家的“话到沧桑语始工”。正如卡夫卡笔下的“饥饿的艺术家”，为了使他的饥饿艺术达到“最高境界”，他把原本作为生计手段的挨饿，当成真正“艺术”而孜孜以求，还被关进笼子里送进马戏团当成动物供人观赏。他真的不饿或者真的在追求艺术吗？未必吧，也许只是习惯了那种饥饿的状态，不愿意改变，甚至不愿意离开铁笼子。
　　也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阎连科开始写《年月日》，开始写《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等等，他描写农民为改善生存环境付出的巨大代价，他夸大那些政治疯狂和性爱疯狂，他颠覆知识分子的形象，把一个一个荒诞不经的形象钉在十字架上拷问。他不遗余力地宣泄，是因为他不愿意这种“习惯和适应”成为这一代作家的最大敌人，实际上，这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在今天的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产生最伟大的作家和作品的根本原因，因为“来自灵魂的爆发力和想象力，是最能穿透现实和历史的利刃，是穿越时代列车的发动机”，倘若丧失了这样的勇气，所有的写作都会只停留在浅层的技巧和伎俩层面。
　　在中国，阎连科是个颇受争议的作家。他对中国底层民众的劣根性总是毫不留情地揭露和嘲讽，其批判面之广，力度之深，不少评论家甚至将他与鲁迅作比，在海外，特别是在欧美和日本获得的评价之高令人咋舌。
　　“我以为”的好小说，应当能与读者在十字路口相遇并热烈拥抱
　　阎连科得了卡夫卡奖的消息刚传到中国，就有读者质疑：“这会不会是‘经营’出来的？”这不奇怪。在中国读者的传统观念里，作家得了国际上的大奖或者突然“出名”，总是通过了某些见不得人的途径。这是非常不好的现象。复旦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陈思和提到阎连科时曾经严肃地纠正过：“他是备受关注而被争议，不是因为备受争议才被关注。”资深出版人陈丰更直接：“如果以为一个中国作家可以完全凭借非文学因素，跻身世界文坛，这是低估了西方媒体和读者的文学眼光。”
　　这些年来，“外部世界无法想象的底层民众的中国（英国《独立报》文学编辑Boyd Tonkin语）”始终是外媒津津乐道的G点，仿佛不从这里解剖中国就达不到高潮。直到今天，聚焦到中国文学与艺术的评奖依据，包括诺贝尔文学奖，也几乎全来自于此。电影导演以贾樟柯为例，小说家则以莫言、阎连科为例。
　　阎连科把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称作“前所未有的复杂与荒诞”。中国还要待在这样的“魔幻现实主义”社会中多久，谁也不知道。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只要还这么“复杂”和“荒诞”下去，就能养活一大批真假批判小说家，他们全都以几乎同样的面目，唉声叹气或者群情激奋，也因此满足了许多隐秘的窥探癖。
　　“我们生活在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社会里。”早在七八年前，中国的当代诗人、小说家们就这么感慨着。那时候北京的天还是蓝的，地铁4号线还没有开通，房子也还没有卖到房山去。如今，更好的时代并没有到来，而社会现实能为作家们提供的素材却更丰满了，甚至不用加工，就能达到绝佳的讽刺效果。
　　如果说魔幻现实主义让中国作家有了超现实的可能性，那么超出之后我们怎么办？阎连科不愿意自己被称作“荒诞的现实主义大师”，并自创“神实主义”为自己的小说正名，因为他要更深层次地去“反叛”，再次探讨被说烂了但其实许多作家终其一生都未能达到的“精神真实”和现实的本质。
　　显然，这“许多作家”中，也还暂时包括了阎连科自己。去年，阎连科长篇小说《炸裂志》出版，虽然他凭借绝佳的讽刺和刻画手段再次受到赞誉，但他几乎没在故事情节上得到什么好评，和同期出版的余华的《第七天》一样，因为大多人已经视觉疲劳，再离奇的故事也没有网络和都市报中的社会事件更触动人性底线。
　　阎连科的天赋在于流畅的诗意。在面对媒体采访时，他说话很快，不时会有方言脱口而出，他的言语和文字永远赶不上他的思维，因此他的小说也总是急吼吼的，他的比喻奇特又密集，裹挟着“阎式愤怒”，一个套一个应接不暇，如同夏天骤降的倾盆大雨，或者飞流直下的瀑布，流畅又毫不掩饰。有人诟病：“他被现实的疯狂性和内心的愤怒压倒了，没有力量去推开。”但也有评论者立刻反驳，“阎连科如果没有愤怒，还是阎连科吗？他剑锋偏，但也可一剑封喉。”
　　今年，阎连科已经56岁了。大器晚成的他，也就只是近十年来才备受关注。他很伤感地承认，留给他的最佳写作时间只剩下5-10年，但是否能写出“他以为”的好小说，还是未知。但说实话，很多人还很愿意相信，他的努力，是可以让世界更多地看到中国文学，让更多来自不同文化的读者和中国的好小说能够“在十字路口相遇后热烈拥抱”。
　　“我们中国作家，今天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西班牙大使请阎连科去吃饭。5个小时，一共品尝了70道菜，真正是西班牙的“满汉全席”，只有接待上宾才会有的宴席，目的是想通过世博会借机向中国推广。阎连科听完西班牙大使的请求，哭笑不得：“有些文化是不可以移动的。只有在它生长的土地上，才算是文化，换一个土地，那就是笑话。”
　　20岁之前，阎连科一直待在河南蒿县。和许多八十年代的作家一样，他深信自己文字的“根”就在那里。他讲的每一个故事，总难免移植到那块土地上，正是因为这个适合他的故事生根的土壤，才让他的故事飞扬起来。 　　阎连科出生在1958年。那是一个很敏感的年代，因为1958年后的20年间，恰好是政治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和高度重合的时代。权力，一方面让农村青年感到至高无上的压抑和恐惧，一方面也因此成了他们对于未来的所有企图，就像人生奋斗的鸦片，追求它的人一路快跑，根本停不下来。头一次让阎连科感到又害怕又向往的，是一段至今仍飘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的记忆。
　　那时候村里有个脱发的年轻小伙，因为秃头露出的有病头皮难看而终年都戴着帽子，也十分忌讳别人突然去掀开他的帽子，倘若有人这么干，他一定逮住人家往死里打。因为对于他而言，那是作为人，作为男性的自尊。后来有一天，对，你猜对了，有个人突然把他的帽子摘下来，一下抛到半空中，小伙子十分愤怒，举起饭碗就要朝着那个人的脑袋狠狠地砸下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他看清了这个摘他帽子的人，是乡里的革命委员会主任。
　　空气仿佛凝固了，几秒钟犹如过了一个世纪，小伙子把已举过头顶的饭碗缓缓收回。阎连科这么多年都忘不了，小伙子看着革委会主任的目光从凶狠一点一点变得柔和甚至谦卑，随后不声不响地捡起帽子，在众目睽睽中低头离开了。
　　那种无力感，在阎连科的脑海里，从少年飘荡到中年，还未能找到落脚地。后来他在一次广为流传的演讲中才再次提及这段往事：“原来，我以为村里有皮肤病的小伙子，没有向革委会主任动粗打架，是因为害怕妥协的；后来，阅读和文学让我明白，那不仅仅是害怕，还有几乎所有的人对权力的崇拜和恐惧。”
　　是后来逐渐丰满的阅读经验和写作遭禁的体会，让阎连科理解了政治里那些无法明说的禁锢和寂寞。但在当时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亲眼目睹的恐惧却首先急遽膨胀成为一种欲望，阎连科把它称为“乌托邦梦想”。
　　中国人民在经历过长期大鸣大放表忠心的时代之后，都有一种“想当皇帝”的乌托邦梦想。这种荒诞的“私欲”阎连科有过。他当兵的时候，为了在学雷锋运动中得到表扬，晚上睡前把扫把藏在被窝里，这样第二天军号一响，他就能抢先扫地给领导看。结果他在评比中当然受到了表扬，也当上了积极分子。后来因为文学，他更快地得到了权力的“欣赏”。一路当上连队指导员、优秀基层干部、医院党委“神笔”，他成为最受信任的干部。但也是在这时候，一件军长毫无道理地毒死军机关家属所有鸡鸭却无人反抗的“家禽事件”，他目睹了那种不敢言说反而变本加厉地讨好权力掌管者的“嘴脸”。这件事让他第一次产生了“可怜他们也可怜自己”的情绪。仿佛就是一夜之间，他没有任何挣扎地放弃了对权力的痴迷。
　　而他开始反省，却是到了九十年代，他从自己的“重复”中，发现那些所谓“经典”的革命文学故事中的人物，是“统一了尺寸、身高、肤色、衣服和发型的”，并不是可以存在于永恒的经典文学中的“这一个”。
　　今年3月11日，萨拉马戈《复明症漫记》一书中文版首发，阎连科对此书大为赞赏，“《复明症漫记》告诉我们，一个作家的能力、文学性在于你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胆量去面对政治和把握政治。你有没有能力写到文学高于政治、大于政治。写作没有题材好坏高低之分，最终要看你能把它写得多高，写到什么境界。”他把政治比作文学大餐中的“小菜一碟”，并称能否把它做成好菜，也是作家的能力表现。但他随即又说：“我们中国作家，今天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