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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自日本译介《斑竹姑娘》以来，关于其与《竹取物语》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中日学界都引发了热烈讨论。两个文本的叙事类型相似程度极高，但在中日两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与关注热度却大相径庭。立足文本分析，结合主题学的方法梳理发现，《竹取物语》的文人化和本土化程度更高，同时与平安时期主张“和魂汉材”的时代潮流存在双向互动关系。其经典化过程作为一个文化事件，能够给当今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资源利用等问题带来一定启发性。
关键词：《竹取物语》 《斑竹姑娘》 文人化 经典化
竹作为东亚地区特有且丰富的植物，其特点是具有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和繁殖力，人类由此赋予了竹丰富的象征内涵，并形成浓郁的竹崇拜意识。如中国西南地区祭祀竹神的传统场所和祭祀仪式都留下了物质痕迹。竹的图腾崇拜文化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中是很普遍的一种文化现象。自古以来也流传着许多竹生神话，最著名的是有关夜郎国濮人创世立国的竹王神话。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记载：“竹王者，兴于遯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人女子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夷狄，氏以竹为姓，捐所破竹于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也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文学文本中也留下了有关信仰的记载，如在唐传奇《李娃传》中，可见李娃“与郎相知一年，尚无孕嗣。常闻竹林神者，报应如响，将致荐酹求之，可乎？”的说法。而在日本，竹子自古以来被人们视为清洁而神圣之物，被广泛使用于日常生活之中。如竹子在茶道和祭祀等神圣仪式中必不可少。日本神社人口的洗手处也放置有竹子制作的勺子。京都南部的八幡神社举行的新年仪式中也需要十字形地支起两根被称作是“御神木”的带叶子的青竹竿，仪式就围着“御神木”进行。严绍璗认为，川端康成小说《古都》中的“伐竹祭”即是《古事记》、《万叶集》时代日本对“籠”等竹信仰崇拜的历代传承在当今的生动体现。
东亚文明被称作“竹子文明”，而中国则被称为“竹子文明的国度”。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所写道：“没有哪一种植物比竹类更具有中国景观的特色，也没有哪一种植物像竹类一样在中国历代艺术和技术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原始信仰成为文学母题延绵与发展的精神土壤，“竹中诞生”正是因为具备了公众信仰的基础得以在文本中逐渐衍化为必要情节。
中国“竹中诞生”传说最早可见于《史记》，其出现时间要远远早于日本，但相似程度更高的《斑竹姑娘》的成书时间较之《竹取物语》要晚一千多年。虽然没有直接的文本层、阅读史、接受史或其他物质层面与传播层面的证据表明两国竹文化与其相关衍生故事之间存在单向或双向、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但根据两个文本之间如此之高的相似程度、成书时间以及两国文化传统上的深厚渊源，可以确定的是，两者的确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关联。
自日本译介《斑竹姑娘》以来，关于其与《竹取物语》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中日学界都引发了讨论，尤其在日本学界，从《竹取物语》在日本文学史上号称小说之祖的地位而言是并不意外的。在南北朝时代，日本已有学者开始探索《竹取物语》的素材来源，猜测有来自中国典籍;或取材于印度佛经;也有的主张是日本民话的综合;甚至有人说是朝鲜一篇笔记小说的铺衍。1954年，中国民间文学采集工作组深入西南藏族地区收集了相当数量的民间传说和故事，其中部分故事由田海燕整理为《金玉凤凰》并于1961年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金玉凤凰》中收录的一篇题为《斑竹姑娘》的故事传人日本后，立刻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一直从事中日神话比较研究的伊藤清司将该故事与日本的《竹取物语》进行了比较，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认为两者的主要情节不谋而合，应该源于同一原型。而从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和历史渊源来看，日本的《竹取物语》并非古人创作，极有可能是以中国同型故事为素材改编的最好的古典小说。1977年，《金玉凤凰》由君岛久子翻译并出版，由此把日本的原型研究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中国汉语文化语境中，关于这一作品的讨论也异常热烈。但由于成书年代久远、史料缺乏，连作者情况都难以详考，因此两国学者都并未提出结论性或共识性的观点。
俄国学者普洛普以欧洲民间故事为研究对象撰写《故事形态学》和《神奇故事的历史渊源》。美国学者汤普森在其分类法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建立了“AT分类法”，为民间故事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方法，但其不足之处，如不同类别存在交叉部分、故事来源具有局限性等也为研究者垢病。中国学者宁稼雨近年来提出并建构了“中国叙事文化学”这一理论体系，主要从主题学中继承了一定思路，即不再以单一或几个作品为研究的单元，而是以情节、人物或意象作为研究的单元，关注“多个作品中同一情节和人物的异同轨迹”，着重探讨其独立的演变轨迹。其新意在于为“该故事主题类型动态文化分析提供依据和素材”，力图对故事、人物、意象的演变作出文化的解释，并且试图打通不同文本间的间隙和界限，将其统摄至叙事文学与文化的更宏大的背景中进行研究。兩国作品的作者目前都仍存疑，极大可能并非一时一地而是长期集体创作的成果。且两者既有口头传承也有书面文字传承的部分，受众既有与民间故事受众重合的普通大众也有知识阶层，既有儿童也有成人，其包含各阶层人物生活和价值取向的故事情节也千姿百态，因而难以仅采取单一方法进行分析。从叙事学的角度而言，两个文本据考证可以确定为较早期的作品，都是传说故事的典型讲述形式，虽然是书面流传下来的故事，但却“徉装”成了说唱文艺的文体形式。因此在叙事方式等方面上并不存在很成熟的技巧或具有代表性的时期印记，因而并无有价值的比较之处。但从主题学和叙事文化学的角度，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中国包含“竹中诞生”元素的故事众多，展现的角度也各有不同。为达到研究共同主题而非简单对比某几个故事的研究目的，本文集中于对《斑竹姑娘》和《竹取物语》两个叙事类型相似度最高的文本作为主题个案进行研究。主要综合国内外叙事文化学与主题学的研究方法，比较两者在情节上的同异以及其是否能够归属于同一叙事类型，并分析背后的文化原因。进而综合相似的文本在两国大相径庭的文学史地位与关注热度事实，探讨文本的经典化路径。能够给当今的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资源利用等问题带来一定启发性。 一.两个版本的“五人求婚”
在以往许多研究成果中，学者们都注意到《竹取物语》故事篇幅分配与相应情节比重大小悬殊的问题。1.伐竹翁得辉夜姬后发财;2.皇帝求婚;3.辉夜姬升天而去;4.“不死”山名来源;这一共四个情节加在一起，只大约占了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然而五位贵介求婚的情节却占据了全书六成以上的篇幅。结合民间故事的构成特点及相关理论，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女主人公由神奇出生到求婚再到升天，已经完成了完整的情节内容。从民间文学理论来看，设置来考验五个贵公子的情节则很可能是作者铺陈渲染情节的插叙部分。因此许多学者从这一点入手，认为这里虽然属于出难题选女婿之类的普通常见民间文学类型，却因其铺衍之丰富而获得了使物语文学得以成立的虚构性和独特性。如益田胜实指出“在民间传说故事中，求婚者一般不超过三人，而《竹取物语》却有五人。’，三谷荣一在《物语史的研究》中也强调了五人求婚情节的插人，不妨说是《竹取》作者写作技巧的高明之处。菊田茂男也提出了难题求婚故事情节的插人是有其写作特点的。而《斑竹姑娘》却以它与《竹取物语》故事在主要情节上吻合的特点冲击了上述论断，因为《斑竹姑娘》正是以五人求婚，姑娘设置5个难题为主线情节。
《竹取物语》中的辉夜姬自竹筒中出生;斑竹姑娘也同样出生于竹筒。《竹取物语》中辉夜姬面对的五个求婚者都是贵公子;斑竹姑娘的五个求婚者也都是有权有势的青年。两个故事的基本主干情节都是由女主人公向求婚者分别提出难题进行考验，最后一一识破其中的诡计，求婚失败。
从大体上来看，这几段情节的比较中，除了《斑竹姑娘》故事中最后两个求婚者的难题考验与《竹取物语》相对应的情节顺序恰巧相反颠倒外，其余顺序和绝大部分情节内容都吻合。
从细节上看，两个文本对于难题中涉及的宝物的设定差不多，都是选取有一定宗教意义或较为珍贵稀奇的东西，起着工具性的情节推进作用。但联系两国各自的文化背景，这些宝物的意义却大不相同。“东海蓬莱山的银根金茎白玉果树枝”在深受道教影响的日本蕴含着对神仙世界和长生不老极乐世界对追求，“通天河不碎的玉做的树”中，通天河既是当地的河流也含有宗教象征的意義，《西游记》中著名的过渡晒经的章节就发生在这里。但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人不可能追求道教的神仙世界，所以在此它应该除了是功能性的宝物外并未有其他意义。还有“燕之子安贝”，子安贝是日本妇人生产时，由产婆放在手中的宝螺，产妇紧握它有助生产施力。其形状和女性性器官相似，因此衍生出用它保佑生产平安的习俗。而燕子生产不可能像人一样手握贝壳，因而这是一样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而“燕子的金窝”在西藏文化和汉文化中则并无明显文化意义。仅从物品名称及其背后意义难以界定影响的来源，一方面《斑竹姑娘》的成书可能存在编者再创作的成分;另一方面，究竟是由日本单向传入中国西南地区，还是西南地区受内陆地区影响，抑或是日本受到以道教为传播载体的中国文化影响进而辐射周边。但可以肯定的是两者间的紧密联系和互渗。
从人物设定来看，两个文本主线情节中五个人物相对应的性格和特点等方面有一定的相似度，都是通过“有权有势的人物”没能完成这些难题，从而表现这些人物“虚伪的一面”以及女主人公的聪明机智和不畏强暴。但《竹取物语》中的人物，其身份背景都是有迹可循的，都是当时日本官僚体制中重要的位置，其人名也是历史中确实存在过的人。反观《斑竹姑娘》中的人物设定难免有些牵强。其中三个是由职业来指代，而另两个则是用性格特点来指代，显得并未和故事发生的社会有紧密的贴合。
同时，这里的“五人求婚”都可归为“考验”（ordeal）这一母题之中。“考验”这一叙事功能项从集体无意识的角度，实是原始时期成人仪式的一种遗留。两个文本的考验过程大同小异，结果却有所不同。《斑竹姑娘》中的坏人最后都在残酷的考验中被消灭了，而《竹取物语》中辉夜姬却升上了月宫，故事中人物一个失去生命的也没有，仅是一种带有诙谐和戏谑的戏弄，甚至达到了一种人性层面上的统一。
总之，一方面，两个文本中占最大篇幅的“五人求婚”情节相似度极高，五人的身份不同、性格不同，进而导致了不同的故事走向，构成了每个人的独立故事，丰富了文本表现人物的阶层和面貌，都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一幅社会生活的画卷。另一方面，两相对比之下，《竹取物语》的完成度更高，本土化更完全，浸染了日本社会的风土人情和特有的民族性格。
二.从民间文学进入文人文本
按照宁稼雨的叙事文学故事主题进行分类，《斑竹姑娘》应属于“神怪——生活——婚爱”，而《竹取物语》应属于“神怪——生活——寿考”。两者都属于“神怪故事”，即AT分类法中的“一般民间故事”，在母题、主要情节与人物设定大体类似的前提下，两个文本在主题上却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走向。
《斑竹姑娘》按照大部分研究者的分类，应近于“天鹅处女型”、“田螺姑娘型”的异类婚姻。故事中的人类与异类的交流，象征了人类对异界的向往以及对大自然的好奇和探索。异类女性在某种能力方面高于人类，如同神灵一样具有超能力，或为人类带来财富。在某种意义上说此类女性是幸运的象征。这种类型的故事通过幻想的形式满足传统社会中穷苦青年承担的传宗接代任务和自身情欲需求。整个文本呈现出以“平衡——不平衡——平衡”为线索发展的线性结构，斑竹姑娘以自己的机智击退了恶势力，获得了幸福。土司要强占村子里的竹子并不给村民们报酬，实际上表现了统治者利用势力压迫农民的现实。作为被统治者的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阶级与统治者的斗争中常常处于失败的境地。因此，民间故事借助外来的奇异力量推翻了统治者。同时也呈现了惩恶扬善的朴素善恶观念和经典主题，《斑竹姑娘》赞美善良勤劳的劳动者，母子二人只有极少的土地和竹林，每天辛苦劳作，最后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而五个求婚者虽然拥有财产和权力，却在故事中丑态毕露，最终受到了惩罚。
相较之下，《竹取物语》在主题上更多偏向于“神仙谈”，如伐竹翁这一人物，在《竹取物语》中可以经常出门去山野砍竹子，以此为生，显示出了异于平常人的生活方式。而辉夜姬长大后美貌闻名乡里，王公贵族也慕名而来，说明辉夜姬家离京城应该不远，最有可能是在京城附近的郊外。郊外因城市的建立而区分出现，类似于异界与日常世界的交界处。在郊外中，人可以接近自然，有机会与神佛接触。但相比于斑竹姑娘带来的神灵赐福，辉夜姬虽然是天界仙女，给人世带来的却并不仅仅是恩惠，除因报恩给竹取翁家带来了财富外，大部分求婚者的遭遇都十分凄惨，因爱上不该爱的女人而深陷痛苦。既有求而不得的无奈，也有对宿命和人生的顿悟，类似于对佛教中无常观的隐喻，体现了一种唯美艺术氛围之中心灵上的苦闷。同时相比较其他“神仙谈”故事如《嫦娥奔月》，比起长生不老，天皇宁愿选择爱情。这里就与神仙思想的核心思想“追求不老不死”相悖，更多呈现的是一种好好活在人世间的及时行乐的态度。 从期待视野的角度，民间文学特有的区域情感应该唤起一定的审美期待视野，“这种富有指向性的心理定势一旦和具体的民间文学作品相遇，触发了他曾经经历过的、产生过共鸣的某种审美体验，唤醒了他内心最深处的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记忆，于是形成了类似于书面文学那样的‘审美期待视野”，。民间文学传播范围的有限性导致了地方意识和认同感的渗人，同时也能够进入民间日常和仪式生活，带来了一种不断重复的互文性的审美体验。《竹取物语》的每一个断裂处都可以看到“起源谈”的影子，如石作皇子被揭穿后将假石钵丢在了门外，于是就有了“丢钵（丢面子）”的说法。还有富士山得名的起源谈，“辉夜姬升天，天皇觉得佳人不再，长生不老活在世上又有何用，于是让人把辉夜姬赠给自己的长生不老之药在离天最近的富士山上烧掉。天皇的使者带领大队人马登上山顶，将山命名为‘富士山’，并向天皇汇报说山上的烟至今还袅袅上升到云中”。类似的情节并未给物语带来叙事情节或内涵上的亮点，甚至有牵强附会之嫌而损害了作品整体的美学价值。这里既体现了作者不遗余力地将故事细节与文化传统、日常生活结合的尝试，体现的是发生在在民间文学文本和作家文本的交界处口头文艺进入书写文体的尝试。同时这种文人化的改写中也随处可见游戏之笔，如车持皇子的工匠来讨还制作“蓬莱玉枝”的报酬、假玉树满足求婚要求后竹取翁赶紧收拾新房的急迫还有竹取翁对辉夜姬不肯轻易嫁人的无奈。
可以看到，与其说《斑竹姑娘》与《竹取物语》的主题不同，不如说相对于包含《斑竹姑娘》在内的民间文学，《竹取物语》更有意识地拒绝民间传说的主题模式，而更多着眼于对爱情与生离死别的悲伤、对人性的好奇与探寻還有对现世的关注，加强了虚构性的成分，增添了哲理性的思考，融人了审美的元素，因而呈现出更具文学性的面貌。
三.经典化的建构与启示
《竹取物语》在日本是具有国民度的经典文学作品。《源氏物语》中出现了把竹取物语作为教育女儿教材的记述，还将其汇编成了“物语画”。大和物语中也留存着“竹取夜夜哭，要留赫夜姬。待到中秋夜，赫姬自离去”的和歌传唱。同时在影视领域，《竹取物语》也由吉卜力工作室创始人高烟勲导演等优秀创作者改编成电影，也是国民动画《哆啦A梦》中的短篇剧集及故事道具的典故蓝本。
《竹取物语》经典地位建构的起点在于文人化的书写，其历史价值在于既符合当时日本平安时期“和魂汉材”的主张，同时也是这一主张的衍生产物。日本平安时代是双重文化体系并存的时代。这个时期，在大量吸收外来文化（主要为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日本本国文化得以逐渐形成。汉诗文是官方的正统学问，唐朝的中国又是东亚的经济文化中心，自然成为日本民族崇拜和学习的对象。但一批上层贵族知识分子很快发现，日本民族的文学传统是更多偏向审美性而非功利性的，与中国注重伦理道德教化的诗教传统大相径庭。汉诗文并不适合日本民族感情的书写也不能满足日本民族的自尊心，因此以营原道真为代表的贵族提出了“和魂汉材”的口号。在李泽厚等学者看来，相对于儒学，佛教更多被日本上下层广泛接受，进而融人了民族整体的文化和心理。比如辉夜姬报答养育之恩之一情节，就是典型受佛经影响产生的“报恩谈”。佛或禅之所以有如此影响和力量，又是因为它们与日本神道有重要契合点。如《古事记》中描述二神交媾养育日本，还有现世的天皇崇拜（天皇是现世神，太阳神的直接后裔）都是神道主要内容之一。这些社会整体文化和思想导向的变革都与《竹取物语》这个体量较小的文本有双重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文本的生产受到民族文化亟需建立需要和导向的影响，作者极力将这一在日本具有深厚文化基础的民间文学原型进行本土化和文人化的重塑;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文本的本土化和文人化效果之成功，官方意识形态将其作为文化导向的代表，通过将其归人儿童读本、学校教科书，加上大众媒介对经典的反向塑造作用，《竹取物语》的经典化过程得以完成。
18世纪后的西方，由于“美的艺术”（fmeart）这一观念的出现而开始经历“纯文学”化并进而建制化的过程，由此影响到我国杂文学观念向纯文学观念的逐渐递变。这既是现代性逻辑的必然产物，也是现代性划界以及专业化后果的体现。这种纯化的过程，一方面为世界留下了有后世垂范意义的经典作品和学术成果，另一方面也遮蔽了一些更有生命力和活力的部分。随着文学的发展，人们对文学的理解渐渐开始突破这种纯文学视野，比如阿列克谢耶维奇和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化事件，恰到好处地证明了文学观念在学术界视野中向更宽领域的渗透。《竹取物语》带来的思考是，民间文学的一系列原型极富生命力，为作家文学提供了一系列优秀的题材、典型人物形象以及思想内容的深厚土壤。在文学陷人困境的今天，民间文学有可能带来新的启示。
同时，《竹取物语》的经典化建构过程也对文学乃至文化的传播有所启示意义。根据“各民族文化交往中的高文学形态必胜的原则”，在处于不同社会形态和不同文化形态阶段的民族文化和文学的交往中，主要表现为高形态文学向低形态文学的渗透。古代中国因文化能量更大而向东南亚乃至世界单向传播辐射中华文化，后期这些国家吸取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优秀的本土化，铸造出本民族的代表文化力量。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中，它以文学为载体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给世界带去了一抹靓丽的东方色彩，生动反映出了东亚人民的民族性格和精神风貌。可见，一方面，文学的保持活力和激发创造的源泉在于立足民族文学，另一方面，文学的生机也源于不断的吸收与学习。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当今文化产业发展的角度，以日本动画电影为例，其除取材本土外，也大量改编欧美和中国的文学经典和名著，采取对外来题材的“拿来主义”策略后再进行本土化，融入出“物哀”、“幽玄”小而美等特质，人物设定上综合幽默诙谐和唯美浪漫的风格平衡，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和较为完善的文化策略。我国对其加以学习同时也要警惕路径依赖，更多挖掘和利用自身文学资源，走出适合本民族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竹取物语》 《斑竹姑娘》 文人化 经典化
竹作为东亚地区特有且丰富的植物，其特点是具有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和繁殖力，人类由此赋予了竹丰富的象征内涵，并形成浓郁的竹崇拜意识。如中国西南地区祭祀竹神的传统场所和祭祀仪式都留下了物质痕迹。竹的图腾崇拜文化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中是很普遍的一种文化现象。自古以来也流传着许多竹生神话，最著名的是有关夜郎国濮人创世立国的竹王神话。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记载：“竹王者，兴于遯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人女子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夷狄，氏以竹为姓，捐所破竹于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也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文学文本中也留下了有关信仰的记载，如在唐传奇《李娃传》中，可见李娃“与郎相知一年，尚无孕嗣。常闻竹林神者，报应如响，将致荐酹求之，可乎？”的说法。而在日本，竹子自古以来被人们视为清洁而神圣之物，被广泛使用于日常生活之中。如竹子在茶道和祭祀等神圣仪式中必不可少。日本神社人口的洗手处也放置有竹子制作的勺子。京都南部的八幡神社举行的新年仪式中也需要十字形地支起两根被称作是“御神木”的带叶子的青竹竿，仪式就围着“御神木”进行。严绍璗认为，川端康成小说《古都》中的“伐竹祭”即是《古事记》、《万叶集》时代日本对“籠”等竹信仰崇拜的历代传承在当今的生动体现。
东亚文明被称作“竹子文明”，而中国则被称为“竹子文明的国度”。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所写道：“没有哪一种植物比竹类更具有中国景观的特色，也没有哪一种植物像竹类一样在中国历代艺术和技术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原始信仰成为文学母题延绵与发展的精神土壤，“竹中诞生”正是因为具备了公众信仰的基础得以在文本中逐渐衍化为必要情节。
中国“竹中诞生”传说最早可见于《史记》，其出现时间要远远早于日本，但相似程度更高的《斑竹姑娘》的成书时间较之《竹取物语》要晚一千多年。虽然没有直接的文本层、阅读史、接受史或其他物质层面与传播层面的证据表明两国竹文化与其相关衍生故事之间存在单向或双向、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但根据两个文本之间如此之高的相似程度、成书时间以及两国文化传统上的深厚渊源，可以确定的是，两者的确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关联。
自日本译介《斑竹姑娘》以来，关于其与《竹取物语》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中日学界都引发了讨论，尤其在日本学界，从《竹取物语》在日本文学史上号称小说之祖的地位而言是并不意外的。在南北朝时代，日本已有学者开始探索《竹取物语》的素材来源，猜测有来自中国典籍;或取材于印度佛经;也有的主张是日本民话的综合;甚至有人说是朝鲜一篇笔记小说的铺衍。1954年，中国民间文学采集工作组深入西南藏族地区收集了相当数量的民间传说和故事，其中部分故事由田海燕整理为《金玉凤凰》并于1961年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金玉凤凰》中收录的一篇题为《斑竹姑娘》的故事传人日本后，立刻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一直从事中日神话比较研究的伊藤清司将该故事与日本的《竹取物语》进行了比较，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认为两者的主要情节不谋而合，应该源于同一原型。而从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和历史渊源来看，日本的《竹取物语》并非古人创作，极有可能是以中国同型故事为素材改编的最好的古典小说。1977年，《金玉凤凰》由君岛久子翻译并出版，由此把日本的原型研究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中国汉语文化语境中，关于这一作品的讨论也异常热烈。但由于成书年代久远、史料缺乏，连作者情况都难以详考，因此两国学者都并未提出结论性或共识性的观点。
俄国学者普洛普以欧洲民间故事为研究对象撰写《故事形态学》和《神奇故事的历史渊源》。美国学者汤普森在其分类法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建立了“AT分类法”，为民间故事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方法，但其不足之处，如不同类别存在交叉部分、故事来源具有局限性等也为研究者垢病。中国学者宁稼雨近年来提出并建构了“中国叙事文化学”这一理论体系，主要从主题学中继承了一定思路，即不再以单一或几个作品为研究的单元，而是以情节、人物或意象作为研究的单元，关注“多个作品中同一情节和人物的异同轨迹”，着重探讨其独立的演变轨迹。其新意在于为“该故事主题类型动态文化分析提供依据和素材”，力图对故事、人物、意象的演变作出文化的解释，并且试图打通不同文本间的间隙和界限，将其统摄至叙事文学与文化的更宏大的背景中进行研究。兩国作品的作者目前都仍存疑，极大可能并非一时一地而是长期集体创作的成果。且两者既有口头传承也有书面文字传承的部分，受众既有与民间故事受众重合的普通大众也有知识阶层，既有儿童也有成人，其包含各阶层人物生活和价值取向的故事情节也千姿百态，因而难以仅采取单一方法进行分析。从叙事学的角度而言，两个文本据考证可以确定为较早期的作品，都是传说故事的典型讲述形式，虽然是书面流传下来的故事，但却“徉装”成了说唱文艺的文体形式。因此在叙事方式等方面上并不存在很成熟的技巧或具有代表性的时期印记，因而并无有价值的比较之处。但从主题学和叙事文化学的角度，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中国包含“竹中诞生”元素的故事众多，展现的角度也各有不同。为达到研究共同主题而非简单对比某几个故事的研究目的，本文集中于对《斑竹姑娘》和《竹取物语》两个叙事类型相似度最高的文本作为主题个案进行研究。主要综合国内外叙事文化学与主题学的研究方法，比较两者在情节上的同异以及其是否能够归属于同一叙事类型，并分析背后的文化原因。进而综合相似的文本在两国大相径庭的文学史地位与关注热度事实，探讨文本的经典化路径。能够给当今的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资源利用等问题带来一定启发性。 一.两个版本的“五人求婚”
在以往许多研究成果中，学者们都注意到《竹取物语》故事篇幅分配与相应情节比重大小悬殊的问题。1.伐竹翁得辉夜姬后发财;2.皇帝求婚;3.辉夜姬升天而去;4.“不死”山名来源;这一共四个情节加在一起，只大约占了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然而五位贵介求婚的情节却占据了全书六成以上的篇幅。结合民间故事的构成特点及相关理论，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女主人公由神奇出生到求婚再到升天，已经完成了完整的情节内容。从民间文学理论来看，设置来考验五个贵公子的情节则很可能是作者铺陈渲染情节的插叙部分。因此许多学者从这一点入手，认为这里虽然属于出难题选女婿之类的普通常见民间文学类型，却因其铺衍之丰富而获得了使物语文学得以成立的虚构性和独特性。如益田胜实指出“在民间传说故事中，求婚者一般不超过三人，而《竹取物语》却有五人。’，三谷荣一在《物语史的研究》中也强调了五人求婚情节的插人，不妨说是《竹取》作者写作技巧的高明之处。菊田茂男也提出了难题求婚故事情节的插人是有其写作特点的。而《斑竹姑娘》却以它与《竹取物语》故事在主要情节上吻合的特点冲击了上述论断，因为《斑竹姑娘》正是以五人求婚，姑娘设置5个难题为主线情节。
《竹取物语》中的辉夜姬自竹筒中出生;斑竹姑娘也同样出生于竹筒。《竹取物语》中辉夜姬面对的五个求婚者都是贵公子;斑竹姑娘的五个求婚者也都是有权有势的青年。两个故事的基本主干情节都是由女主人公向求婚者分别提出难题进行考验，最后一一识破其中的诡计，求婚失败。
从大体上来看，这几段情节的比较中，除了《斑竹姑娘》故事中最后两个求婚者的难题考验与《竹取物语》相对应的情节顺序恰巧相反颠倒外，其余顺序和绝大部分情节内容都吻合。
从细节上看，两个文本对于难题中涉及的宝物的设定差不多，都是选取有一定宗教意义或较为珍贵稀奇的东西，起着工具性的情节推进作用。但联系两国各自的文化背景，这些宝物的意义却大不相同。“东海蓬莱山的银根金茎白玉果树枝”在深受道教影响的日本蕴含着对神仙世界和长生不老极乐世界对追求，“通天河不碎的玉做的树”中，通天河既是当地的河流也含有宗教象征的意義，《西游记》中著名的过渡晒经的章节就发生在这里。但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人不可能追求道教的神仙世界，所以在此它应该除了是功能性的宝物外并未有其他意义。还有“燕之子安贝”，子安贝是日本妇人生产时，由产婆放在手中的宝螺，产妇紧握它有助生产施力。其形状和女性性器官相似，因此衍生出用它保佑生产平安的习俗。而燕子生产不可能像人一样手握贝壳，因而这是一样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而“燕子的金窝”在西藏文化和汉文化中则并无明显文化意义。仅从物品名称及其背后意义难以界定影响的来源，一方面《斑竹姑娘》的成书可能存在编者再创作的成分;另一方面，究竟是由日本单向传入中国西南地区，还是西南地区受内陆地区影响，抑或是日本受到以道教为传播载体的中国文化影响进而辐射周边。但可以肯定的是两者间的紧密联系和互渗。
从人物设定来看，两个文本主线情节中五个人物相对应的性格和特点等方面有一定的相似度，都是通过“有权有势的人物”没能完成这些难题，从而表现这些人物“虚伪的一面”以及女主人公的聪明机智和不畏强暴。但《竹取物语》中的人物，其身份背景都是有迹可循的，都是当时日本官僚体制中重要的位置，其人名也是历史中确实存在过的人。反观《斑竹姑娘》中的人物设定难免有些牵强。其中三个是由职业来指代，而另两个则是用性格特点来指代，显得并未和故事发生的社会有紧密的贴合。
同时，这里的“五人求婚”都可归为“考验”（ordeal）这一母题之中。“考验”这一叙事功能项从集体无意识的角度，实是原始时期成人仪式的一种遗留。两个文本的考验过程大同小异，结果却有所不同。《斑竹姑娘》中的坏人最后都在残酷的考验中被消灭了，而《竹取物语》中辉夜姬却升上了月宫，故事中人物一个失去生命的也没有，仅是一种带有诙谐和戏谑的戏弄，甚至达到了一种人性层面上的统一。
总之，一方面，两个文本中占最大篇幅的“五人求婚”情节相似度极高，五人的身份不同、性格不同，进而导致了不同的故事走向，构成了每个人的独立故事，丰富了文本表现人物的阶层和面貌，都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一幅社会生活的画卷。另一方面，两相对比之下，《竹取物语》的完成度更高，本土化更完全，浸染了日本社会的风土人情和特有的民族性格。
二.从民间文学进入文人文本
按照宁稼雨的叙事文学故事主题进行分类，《斑竹姑娘》应属于“神怪——生活——婚爱”，而《竹取物语》应属于“神怪——生活——寿考”。两者都属于“神怪故事”，即AT分类法中的“一般民间故事”，在母题、主要情节与人物设定大体类似的前提下，两个文本在主题上却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走向。
《斑竹姑娘》按照大部分研究者的分类，应近于“天鹅处女型”、“田螺姑娘型”的异类婚姻。故事中的人类与异类的交流，象征了人类对异界的向往以及对大自然的好奇和探索。异类女性在某种能力方面高于人类，如同神灵一样具有超能力，或为人类带来财富。在某种意义上说此类女性是幸运的象征。这种类型的故事通过幻想的形式满足传统社会中穷苦青年承担的传宗接代任务和自身情欲需求。整个文本呈现出以“平衡——不平衡——平衡”为线索发展的线性结构，斑竹姑娘以自己的机智击退了恶势力，获得了幸福。土司要强占村子里的竹子并不给村民们报酬，实际上表现了统治者利用势力压迫农民的现实。作为被统治者的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阶级与统治者的斗争中常常处于失败的境地。因此，民间故事借助外来的奇异力量推翻了统治者。同时也呈现了惩恶扬善的朴素善恶观念和经典主题，《斑竹姑娘》赞美善良勤劳的劳动者，母子二人只有极少的土地和竹林，每天辛苦劳作，最后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而五个求婚者虽然拥有财产和权力，却在故事中丑态毕露，最终受到了惩罚。
相较之下，《竹取物语》在主题上更多偏向于“神仙谈”，如伐竹翁这一人物，在《竹取物语》中可以经常出门去山野砍竹子，以此为生，显示出了异于平常人的生活方式。而辉夜姬长大后美貌闻名乡里，王公贵族也慕名而来，说明辉夜姬家离京城应该不远，最有可能是在京城附近的郊外。郊外因城市的建立而区分出现，类似于异界与日常世界的交界处。在郊外中，人可以接近自然，有机会与神佛接触。但相比于斑竹姑娘带来的神灵赐福，辉夜姬虽然是天界仙女，给人世带来的却并不仅仅是恩惠，除因报恩给竹取翁家带来了财富外，大部分求婚者的遭遇都十分凄惨，因爱上不该爱的女人而深陷痛苦。既有求而不得的无奈，也有对宿命和人生的顿悟，类似于对佛教中无常观的隐喻，体现了一种唯美艺术氛围之中心灵上的苦闷。同时相比较其他“神仙谈”故事如《嫦娥奔月》，比起长生不老，天皇宁愿选择爱情。这里就与神仙思想的核心思想“追求不老不死”相悖，更多呈现的是一种好好活在人世间的及时行乐的态度。 从期待视野的角度，民间文学特有的区域情感应该唤起一定的审美期待视野，“这种富有指向性的心理定势一旦和具体的民间文学作品相遇，触发了他曾经经历过的、产生过共鸣的某种审美体验，唤醒了他内心最深处的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记忆，于是形成了类似于书面文学那样的‘审美期待视野”，。民间文学传播范围的有限性导致了地方意识和认同感的渗人，同时也能够进入民间日常和仪式生活，带来了一种不断重复的互文性的审美体验。《竹取物语》的每一个断裂处都可以看到“起源谈”的影子，如石作皇子被揭穿后将假石钵丢在了门外，于是就有了“丢钵（丢面子）”的说法。还有富士山得名的起源谈，“辉夜姬升天，天皇觉得佳人不再，长生不老活在世上又有何用，于是让人把辉夜姬赠给自己的长生不老之药在离天最近的富士山上烧掉。天皇的使者带领大队人马登上山顶，将山命名为‘富士山’，并向天皇汇报说山上的烟至今还袅袅上升到云中”。类似的情节并未给物语带来叙事情节或内涵上的亮点，甚至有牵强附会之嫌而损害了作品整体的美学价值。这里既体现了作者不遗余力地将故事细节与文化传统、日常生活结合的尝试，体现的是发生在在民间文学文本和作家文本的交界处口头文艺进入书写文体的尝试。同时这种文人化的改写中也随处可见游戏之笔，如车持皇子的工匠来讨还制作“蓬莱玉枝”的报酬、假玉树满足求婚要求后竹取翁赶紧收拾新房的急迫还有竹取翁对辉夜姬不肯轻易嫁人的无奈。
可以看到，与其说《斑竹姑娘》与《竹取物语》的主题不同，不如说相对于包含《斑竹姑娘》在内的民间文学，《竹取物语》更有意识地拒绝民间传说的主题模式，而更多着眼于对爱情与生离死别的悲伤、对人性的好奇与探寻還有对现世的关注，加强了虚构性的成分，增添了哲理性的思考，融人了审美的元素，因而呈现出更具文学性的面貌。
三.经典化的建构与启示
《竹取物语》在日本是具有国民度的经典文学作品。《源氏物语》中出现了把竹取物语作为教育女儿教材的记述，还将其汇编成了“物语画”。大和物语中也留存着“竹取夜夜哭，要留赫夜姬。待到中秋夜，赫姬自离去”的和歌传唱。同时在影视领域，《竹取物语》也由吉卜力工作室创始人高烟勲导演等优秀创作者改编成电影，也是国民动画《哆啦A梦》中的短篇剧集及故事道具的典故蓝本。
《竹取物语》经典地位建构的起点在于文人化的书写，其历史价值在于既符合当时日本平安时期“和魂汉材”的主张，同时也是这一主张的衍生产物。日本平安时代是双重文化体系并存的时代。这个时期，在大量吸收外来文化（主要为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日本本国文化得以逐渐形成。汉诗文是官方的正统学问，唐朝的中国又是东亚的经济文化中心，自然成为日本民族崇拜和学习的对象。但一批上层贵族知识分子很快发现，日本民族的文学传统是更多偏向审美性而非功利性的，与中国注重伦理道德教化的诗教传统大相径庭。汉诗文并不适合日本民族感情的书写也不能满足日本民族的自尊心，因此以营原道真为代表的贵族提出了“和魂汉材”的口号。在李泽厚等学者看来，相对于儒学，佛教更多被日本上下层广泛接受，进而融人了民族整体的文化和心理。比如辉夜姬报答养育之恩之一情节，就是典型受佛经影响产生的“报恩谈”。佛或禅之所以有如此影响和力量，又是因为它们与日本神道有重要契合点。如《古事记》中描述二神交媾养育日本，还有现世的天皇崇拜（天皇是现世神，太阳神的直接后裔）都是神道主要内容之一。这些社会整体文化和思想导向的变革都与《竹取物语》这个体量较小的文本有双重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文本的生产受到民族文化亟需建立需要和导向的影响，作者极力将这一在日本具有深厚文化基础的民间文学原型进行本土化和文人化的重塑;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文本的本土化和文人化效果之成功，官方意识形态将其作为文化导向的代表，通过将其归人儿童读本、学校教科书，加上大众媒介对经典的反向塑造作用，《竹取物语》的经典化过程得以完成。
18世纪后的西方，由于“美的艺术”（fmeart）这一观念的出现而开始经历“纯文学”化并进而建制化的过程，由此影响到我国杂文学观念向纯文学观念的逐渐递变。这既是现代性逻辑的必然产物，也是现代性划界以及专业化后果的体现。这种纯化的过程，一方面为世界留下了有后世垂范意义的经典作品和学术成果，另一方面也遮蔽了一些更有生命力和活力的部分。随着文学的发展，人们对文学的理解渐渐开始突破这种纯文学视野，比如阿列克谢耶维奇和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化事件，恰到好处地证明了文学观念在学术界视野中向更宽领域的渗透。《竹取物语》带来的思考是，民间文学的一系列原型极富生命力，为作家文学提供了一系列优秀的题材、典型人物形象以及思想内容的深厚土壤。在文学陷人困境的今天，民间文学有可能带来新的启示。
同时，《竹取物语》的经典化建构过程也对文学乃至文化的传播有所启示意义。根据“各民族文化交往中的高文学形态必胜的原则”，在处于不同社会形态和不同文化形态阶段的民族文化和文学的交往中，主要表现为高形态文学向低形态文学的渗透。古代中国因文化能量更大而向东南亚乃至世界单向传播辐射中华文化，后期这些国家吸取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优秀的本土化，铸造出本民族的代表文化力量。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中，它以文学为载体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给世界带去了一抹靓丽的东方色彩，生动反映出了东亚人民的民族性格和精神风貌。可见，一方面，文学的保持活力和激发创造的源泉在于立足民族文学，另一方面，文学的生机也源于不断的吸收与学习。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当今文化产业发展的角度，以日本动画电影为例，其除取材本土外，也大量改编欧美和中国的文学经典和名著，采取对外来题材的“拿来主义”策略后再进行本土化，融入出“物哀”、“幽玄”小而美等特质，人物设定上综合幽默诙谐和唯美浪漫的风格平衡，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和较为完善的文化策略。我国对其加以学习同时也要警惕路径依赖，更多挖掘和利用自身文学资源，走出适合本民族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