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新文学的第一部“总集”，《中国新文学大系》（赵家璧主编，上海良友出版图书公司1935—1936 年出版。）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其中，由鲁迅负责编选的小说二集未选录沈从文的作品，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强烈质疑。于是，自《中国新文学大系》于1935 年出版以来，它便成了学术界的一个有趣的话题。
　　关于这个话题，先后提到和讨论的主要有如下几人：
　　一是沈从文。他先是在1935年发表的《读〈中国新文学大系〉》中说了点个人“意见”：
　　读过这几本书后，个人有点意见说说。茅盾选小说，关于文学研究会作者一部分作品，以及对于这个团体这部分团体的说明，是令人满意的。鲁迅选北京方面的作品，似乎因为问题比较复杂了一点，爱憎取舍之间不尽合理。（王统照、许君远、项拙、胡崇轩、姜公伟、于成泽、闻国新几个人作品的遗落，弥洒社几个人作品的加入，以及把沉钟社莽原社实在成绩估价极高，皆与印行这本书的本意稍稍不合）。
　　（沈从文《读〈中国新文学大系〉》）
　　后又在1970 年的家书中向张兆和感叹：
　　当时“小说作者”虽已抬头，但谁也受不住“生活是无出路”的严酷考验。翔鶴、蹇先艾等等多是早就出了单行本的。许钦文因得鲁迅一序更著名。上海方面则友好互吹早就成战术之一，更显得活泼热闹。至大革命或卅年为止，算算南北同时从事这个工作的不下数百人，看看《新文学大系》三厚册小说集即可知道，我已写了六十本书，却故意不选我的，这也是趣事！
　　（沈从文《致张兆和》）
　　二是司马长风。他曾经在70 年代的香港连续发表了有关《中国新文学大系》和鲁迅、沈从文等作家的多篇文章，其中的《鲁迅不选沈从文》一文，开头就讲沈从文没有被《中国新文学大系》录选的责任在于鲁迅：
　　新文学大系的小说部分，由三个人负责编选：一是沈雁冰，负责编选《小说月报》《文学旬刊》作者及文学研究会会员的作品；二是郑伯奇，负责编选创造社有关作家的作品；三是鲁迅，负责编选北京《晨报》副刊、《现代评论》等报刊作者的作品。而沈從文自1920 到1927，是在北晨副刊及现代评论发表小说数量最多的作家，可是一篇也没有入选。
　　如果自新文学诞生以来，挑选五大小说家，便不能抛却沈从文，何况是录选百家作品的文学大系？
　　（司马长风《鲁迅不选沈从文》）
　　而到了另一篇文章，他不仅再次强调鲁迅“不选《现代评论》的小说家沈从文”的事实，而且还拉来周作人作横向的优劣比较：
　　在散文的编选方面，周作人选的《散文一集》较佳，选入的作品多值得一读。尤其是选入陈西滢五篇散文，既有眼光，又有雅量。因为陈主编的《现代评论》与周作人主持的《语丝》曾作敌对的论战。这一点周作人实胜过乃兄鲁迅。
　　（ 司马长风《概评〈新文学大系〉》）
　　三是刘洪涛。他在2006 年与杨瑞仁一起主编出版了《沈从文研究资料》一书，其中的《前言》说道：
　　鲁迅早期对沈从文产生过误会，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卷》时，也未收沈从文的作品。可是据斯诺先生回忆，鲁迅在与他谈话，回答谁是现时中国最伟大作家时，提到了沈从文的名字。这说明鲁迅后来对沈从文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四是李辉。他曾于2008 年在人民网上作了名为《鲁迅与沈从文的恩怨》的《静听辉声》节目，在讲了“丁玲来信”所造成的鲁、沈之间的恩怨之后，便为鲁迅不选沈从文的小说大喊“遗憾”：
　　还有到了1935 年，一个让人不解的事情就发生了。……小说请了三个人来编，小说一辑请的是茅盾、二辑请的是鲁迅、三辑请的郑伯奇。还有朱自清编诗歌，郑振铎编一些理论等等。那么鲁迅是编小说的，但是鲁迅没有收沈从文一篇小说。而1935 年的时候沈从文的文学成就已经相当高了，尤其在1934 年，沈从文的《边城》在国文周报连载，还有他的《从文自传》、《乡情散记》。各大出版社都要抢他的作品，那么这种情况下，沈从文的作品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又被认为是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而鲁迅在序言里面也提到乡土文学，把沈从文也归为乡土文学的作家，但是他并没有选沈从文的一篇作品。无论如何从文学史角度来说，这个选本没有沈从文应该说是一个缺憾。就是1935 年中国的小说界没有沈从文的作品选到这个选本里面应该说是不小的一个遗憾。
　　（李辉主讲，吴柯达编辑：《静听辉声：鲁迅与沈从文的恩怨》）
　　通过上面的列举可以看到，尽管四人都明确指出了鲁迅不选沈从文的事实，但由于李辉只对事实表示“不解”、刘洪涛也仅仅暗示事实的发生是因为鲁迅对沈从文存在着“看法”，所以，他们之中真正指出具体原因的还是司马长风与沈从文二人。
　　就司马长风来说，他所指出的原因比较简单，也即由于鲁迅缺少“雅量”，《现代评论》的沈从文才不被选录。关于鲁迅的缺少“雅量”，那是早在鲁迅生前就已经有过的陈词滥调。对此，鲁迅曾经写过专门的文章进行批判，许多专家学者也都从各个方面给了鲁迅以公道。而具体到《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编选，司马长风所说的情况也不存在。因为鲁迅不但选入了曾经与高长虹一起谩骂攻击过自己的向培良的作品，而且还选入了他曾经多次批判， 同时又是《现代评论》主将的陈西滢妻子凌叔华的作品。很明显，这两人之于鲁迅的关系并不比沈从文好，鲁迅没有理由在他们身上显示“雅量”。因此可以说，鲁迅的编选与是否进行过论战无关，当然也就不存在有无“雅量”的问题。
　　与司马长风相比，沈从文所指出的原因要复杂一些。他所说的“周选小说”的“抑彼扬此”与“三厚册小说集”编者的“故意不选”，就不仅是一个缺少“雅量”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上海方面”“友好互吹”的“活泼热闹”的风气。提到“上海方面”“友好互吹”的风气，它可以说是沈从文在30 年代曾经极力批判的海派风气之一，它既指海派文人的个人小圈子，也指左派作家的宗派集团主义。客观地说，虽然这种风气在当时的文化界确实存在，但它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上表现得并不明显。因为从编选人员的构成来看，无论是鲁迅、茅盾、郑伯奇、阿英、郁达夫等左翼作家，还是洪深、郑振铎等具有左翼倾向的作家，抑或是胡适、周作人、朱自清等自由主义作家，他们都是自由出版人赵家璧所“物色”的“每一方面的权威人士”（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如果再从鲁迅在《导言》中对《现代评论》“着重于文艺”的正面评论、阿英在第十集中所列出的沈从文小传，以及沈从文对于茅盾、郑伯奇和洪深选本的“满意”“妥帖”与“最合标准”的肯定来看，也并不存在所谓的“友好互吹”现象。 　　综上所述，既然“雅量”与“友好互吹”都不是鲁迅不选沈从文的理由，那么，其中的原因又会是什么呢？对此，我以为问题主要出在鲁迅选文的时间范围与沈从文在此期间所发表的小说作品上。说到时间范围，司马长风、李辉和沈从文自己都曾经从他在30年代或者整个新文学史上的创作成就和地位出发进行指责与抱怨，这自然是忽略了《中国新文学大系》所规定的“1917—1927”这个选文范围。其实，就是这个“1917—1927”的下限也存在着问题。根据赵家璧在《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回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各集《导言》以及各集选文文末所标注的时间可知，虽然赵家璧在征求了茅盾等人的意见后将选文的时间范围确定为“1917—1927”，但编者们实际选文的时间下限并不完全统一。如朱自清选诗“十六年以后”的不选，郑伯奇选小说在1926 年8 月以前，周作人和郁達夫所选的部分散文延续到了1927 年以后，而鲁迅则确定“不录”1926 年以后的作品。一般来讲，编者们确立时间都是基于自己对“1917—1927”这个时间界点与新文学特征和发展历史的理解，他们不会因为某个作家而专门设限。所以，鲁迅因为沈从文而专门设限的嫌疑完全可以排除。这样，如果按照这个时间范围去考查沈从文的小说，其发表与出版的情况大致如下：《晨报副刊》25 篇，《现代评论》4 篇，《晨报·文学旬刊》2 篇，《小说月报》《东方杂志》《语丝》《世界日报副刊》《世界日报·文学》《晨报·七月增刊》《京报·文学周刊》各1 篇；《鸭子》一书是多类体裁作品的合集，共收上述已发表的小说8 篇。对于这些沈从文在最初三年创作的小说，他后来曾经坦言：
　　我从事这工作远不如人所想的那么便利。首先的五年，文字还掌握不住，主要是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为了对付生活，方特别在不断试探中求进展。（沈从文《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我文章大概发表了不少，但文字成熟得很晚，直到1929 年后才比较成熟，比较通顺。
　　（沈从文《在湖南吉首大学的讲演》）
　　而细读这些小说也会发现，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一些短小的故事或者过去的回忆，叙述平淡而又文字稚嫩。因此，沈从文后来的话也并不是谦虚，他这些最初的小说确实是一种“试探”，是一种还不成熟的“习作”。所以，尽管鲁迅在1925 年就看到了沈从文“较为能做”（鲁迅《致钱玄同》），在1936年又称赞沈从文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斯诺整理，安危译《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之一，但他面对着这样的作品还是没有选入。
　　（作者系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