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缘》是张爱玲在其长篇小说《十八春》的基础上改写的，却比《十八春》更接近《红楼梦》的境界。它是一部“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张爱玲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爱情故事，情爱的虚假，生命的残酷与脆弱，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和扭曲等，在小说中处处可见，小说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
　　
　　“我们回不去了”的此生虚度之感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沈世钧和顾曼桢是在同一工厂做工并彼此挚爱的恋人。曼桢早年丧父，家庭生活靠姐姐曼璐当舞女维持，后来曼璐又沦落风尘，最终嫁给了有妇之夫祝鸿才。为了保全自已的地位，不能生育的曼璐以一种怨毒的心态与其夫合谋，令祝污辱了曼桢。曼桢为姐姐、姐夫生下一子，葬送了自已的恋情。姐姐死后，她为了儿子与祝鸿才结婚，后又离婚。
　　世钧却以为她嫁给了张豫瑾，在无望中匆匆与自己不爱的翠芝结了婚。翠芝也不爱世钧，她爱的是世钧的朋友叔惠。旧家庭的千金小组好不容易遇上了一个爱的人，可命运成就不了她，不但家世的鸿沟他们无法越过，就是叔惠也无法接受她。世钧是她唯一的选择。爱成就不了婚姻，他们的婚姻只是对现实的无休止的妥协。
　　十多年后，曼桢与世钧隔了十几年的路程再度相见，感受的是无以言说的悲凉。世事沧桑，他们都知道再也回不到从前：
　　曼桢半响方道：“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他知道这是真话，听见了也还是一样震动。她一直知道的。是她说的，他们回不去了。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今天老是那么迷惘，他是跟时间在挣扎。从前最后一次见面，至少是突如其来的，没有诀别。今天从这里走出去，是永别了，清清楚楚，就跟死了的一样。
　　而叔惠与翠芝的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小说于结尾处写道：
　　这时候灯下相对，晚风吹着米黄色厚呢窗帘，像个女人的裙子在风中鼓荡着，亭亭地，姗姗地，像要进来又没进来……两人看著都若有所失，有此生虚度之感。
　　表面上是姐姐曼璐的陷阱拆散了曼桢与世钧，其实不然，结局是早已恒定的，即使没有祝鸿才作梗，他们也难有结合的希望。世钧的父亲因为玩弄过曾为风尘女子的曼璐，沈家定然不会接受其妹曼桢为儿媳妇。
　　旧时代的腐朽生活方式与社会风尚，使人性备受异化和摧残。曼桢也好，翠芝也好，她们都做不了自己的主人，都无法逃脱命运的安排。“我们回不去了”——既是小说主人公沈世钧、顾曼桢的结局，也是渗透在小说字里行间的悲凉底色。
　　
　　人物性格的不彻底性
　　
　　《半生缘》在诠释人物的性格时，更注重其残缺、卑弱和不彻底的一面，不彻底性成为构成人物悲剧命运的又一因素。小说中的人物卑弱而苍凉，但他们又有着微乎其微的挣扎与反抗，而在强大的现实命运面前，他们的反抗显然是不果断的，总会出现不时的妥协。“人只知道自己活着，却不知道为什么活着，该怎样活着。”在命运面前，只能发出无可奈何的悲叹，这样人的命运也就无法摆脱悲惨的底子了。同时小说在对世俗生活的叙述中，描绘的是错综复杂的真实人生，少有黑白分明、忠奸对立，有的只是参差对照，那些小奸小恶的人“就坏也坏得鬼鬼祟祟，有的也不是坏，只是没出息，不干净，不愉快”。
　　在张爱玲看来，这就是写实。
　　沈世钧这一角色带有张爱玲小说人物一贯的悲剧色彩。“明知挣扎无益，便不挣扎了。执着也是徒然，便舍弃了。这是道地的东方精神。明哲与解脱；可同时是卑怯，懦弱，懒惰，虚无。反映到艺术品上，便是没有波澜的寂寂的死气。”
　　他爱曼桢，然因其性格中卑弱而颓败的因素，使他大概不会为曼桢放弃他所习惯的生活方式。在曼桢遇难被囚禁期间，沈世钧前来寻找曼桢，曼璐谎称曼桢已与人结婚并远走他乡，他也就轻易地相信曼桢真的嫁给张豫瑾了。虽绝望，但也从此作罢，之后他便匆匆地与不爱的翠芝结了婚。
　　曼桢的命运让人觉得苍凉无比。身陷姐姐、姐夫、母亲共同设计的陷阱里，曼桢曾千方百计地想逃出去。几经艰难才在同产房一对夫妇的帮助下，逃出曼璐和祝鸿才的手掌。但为了孩子，她还是妥协了，嫁给了把她推向火坑的姐夫。不完全的抗争没有改变她的命运，性格的不彻底性决定了她悲剧性的爱情结局。
　　对于设计陷害曼桢的曼璐，作者没有进行非白即黑的评判，而是立体地展现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人物命运的悲凉，让读者陷入一种情感投向的两难。当祝鸿才意欲染指曼桢时，曼璐长姐若母般地保护她：“我这一个妹妹，我赚了钱来给她受了这些年的教育，不容易的，我牺牲了自己造就出来这样一个人，不见得到了这儿还是给人家做姨太太？”后来她误会曼桢喜欢她以前的未婚夫张豫瑾，才开始恨起曼桢来：“我没有待错她呀，她这样恩将仇报。不想想从前，我都是为了谁，出卖了我的青春。要不是为了他们，我早和豫瑾结婚了。我真傻。真傻。”对于曼璐因过度牺牲而心生怨恨报复的心理过程，文中着墨很多，使读者了解她的行为并不是出于天生的嗔恶，“曼璐再坏，还是令人同情的”。
　　
　　至亲母爱的失落
　　
　　小说在对人性的探索中，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生命的华美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阅读《半生缘》，我们触摸到了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
　　这一点突出表现在至亲母爱情感的失落上。在《半生缘》中，母爱是脆弱的——一旦碰上现实的压力，母爱就成了不再纯粹的东西。母亲顾太太恭谨平和，但在关键时候，在钱的考量下，却也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的幸福遭到断送。
　　在曼璐夫妇监禁曼桢时，能够援救曼桢的只有顾太太，为什么她却偏偏迟疑起来，全然是钱的因素。
　　譬如有一段时间，顾太太已经直觉地感到女儿曼桢的情况有所不对，关在屋子里会不会出什么差错，“顾太太本来还想要求和曼桢见一面，当着小陶，也没好说什么，只好就这样走了，身上还揣着曼璐给的一笔钱”。
　　顾太太接着又面对世钧，本来想把曼桢遭到囚禁的实情告诉世钧，恰巧手指碰到了口袋里那叠钞票，便打消了念头。
　　顾太太本来心里怀着个鬼胎，所以怕见他，一见面，却又觉得非常激动，恨不得马上告诉他。她心里实在是又急又气，苦于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见到世钧，就像是见了自己人似的，几乎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在楼下究竟说话不便，因道：“上楼去坐。”她引路上楼，楼上两间房都锁着，房门钥匙她带在身边，便伸手到口袋里去拿，一摸，却摸到曼璐给的那一大叠钞票。那种八成旧的钞票，摸上去是温软的，又是那么厚墩墩的方方的一大叠。钱这样东西，确是有一种微妙的力量……
　　曼璐一不做二不休，怕母亲住在原来的地方惹麻烦，硬逼着顾太太搬到苏州去。顾太太临走都没见着二女儿曼桢，甚至也没真的想要去见。临到要离开上海了，还要出卖曼桢一回：
　　顾太太临走的时候，心里就十分仓皇，觉得就像充军似的。想想曼璐说的话也恐怕不一定可靠，但是以后一切的希望都着落在她身上了，就也不愿意把她往坏处想。世钧有一封信给曼桢，顾太太收到了，也不敢给谁看，所以并不知道里面说些什么。一直揣在身上，揣了好些时候，临走那天还是拿了出来交给阿宝，叫她带去给曼璐看。
　　其实在曼桢心里也是知道指望顾太太是不可能的，她在被监禁时心里想：
　　她母亲也不知道来过没有？指望母亲搭救是没有用的，母亲即使知道实情，也决不会去报告警察局，一来家丑不可外扬，而且母亲是笃信“从一而终”的，一定认为木已成舟，只好马马虎虎地就跟了鸿才吧。
　　在顾太太做了暴发户女婿、女儿的帮凶，逃避到老家后，不知此情的曼桢设想：“她母亲究竟是什么态度也还不知道，多半已经被她姊姊收买了，不然怎么她失去自由快一年了也不设法营救她？这一点是她最觉得痛心的，想不到她自己的母亲对她竟是这样。”
　　到后来，曼桢经过这人生的转折，对母亲寒了心，两人关系自然愈来愈冷淡。母女间剩下的倒又是钱的义务了。姐姐死后，没有人供养她母亲，曼桢汇了一笔钱去，“但是没有写她自己的地址，因为她仍旧不愿意她母亲来找她”。
　　顾太太自己也知道，“曼桢对她的感情也有限，剩下的只是一点责任心罢了”。
　　小说如此阴郁地描写一位母亲为了私欲，让所谓崇高美好的母爱在这里一点点黯淡，一点点褪色，直至原先所具有的母女之情剥蚀几尽——同样地，她们也是“回不去了”。
　　《半生缘》将人生的幕幕悲剧原生态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笔触赤裸裸地触及到了立体人性深处那阴暗与丑陋的一面。张爱玲的悲剧绝唱，有如长夜冻雨，凄怆婉转，刻骨悲凉。
　　（编辑 蓝 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