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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孚在他的代表作《北京十年》中记述了他在北京居住期间经历的许多人和事，其中范用是出现比较多的人物。书中说到当时北京知识界有三个人 “什么都敢 ”，范用就是其中那个 “什么书都敢出 ”的人。后来，罗孚回忆起 “什么书都敢出 ”这句话时说，这当然有些夸张，不可能做什么事情都無所顾忌。日久深思，觉得描述范用，更为适合的，应该是 “什么书都想出 ”。
罗孚曾说过，范用看人看事，都像是在读书，都是在谋划出书。他把接触到的人和事都当成一本书，每见一个人、接触一件事，都会千方百计地琢磨这个人能写出什么书，这件事能写成什么书，他们能和出版什么书有关系。这大概是范用不同于其他出版家的地方吧。
一九八二年，罗孚经历了一大变故。一九八三年六月底，他来到北京海淀双榆树住下，虽没有明确的自由限制，但他还是决定让自己安静下来。作为一个文人，他首先想到的是能够写一点东西，但写点什么却一时没有想好。他以往的写作主要是社评和散文、杂文，都是因时有感而发，有些还是奉命之作。现在赋闲了，写点什么好呢？他在给三联书店编辑周健强的信中说：“由于天热，人事上今昔有异，我不想多走动，只是闭门思想，闭户读书，准备写作 —此是后话。”（一九八三年七月八日）罗孚来京以后，首先要找的是老朋友聂绀弩。但他手边没有了聂绀弩的地址，只好先到三联书店来找经聂绀弩介绍认识的朋友周健强。给周健强写信的几天后，罗孚夫妇在朝内大街 166号大楼里遇到了范用。二○一○年冬天，罗孚夫妇在北京见到范里和范又，罗夫人吴秀圣说，当时范用那一句 “老罗，你住哪里？住哪里？我一直在找你，找得好苦！”我们现在还记着，罗孚则早已老泪纵横。
这次相遇，对罗孚的影响至深。范用和罗孚相遇后，当即在楼下餐馆请客。坐下不久，范用就说了一句大出罗孚意外的话：老罗，你给三联书店写书吧。接着就讨论写什么书，在座的周健强说，写一本介绍香港的书吧。范用立即说，对，香港交回中国是迟早的事，可我们这里没有多少人真正了解香港，非常需要这样一本书，写这本书的人，我找了很久，今天终于知道，你是最适合的人。
当时距离《中英联合声明》签订还有一年多，这不能不让人佩服范用作为出版家的眼光。接着，范用又说，为什么你最合适，是因为你能写出香港的风物和文化，不会写成教科书。要按老罗你擅长的风格写成散文，最好有香港报纸专栏的那种杂文味道。要一事一说，独立成篇，这样最好读。最后，范用说，你回家就开始写吧，我会经常给你送些参考资料，但你可别被这些资料左右。
其实这本书写起来也不容易，对于这个题目，罗孚可以说事先毫无准备，把一些许多年来熟视无睹的事物结合起来，提炼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构思和查阅资料，以及各种必要的适应，花去了大量的时间。罗孚回忆说：“那些短文是想到一篇写一篇，没有通盘的计划。书是一九八四年夏天开始动笔的，十六七万字拖拖拉拉写了一年多，八五年秋天才写完，书出来时已是八七年春天了。”（《北京十年》）这就是三联书店出版的《香港，香港……》。书写好了，罗孚当时还有一些权利没有恢复，范用先把这本书介绍到香港的中资出版机构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出版，待恢复后很快就出了国内版。
范用当然不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但书中的许多细节都是他策划和安排的。他邀请擅长风物写生的香港画家江启明画了几十幅插图，又亲手做了全书的装帧设计。罗孚说：“范用有装帧癖，爱设计封面，署名叶雨的就是他。”（《北京十年》）书名原来是 “香港？香港！”有一点给读者解答疑惑的意思。范用看后，当即建议修改成了 “香港，香港 ……”一个转折和省略，道出了香港文化的包容和无限，也给读者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九七 ”回归已定，据说，这本书还成了许多内地到香港工作的人的必读书。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范用拿到样书后，即给曾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的夏衍送去一本。夏衍体会到了其中的另一番良苦，他回信说：“给罗孚出了书，是一件好事，在大转折大动荡时期，历史常常会捉弄人，有时甚至是很残酷的，我所认识的朋友中，这样蒙受过折磨的人不少，对他们给以友情的慰藉，发挥他们的余热，应该说是 ‘古道可风 ’，甚佩。”（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罗孚与范用在朝内大街 166号见面之后几天，范用又托周健强给罗孚送书。罗孚在日记中写道：“告以收到《读书》第七期，她看信封字迹，知系范用所寄，并云范曾表示，他日当来我处 ‘探监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一九八三年七月号《读书》是罗孚在北京读到的第一本《读书》，见过范用，他大概可以想到，不久以后他就可能成为《读书》的作者。
一九八○年范用去香港访问时，在蓝真召集的聚会中，这两位相互“久仰大名 ”的朋友一见如故。两位同样爱书的人，对读书和出书都有着相同的爱好和相似的兴趣。罗孚在香港编辑并出版的聂绀弩诗集《三草》，也使范用感佩不已。
此后，范用每个月给罗孚寄去十本《读书》，两年后逐渐增加到二十五本。在香港担任《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实际上就成了《读书》在香港的又一个 “中转站 ”，罗孚把这些杂志转赠给金尧如、李侠文、陈凡、陈文统等同事，还送给徐复观、牟润孙、舒巷城、查良镛、卜少夫、陆铿、胡菊人、关朝翔、戴天等朋友。范用除了关心这些人对《读书》的反馈意见，似乎还更多地关心这些人能写什么书，哪些书能够拿过来出版。
不到一个月，范用又和罗孚第二次见面，他又给罗孚交代了一项新 “任务 ”。“上午陪秀圣去民航买返程机票，……同去人民出版社，访周健强，已外出。邂逅范用，小坐一番，商量霜崖书话事。”（一九八三年八月三日）
霜崖，是叶灵凤的号。罗孚和叶灵凤交往二十多年，对他的作品非常熟悉。范用的眼光是独到的，叶灵凤对书的评论和研究，为许多人所推崇。整理和编辑叶灵凤的著作，这也正中罗孚的下怀。以后，范用就持续给罗孚寄来有关叶灵凤的资料，并不时提出自己对叶灵凤著作的编辑构思。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他给罗孚写信，“从香港带来那大包霜崖简报，拟在稍加整理后送上。看来只能以已出的集子为基础，补充一些另编一书 ”。一天以后，范用浏览了这些资料，马上又给罗孚写信： 承勋兄：
星期天在家将叶翁的几本集子翻看了一遍，觉得可即以
“读书随笔 ”为书名，集《读书随笔》《文艺随笔》《北窗读书录》
《晚晴杂记》为一书，约有廿五万字，不算少。现打印了一份
编目，請酌。删去的几篇多半与性有关，是大忌。有几行现
在不适宜再印的话，也作了删节。
由香港带来的两大包剪报，暇时当淘汰一遍，如有可以编入者，即附在《晚晴杂记》之后，或另成一辑：《霜红室随笔》。先送上四本集子，请先看起来，剪报随后陆续送上。
将来用复印件发排，这四本书还要保存，因此请以铅笔在书上批注或删节。
中敏来信说，请夏公写一序，能否办到，不知道。但编后须请我兄撰写，不仅谈作品，而且介绍叶翁之晚年。用一笔名，行文来点魔障法，如有必要，由弟冒名顶替一下也可。
又选了几幅比亚兹莱的画，似可作封面或每辑之插页。即颂日安范用三、廿六
在范用的鼓励和 “督促 ”下，罗孚开始研究叶灵凤。他的日记里频繁出现 “读叶灵凤小品 ”“翻检叶灵凤文字 ”“赶编完叶灵凤选集”“范携叶灵凤书十余本来 ”等字样。一九八七年，罗孚终于编成了叶灵凤的《读书随笔》三册，其中三篇 “前记 ”，分别署名为 “丝苇”“沈慰 ”“宗兰 ”，都是罗孚一人所写。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九日，“送来叶灵凤《读书随笔》上中下三册，盼之久矣 ”。
叶灵凤的另一类主要作品，是有关香港历史地理的考证和研究。范用认为，这是以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待香港史，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读书随笔》的同时，又有了 “香港掌故 ”。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去范用处，……云香港中华有意出叶灵凤谈港澳掌故文章 ”。又经过两年多，“香港掌故 ”也编好了。罗孚在给香港中华书局编辑钟洁雄的信中说：“受范用兄的委托，我整理了叶灵凤先生遗留下来的有关香港掌故的文章。全部约五十八万字，编为四册。”“《张保仔的传说和真相》是上海书局出版的，在港要找原书，应比北京容易。手边这一本是范用兄的藏书，就不再送上了。”“全书总名 ‘叶灵凤 ·香港掌故集 ’如何？”
罗孚在北京期间做的一件影响比较大的事情，就是在《读书》用笔名 “柳苏 ”连篇撰文，以介绍香港作家为主。这些文章从一九八八年一期到一九九二年十期，共二十一篇。一九九三年，这些文章经补充汇编成《香港文坛剪影》，作为 “读书文丛 ”之一出版。
在《读书》的鼎盛期，柳苏 “横空出世 ”，在许多读者看来是颇有些 “惊艳 ”的。《侠影下的梁羽生》《金色的金庸》《无人不道小思贤》《像西西这样的香港女作家》等文章令人耳目一新，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你一定要看董桥》。
《香港文坛剪影》港版《南斗文星高》出版后，同样在海外文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有记者来问罗孚，你当年是怎么开始给《读书》写香港作家的？罗孚回答说，是和一两位朋友有关吧，我准备过好长时间 ……但有些事情他当时没说。
早在一九八四年一月，范用的亲家、当时担任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许觉民找到范用，希望为正在编纂的《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文学卷》“港澳文学 ”条目推荐撰稿人，范用当即推荐了罗孚，并迅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罗孚。
罗孚闻讯当然很兴奋，他在香港文学界沉浸多年，工作需要加自身爱好，使他对香港作家了如指掌，同时也饱含情感。他当即给范用回信：
范兄：听周健强说，你曾有信寄我，但迄未收到;又听她说，你写信是希望我提几个香港作家的名字，供百科全书编写什
么条目作参考。我写了一批名字让她转交，想已收到。
事后想想，那些名字提得太多了，“百科 ”不需要那许多，其中不少也还不可能上 “百科 ”，除非来日有佳作，那是后话了。因此，这里再浓缩一下，取其 “精华 ”（精华也是相对而言，就香港而言）。
老作家，还是李辉英一人。
已故作家，有些可加上老字，有些还不够老（这是就我的眼光而言，在后生小子看来，当然都够老了）。在叶灵凤、曹聚仁、徐
、徐速之外，我忘了老朋友、老同事唐人（即阮朗），真是疏忽可惊！对他的作品尽管仁智之见各殊，但《金陵春梦》总是影响很大的通俗文学作品，而唐人则是许多人所知的名作家。我以为同是笔名，应以唐人为主，而阮朗为副，这也是为了《春梦》之故。
此外，刘以鬯、舒巷城、何达、金依、西西、小思、戴天、亦舒、古苍梧、蒋芸、林燕妮、黄俊东、董桥、胡菊人、黄思骋、林以亮、张君默、何紫、陈凡（即早年写新体诗的周为）、黄蒙田、夏果、吴其敏都是需要列进去的。
我又忘了一个不可少的人，高旅。他是小说《杜秋娘》等的作者，你们三联好像也要替他出一本集子，是吧？
彦火、李怡、双翼等人，你斟酌吧。
余光中、施叔青如不算台湾作家，当然就应列进。
叶维廉是澳门长大的，还有郑树森（比较文学、中大教授）也是香港长大的，两人却又常在美国。
林年同又如何呢？
我认为不应排除武侠小说作者，而在一切作者中，金庸、梁羽生的影响属于最大之列，如不说最大。还有倪匡的科幻小说（登在《明报》，笔名我忘了），读者也多。
匆匆，再供参考。祝新春如意！
史林安八四，二，一五谢谢《文摘》《读书》之赐赠。
范用很快把这封信和名单转给了许觉民。许觉民二月二十一日回信说：“大百科 ‘港澳文学 ’条，承罗公慨诺撰写，不胜感激。我们对港澳文学历史和现状却一团漆黑，所以选何人（有影响的）均请作者酌定。条目是概述条，史和现状，以现状（解放后）为主，随附样稿一份，仅供参考。该条目希不超过四千字（中条），三千字上下也可以。望向罗公致意，以后有机会当去拜访他。” 三月二日，范用再次写信给罗孚：“觉老来信说接到了您的信，因不详通信地址，嘱我转达，致意。晚见福建《海峡》杂志刊有一文介绍四十年来香港文学活动，写的很差，可斟酌之处太多，特复印一份供您参考。”
罗孚很快写了一份初稿，寄给范用。三月二十五日范用回信：“转上许兄一笺，他很感谢您的鼎助。他说，在他们所里（文学研究所），于海外文坛，至今漆黑一团，心中无数，盖长期闭关自大之结果也。”许觉民在给罗孚的信中说：“来示并港澳文学条目稿均收读，写得极好。不想阁下对港澳作家之详情历历如数家珍，至为感佩。条目稿已交该分支主编王瑶先生、朱寨先生，倘有更动，必将意见再就教于阁下。该稿日内先打印若干份，印就后即寄奉。所示 ‘不必张扬此事 ’，当尊示办理，即在分支主编方面，我也不张扬，只说托一熟悉港澳文学的友人所写。将来印出，再酌情署一笔名处理，此点可请释怀。”
以后，罗孚和许觉民也成了相熟的好朋友，他又陆续给大百科全书文学卷写了一些香港作家的条目。就在他静候大百科全书文学卷出版的时候，“意外 ”发生了。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在国谊意外买得《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文学卷》，更意外者，写香港文学部分全未采用，所刊为他人所写 ”。以后，范用和许觉民都没有向罗孚解释过这个 “意外 ”。对罗孚而言，这个 “意外 ”比起他生平中遇到的其他 “意外 ”，也许并不算什么。
范用显然没有忽略这个 “意外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的一天，范用见到罗孚，有些伤感地说，上面动员我申请离休，我有许多事情放不下。转而又颇为郑重其事地说，写香港作家的文章一定不要停下来，
《读书》需要，首发《读书》，你要安心写下去。那几年，也正是他们这个 “朋友圈 ”活跃期，他们见面很多，饭局和各种活动不断，范用几乎每次见面都要催问写香港作家文章的事情，还不断提各种相关的建议。一次聚会中，大家传看一本香港杂志，内有一位新闻界前辈的访谈，文中说 “新闻标题应炯炯有神 ”，范用马上对罗孚说，写香港作家的文章也要在标题上取胜，介绍内地读者不熟悉的香港作家，没有别的铺垫，先用标题吸引着读者，再让他们认真读下去。
罗孚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此君退了就实在可惜！他是能做许多事情的，也特别想做许多事情。”多年以后，罗孚回到香港，他又说：
“我用 ‘柳苏 ’这笔名在《读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十几篇谈香港作家的文字，在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界人士当中，引起了一些人注意。组织我写这些稿件的人，又是范用。”
范用出了很多书，读了很多书，藏了很多书，设计了很多书，也点评了很多书，但他本人更像一本书，一本让人看了就不想放下的书。罗孚曾用 “无心插柳柳成荫 ”来比喻范用和自己：“我原来不是去找他的，他却主动找上了我，为我开辟了一条条写稿的路，造就了一个柳苏。我是无心插柳，他也是无心插柳，结果是柳成荫了。这里是借用一个成语，不是自吹，应该说是柳是插了，活了，长了点叶子，成荫就谈不到了。”但是，范用确实是 “有心 ”的。
一九六三年，范用在编辑俄国人绥青的回忆录时，把原书名改
成了 “为书籍的一生 ”，其实这何尝说的不是他自己。也只有对 “书”有深刻的热爱、理解和感悟，才能改得出这样的书名。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出书，都在思考怎样出一本好书，而且不停地 “插柳成荫 ”，全身心投入，心无旁骛，这不能不说是范用留给三联书店乃至后辈出版人的一份遗产。“什么书都想出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二○二○年一月定稿，纪念范用先生逝世十周年《结构主义诗学》中的英译汉诗吕辛福《结构主义诗学》是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乔纳森 ·卡勒（Jonathan Culler）的代表作，中文版二○一八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对于国内学者了解结构主义诗学的批评理论与方法实践具有重要作用，但中译本有一处明显的误译，恰好涉及卡勒对英译汉诗的理解以及文学批评，也是该书唯一一处专门论及汉诗的段落。
在中译本第六章，论述阐释与文本的关系时，卡勒引用威廉 ·燕卜荪《含混七型》（又译《朦胧的七种类型》）中出现过的两句英译汉诗进行分析，这两句诗是：Swiftly the years， beyond recall/ Solemn the stillness of this spring morning。这两句诗的英译者是亚瑟 ·威利（Arthur Waley，一般译为韦利），但在《含混七型》与《结构主义诗学》中都没有注明出处，中文版译者认为中文原诗 “不得而知 ”，因此据英译本意译为 “岁月飞逝难回首，春光永驻是今晨 ”，但这里对应的真正汉诗原文是四言古诗，即陶渊明《时运》篇中的 “迈迈时运，穆穆良朝 ”。英译本出自韦利的汉诗英译名著《170首中国诗》（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该书一九一八年出版后在英語世界引起轰动。燕卜荪的《含混七型》出版时间是在一九三○年，文中提及韦利所译中国诗虽没有标明出处，但出自《170首中国诗》当无疑问，只是把韦利原文中的 fair morning写成了 spring morning，但这处笔误并没有影响接下来对这首诗的结构主义分析。
无论是燕卜荪还是卡勒，他们的分析重点集中在这首诗中的 swift、 still与 year、morning这两组对立语词上，也就是中文原诗中的 “迈迈 ”与“穆穆 ”，探讨两句诗中时间的对立结构对理解文本带来的语义影响。
罗孚曾说过，范用看人看事，都像是在读书，都是在谋划出书。他把接触到的人和事都当成一本书，每见一个人、接触一件事，都会千方百计地琢磨这个人能写出什么书，这件事能写成什么书，他们能和出版什么书有关系。这大概是范用不同于其他出版家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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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罗孚经历了一大变故。一九八三年六月底，他来到北京海淀双榆树住下，虽没有明确的自由限制，但他还是决定让自己安静下来。作为一个文人，他首先想到的是能够写一点东西，但写点什么却一时没有想好。他以往的写作主要是社评和散文、杂文，都是因时有感而发，有些还是奉命之作。现在赋闲了，写点什么好呢？他在给三联书店编辑周健强的信中说：“由于天热，人事上今昔有异，我不想多走动，只是闭门思想，闭户读书，准备写作 —此是后话。”（一九八三年七月八日）罗孚来京以后，首先要找的是老朋友聂绀弩。但他手边没有了聂绀弩的地址，只好先到三联书店来找经聂绀弩介绍认识的朋友周健强。给周健强写信的几天后，罗孚夫妇在朝内大街 166号大楼里遇到了范用。二○一○年冬天，罗孚夫妇在北京见到范里和范又，罗夫人吴秀圣说，当时范用那一句 “老罗，你住哪里？住哪里？我一直在找你，找得好苦！”我们现在还记着，罗孚则早已老泪纵横。
这次相遇，对罗孚的影响至深。范用和罗孚相遇后，当即在楼下餐馆请客。坐下不久，范用就说了一句大出罗孚意外的话：老罗，你给三联书店写书吧。接着就讨论写什么书，在座的周健强说，写一本介绍香港的书吧。范用立即说，对，香港交回中国是迟早的事，可我们这里没有多少人真正了解香港，非常需要这样一本书，写这本书的人，我找了很久，今天终于知道，你是最适合的人。
当时距离《中英联合声明》签订还有一年多，这不能不让人佩服范用作为出版家的眼光。接着，范用又说，为什么你最合适，是因为你能写出香港的风物和文化，不会写成教科书。要按老罗你擅长的风格写成散文，最好有香港报纸专栏的那种杂文味道。要一事一说，独立成篇，这样最好读。最后，范用说，你回家就开始写吧，我会经常给你送些参考资料，但你可别被这些资料左右。
其实这本书写起来也不容易，对于这个题目，罗孚可以说事先毫无准备，把一些许多年来熟视无睹的事物结合起来，提炼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构思和查阅资料，以及各种必要的适应，花去了大量的时间。罗孚回忆说：“那些短文是想到一篇写一篇，没有通盘的计划。书是一九八四年夏天开始动笔的，十六七万字拖拖拉拉写了一年多，八五年秋天才写完，书出来时已是八七年春天了。”（《北京十年》）这就是三联书店出版的《香港，香港……》。书写好了，罗孚当时还有一些权利没有恢复，范用先把这本书介绍到香港的中资出版机构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出版，待恢复后很快就出了国内版。
范用当然不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但书中的许多细节都是他策划和安排的。他邀请擅长风物写生的香港画家江启明画了几十幅插图，又亲手做了全书的装帧设计。罗孚说：“范用有装帧癖，爱设计封面，署名叶雨的就是他。”（《北京十年》）书名原来是 “香港？香港！”有一点给读者解答疑惑的意思。范用看后，当即建议修改成了 “香港，香港 ……”一个转折和省略，道出了香港文化的包容和无限，也给读者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九七 ”回归已定，据说，这本书还成了许多内地到香港工作的人的必读书。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范用拿到样书后，即给曾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的夏衍送去一本。夏衍体会到了其中的另一番良苦，他回信说：“给罗孚出了书，是一件好事，在大转折大动荡时期，历史常常会捉弄人，有时甚至是很残酷的，我所认识的朋友中，这样蒙受过折磨的人不少，对他们给以友情的慰藉，发挥他们的余热，应该说是 ‘古道可风 ’，甚佩。”（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二
罗孚与范用在朝内大街 166号见面之后几天，范用又托周健强给罗孚送书。罗孚在日记中写道：“告以收到《读书》第七期，她看信封字迹，知系范用所寄，并云范曾表示，他日当来我处 ‘探监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一九八三年七月号《读书》是罗孚在北京读到的第一本《读书》，见过范用，他大概可以想到，不久以后他就可能成为《读书》的作者。
一九八○年范用去香港访问时，在蓝真召集的聚会中，这两位相互“久仰大名 ”的朋友一见如故。两位同样爱书的人，对读书和出书都有着相同的爱好和相似的兴趣。罗孚在香港编辑并出版的聂绀弩诗集《三草》，也使范用感佩不已。
此后，范用每个月给罗孚寄去十本《读书》，两年后逐渐增加到二十五本。在香港担任《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实际上就成了《读书》在香港的又一个 “中转站 ”，罗孚把这些杂志转赠给金尧如、李侠文、陈凡、陈文统等同事，还送给徐复观、牟润孙、舒巷城、查良镛、卜少夫、陆铿、胡菊人、关朝翔、戴天等朋友。范用除了关心这些人对《读书》的反馈意见，似乎还更多地关心这些人能写什么书，哪些书能够拿过来出版。
不到一个月，范用又和罗孚第二次见面，他又给罗孚交代了一项新 “任务 ”。“上午陪秀圣去民航买返程机票，……同去人民出版社，访周健强，已外出。邂逅范用，小坐一番，商量霜崖书话事。”（一九八三年八月三日）
霜崖，是叶灵凤的号。罗孚和叶灵凤交往二十多年，对他的作品非常熟悉。范用的眼光是独到的，叶灵凤对书的评论和研究，为许多人所推崇。整理和编辑叶灵凤的著作，这也正中罗孚的下怀。以后，范用就持续给罗孚寄来有关叶灵凤的资料，并不时提出自己对叶灵凤著作的编辑构思。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他给罗孚写信，“从香港带来那大包霜崖简报，拟在稍加整理后送上。看来只能以已出的集子为基础，补充一些另编一书 ”。一天以后，范用浏览了这些资料，马上又给罗孚写信： 承勋兄：
星期天在家将叶翁的几本集子翻看了一遍，觉得可即以
“读书随笔 ”为书名，集《读书随笔》《文艺随笔》《北窗读书录》
《晚晴杂记》为一书，约有廿五万字，不算少。现打印了一份
编目，請酌。删去的几篇多半与性有关，是大忌。有几行现
在不适宜再印的话，也作了删节。
由香港带来的两大包剪报，暇时当淘汰一遍，如有可以编入者，即附在《晚晴杂记》之后，或另成一辑：《霜红室随笔》。先送上四本集子，请先看起来，剪报随后陆续送上。
将来用复印件发排，这四本书还要保存，因此请以铅笔在书上批注或删节。
中敏来信说，请夏公写一序，能否办到，不知道。但编后须请我兄撰写，不仅谈作品，而且介绍叶翁之晚年。用一笔名，行文来点魔障法，如有必要，由弟冒名顶替一下也可。
又选了几幅比亚兹莱的画，似可作封面或每辑之插页。即颂日安范用三、廿六
在范用的鼓励和 “督促 ”下，罗孚开始研究叶灵凤。他的日记里频繁出现 “读叶灵凤小品 ”“翻检叶灵凤文字 ”“赶编完叶灵凤选集”“范携叶灵凤书十余本来 ”等字样。一九八七年，罗孚终于编成了叶灵凤的《读书随笔》三册，其中三篇 “前记 ”，分别署名为 “丝苇”“沈慰 ”“宗兰 ”，都是罗孚一人所写。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九日，“送来叶灵凤《读书随笔》上中下三册，盼之久矣 ”。
叶灵凤的另一类主要作品，是有关香港历史地理的考证和研究。范用认为，这是以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待香港史，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读书随笔》的同时，又有了 “香港掌故 ”。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去范用处，……云香港中华有意出叶灵凤谈港澳掌故文章 ”。又经过两年多，“香港掌故 ”也编好了。罗孚在给香港中华书局编辑钟洁雄的信中说：“受范用兄的委托，我整理了叶灵凤先生遗留下来的有关香港掌故的文章。全部约五十八万字，编为四册。”“《张保仔的传说和真相》是上海书局出版的，在港要找原书，应比北京容易。手边这一本是范用兄的藏书，就不再送上了。”“全书总名 ‘叶灵凤 ·香港掌故集 ’如何？”
三
罗孚在北京期间做的一件影响比较大的事情，就是在《读书》用笔名 “柳苏 ”连篇撰文，以介绍香港作家为主。这些文章从一九八八年一期到一九九二年十期，共二十一篇。一九九三年，这些文章经补充汇编成《香港文坛剪影》，作为 “读书文丛 ”之一出版。
在《读书》的鼎盛期，柳苏 “横空出世 ”，在许多读者看来是颇有些 “惊艳 ”的。《侠影下的梁羽生》《金色的金庸》《无人不道小思贤》《像西西这样的香港女作家》等文章令人耳目一新，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你一定要看董桥》。
《香港文坛剪影》港版《南斗文星高》出版后，同样在海外文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有记者来问罗孚，你当年是怎么开始给《读书》写香港作家的？罗孚回答说，是和一两位朋友有关吧，我准备过好长时间 ……但有些事情他当时没说。
早在一九八四年一月，范用的亲家、当时担任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许觉民找到范用，希望为正在编纂的《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文学卷》“港澳文学 ”条目推荐撰稿人，范用当即推荐了罗孚，并迅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罗孚。
罗孚闻讯当然很兴奋，他在香港文学界沉浸多年，工作需要加自身爱好，使他对香港作家了如指掌，同时也饱含情感。他当即给范用回信：
范兄：听周健强说，你曾有信寄我，但迄未收到;又听她说，你写信是希望我提几个香港作家的名字，供百科全书编写什
么条目作参考。我写了一批名字让她转交，想已收到。
事后想想，那些名字提得太多了，“百科 ”不需要那许多，其中不少也还不可能上 “百科 ”，除非来日有佳作，那是后话了。因此，这里再浓缩一下，取其 “精华 ”（精华也是相对而言，就香港而言）。
老作家，还是李辉英一人。
已故作家，有些可加上老字，有些还不够老（这是就我的眼光而言，在后生小子看来，当然都够老了）。在叶灵凤、曹聚仁、徐
、徐速之外，我忘了老朋友、老同事唐人（即阮朗），真是疏忽可惊！对他的作品尽管仁智之见各殊，但《金陵春梦》总是影响很大的通俗文学作品，而唐人则是许多人所知的名作家。我以为同是笔名，应以唐人为主，而阮朗为副，这也是为了《春梦》之故。
此外，刘以鬯、舒巷城、何达、金依、西西、小思、戴天、亦舒、古苍梧、蒋芸、林燕妮、黄俊东、董桥、胡菊人、黄思骋、林以亮、张君默、何紫、陈凡（即早年写新体诗的周为）、黄蒙田、夏果、吴其敏都是需要列进去的。
我又忘了一个不可少的人，高旅。他是小说《杜秋娘》等的作者，你们三联好像也要替他出一本集子，是吧？
彦火、李怡、双翼等人，你斟酌吧。
余光中、施叔青如不算台湾作家，当然就应列进。
叶维廉是澳门长大的，还有郑树森（比较文学、中大教授）也是香港长大的，两人却又常在美国。
林年同又如何呢？
我认为不应排除武侠小说作者，而在一切作者中，金庸、梁羽生的影响属于最大之列，如不说最大。还有倪匡的科幻小说（登在《明报》，笔名我忘了），读者也多。
匆匆，再供参考。祝新春如意！
史林安八四，二，一五谢谢《文摘》《读书》之赐赠。
范用很快把这封信和名单转给了许觉民。许觉民二月二十一日回信说：“大百科 ‘港澳文学 ’条，承罗公慨诺撰写，不胜感激。我们对港澳文学历史和现状却一团漆黑，所以选何人（有影响的）均请作者酌定。条目是概述条，史和现状，以现状（解放后）为主，随附样稿一份，仅供参考。该条目希不超过四千字（中条），三千字上下也可以。望向罗公致意，以后有机会当去拜访他。” 三月二日，范用再次写信给罗孚：“觉老来信说接到了您的信，因不详通信地址，嘱我转达，致意。晚见福建《海峡》杂志刊有一文介绍四十年来香港文学活动，写的很差，可斟酌之处太多，特复印一份供您参考。”
罗孚很快写了一份初稿，寄给范用。三月二十五日范用回信：“转上许兄一笺，他很感谢您的鼎助。他说，在他们所里（文学研究所），于海外文坛，至今漆黑一团，心中无数，盖长期闭关自大之结果也。”许觉民在给罗孚的信中说：“来示并港澳文学条目稿均收读，写得极好。不想阁下对港澳作家之详情历历如数家珍，至为感佩。条目稿已交该分支主编王瑶先生、朱寨先生，倘有更动，必将意见再就教于阁下。该稿日内先打印若干份，印就后即寄奉。所示 ‘不必张扬此事 ’，当尊示办理，即在分支主编方面，我也不张扬，只说托一熟悉港澳文学的友人所写。将来印出，再酌情署一笔名处理，此点可请释怀。”
以后，罗孚和许觉民也成了相熟的好朋友，他又陆续给大百科全书文学卷写了一些香港作家的条目。就在他静候大百科全书文学卷出版的时候，“意外 ”发生了。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在国谊意外买得《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文学卷》，更意外者，写香港文学部分全未采用，所刊为他人所写 ”。以后，范用和许觉民都没有向罗孚解释过这个 “意外 ”。对罗孚而言，这个 “意外 ”比起他生平中遇到的其他 “意外 ”，也许并不算什么。
范用显然没有忽略这个 “意外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的一天，范用见到罗孚，有些伤感地说，上面动员我申请离休，我有许多事情放不下。转而又颇为郑重其事地说，写香港作家的文章一定不要停下来，
《读书》需要，首发《读书》，你要安心写下去。那几年，也正是他们这个 “朋友圈 ”活跃期，他们见面很多，饭局和各种活动不断，范用几乎每次见面都要催问写香港作家文章的事情，还不断提各种相关的建议。一次聚会中，大家传看一本香港杂志，内有一位新闻界前辈的访谈，文中说 “新闻标题应炯炯有神 ”，范用马上对罗孚说，写香港作家的文章也要在标题上取胜，介绍内地读者不熟悉的香港作家，没有别的铺垫，先用标题吸引着读者，再让他们认真读下去。
罗孚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此君退了就实在可惜！他是能做许多事情的，也特别想做许多事情。”多年以后，罗孚回到香港，他又说：
“我用 ‘柳苏 ’这笔名在《读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十几篇谈香港作家的文字，在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界人士当中，引起了一些人注意。组织我写这些稿件的人，又是范用。”
范用出了很多书，读了很多书，藏了很多书，设计了很多书，也点评了很多书，但他本人更像一本书，一本让人看了就不想放下的书。罗孚曾用 “无心插柳柳成荫 ”来比喻范用和自己：“我原来不是去找他的，他却主动找上了我，为我开辟了一条条写稿的路，造就了一个柳苏。我是无心插柳，他也是无心插柳，结果是柳成荫了。这里是借用一个成语，不是自吹，应该说是柳是插了，活了，长了点叶子，成荫就谈不到了。”但是，范用确实是 “有心 ”的。
一九六三年，范用在编辑俄国人绥青的回忆录时，把原书名改
成了 “为书籍的一生 ”，其实这何尝说的不是他自己。也只有对 “书”有深刻的热爱、理解和感悟，才能改得出这样的书名。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出书，都在思考怎样出一本好书，而且不停地 “插柳成荫 ”，全身心投入，心无旁骛，这不能不说是范用留给三联书店乃至后辈出版人的一份遗产。“什么书都想出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二○二○年一月定稿，纪念范用先生逝世十周年《结构主义诗学》中的英译汉诗吕辛福《结构主义诗学》是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乔纳森 ·卡勒（Jonathan Culler）的代表作，中文版二○一八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对于国内学者了解结构主义诗学的批评理论与方法实践具有重要作用，但中译本有一处明显的误译，恰好涉及卡勒对英译汉诗的理解以及文学批评，也是该书唯一一处专门论及汉诗的段落。
在中译本第六章，论述阐释与文本的关系时，卡勒引用威廉 ·燕卜荪《含混七型》（又译《朦胧的七种类型》）中出现过的两句英译汉诗进行分析，这两句诗是：Swiftly the years， beyond recall/ Solemn the stillness of this spring morning。这两句诗的英译者是亚瑟 ·威利（Arthur Waley，一般译为韦利），但在《含混七型》与《结构主义诗学》中都没有注明出处，中文版译者认为中文原诗 “不得而知 ”，因此据英译本意译为 “岁月飞逝难回首，春光永驻是今晨 ”，但这里对应的真正汉诗原文是四言古诗，即陶渊明《时运》篇中的 “迈迈时运，穆穆良朝 ”。英译本出自韦利的汉诗英译名著《170首中国诗》（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该书一九一八年出版后在英語世界引起轰动。燕卜荪的《含混七型》出版时间是在一九三○年，文中提及韦利所译中国诗虽没有标明出处，但出自《170首中国诗》当无疑问，只是把韦利原文中的 fair morning写成了 spring morning，但这处笔误并没有影响接下来对这首诗的结构主义分析。
无论是燕卜荪还是卡勒，他们的分析重点集中在这首诗中的 swift、 still与 year、morning这两组对立语词上，也就是中文原诗中的 “迈迈 ”与“穆穆 ”，探讨两句诗中时间的对立结构对理解文本带来的语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