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一分为二”旗下的“坏事变好事”说问世以来，中国人就多了一件理论武器，坏事者就多了一件常胜法宝。
　　或者叫与时俱进吧，抑或是响应解放思想的号召，人们对“坏事变好事”这个命题，越来越多地进行实践检验了。检验的结果，问题复杂起来。
　　人们首先发现的，“坏事变好事”，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种绝对。有些情况下，坏事可以变好事；有些情况下，坏事就是坏事，变不成好事。比如“反右”。当时谓之曰：出了毒草，是坏事。但是，除掉毒草，可以化作肥料，壮大鲜花，这就成了“坏事变好事”。然而，经过实践检验，其结论是：“反右”严重地扩大化了！“反右”扩大化，它本身倒成了坏事。除掉了鲜花，鲜花化作了肥料，那么，壮大的是什么呢？只能是那些荒蒿野稗，甚至还有真正的毒草。所以说，“反右”扩大化，无论如何，这件坏事，是变不成好事的。把“坏事变好事”定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那倒成了形而上学，成了谬说。
　　就算是有的坏事可以变好事吧！那也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第一位的，就是代价。世界上没有无代价的“坏事变好事”。而且，“坏事”所付出的代价，一定比“好事”所得到的收获要大，大得多。也就是说，如果将“好事”和“坏事”作考量的话，结论总会是得不抵失。这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关于这一点，我想，谁都会在任何一件“坏事变好事”那里找到答案的，用不着我来赘述。
　　现在还需要讨论的是：既然“坏事变好事”如此这般，为什么有些人还是津津乐道于此、哈哈乐于此道呢？为什么他们还要把“坏事变好事”捧为圣旨视为金科玉律呢？
　　考察一下：对“坏事变好事”最感兴趣的，往往是一些地方上的官员。当官的，有意无意地造成了坏事，引起人们的质疑，那么，“坏事变好事”，就成了他们的遮羞布，就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或特赦令。玩得好的，“坏事变好事”还可以成为坏事者的功劳簿。有一句戏词曰“堤内损失堤外补”。那些坏事的官员，是在搞“坏事”损失“好事”补。说白了，一些官员将“坏事变好事”的大旗举得高过珠穆朗玛峰，不过是逃避追究推卸责任而已。
　　有些平头百姓，也把“坏事变好事”挂在嘴边上。了解这一现象，还得请教研究国民性的鲁迅。鲁迅曾经指出：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见了阔人想的是我家先前比你阔多啦，挨了打想的是儿子打老子，被斩掉脑袋想的是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是一种国民劣根性。这种国民性，鲁迅以后，并没有根除。与“精神胜利法”相结合的一种“坏事变好事”论，不仅是老百姓无奈时自身的需要，须知，更是那些办坏事官员的需要。
　　有鉴于此，我们应该清醒：“坏事变好事”，决不是多多益善。对坏事若无严厉的处置措施并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绝不会变为好事。少点儿“坏事变好事”，才是真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