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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竞技教育学新论》一书以“竞技与教育相结合”为立足点，倡导“夺标育人”的竞技理念和“人本位”的竞技文化，认为中外竞技发展方式是由“生存竞技”向“发展竞技”，再到“享受竞技”演进。《竞技教育学新论》倡导的竞技理念和文化以及提出的竞技发展方式，对于我国发展文化竞技，建设体育强国，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体育社会学；竞技教育；夺标育人；类意识；竞技教育学新论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4）02-0031-03
吉林体育学院宋继新[1]的《竞技教育学新论》，是2012年体育界唯一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专著。《竞技教育学新论》围绕“竞技·人·文化”的主题，深入探讨了竞技、竞技教育的本质以及二者与人、人性的哲学关系，在国内率先创建了以“夺标育人”为核心价值的竞技文化体系，揭示人类竞技方式由“生存竞技”向“发展竞技”，再到“享受竞技”演进，对中国竞技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转变竞技思想，重构竞技文化
1.1 追求人本的思想境界：夺标育人
一百年前，马克思[2]说过，评价一个时代，不在于它生产什么，而在于它用什么生产。据考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农业社会拼体力；工业社会靠资本；信息社会需文化。《竞技教育学新论》全书贯穿这样的理念，阐述了竞技欲求可持续发展，必须变革过去“重物轻人”的“生存竞技”的旧观念，创建“人物双修”的“夺标育人”竞技思想文化。“人物双修”的“夺标育人”的竞技思想，是竞技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的文化自觉，是对生存竞技的超越。这实质是用“文化”培养运动员，而不是单纯拼体力、耗资源。这是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竞技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需要。明确国家竞技的核心价值，才能够进一步加强国家竞技文化软实力建设，促进国家竞技文化全方位国际化。
《竞技教育新论》强调“竞技是夺标育人的具有游戏属性的体育运动，游戏是竞技的本性，育人是奥运赋予的属性，是竞技的终极关怀。”[2]这是符合奥运 “追求和平，教育青年”思想的。在古希腊奥运会昌盛时期，斯巴达产金牌，雅典出思想，但现在谁也记不得前者有多少块金牌，但后者创造的奥运思想却永存！[3]过去，国内竞技重夺标、轻育人的思想，违背了奥运崇高思想。国内竞技“重物轻人”的倾向，已引起社会强烈不满。正如周爱光教授[4]曾指出：“国际竞技在过度的“政治”和“资本”的双重压力下，使运动员生命不堪重负，甚者使人不像人。”《竞技教育学新论》在分析目前国内竞技领域出现的黑哨、假球、师徒反目等异化现象后指出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培养运动员的过程中育人与夺标的分离。
1.2 揭示人本的竞技原理：人文与科学融合
过去，我国研究竞技偏重“物道”（运动项目的规律和特点）。伴随着“物”的地位提升，“人”的主体地位在下降，甚至主体迷失。《竞技教育学新论》提出了竞技中人文与科学融合的原理，其目的就是探索其“人道”与“物道”的整合，即“人性”与“物性”的结合，造就富有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运动人才。
《竞技教育学新论》提出在科学训练的基础上同时重视人性修炼，这是对运动员生命、权利的尊重，是提高运动员生命、生活质量的基础。培养运动员的情感是“扬善”所需，培养其责任感是“抑恶”所求，二者合一是人性修炼的重要内容[2]。因为人的情感与责任感的形成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情感决定人的思维方向，责任感决定思维和行动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情感若没有责任感的制约则会失去方向、失去正义[5]。
1.3 构建人本的竞技内容：竞技硬文化建设
国家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首次提出，要加强“运动项目文化建设”，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是中国体育追求国际认同，步入文明的文化自觉[6]。《竞技教育学新论》认为有关国家竞技硬文化的设计和应用的范围比较广，概括起来应结合具体的运动项目文化建设的特点，坚持以下3个基本原则：第一，普世性原则。普世性原则是指国家竞技硬文化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要依据国际标准进行整体改革，以求获得国际社会认同。首先，要符合奥运“公平竞赛，教育青年，促进和平（维护秩序）”的思想，积极探索“人文厚实，技术精良”的竞技实践改革。其次，有关竞技实践过程的设计，要做到安全、舒适、健康、可靠，不允许制造“危险动作”，以及伪劣的运动装备。这是反映中国竞技文化水准高低的重要标志。因为普世性是特殊性（包括中国特色）的前提，没有普世性的特殊性是低水平的操作。当今，中国社会及体育，研究特殊性的居多，关注普世性的偏少，长此以往国际“认同度”会下降。第二，民族性原则。民族性原则是指努力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竞技硬文化。这是反映一个民族竞技文化水准的重要标志之一。国家竞技能否为人类做出突出的贡献，不仅取决于金牌数量的递增，还取决于我们能否对竞技硬文化进行创新，从而反映国家竞技软文化的建设是否繁荣。第三，思想性原则。思想性原则，先进的竞技硬文化必须要有丰富的人文思想，以求培养“人文厚实，技术精良”的竞技人才。过去，国内竞技硬文化的建设，由于人文思想匮乏，造成技术空心化、人的空心化以及赛场异化现象屡禁不止。
2 转变培养方式：超越生存竞技
《竞技教育学新论》提出，国家竞技运动需求也在由“生存竞技”到“发展竞技”再向“享受竞技”过渡。“生存竞技”高耗低效，以夺标、获利为目的，为谋生而竞技；“发展竞技”低耗高效，是通过运动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竞技；“享受竞技”是人能享受运动带来的愉悦和自豪的竞技，它能给竞技者制造幸福。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已初步完成由“生存竞技”向“发展竞技”转型，开始进入“享受竞技”。中国则刚由“生存竞技”向“发展竞技”过渡。社会历史发展证明，不同的社会科技状态，导致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不同的竞技方式。由此推断，转变国家竞技方式的前提是转变人的思维方式。 2.1 “生存竞技”的培养方式
在人类社会早期，与个体化农业和手工业相适应的是狭隘的以经验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受其束缚，人们习惯认为在竞技运动中只要传习了运动技术，竞技者的体能和素质自然会提高。因此，产生了传统的“自然竞技观”和经验型的竞技运动方式。据史料记载，公元五世纪，职业竞技者“吃、睡、练”的训练原则风靡一时。人类早期的竞技教育是一种“生物性”的经验型的体能竞技，这种原始的竞技方式及习惯势力至今仍然存在，并成为国家竞技改革的桎梏[7]。
在近代社会，与工业革命相适应的功利主义思维方式已成为主流，受其影响，人们只顾眼前利益，往往走向各种极端。人们在竞技过程中形成了生物竞技观和体能型的竞技方式。这种生物性的竞技，突出的是挖掘人的生物潜能，即通过开发人的“种生命”而努力提高运动成绩。这实质是忽略了通过竞技与教育的结合，从生物、心理、社会等多方位开发竞技者“类生命”，从而给现代竞技不断接受“异化”的挑战留下了隐患。对运动员来说，“只管一阵子，不管一辈子”。这是典型的“生存竞技”的培养方式。
2.2 “发展竞技”的培养方式
在近代，与后工业社会、高科技产业相适应的思维方式是整体型的思维方式。人们不但能够全面地审视盲目发展科技和工业给人类带来的负面效应，也能意识到由于过度的商业化、职业化和兴奋剂滥用，使现代竞技也面临着异化的挑战。其面临的问题，一是由于运动训练过分突出挖掘竞技者的生物潜能，忽略了通过竞技与教育结合，从生物、心理、社会3个角度全面提高运动员的综合素质，难以抵制竞技的“异化”；二是竞技理论与实践着力探索单一训练过程的做法是不全面的，因为近代运动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的恢复理论和运动竞赛理论，已是竞技“夺标育人”不可缺少的依据。因此，人们这种整体型思维方式的形成，促使竞技观念将要从过去以提高运动成绩、获得物质利益为主的单纯“夺标”观，转向以通过竞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夺标育人”观。同时人们的竞技操作方式将从传统“体能型”的训练，向现代“智体型”的培养方式转变。概括来说，竞技教育就是要把竞技的重心，从“物”转向“人”。这预示着传统“体能型”的培养方式，将要向新型的“人”的培养方式转变，但是，近代的智体型竞技方式注重的只是促进人“身、心”的发展。
2.3 “享受竞技”的培养方式
实践证明，竞技运动单纯以生物学为依据，偏重研究人的“物性”，忽略其“类性”，是典型的“重物轻人”的“生存竞技”的培养方式。完整的运动员培养方式是科学与人文融合的过程。科学训练过程偏重于研究人的“物性”，人性修炼过程偏重于开发人的“类性”（使人更像人），二者结合构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的完整的高水平运动员培养过程。这就能促使竞技的实践把丢失的“人”找回来，从而使人超越“生存竞技”，实现“发展竞技”，向往“享受竞技”。近年来，国际间的竞争，已由传统的军事转向竞技，进而向文化领域挺进，进而推进了国际社会由过去的“政治主导型”转向“经济主导型”，又向未来“文化主导型”社会演进[7]。
当下，在文化主导型社会，竞技将要向未来新型的人本竞技转变，通过竞技与教育的结合，最终促进人全面发展。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已完成由“生存竞技”向“发展竞技”转型，开始进入“享受竞技”。实践证明，从“生存竞技”向“享受竞技”过渡的桥梁是“发展竞技”。“发展竞技”需要“竞技教育”。近年来，竞技教育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兴起。例如，从2002年足球世界杯至今，欧洲在搞既教球又育人的“足球教育”，效果很好。“足球教育”就是竞技教育的具体化[8]。所以，《竞技教育学新论》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逐渐彰显出独创性、超前性、延续性和普世性，它是转变国家高水平运动员培养方式的文化准备。
《竞技教育学新论》紧紧围绕“文化”的主题，以“夺标育人”为核心理念，以“竞技与教育结合”的方式，提出人本位的竞技文化理论。这是深挖竞技思想文化之根，把竞技上升到哲学层面核心价值的追问，更是对未来国家竞技走文化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对于指导我国竞技体育的理论构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宋继新. 竞技教育学新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04.
[3] 赛莫斯·古里奥尼斯.原生态的奥林匹克运动[M]. 沈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 周爱光. 竞技运动异化论[M]. 广州：广州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84.
[5] 王海明. 人性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6.
[6] 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EB/OL]. http：//www.sport.gov.cn/n16/n1077/n1467/n1843577/1843747.html
[7] 田丰. 论文化竞争[J]. 新华文摘，2006（13）：443.
[8] 足球教育是一切的根本——对话英足总[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sports/2013-04/11/c_124565532.htm.
关 键 词：体育社会学；竞技教育；夺标育人；类意识；竞技教育学新论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4）02-0031-03
吉林体育学院宋继新[1]的《竞技教育学新论》，是2012年体育界唯一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专著。《竞技教育学新论》围绕“竞技·人·文化”的主题，深入探讨了竞技、竞技教育的本质以及二者与人、人性的哲学关系，在国内率先创建了以“夺标育人”为核心价值的竞技文化体系，揭示人类竞技方式由“生存竞技”向“发展竞技”，再到“享受竞技”演进，对中国竞技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转变竞技思想，重构竞技文化
1.1 追求人本的思想境界：夺标育人
一百年前，马克思[2]说过，评价一个时代，不在于它生产什么，而在于它用什么生产。据考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农业社会拼体力；工业社会靠资本；信息社会需文化。《竞技教育学新论》全书贯穿这样的理念，阐述了竞技欲求可持续发展，必须变革过去“重物轻人”的“生存竞技”的旧观念，创建“人物双修”的“夺标育人”竞技思想文化。“人物双修”的“夺标育人”的竞技思想，是竞技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的文化自觉，是对生存竞技的超越。这实质是用“文化”培养运动员，而不是单纯拼体力、耗资源。这是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竞技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需要。明确国家竞技的核心价值，才能够进一步加强国家竞技文化软实力建设，促进国家竞技文化全方位国际化。
《竞技教育新论》强调“竞技是夺标育人的具有游戏属性的体育运动，游戏是竞技的本性，育人是奥运赋予的属性，是竞技的终极关怀。”[2]这是符合奥运 “追求和平，教育青年”思想的。在古希腊奥运会昌盛时期，斯巴达产金牌，雅典出思想，但现在谁也记不得前者有多少块金牌，但后者创造的奥运思想却永存！[3]过去，国内竞技重夺标、轻育人的思想，违背了奥运崇高思想。国内竞技“重物轻人”的倾向，已引起社会强烈不满。正如周爱光教授[4]曾指出：“国际竞技在过度的“政治”和“资本”的双重压力下，使运动员生命不堪重负，甚者使人不像人。”《竞技教育学新论》在分析目前国内竞技领域出现的黑哨、假球、师徒反目等异化现象后指出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培养运动员的过程中育人与夺标的分离。
1.2 揭示人本的竞技原理：人文与科学融合
过去，我国研究竞技偏重“物道”（运动项目的规律和特点）。伴随着“物”的地位提升，“人”的主体地位在下降，甚至主体迷失。《竞技教育学新论》提出了竞技中人文与科学融合的原理，其目的就是探索其“人道”与“物道”的整合，即“人性”与“物性”的结合，造就富有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运动人才。
《竞技教育学新论》提出在科学训练的基础上同时重视人性修炼，这是对运动员生命、权利的尊重，是提高运动员生命、生活质量的基础。培养运动员的情感是“扬善”所需，培养其责任感是“抑恶”所求，二者合一是人性修炼的重要内容[2]。因为人的情感与责任感的形成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情感决定人的思维方向，责任感决定思维和行动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情感若没有责任感的制约则会失去方向、失去正义[5]。
1.3 构建人本的竞技内容：竞技硬文化建设
国家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首次提出，要加强“运动项目文化建设”，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是中国体育追求国际认同，步入文明的文化自觉[6]。《竞技教育学新论》认为有关国家竞技硬文化的设计和应用的范围比较广，概括起来应结合具体的运动项目文化建设的特点，坚持以下3个基本原则：第一，普世性原则。普世性原则是指国家竞技硬文化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要依据国际标准进行整体改革，以求获得国际社会认同。首先，要符合奥运“公平竞赛，教育青年，促进和平（维护秩序）”的思想，积极探索“人文厚实，技术精良”的竞技实践改革。其次，有关竞技实践过程的设计，要做到安全、舒适、健康、可靠，不允许制造“危险动作”，以及伪劣的运动装备。这是反映中国竞技文化水准高低的重要标志。因为普世性是特殊性（包括中国特色）的前提，没有普世性的特殊性是低水平的操作。当今，中国社会及体育，研究特殊性的居多，关注普世性的偏少，长此以往国际“认同度”会下降。第二，民族性原则。民族性原则是指努力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竞技硬文化。这是反映一个民族竞技文化水准的重要标志之一。国家竞技能否为人类做出突出的贡献，不仅取决于金牌数量的递增，还取决于我们能否对竞技硬文化进行创新，从而反映国家竞技软文化的建设是否繁荣。第三，思想性原则。思想性原则，先进的竞技硬文化必须要有丰富的人文思想，以求培养“人文厚实，技术精良”的竞技人才。过去，国内竞技硬文化的建设，由于人文思想匮乏，造成技术空心化、人的空心化以及赛场异化现象屡禁不止。
2 转变培养方式：超越生存竞技
《竞技教育学新论》提出，国家竞技运动需求也在由“生存竞技”到“发展竞技”再向“享受竞技”过渡。“生存竞技”高耗低效，以夺标、获利为目的，为谋生而竞技；“发展竞技”低耗高效，是通过运动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竞技；“享受竞技”是人能享受运动带来的愉悦和自豪的竞技，它能给竞技者制造幸福。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已初步完成由“生存竞技”向“发展竞技”转型，开始进入“享受竞技”。中国则刚由“生存竞技”向“发展竞技”过渡。社会历史发展证明，不同的社会科技状态，导致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不同的竞技方式。由此推断，转变国家竞技方式的前提是转变人的思维方式。 2.1 “生存竞技”的培养方式
在人类社会早期，与个体化农业和手工业相适应的是狭隘的以经验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受其束缚，人们习惯认为在竞技运动中只要传习了运动技术，竞技者的体能和素质自然会提高。因此，产生了传统的“自然竞技观”和经验型的竞技运动方式。据史料记载，公元五世纪，职业竞技者“吃、睡、练”的训练原则风靡一时。人类早期的竞技教育是一种“生物性”的经验型的体能竞技，这种原始的竞技方式及习惯势力至今仍然存在，并成为国家竞技改革的桎梏[7]。
在近代社会，与工业革命相适应的功利主义思维方式已成为主流，受其影响，人们只顾眼前利益，往往走向各种极端。人们在竞技过程中形成了生物竞技观和体能型的竞技方式。这种生物性的竞技，突出的是挖掘人的生物潜能，即通过开发人的“种生命”而努力提高运动成绩。这实质是忽略了通过竞技与教育的结合，从生物、心理、社会等多方位开发竞技者“类生命”，从而给现代竞技不断接受“异化”的挑战留下了隐患。对运动员来说，“只管一阵子，不管一辈子”。这是典型的“生存竞技”的培养方式。
2.2 “发展竞技”的培养方式
在近代，与后工业社会、高科技产业相适应的思维方式是整体型的思维方式。人们不但能够全面地审视盲目发展科技和工业给人类带来的负面效应，也能意识到由于过度的商业化、职业化和兴奋剂滥用，使现代竞技也面临着异化的挑战。其面临的问题，一是由于运动训练过分突出挖掘竞技者的生物潜能，忽略了通过竞技与教育结合，从生物、心理、社会3个角度全面提高运动员的综合素质，难以抵制竞技的“异化”；二是竞技理论与实践着力探索单一训练过程的做法是不全面的，因为近代运动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的恢复理论和运动竞赛理论，已是竞技“夺标育人”不可缺少的依据。因此，人们这种整体型思维方式的形成，促使竞技观念将要从过去以提高运动成绩、获得物质利益为主的单纯“夺标”观，转向以通过竞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夺标育人”观。同时人们的竞技操作方式将从传统“体能型”的训练，向现代“智体型”的培养方式转变。概括来说，竞技教育就是要把竞技的重心，从“物”转向“人”。这预示着传统“体能型”的培养方式，将要向新型的“人”的培养方式转变，但是，近代的智体型竞技方式注重的只是促进人“身、心”的发展。
2.3 “享受竞技”的培养方式
实践证明，竞技运动单纯以生物学为依据，偏重研究人的“物性”，忽略其“类性”，是典型的“重物轻人”的“生存竞技”的培养方式。完整的运动员培养方式是科学与人文融合的过程。科学训练过程偏重于研究人的“物性”，人性修炼过程偏重于开发人的“类性”（使人更像人），二者结合构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的完整的高水平运动员培养过程。这就能促使竞技的实践把丢失的“人”找回来，从而使人超越“生存竞技”，实现“发展竞技”，向往“享受竞技”。近年来，国际间的竞争，已由传统的军事转向竞技，进而向文化领域挺进，进而推进了国际社会由过去的“政治主导型”转向“经济主导型”，又向未来“文化主导型”社会演进[7]。
当下，在文化主导型社会，竞技将要向未来新型的人本竞技转变，通过竞技与教育的结合，最终促进人全面发展。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已完成由“生存竞技”向“发展竞技”转型，开始进入“享受竞技”。实践证明，从“生存竞技”向“享受竞技”过渡的桥梁是“发展竞技”。“发展竞技”需要“竞技教育”。近年来，竞技教育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兴起。例如，从2002年足球世界杯至今，欧洲在搞既教球又育人的“足球教育”，效果很好。“足球教育”就是竞技教育的具体化[8]。所以，《竞技教育学新论》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逐渐彰显出独创性、超前性、延续性和普世性，它是转变国家高水平运动员培养方式的文化准备。
《竞技教育学新论》紧紧围绕“文化”的主题，以“夺标育人”为核心理念，以“竞技与教育结合”的方式，提出人本位的竞技文化理论。这是深挖竞技思想文化之根，把竞技上升到哲学层面核心价值的追问，更是对未来国家竞技走文化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对于指导我国竞技体育的理论构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宋继新. 竞技教育学新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04.
[3] 赛莫斯·古里奥尼斯.原生态的奥林匹克运动[M]. 沈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 周爱光. 竞技运动异化论[M]. 广州：广州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84.
[5] 王海明. 人性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6.
[6] 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EB/OL]. http：//www.sport.gov.cn/n16/n1077/n1467/n1843577/1843747.html
[7] 田丰. 论文化竞争[J]. 新华文摘，2006（13）：443.
[8] 足球教育是一切的根本——对话英足总[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sports/2013-04/11/c_12456553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