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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天津任职差3天就满5年的时候，戴相龙卸任天津市长，他的告别演说有些动情：“我已经是天津人了。”
5年前的2002年12月30日，是他上任的日子，“央行行长”戴相龙出任“天津市代市长”，20多天后，天津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戴相龙获得了全票，当选为天津市市长。那时的他表示：“要为天津市发展和人民群众利益竭尽全力、奋斗不已。”
5年后的2007年12月27日下午，天津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天津市政府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原常务副市长黄兴国任天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戴相龙不再担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市长，另有任用。
任职5年来，这位前央行的“戴行长”都逃不开一个人们富于兴趣的问题，怎样实现由部委大员到地方首脑的转变？此外还有一个追问，他要将把天津打造成新的金融中心吗？
前一个问题，他用5年的施政进行了回答。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全国的金融改革试验区，国家的金融改革原则上都将放在滨海进行先行先试，天津成立了包括渤海银行、渤海产业基金等多家全国范围内的金融机构；而面对“金融中心”的追问，戴相龙2006年的秋天给出了大家一个“标准答案”：“天津不争金融中心。滨海新区的目标是建立与中国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和金融改革创新基地。”
天津在金融领域的变化只是外界显见的变化之一，戴相龙的天津5年，也历经了多个天津发展的重要节点，5年中，天津被国务院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滨海新区成为了国家的第二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63岁的戴相龙，在2007年12月27日的“告别演说”上说：“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我会继续关注天津的发展，希望能不断听到来自天津的好消息。我衷心祝愿天津市蓬勃发展、兴旺发达，人民生活幸福美满。”
绕不过去的金融
戴相龙一直试图淡化他“前央行行长”的身份标签，但这毕竟是他最为显著的经历符号，“前央行行长的天津市长”是天津市民对他的完整印象，初到天津时，市民们首先对他寄予厚望的是：戴市长是不是带着钱来的？而面对“你去贷款，银行是不是都要给你面子？”的调侃性提问，戴这样回答：“我想银行并不是看我的面子，而是看在天津有发展的潜力，有归还的能力。”
2003年年初，戴相龙在天津的一场音乐会上首次以市长身份露面时，在场观众报以了持续近10分钟的掌声。
履新一年多后的2004年3月，戴相龙接受新华社采访时，首次谈了做央行行长和直辖市市长感受的不同：“做市长的感受，简言之，就是钱少，压力大。”戴相龙解释说，中央银行用的是发行货币的钱，几亿、几十亿的用，碰到通货紧缩时，还怕票子用不出去。当市长用的是收税来的钱，几十万、几百万算着用，总是不够用。一个国家只有一家中央银行，当市长则不同，天天面临与相关城市的比较，不但要比较增长速度，增长质量，还要比较环境生态建设，竞争的压力很大。
戴的金融经历，使得天津方面对自己的城市成为金融中心多有期待，外界也更乐得观察几大城市间对金融中心的争夺态势，而戴却一直在试图消解人们对天津做金融中心的印象，而事实却是天津金融在急速发展，天津到底如何给自己发展金融产业定位？
2006年的秋天，戴相龙终于给了大家一个答案，他首先明确，天津不争金融中心，滨海新区的目标是建立与中国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和金融改革创新基地，他还补充说，“这句话我想了很久”。
戴相龙解释说，事实上，“金融中心”在定义上有着许多的要求，包括繁多的金融品种、巨大的交易量、低廉的交易成本和快速的交易行为。他指出，虽然天津在上个世纪60年前曾经是中国北方金融证券中心，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来，“还是提建立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为好”。
不做金融中心，但是发展金融已成为天津毋庸置疑的目标。戴相龙也对此信心十足，他认为，滨海新区要充分发挥在环渤海和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作用，首先就要建立与滨海新区功能定位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
5年来，天津市打造金融高地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天津金融所发生的变化也有目共睹。
首先就是渤海银行的成立。2005年12月31日，渤海银行正式挂牌，这是1996年后，国务院批准的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从戴相龙去天津的第二年——2004年开始，戴相龙就直接推动渤海银行的筹建。
2006年5月26日的《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明确了滨海新区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地位。随后，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天津滨海新区推出7项先行先试政策，其中包括改变强制结售汇制度，逐步实现居民和企业的意愿结售汇等。
2006年9月，“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与金融发展高峰会议”在滨海新区召开，国家几大金融主管部门以及几大商业银行领导齐齐出席，被认为是金融界力挺滨海新区改革创新之举，会上，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建国表示，已将建行的综合经营部门设在滨海新区，进行综合经营的试点，与此同时，四大国有银行中的“工、中、农”等银行，也都将自己的综合业务部设在了滨海新区。
渤海银行成立一年整的2006年12月30日，渤海产业基金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只人民币产业投资基金。此外，目前天津也是OTC(非上市公司的股权交易平台)市场的强有力竞争者之一。
戴相龙在发言中常会说，“我是学会计的。”他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会计系财务会计专业。“会计出身”的戴，给天津市画出了一笔账，2003年，天津实现了人均GDP3000美元；而到2006年，天津市人均GDP首次突破5000美元。
根据统计，戴相龙任天津市长5年，成为了天津市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最平稳的五年：天津整体经济持续增长，GDP突破5000亿元，年均增长15%；财政收入突破1200亿元，年均增长26.1%；人民年均收入增长10%上。
一路向东，通往滨海
由于滨海新区在天津振兴中的龙头地位，从北京调往东面天津的戴相龙，也一路向东，将滨海新区作为了其在天津施政的突出重点。
2007年11月19日，中国与新加坡签署了共建“中新生态城”的协议，生态城正式落址滨海新区，在这之前的几个月里，天津正处于争取生态城的关键时刻。而2007年8月底，正处于冲刺阶段，在参加完接待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一行的晚宴后，戴相龙继续参加关于申请生态城的准备会，参与宴会的人员告诉记者，戴相龙说，晚上10点会议能结束就算比较早了。
关于“中新生态城”的紧张申请只是天津方面为滨海新区争取发展机遇的一个缩影，天津当地干部将这样的工作作风戏称为滨海发展的“五加二，白加黑”。
戴相龙曾解释说：“所谓‘五加二’就是五天工作制，星期六保证不休息星期天休息没保证。工作虽然非常紧张，但是非常有成就感。修一个桥，造一条路，争取一个项目，就会对天津的经济发展产生直接推动作用。”而天津市的一位干部对记者说，“白加黑”就是指白天工作，晚上也要工作。
在戴相龙离开天津之时，滨海新区内已是大项目云集，空客A320总装线、百万吨乙烯项目，大推力火箭项目等等，与此同时，2007年12月11日，全国最大的保税港区——东疆保税港区首期4平方公里实现了封关运作。
戴相龙非常重视专家学者在滨海新区建设中的建言作用，近年来滨海新区以及天津市区的高峰会议可谓密集。2006年4月6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论坛在天津举行，在会议的贵宾厅，戴相龙拿着天津地图，一边介绍天津的基本情况，一边向前去讲课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讨教对天津、对滨海发展的看法，戴说，希望专家多来天津，多看看滨海新区，为我们多提宝贵的意见，多出谋划策。
2007年12月27日下午，戴相龙在其“天津告别演说”中提到：“党和国家已把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布局，天津的发展迎来了最难得的历史机遇，进入了新的阶段。”
力促接轨北京
戴相龙卸任11天前的2007年12月16日，他与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北京代市长郭金龙，一起扳动扳手，为京津城际铁路接上了最后一节铁轨。这条戴相龙在不同场合常常提到的京津之间高速大动脉，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这是中国国内实现接轨的第一条时速300公里的城际铁路。该高速铁路工程2005年7月4日开工建设，2008年初进入综合调试阶段，北京奥运会前正式开通并投入运营。
戴相龙常常提到这样一座铁路，实际上是想说明，天津发展与北京的密切关系，戴说：“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天津的发展，就是学习北京，服务北京，改进交通，共同发展。”
他分析说，北京的产业跟天津产业应该是互补的，北京的主要是第三产业，发挥首都的优势，科技的优势，北京主要发展近代、现代的服务业。但天津的特点是有港口，它的地方是一个制造业，同时发展制造业服务的现代服务业，我们的结构是不同的，北京主要是以三产为主，我们是以二产为主，如果有了一个很好的交通工具联系在一起，加强双方的联系，就能发挥双方的优势，我想对这个地区的作用非常大。
戴相龙的发言中，还常常会听到他讲一个故事。他说，有了这样一条铁路，我可以在天津请北京的朋友吃饭，当天晚上他们就可以回到北京。而天津的朋友在北京吃饭，当晚也可以回到天津。
他进一步分析说，北京是我们国家的首都，天津市距北京市市中心只有130公里，北京的报纸我天天要看，我们双方合作得非常好，刘淇同志等北京领导同志到天津，天津市领导也到北京，我跟王岐山过去可以说都在银行系统工作，配合也非常好。
与此同时，京津塘高速公路二线也正在建设中。
天津市市长戴相龙在2007年9月在大连举办的达沃斯夏季年会上，对在座的嘉宾发出邀请，“明年这个时候，从北京到天津，115公里的铁路只要28分钟，5分钟发一次车。我邀请你们明年来参加在天津召开的达沃斯夏季年会，我愿意明年夏天跟你们再见。”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月3日 编辑：李毅）
5年前的2002年12月30日，是他上任的日子，“央行行长”戴相龙出任“天津市代市长”，20多天后，天津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戴相龙获得了全票，当选为天津市市长。那时的他表示：“要为天津市发展和人民群众利益竭尽全力、奋斗不已。”
5年后的2007年12月27日下午，天津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天津市政府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原常务副市长黄兴国任天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戴相龙不再担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市长，另有任用。
任职5年来，这位前央行的“戴行长”都逃不开一个人们富于兴趣的问题，怎样实现由部委大员到地方首脑的转变？此外还有一个追问，他要将把天津打造成新的金融中心吗？
前一个问题，他用5年的施政进行了回答。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全国的金融改革试验区，国家的金融改革原则上都将放在滨海进行先行先试，天津成立了包括渤海银行、渤海产业基金等多家全国范围内的金融机构；而面对“金融中心”的追问，戴相龙2006年的秋天给出了大家一个“标准答案”：“天津不争金融中心。滨海新区的目标是建立与中国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和金融改革创新基地。”
天津在金融领域的变化只是外界显见的变化之一，戴相龙的天津5年，也历经了多个天津发展的重要节点，5年中，天津被国务院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滨海新区成为了国家的第二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63岁的戴相龙，在2007年12月27日的“告别演说”上说：“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我会继续关注天津的发展，希望能不断听到来自天津的好消息。我衷心祝愿天津市蓬勃发展、兴旺发达，人民生活幸福美满。”
绕不过去的金融
戴相龙一直试图淡化他“前央行行长”的身份标签，但这毕竟是他最为显著的经历符号，“前央行行长的天津市长”是天津市民对他的完整印象，初到天津时，市民们首先对他寄予厚望的是：戴市长是不是带着钱来的？而面对“你去贷款，银行是不是都要给你面子？”的调侃性提问，戴这样回答：“我想银行并不是看我的面子，而是看在天津有发展的潜力，有归还的能力。”
2003年年初，戴相龙在天津的一场音乐会上首次以市长身份露面时，在场观众报以了持续近10分钟的掌声。
履新一年多后的2004年3月，戴相龙接受新华社采访时，首次谈了做央行行长和直辖市市长感受的不同：“做市长的感受，简言之，就是钱少，压力大。”戴相龙解释说，中央银行用的是发行货币的钱，几亿、几十亿的用，碰到通货紧缩时，还怕票子用不出去。当市长用的是收税来的钱，几十万、几百万算着用，总是不够用。一个国家只有一家中央银行，当市长则不同，天天面临与相关城市的比较，不但要比较增长速度，增长质量，还要比较环境生态建设，竞争的压力很大。
戴的金融经历，使得天津方面对自己的城市成为金融中心多有期待，外界也更乐得观察几大城市间对金融中心的争夺态势，而戴却一直在试图消解人们对天津做金融中心的印象，而事实却是天津金融在急速发展，天津到底如何给自己发展金融产业定位？
2006年的秋天，戴相龙终于给了大家一个答案，他首先明确，天津不争金融中心，滨海新区的目标是建立与中国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和金融改革创新基地，他还补充说，“这句话我想了很久”。
戴相龙解释说，事实上，“金融中心”在定义上有着许多的要求，包括繁多的金融品种、巨大的交易量、低廉的交易成本和快速的交易行为。他指出，虽然天津在上个世纪60年前曾经是中国北方金融证券中心，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来，“还是提建立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为好”。
不做金融中心，但是发展金融已成为天津毋庸置疑的目标。戴相龙也对此信心十足，他认为，滨海新区要充分发挥在环渤海和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作用，首先就要建立与滨海新区功能定位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
5年来，天津市打造金融高地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天津金融所发生的变化也有目共睹。
首先就是渤海银行的成立。2005年12月31日，渤海银行正式挂牌，这是1996年后，国务院批准的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从戴相龙去天津的第二年——2004年开始，戴相龙就直接推动渤海银行的筹建。
2006年5月26日的《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明确了滨海新区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地位。随后，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天津滨海新区推出7项先行先试政策，其中包括改变强制结售汇制度，逐步实现居民和企业的意愿结售汇等。
2006年9月，“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与金融发展高峰会议”在滨海新区召开，国家几大金融主管部门以及几大商业银行领导齐齐出席，被认为是金融界力挺滨海新区改革创新之举，会上，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建国表示，已将建行的综合经营部门设在滨海新区，进行综合经营的试点，与此同时，四大国有银行中的“工、中、农”等银行，也都将自己的综合业务部设在了滨海新区。
渤海银行成立一年整的2006年12月30日，渤海产业基金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只人民币产业投资基金。此外，目前天津也是OTC(非上市公司的股权交易平台)市场的强有力竞争者之一。
戴相龙在发言中常会说，“我是学会计的。”他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会计系财务会计专业。“会计出身”的戴，给天津市画出了一笔账，2003年，天津实现了人均GDP3000美元；而到2006年，天津市人均GDP首次突破5000美元。
根据统计，戴相龙任天津市长5年，成为了天津市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最平稳的五年：天津整体经济持续增长，GDP突破5000亿元，年均增长15%；财政收入突破1200亿元，年均增长26.1%；人民年均收入增长10%上。
一路向东，通往滨海
由于滨海新区在天津振兴中的龙头地位，从北京调往东面天津的戴相龙，也一路向东，将滨海新区作为了其在天津施政的突出重点。
2007年11月19日，中国与新加坡签署了共建“中新生态城”的协议，生态城正式落址滨海新区，在这之前的几个月里，天津正处于争取生态城的关键时刻。而2007年8月底，正处于冲刺阶段，在参加完接待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一行的晚宴后，戴相龙继续参加关于申请生态城的准备会，参与宴会的人员告诉记者，戴相龙说，晚上10点会议能结束就算比较早了。
关于“中新生态城”的紧张申请只是天津方面为滨海新区争取发展机遇的一个缩影，天津当地干部将这样的工作作风戏称为滨海发展的“五加二，白加黑”。
戴相龙曾解释说：“所谓‘五加二’就是五天工作制，星期六保证不休息星期天休息没保证。工作虽然非常紧张，但是非常有成就感。修一个桥，造一条路，争取一个项目，就会对天津的经济发展产生直接推动作用。”而天津市的一位干部对记者说，“白加黑”就是指白天工作，晚上也要工作。
在戴相龙离开天津之时，滨海新区内已是大项目云集，空客A320总装线、百万吨乙烯项目，大推力火箭项目等等，与此同时，2007年12月11日，全国最大的保税港区——东疆保税港区首期4平方公里实现了封关运作。
戴相龙非常重视专家学者在滨海新区建设中的建言作用，近年来滨海新区以及天津市区的高峰会议可谓密集。2006年4月6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论坛在天津举行，在会议的贵宾厅，戴相龙拿着天津地图，一边介绍天津的基本情况，一边向前去讲课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讨教对天津、对滨海发展的看法，戴说，希望专家多来天津，多看看滨海新区，为我们多提宝贵的意见，多出谋划策。
2007年12月27日下午，戴相龙在其“天津告别演说”中提到：“党和国家已把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布局，天津的发展迎来了最难得的历史机遇，进入了新的阶段。”
力促接轨北京
戴相龙卸任11天前的2007年12月16日，他与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北京代市长郭金龙，一起扳动扳手，为京津城际铁路接上了最后一节铁轨。这条戴相龙在不同场合常常提到的京津之间高速大动脉，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这是中国国内实现接轨的第一条时速300公里的城际铁路。该高速铁路工程2005年7月4日开工建设，2008年初进入综合调试阶段，北京奥运会前正式开通并投入运营。
戴相龙常常提到这样一座铁路，实际上是想说明，天津发展与北京的密切关系，戴说：“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天津的发展，就是学习北京，服务北京，改进交通，共同发展。”
他分析说，北京的产业跟天津产业应该是互补的，北京的主要是第三产业，发挥首都的优势，科技的优势，北京主要发展近代、现代的服务业。但天津的特点是有港口，它的地方是一个制造业，同时发展制造业服务的现代服务业，我们的结构是不同的，北京主要是以三产为主，我们是以二产为主，如果有了一个很好的交通工具联系在一起，加强双方的联系，就能发挥双方的优势，我想对这个地区的作用非常大。
戴相龙的发言中，还常常会听到他讲一个故事。他说，有了这样一条铁路，我可以在天津请北京的朋友吃饭，当天晚上他们就可以回到北京。而天津的朋友在北京吃饭，当晚也可以回到天津。
他进一步分析说，北京是我们国家的首都，天津市距北京市市中心只有130公里，北京的报纸我天天要看，我们双方合作得非常好，刘淇同志等北京领导同志到天津，天津市领导也到北京，我跟王岐山过去可以说都在银行系统工作，配合也非常好。
与此同时，京津塘高速公路二线也正在建设中。
天津市市长戴相龙在2007年9月在大连举办的达沃斯夏季年会上，对在座的嘉宾发出邀请，“明年这个时候，从北京到天津，115公里的铁路只要28分钟，5分钟发一次车。我邀请你们明年来参加在天津召开的达沃斯夏季年会，我愿意明年夏天跟你们再见。”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月3日 编辑：李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