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仁宗仁孝时期,通过大力兴办学校,实行科举取士,确立封建所有制的生产关系,制定维护封建统治的法律制度,推崇儒家学说,大力弘扬佛教文化,尊儒崇佛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国措施,使西夏社会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进一步得到调整,维护了西夏统治阶级的利益,从而使西夏社会出现了政治开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新局面。西夏的文化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峰,“尚文重法”也对西夏社会产生了双重作用。
关键词:仁宗;西夏;文化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3-059-02
西夏仁宗嵬名仁孝,生于宋宣和六年,夏元德六年(1124),卒于宋绍熙四年,夏乾佑二十四年(1193),享年六十九岁。仁孝是西夏历史上颇有作为的著名历史人物之一,也是西夏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在位时间最长(达54年之久)的皇帝之一。仁孝是由崇宗乾顺的妃子曹氏所生,“生时异光满室,成安公主见而爱之,请名‘仁孝’”。①仁孝统治期间,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国措施,使西夏社会出现了政治开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强盛局面,西夏达到了社会发展的高峰。本文仅就仁孝在位后在文化方面的作为进行论述,并以此评价其在西夏历史上的作用。
一、原因
第一,西夏文化在仁孝前几代人的努力之下,已初具模型,并且迅速发展。仁孝时期,继承了这一发展势头,并继续推动,使其达到高峰。在元昊、谅祚、秉常、乾顺时期,不同的政策和措施,如提倡儒学、发展佛教、创制蕃文字等,在不同的程度上促进了西夏文化的发展,为仁孝时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仁孝继位后,吸取前朝教训,采取了适当的措施,顺应了当时西夏社会封建化的需要。仁孝即位之初,西夏境内就爆发了哆讹领导的番部起义。人民在天灾(地震、饥荒)和人祸(统治者骄奢淫逸)中,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起义被镇压,“冬十月,西平都统军任得敬讨诸州盗,平之”,②但它沉重打击了西夏统治阶级。统治者采取了一些诸如免去灾区人民赋税等,缓和阶级矛盾,调整生产关系的措施,从而使西夏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到天盛年间,西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第三,仁孝大力发展儒学,得到了皇后和一些大臣的支持。仁孝立后罔氏,罔氏在党项民族中是势力强大的氏族部落,而罔后本人又聪明贤惠,知书达理,尤其对汉礼颇为尊崇,“罔氏,西夏大族。后聪慧知书,爱行汉礼……氏好礼知书,异时仁孝建学诸善政,后有劳焉”。③仁孝立罔氏为后,不仅加强了皇族的势力,而且也为以后的建学善政奠定了基础。④仁孝任用直言敢谏的斡道冲为蕃汉教授,王佥、焦景颜等翰林院学士,提倡儒学,澄清吏治,推动了西夏社会政治的开明,文化的繁荣。
二、表现
(一)儒学
仁孝时,汉学从中央到地方均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公元1144年6月,仁孝下令各州县设立学校,让各地官僚贵族子弟入校,读孔孟儒家学说,“国中增弟子员至三千人”,⑤后而又“立小学于禁中”,只要是宗室子弟7岁到15岁的,均需入学,并设立教授教之,帝后也经常前去对学生训导。为了随着西夏学校数量的增多,广大知识分子需要阅读大量儒家典籍,为了让入学读书的子弟更加方便的为国服务,仁孝于公元1147年正式实行科举取士制度,策举人,立唱名法,复设童子科,初步树立了设科取士的规模。1161年正月,仁孝还设立了翰林学士院,将那时一些未谋得官职的士子储在其中,给他们为朝廷出谋划策的机会。在夏国知名度很高的大臣,如王佥、焦景颜等,都出自翰林院。为了满足这一需要,仁孝派遣使者到金朝“请市儒释诸书,金主许之”。⑥西夏统治者之所以不到宋朝购买书籍,因为南宋偏安江南与西夏关系隔绝,只好向金求购。⑦
为了使儒家思想教化所有国民,1146年3月,尊孔子为文宣帝,各州县又建立了壮丽的庙宇,让百姓顶礼膜拜。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对孔子封谥的尊号最高也只是文宣王,惟西夏的仁宗朝尊其为文宣帝,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孔子空前绝后的尊号。⑧仁孝组织人力翻译出版了大量儒家经典著作,并对其中的一些义理进行阐释,如蕃汉教授斡道冲曾译“《论语注》,作《别义》三十卷,又作《周易卜筮断》,以国字书之,行于国中”,⑨用西夏文字阐释经典更有利于儒学的宣传和普及。
(二)佛教
为了加强西夏国家的封建统治,仁宗除大力灌输孔孟学说外,还竭力弘扬佛家思想。佛教在西夏社会思想和社会生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佛教是西夏上自皇帝下至平民的主要信仰。在仁孝之前的历代皇帝对佛教也大力弘扬,无数次的求经、赐经、译经,并修建寺庙,尊崇僧人,使佛教此时在西夏社会中生机盎然,仁孝时更是如此。佛教此时比前代有了新的发展,其影响进一步扩大。仁宗投入了更大地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译经、印经、施经、校经。从所见文献看,仁孝一朝印施佛经很多。仁宗人庆二年(1145)印施番、汉《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人庆三年(1146)刻印汉文本《妙法莲华经》;天盛元年(1149)印施番、汉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及《胜相顶尊总持功德依经录》;天盛十三年(1161)印施汉文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天盛十九年(1167)印施西夏文、汉文《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天盛二十年(1168)刻印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乾佑十五年(1184)刻印汉文本《圣大乘胜意菩萨经》《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乾佑二十年(1189)仁孝的皇后罗氏还印施了刊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⑩目前所能见到的西夏之佛经中,卷首有仁宗校经题款的近20部,不下数百卷,可见仁孝时期校经数量之多。
仁孝时期,除大量印施、校译佛经外,还在很多方面对佛教实行保护和优容照顾的政策。仁孝时颁布的《天盛律令》就以详细的律法规定了佛教政策,设制了佛教的管理机构,并规定了僧人的封号、官位和赐衣制度。西夏的帝师制度出现于仁宗乾佑年间,仁宗封波罗显胜为帝师。[11]西夏时期出现的帝师,改变了帝师出现于元代的历史。帝师出现于西夏晚期,恒宗纯祐以后的各代是否依次出现,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想元朝借鉴了西夏的帝师制度,并使之臻于完善,贯彻于元代的始终。[12]
仁孝时期,西夏文化达到了高峰,创造了西夏历史上一个文化异常辉煌的时代。统治者实行的“以儒治国”、“尚文重法”的方针,对西夏社会产生了积极地影响。首先它适应了西夏社会封建化的需要,及加强思想统治的需要。西夏社会发展到仁宗时,西夏已进入到封建制阶段。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加强中央集权,使西夏社会长治久安,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官方哲学和信仰,为其统治服务。仁孝即位之初,西夏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一触即发,天灾人祸,人民苦不堪言。在此情况下,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加强对人民思想的统治,儒佛就成为了他们强有力的思想武器,麻痹人民,征服人心。其次,它为西夏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提倡尊孔,开科取士,为西夏培养了一大批符合封建统治需要的德才兼备的人才,而且在西夏灭亡后,许多有识之士活跃于元代的历史舞台上,继续发挥作用。再次,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西夏的统一,防止夏国分裂。通过统治者对儒学的推崇,儒家的三纲五常和忠君爱国的思想深入人心。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西夏也出现了一批刚正不阿、敢言直谏的大臣,如蕃汉教授斡道冲、御史中丞热辣公济等,他们在反对任得敬篡权裂国、维护西夏的统一中发挥了一定程度上的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西夏的这种立国方针所产生的消极作用。这一政策为西夏培养了大批通晓四书五经的儒生,而缺少能征善战的将帅之才,使过去具有尚武精神的党项民族变得越来越文弱,军事力量日益削弱,兵政日益废弛。
仁宗后期,西夏社会已开始走向衰落,文化也如长河落日,急转直下。频繁的战争破坏了西夏休养生息的安全环境,严重影响了西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正常发展。在西夏灭亡之后,西夏文化也如昙花一现,在历史长河中不见踪迹。西夏晚期,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多次入侵西夏,虽遭顽强抵抗,但终因国力衰弱而最终灭亡。其中的因素固然很多,但与西夏中期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不无关系。[13]
注释:
①④[13]李范文.西夏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89;289;310.
②③⑤⑥⑨(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正.《西夏书事》校正[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412;467;412;420;420.
⑦李蔚.简明西夏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35.
⑧⑩史金波.西夏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84;555.
[11][12]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142;143.
关键词:仁宗;西夏;文化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3-059-02
西夏仁宗嵬名仁孝,生于宋宣和六年,夏元德六年(1124),卒于宋绍熙四年,夏乾佑二十四年(1193),享年六十九岁。仁孝是西夏历史上颇有作为的著名历史人物之一,也是西夏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在位时间最长(达54年之久)的皇帝之一。仁孝是由崇宗乾顺的妃子曹氏所生,“生时异光满室,成安公主见而爱之,请名‘仁孝’”。①仁孝统治期间,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国措施,使西夏社会出现了政治开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强盛局面,西夏达到了社会发展的高峰。本文仅就仁孝在位后在文化方面的作为进行论述,并以此评价其在西夏历史上的作用。
一、原因
第一,西夏文化在仁孝前几代人的努力之下,已初具模型,并且迅速发展。仁孝时期,继承了这一发展势头,并继续推动,使其达到高峰。在元昊、谅祚、秉常、乾顺时期,不同的政策和措施,如提倡儒学、发展佛教、创制蕃文字等,在不同的程度上促进了西夏文化的发展,为仁孝时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仁孝继位后,吸取前朝教训,采取了适当的措施,顺应了当时西夏社会封建化的需要。仁孝即位之初,西夏境内就爆发了哆讹领导的番部起义。人民在天灾(地震、饥荒)和人祸(统治者骄奢淫逸)中,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起义被镇压,“冬十月,西平都统军任得敬讨诸州盗,平之”,②但它沉重打击了西夏统治阶级。统治者采取了一些诸如免去灾区人民赋税等,缓和阶级矛盾,调整生产关系的措施,从而使西夏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到天盛年间,西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第三,仁孝大力发展儒学,得到了皇后和一些大臣的支持。仁孝立后罔氏,罔氏在党项民族中是势力强大的氏族部落,而罔后本人又聪明贤惠,知书达理,尤其对汉礼颇为尊崇,“罔氏,西夏大族。后聪慧知书,爱行汉礼……氏好礼知书,异时仁孝建学诸善政,后有劳焉”。③仁孝立罔氏为后,不仅加强了皇族的势力,而且也为以后的建学善政奠定了基础。④仁孝任用直言敢谏的斡道冲为蕃汉教授,王佥、焦景颜等翰林院学士,提倡儒学,澄清吏治,推动了西夏社会政治的开明,文化的繁荣。
二、表现
(一)儒学
仁孝时,汉学从中央到地方均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公元1144年6月,仁孝下令各州县设立学校,让各地官僚贵族子弟入校,读孔孟儒家学说,“国中增弟子员至三千人”,⑤后而又“立小学于禁中”,只要是宗室子弟7岁到15岁的,均需入学,并设立教授教之,帝后也经常前去对学生训导。为了随着西夏学校数量的增多,广大知识分子需要阅读大量儒家典籍,为了让入学读书的子弟更加方便的为国服务,仁孝于公元1147年正式实行科举取士制度,策举人,立唱名法,复设童子科,初步树立了设科取士的规模。1161年正月,仁孝还设立了翰林学士院,将那时一些未谋得官职的士子储在其中,给他们为朝廷出谋划策的机会。在夏国知名度很高的大臣,如王佥、焦景颜等,都出自翰林院。为了满足这一需要,仁孝派遣使者到金朝“请市儒释诸书,金主许之”。⑥西夏统治者之所以不到宋朝购买书籍,因为南宋偏安江南与西夏关系隔绝,只好向金求购。⑦
为了使儒家思想教化所有国民,1146年3月,尊孔子为文宣帝,各州县又建立了壮丽的庙宇,让百姓顶礼膜拜。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对孔子封谥的尊号最高也只是文宣王,惟西夏的仁宗朝尊其为文宣帝,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孔子空前绝后的尊号。⑧仁孝组织人力翻译出版了大量儒家经典著作,并对其中的一些义理进行阐释,如蕃汉教授斡道冲曾译“《论语注》,作《别义》三十卷,又作《周易卜筮断》,以国字书之,行于国中”,⑨用西夏文字阐释经典更有利于儒学的宣传和普及。
(二)佛教
为了加强西夏国家的封建统治,仁宗除大力灌输孔孟学说外,还竭力弘扬佛家思想。佛教在西夏社会思想和社会生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佛教是西夏上自皇帝下至平民的主要信仰。在仁孝之前的历代皇帝对佛教也大力弘扬,无数次的求经、赐经、译经,并修建寺庙,尊崇僧人,使佛教此时在西夏社会中生机盎然,仁孝时更是如此。佛教此时比前代有了新的发展,其影响进一步扩大。仁宗投入了更大地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译经、印经、施经、校经。从所见文献看,仁孝一朝印施佛经很多。仁宗人庆二年(1145)印施番、汉《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人庆三年(1146)刻印汉文本《妙法莲华经》;天盛元年(1149)印施番、汉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及《胜相顶尊总持功德依经录》;天盛十三年(1161)印施汉文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天盛十九年(1167)印施西夏文、汉文《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天盛二十年(1168)刻印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乾佑十五年(1184)刻印汉文本《圣大乘胜意菩萨经》《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乾佑二十年(1189)仁孝的皇后罗氏还印施了刊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⑩目前所能见到的西夏之佛经中,卷首有仁宗校经题款的近20部,不下数百卷,可见仁孝时期校经数量之多。
仁孝时期,除大量印施、校译佛经外,还在很多方面对佛教实行保护和优容照顾的政策。仁孝时颁布的《天盛律令》就以详细的律法规定了佛教政策,设制了佛教的管理机构,并规定了僧人的封号、官位和赐衣制度。西夏的帝师制度出现于仁宗乾佑年间,仁宗封波罗显胜为帝师。[11]西夏时期出现的帝师,改变了帝师出现于元代的历史。帝师出现于西夏晚期,恒宗纯祐以后的各代是否依次出现,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想元朝借鉴了西夏的帝师制度,并使之臻于完善,贯彻于元代的始终。[12]
仁孝时期,西夏文化达到了高峰,创造了西夏历史上一个文化异常辉煌的时代。统治者实行的“以儒治国”、“尚文重法”的方针,对西夏社会产生了积极地影响。首先它适应了西夏社会封建化的需要,及加强思想统治的需要。西夏社会发展到仁宗时,西夏已进入到封建制阶段。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加强中央集权,使西夏社会长治久安,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官方哲学和信仰,为其统治服务。仁孝即位之初,西夏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一触即发,天灾人祸,人民苦不堪言。在此情况下,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加强对人民思想的统治,儒佛就成为了他们强有力的思想武器,麻痹人民,征服人心。其次,它为西夏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提倡尊孔,开科取士,为西夏培养了一大批符合封建统治需要的德才兼备的人才,而且在西夏灭亡后,许多有识之士活跃于元代的历史舞台上,继续发挥作用。再次,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西夏的统一,防止夏国分裂。通过统治者对儒学的推崇,儒家的三纲五常和忠君爱国的思想深入人心。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西夏也出现了一批刚正不阿、敢言直谏的大臣,如蕃汉教授斡道冲、御史中丞热辣公济等,他们在反对任得敬篡权裂国、维护西夏的统一中发挥了一定程度上的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西夏的这种立国方针所产生的消极作用。这一政策为西夏培养了大批通晓四书五经的儒生,而缺少能征善战的将帅之才,使过去具有尚武精神的党项民族变得越来越文弱,军事力量日益削弱,兵政日益废弛。
仁宗后期,西夏社会已开始走向衰落,文化也如长河落日,急转直下。频繁的战争破坏了西夏休养生息的安全环境,严重影响了西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正常发展。在西夏灭亡之后,西夏文化也如昙花一现,在历史长河中不见踪迹。西夏晚期,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多次入侵西夏,虽遭顽强抵抗,但终因国力衰弱而最终灭亡。其中的因素固然很多,但与西夏中期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不无关系。[13]
注释:
①④[13]李范文.西夏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89;289;310.
②③⑤⑥⑨(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正.《西夏书事》校正[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412;467;412;420;420.
⑦李蔚.简明西夏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35.
⑧⑩史金波.西夏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84;555.
[11][12]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142;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