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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这一关于中国千万个家庭的希望以及中国未来的命题，理所当然地再次成为2006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围绕着高等教育收费、招生等，各种各样的提案、议案层出不穷。
处于旋涡之中的教育部官员以及大学校长们并没有沉默。“两会”期间，至少有十几名中国大学校长以开放的姿态面对媒体，纵论高等教育出现的问题。
已故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大学何谓大?非有大楼，而有大师焉。”
大学，的确应该是大师、智者、专家的荟萃之地，是党论、诤言、建言的重要渊薮，是道德和学问并举的风范之地，是民族新知、远见、勇气、良心的重要载体。
而以开放的姿态省思中国大学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更应该是中国教育管理者的责任与义务。《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两会”间隙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原校长王大中教授、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教授，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史宁中教授，就中国大学教育进行了探讨。
可怕的不是“上学难”，是上了学也看不到出路
《瞭望东方周刊》：“上学难、上学贵”写进了今年“两会”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并引起全国上下从高层领导人到普通民众的关注，你如何理解这个问题?你认为中国大学教育阶段存在“上学难”的问题吗?
史宁中(东北师大校长)：“文革”前全国只有2％的人能上大学，而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阶段，越来越多的孩子可以上大学。从数量上来说，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超过20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因此，我不太同意“上大学难”，我认为，事实上在中国并不存在“上大学难”的问题。
我对“上学贵”的理解是，“贵”，主要也是指的初中、高中阶段的择校费问题。现在“择校”的势头很猛，甚至小学、初中都在择校。就那么几个好学校，大伙都想进，那就水涨船高，当然就难就贵了。
中国的教育，要害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我认为主要应该解决的是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问题，就是这些孩子初中毕业之后的出路问题，这非常重要。
这个难，我估计是一种感觉。是各种各样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了，但如果大学生毕业就能找到很好的工作，相信不会有一个人说难。
东北师大在全国九个省就初中和高中阶段的辍学情况做了调查，严重的地方达到了百分之四十，情况确实非常严重。调查中发现，四分之一的人是上不起学，四分之三的人认为学了也没用，念完了书还得回家种地，也就辍学了。
其实，老百姓的想法很简单，如果读完了书能挣钱，那他们砸锅卖铁也会供孩子上学读书。东北师大在河南林州调查时发现，这个地方的初中辍学率几乎是零，高中辍学率也非常低，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职业教育搞得好，这里的职高和日本企业签了劳动合同，学生在职高毕业之后绝大多数去日本工作。所以，这里的辍学率就低。因为孩子职高毕业后可以找到工作。
我认为，中央政府、教育管理部门，应该扎扎实实解决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的问题，以及农村学生初中、高中毕业之后的出路问题，这才是根本问题。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孩子在初中阶段就辍学了呢?因为他们看不到出路。
可怕的不是“上学难”，是广大的农村子弟不能从教育上看到未来的出路在哪儿，也看不到教育能够改变他们的贫穷现状。
“教育不公”的症结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
《瞭望东方周刊》：人们对“教育不公”呼声越来越强烈，你认为造成“教育不公”这一社会现象的关键是什么?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态?
王生洪(复旦大学校长)：当前，“教育不公”的确是一个热门话题，我认为，造成教育不公平的症结应该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教育投入不足造成的，这有计划经济的历史背景，也有城乡二元化差异以及贫富差距的原因。
事实上，国家应该首先保障基础教育的公平。这次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提出，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国家应该承担责任。在这时候提出来，正当其时。
但就高等教育来说，还不可能做到絕对的平等。国家能做到的是，应该优先配置中、西部地区的教育资源，加强对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发达地区的大学也应该支持内地大学的发展。复旦大学就和云南大学、新疆大学都有项目合作，支持帮助中西部大学培训师资。
要改变“教育不公”的现状，还应该为来自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奖学金，使他们的家庭不至于因教返贫。我认为，国家就此还应该拿出专项资金。
另外，在大学招生上，名牌大学在中西部省区的招生名额配置一直比较少，这也是“两会”热议的一个话题，也是人们抨击“教育不公”的一个靶子，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比如，复旦大学去年在贵州省的招生数也就三十多人。
目前复旦大学的招生配置是上海市占50％左右，其余的分到内地其他省市就比较少了，这是现实。在名额的配置上，总体上对内地是不均衡的，继续延用这种招生名额配置就不太公平合理。当然。过去形成的制度想改确实不太容易，但还是要改。今后，复旦大学会逐步加大对中、西部省份的招生名额配置。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还有一个问题被忽视了，那就是为中、西部地区培养的人才，毕业学成了这些人都不愿意回去，这种状况如何改变呢?
史宁中(东北师大校长)：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教育一直是在国家财政投入不足的状态下高速发展。2005年中国初中覆盖率和毛入学率达到95％，高中入学率达到50％。这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因此，片面地强调“教育不公”，对广大教育工作者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高校乱收费主要是一些民办大学和二级学院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2月1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又曝光了西安美术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南京审计学院、河南师范大学、南昌市第一中学、沈阳市第二中学、太原市第五中学、浙江奉化中学等八所学校教育乱收费金额总计达2270万元，引起社会舆论对高等教育收费的强烈关注，你认为目前大学收费是不是过高了?高校乱收费如何才能得到遏制?
史宁中(东北师大校长)：前几年高校收费没有规范，但近年来高校收费应该相对规范一些了，特别是部属高校。
但也有一些费“整不清楚”。比如说，我们学校也收洗涤费，这个洗涤费是这样收的：学生报到时，你愿意洗就交这笔钱，不交也可以，自愿选择。但这可能也会被列入乱收费；我认为应该把高校的服务性收费和乱收费分开来看。
目前高校实行的都是学分制。传统的学费收取办法是按年收费，但现在有些学校则是按学分收费，这些方面，我认为大学应 该有自主权。
我认为，公办大学的学费并不高，高收费的主要是指民办大学和二级学院，这些学校每年的学费大概都在一万多元。为什么会这么高，国家没有投入，这些学校几乎全靠学费运行，当然会高收费。一些没有考进国家统招院校的学生，又想上大学，只能到这些二级学院、民办大学去读书，交的费用就会多。
我认为民办教育支出的四分之一左右应该是国家投入，这样才能降低学费，减轻家庭的负担。哪怕这笔钱全部用作学生的奖学金，也可以缓和学生上学难的问题。另外，一些企业投资办民校国家应该在政策上、税收上给予支持和减免。
我们学校的助学贷款落实得很好。师范专业学费是一年3500元；学生贷款可以贷到5000元，交完学费还有1500元，每个月还有70多元的助学金。学习好的学生还能拿到各种奖学金，家庭困难的学生还可以申请困难补助，学校也给学生提供了一些勤工助学的职位。
客观地看待高校收费的问题，还要转变思想观念。高等教育也是一种消费，你要选择这种消费，当然要付出。但对高校的各种收费项目进行监督和规范更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对二级学校和民办大学收费的监管力度要加大，不能高得太离谱子。
中国大学想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这个俱乐部还比较难
《瞭望东方周刊》：2005年，也是大学教改风波甚多的一年。大学改革到底应该怎么改?
王大中(清华大学原校长)：清华的教改其实五年前就在做了。和北大不同的是，清华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一直在稳步推进，因此也没有引起大的反弹。但改革总要触动一些人的利益，这都是正常的；我不赞成通过社会舆论给学校或教师压力。
在教学改革中，清华提出“竞争”和“流动”两个方向，目前清华的教师在提正教授以前，都是合同制教师，也就是聘用制，这样的好处是，免得一迈进了清华就是一个“铁饭碗”，一呆就是几十年，没有什么创新和教学成果，靠资历也能混上教授。
国外的一流大学，教师进来首先就要进行资格认定，在副教授一阶段也是流动的，一直处于竞争状态。最后留下来做到正教授的就是终身制。
清华在考核教师上，教学和研究是并重的，而且，每个教师都必须进课堂，不要小看名师给本科生授课，名教授给本科生讲课一直都是清华的一个传统，清华要坚持下来。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还存在什么距离?
王大中(清华大学原校长)：世界一流大学有两个特征。一都是研究型大学，科研地位得到世界公认，二是这些大学对国家建设有贡献。
我个人看，一流大学还应该有个性。比如你的基础研究、学术水平、重大发明创造，是否达到了一流的水平?是否有一批能在世界上叫得响的学科?这是学术水平方面的。
还有学生质量方面的。中国的高考制度备受诟病，但正因为是一层层筛选出来的，中国才有一流的本科生源，和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并不逊色。
差距体现在哪儿?师资、教育经费的投入、大学硬件建设的差距都是非常大的。如果说，哈佛、剑桥等是一个世界名校俱乐部，那么，中国的大学，包括清华、北大，要成为这个俱乐部的会员还很难。
王生洪(复旦大学校长)：中国大学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最重要的还是师资队伍的建设，只有好的师资队伍才能支撑好的学科，才能形成良好的氛围。中国的大学缺少的是大师级的教授。
复旦大学的发展目标是向研究型大学转型，花十年左右时间，建成亚洲一流大学；再经过二十年左右时间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复旦并不贪求学科大而全，而是要在学科建设上有所为，有所不为，发挥自己的优势。
一名博导带30名博士质量不可能得到保证
《瞭望东方周刊》：1998年，大学扩招之后，更多的学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高等教育资源和教育投入的不均衡和不足，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老师少，学生多：教学设备跟不上现代化办学的需要，有的博导甚至要带30名博士。因此，人们质疑，大学扩招后，质量下降了。
王大中(清华大学原校长)：清华已经在调整招生的数量。博士生要稳定在1000人左右，本科不准备再扩招。如果学生规模太大了，的确也很难办。
目前清华的学生比例是本科生占一半，研究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占一半，各13000人。
我在去年的全国政协会上发言，谈的就是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必须控制。
美国伯克利大学每年毕业的博士生也就800多人，不会出现突然间数量增大的现象。目前清华也都超过他们了。道理很明显，博士生招得多了，势必降低质量，一个导师带30个博士生，博导像个大班主任一样，是不可能保证学生质量的。
因为博士要创造成果，要有创新，要搞科研，一个博导怎么可能同时辅导30名博士搞科研呢?
另外，还要考虑社会需求，否则就会出现过度教育的现象，博士干硕士的事情，硕士做本科生的事情……
王生洪(复旦大学校长)：高校办学质量下降，提高本科办学质量也非常重要。高校教学质量下降的原因何在?最重要的是本科招生不进行规模控制，另外，在教学管理、办学理念上，有些高校也不太重视本科教育。
实际上，世界一流大学没有不重视本科教育的。美国的耶鲁、哈佛这样的一流学校，对本科的重视超过我们。
另外，现在高校也有一种现象，就是轻视基础教育，师生普遍存在浮躁隋绪。
王大中(清华大学原校长)：事实上，中国的大学教育，教学和科研的差距主要就是在基础研究方面。多年来，中国高校的基础研究投入一直不够。另外，基础研究实际上是科学家个人的研究结果，不是一个立竿见影的事情，不可能立即就看到成果。所以，要给科学家们创造一种研究的环境，但目前是高校的各种评估指标限制了教授们的创新能力。
中国人能不能获诺贝尔奖，就要看中国大学的基础研究能不能达到一个高度，这个问题很难有时间表。
首先就是要给做基础研究的老师一个好的学术环境。重要的是要能容忍失败，不能要求他们立即出成果。另外，要有大投入。
中国要防止出现韩国“国家英雄”学术造假的丑闻
《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媒体曝光的学术腐败和学术造假事件层出不穷。从已公开曝光的问题来看，包括中国最好的大学在内的许多名牌学府和科研机构，都已出现过或潜伏着此类丑闻。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就连一些功成名就的才子、名家、权威，也因公然抄袭他人成果而东窗事发。
王大中(清华大学原校长)：我觉得目前科技界、教育界这个问题特别严重。管理部门必须重点整治，否则如果有一天，中国也出现了像韩国“国家英雄”学术造假这样的丑闻，那就不是一个学术腐败这样简单的事情了。这会影响到我们的国际形象，就是政治丑闻了。
去年中国也出了一系列的学术造假丑闻，一些知名大学都有涉及。教育部对此一定要严肃处理，绝不能得过且过，姑息迁就。当然处理的前提是必须进行调查研究。毕竟对学者来说，如果说他剽窃别人的学术成果，那对他来说，学术生命就结束了。
另一方面，为什么这段时间，出现了这么多的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的丑闻?社会风气、体制都有问题。最简单的就是在高校什么都搞评估，逼得教师急功近利。教师造假、抄袭，还怎么管学生?现在高校学生抄袭作业、考试作弊这么厉害，教师学校都要负一部分责任。在清华，一旦发现学生考试作弊或替考、代考，就会取消学籍，学校处理得非常严。
我在清华当校长时，就专门抓了学生抄作业、考试作弊的事情。有人还质疑过，校长管这么细有必要吗?我认为非常有必要。
史宁中(东北师大校长)：反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学术造假?因为有用呀，可以提职呀，如果没有被发现，管理部门就认可呀。这与体制有关。
做学术，不能太浮躁。你一定要逼他一两年时间必须出成果，出不来，咋办?你一定要在教学评估上设定各种框框、标准，教师很可能就会急功近利，去抄袭。
防止学术腐败和学术造假，其实不是没有办法，也是有“防火墙”的。那就是在大学职称的評定上，在教学评估上，让内行的人来做评估，不要由行政的人来做这些事，不能用外行来领导内行。东北师范大学在各学院都成立了教授委员会。在提职前，你要述职，要演讲，如果造假，瞒不过同行。
处于旋涡之中的教育部官员以及大学校长们并没有沉默。“两会”期间，至少有十几名中国大学校长以开放的姿态面对媒体，纵论高等教育出现的问题。
已故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大学何谓大?非有大楼，而有大师焉。”
大学，的确应该是大师、智者、专家的荟萃之地，是党论、诤言、建言的重要渊薮，是道德和学问并举的风范之地，是民族新知、远见、勇气、良心的重要载体。
而以开放的姿态省思中国大学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更应该是中国教育管理者的责任与义务。《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两会”间隙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原校长王大中教授、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教授，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史宁中教授，就中国大学教育进行了探讨。
可怕的不是“上学难”，是上了学也看不到出路
《瞭望东方周刊》：“上学难、上学贵”写进了今年“两会”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并引起全国上下从高层领导人到普通民众的关注，你如何理解这个问题?你认为中国大学教育阶段存在“上学难”的问题吗?
史宁中(东北师大校长)：“文革”前全国只有2％的人能上大学，而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阶段，越来越多的孩子可以上大学。从数量上来说，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超过20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因此，我不太同意“上大学难”，我认为，事实上在中国并不存在“上大学难”的问题。
我对“上学贵”的理解是，“贵”，主要也是指的初中、高中阶段的择校费问题。现在“择校”的势头很猛，甚至小学、初中都在择校。就那么几个好学校，大伙都想进，那就水涨船高，当然就难就贵了。
中国的教育，要害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我认为主要应该解决的是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问题，就是这些孩子初中毕业之后的出路问题，这非常重要。
这个难，我估计是一种感觉。是各种各样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了，但如果大学生毕业就能找到很好的工作，相信不会有一个人说难。
东北师大在全国九个省就初中和高中阶段的辍学情况做了调查，严重的地方达到了百分之四十，情况确实非常严重。调查中发现，四分之一的人是上不起学，四分之三的人认为学了也没用，念完了书还得回家种地，也就辍学了。
其实，老百姓的想法很简单，如果读完了书能挣钱，那他们砸锅卖铁也会供孩子上学读书。东北师大在河南林州调查时发现，这个地方的初中辍学率几乎是零，高中辍学率也非常低，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职业教育搞得好，这里的职高和日本企业签了劳动合同，学生在职高毕业之后绝大多数去日本工作。所以，这里的辍学率就低。因为孩子职高毕业后可以找到工作。
我认为，中央政府、教育管理部门，应该扎扎实实解决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的问题，以及农村学生初中、高中毕业之后的出路问题，这才是根本问题。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孩子在初中阶段就辍学了呢?因为他们看不到出路。
可怕的不是“上学难”，是广大的农村子弟不能从教育上看到未来的出路在哪儿，也看不到教育能够改变他们的贫穷现状。
“教育不公”的症结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
《瞭望东方周刊》：人们对“教育不公”呼声越来越强烈，你认为造成“教育不公”这一社会现象的关键是什么?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态?
王生洪(复旦大学校长)：当前，“教育不公”的确是一个热门话题，我认为，造成教育不公平的症结应该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教育投入不足造成的，这有计划经济的历史背景，也有城乡二元化差异以及贫富差距的原因。
事实上，国家应该首先保障基础教育的公平。这次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提出，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国家应该承担责任。在这时候提出来，正当其时。
但就高等教育来说，还不可能做到絕对的平等。国家能做到的是，应该优先配置中、西部地区的教育资源，加强对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发达地区的大学也应该支持内地大学的发展。复旦大学就和云南大学、新疆大学都有项目合作，支持帮助中西部大学培训师资。
要改变“教育不公”的现状，还应该为来自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奖学金，使他们的家庭不至于因教返贫。我认为，国家就此还应该拿出专项资金。
另外，在大学招生上，名牌大学在中西部省区的招生名额配置一直比较少，这也是“两会”热议的一个话题，也是人们抨击“教育不公”的一个靶子，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比如，复旦大学去年在贵州省的招生数也就三十多人。
目前复旦大学的招生配置是上海市占50％左右，其余的分到内地其他省市就比较少了，这是现实。在名额的配置上，总体上对内地是不均衡的，继续延用这种招生名额配置就不太公平合理。当然。过去形成的制度想改确实不太容易，但还是要改。今后，复旦大学会逐步加大对中、西部省份的招生名额配置。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还有一个问题被忽视了，那就是为中、西部地区培养的人才，毕业学成了这些人都不愿意回去，这种状况如何改变呢?
史宁中(东北师大校长)：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教育一直是在国家财政投入不足的状态下高速发展。2005年中国初中覆盖率和毛入学率达到95％，高中入学率达到50％。这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因此，片面地强调“教育不公”，对广大教育工作者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高校乱收费主要是一些民办大学和二级学院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2月1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又曝光了西安美术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南京审计学院、河南师范大学、南昌市第一中学、沈阳市第二中学、太原市第五中学、浙江奉化中学等八所学校教育乱收费金额总计达2270万元，引起社会舆论对高等教育收费的强烈关注，你认为目前大学收费是不是过高了?高校乱收费如何才能得到遏制?
史宁中(东北师大校长)：前几年高校收费没有规范，但近年来高校收费应该相对规范一些了，特别是部属高校。
但也有一些费“整不清楚”。比如说，我们学校也收洗涤费，这个洗涤费是这样收的：学生报到时，你愿意洗就交这笔钱，不交也可以，自愿选择。但这可能也会被列入乱收费；我认为应该把高校的服务性收费和乱收费分开来看。
目前高校实行的都是学分制。传统的学费收取办法是按年收费，但现在有些学校则是按学分收费，这些方面，我认为大学应 该有自主权。
我认为，公办大学的学费并不高，高收费的主要是指民办大学和二级学院，这些学校每年的学费大概都在一万多元。为什么会这么高，国家没有投入，这些学校几乎全靠学费运行，当然会高收费。一些没有考进国家统招院校的学生，又想上大学，只能到这些二级学院、民办大学去读书，交的费用就会多。
我认为民办教育支出的四分之一左右应该是国家投入，这样才能降低学费，减轻家庭的负担。哪怕这笔钱全部用作学生的奖学金，也可以缓和学生上学难的问题。另外，一些企业投资办民校国家应该在政策上、税收上给予支持和减免。
我们学校的助学贷款落实得很好。师范专业学费是一年3500元；学生贷款可以贷到5000元，交完学费还有1500元，每个月还有70多元的助学金。学习好的学生还能拿到各种奖学金，家庭困难的学生还可以申请困难补助，学校也给学生提供了一些勤工助学的职位。
客观地看待高校收费的问题，还要转变思想观念。高等教育也是一种消费，你要选择这种消费，当然要付出。但对高校的各种收费项目进行监督和规范更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对二级学校和民办大学收费的监管力度要加大，不能高得太离谱子。
中国大学想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这个俱乐部还比较难
《瞭望东方周刊》：2005年，也是大学教改风波甚多的一年。大学改革到底应该怎么改?
王大中(清华大学原校长)：清华的教改其实五年前就在做了。和北大不同的是，清华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一直在稳步推进，因此也没有引起大的反弹。但改革总要触动一些人的利益，这都是正常的；我不赞成通过社会舆论给学校或教师压力。
在教学改革中，清华提出“竞争”和“流动”两个方向，目前清华的教师在提正教授以前，都是合同制教师，也就是聘用制，这样的好处是，免得一迈进了清华就是一个“铁饭碗”，一呆就是几十年，没有什么创新和教学成果，靠资历也能混上教授。
国外的一流大学，教师进来首先就要进行资格认定，在副教授一阶段也是流动的，一直处于竞争状态。最后留下来做到正教授的就是终身制。
清华在考核教师上，教学和研究是并重的，而且，每个教师都必须进课堂，不要小看名师给本科生授课，名教授给本科生讲课一直都是清华的一个传统，清华要坚持下来。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还存在什么距离?
王大中(清华大学原校长)：世界一流大学有两个特征。一都是研究型大学，科研地位得到世界公认，二是这些大学对国家建设有贡献。
我个人看，一流大学还应该有个性。比如你的基础研究、学术水平、重大发明创造，是否达到了一流的水平?是否有一批能在世界上叫得响的学科?这是学术水平方面的。
还有学生质量方面的。中国的高考制度备受诟病，但正因为是一层层筛选出来的，中国才有一流的本科生源，和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并不逊色。
差距体现在哪儿?师资、教育经费的投入、大学硬件建设的差距都是非常大的。如果说，哈佛、剑桥等是一个世界名校俱乐部，那么，中国的大学，包括清华、北大，要成为这个俱乐部的会员还很难。
王生洪(复旦大学校长)：中国大学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最重要的还是师资队伍的建设，只有好的师资队伍才能支撑好的学科，才能形成良好的氛围。中国的大学缺少的是大师级的教授。
复旦大学的发展目标是向研究型大学转型，花十年左右时间，建成亚洲一流大学；再经过二十年左右时间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复旦并不贪求学科大而全，而是要在学科建设上有所为，有所不为，发挥自己的优势。
一名博导带30名博士质量不可能得到保证
《瞭望东方周刊》：1998年，大学扩招之后，更多的学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高等教育资源和教育投入的不均衡和不足，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老师少，学生多：教学设备跟不上现代化办学的需要，有的博导甚至要带30名博士。因此，人们质疑，大学扩招后，质量下降了。
王大中(清华大学原校长)：清华已经在调整招生的数量。博士生要稳定在1000人左右，本科不准备再扩招。如果学生规模太大了，的确也很难办。
目前清华的学生比例是本科生占一半，研究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占一半，各13000人。
我在去年的全国政协会上发言，谈的就是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必须控制。
美国伯克利大学每年毕业的博士生也就800多人，不会出现突然间数量增大的现象。目前清华也都超过他们了。道理很明显，博士生招得多了，势必降低质量，一个导师带30个博士生，博导像个大班主任一样，是不可能保证学生质量的。
因为博士要创造成果，要有创新，要搞科研，一个博导怎么可能同时辅导30名博士搞科研呢?
另外，还要考虑社会需求，否则就会出现过度教育的现象，博士干硕士的事情，硕士做本科生的事情……
王生洪(复旦大学校长)：高校办学质量下降，提高本科办学质量也非常重要。高校教学质量下降的原因何在?最重要的是本科招生不进行规模控制，另外，在教学管理、办学理念上，有些高校也不太重视本科教育。
实际上，世界一流大学没有不重视本科教育的。美国的耶鲁、哈佛这样的一流学校，对本科的重视超过我们。
另外，现在高校也有一种现象，就是轻视基础教育，师生普遍存在浮躁隋绪。
王大中(清华大学原校长)：事实上，中国的大学教育，教学和科研的差距主要就是在基础研究方面。多年来，中国高校的基础研究投入一直不够。另外，基础研究实际上是科学家个人的研究结果，不是一个立竿见影的事情，不可能立即就看到成果。所以，要给科学家们创造一种研究的环境，但目前是高校的各种评估指标限制了教授们的创新能力。
中国人能不能获诺贝尔奖，就要看中国大学的基础研究能不能达到一个高度，这个问题很难有时间表。
首先就是要给做基础研究的老师一个好的学术环境。重要的是要能容忍失败，不能要求他们立即出成果。另外，要有大投入。
中国要防止出现韩国“国家英雄”学术造假的丑闻
《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媒体曝光的学术腐败和学术造假事件层出不穷。从已公开曝光的问题来看，包括中国最好的大学在内的许多名牌学府和科研机构，都已出现过或潜伏着此类丑闻。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就连一些功成名就的才子、名家、权威，也因公然抄袭他人成果而东窗事发。
王大中(清华大学原校长)：我觉得目前科技界、教育界这个问题特别严重。管理部门必须重点整治，否则如果有一天，中国也出现了像韩国“国家英雄”学术造假这样的丑闻，那就不是一个学术腐败这样简单的事情了。这会影响到我们的国际形象，就是政治丑闻了。
去年中国也出了一系列的学术造假丑闻，一些知名大学都有涉及。教育部对此一定要严肃处理，绝不能得过且过，姑息迁就。当然处理的前提是必须进行调查研究。毕竟对学者来说，如果说他剽窃别人的学术成果，那对他来说，学术生命就结束了。
另一方面，为什么这段时间，出现了这么多的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的丑闻?社会风气、体制都有问题。最简单的就是在高校什么都搞评估，逼得教师急功近利。教师造假、抄袭，还怎么管学生?现在高校学生抄袭作业、考试作弊这么厉害，教师学校都要负一部分责任。在清华，一旦发现学生考试作弊或替考、代考，就会取消学籍，学校处理得非常严。
我在清华当校长时，就专门抓了学生抄作业、考试作弊的事情。有人还质疑过，校长管这么细有必要吗?我认为非常有必要。
史宁中(东北师大校长)：反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学术造假?因为有用呀，可以提职呀，如果没有被发现，管理部门就认可呀。这与体制有关。
做学术，不能太浮躁。你一定要逼他一两年时间必须出成果，出不来，咋办?你一定要在教学评估上设定各种框框、标准，教师很可能就会急功近利，去抄袭。
防止学术腐败和学术造假，其实不是没有办法，也是有“防火墙”的。那就是在大学职称的評定上，在教学评估上，让内行的人来做评估，不要由行政的人来做这些事，不能用外行来领导内行。东北师范大学在各学院都成立了教授委员会。在提职前，你要述职，要演讲，如果造假，瞒不过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