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平稳转型的内在理论依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所无法破译的中国之谜
　　中国经济转型的成绩为世界所瞩目，但中国经济转型的前景却并不被普遍看好。尤其在西方转型经济学的理论视野和分析框架中，转型经济的“中国奇迹”和“中国危机”论调此起彼伏，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转型经济的“中国奇迹”是暂时的，转型经济的“中国危机论”或“中国崩溃论”是可以期待的，并以西方理论的制度框架和模式特征来苛责中国转型实践。
　　在西方转型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中，所谓“中国奇迹”的提法，由于意味着对自由市场经济信条的质疑，在主流系统中也就往往被否定。这种论调的学术化版本，认为改革以来经济体制是一种混合体，同时包含着符合市场规范和压抑市场调节的成分，而过去20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应该归功于符合市场的成分，积累的问题则应该归结为压抑市场的成分；从而，当中国的经济“转轨”从所谓容易阶段过渡到困难阶段后，问题就将超过成就。由此得出的判断是，中国的经济前景即使乐观地看也很不明朗，更有可能的是将出现危机。
　　西方转型理论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它们的理论认识都建立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把市场经济等同于价格机制、甚至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教条和转型逻辑范围内，缺乏对市场经济制度的突破性认识，是关于市场机制运作的经济学理论，而不是关于市场机制生成的制度变迁理论。因此，阐明中国经济平稳转型的内在理论依据，就显得尤其迫切，这恰恰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所无法破译的中国之谜。80年代以来进行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丰富实践，为人们深刻理解市场经济的实质和结构提供了难得的经验，通过对经济转型实践的反思，可以得出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的理论命题，这恰恰构成了中国经济平稳转型的内在逻辑。
　　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市场经济，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获得了迅猛发展的动力
　　把市场经济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还是看作一个层次性的制度建构，是西方转型经济理论和中国转型实际理性的根本区别。在国内外转型问题研究上影响很大的J·Kornai（雅诺什·科尔奈，1987）有个著名的论断，经济体制不像超市，不能保证得到计划与市场两个世界的最好部分，拼凑起来装入一个篮子里。认为经济体制不可分割相互替代，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其转轨结论就是大爆炸式的激进改革路径。这就是被G·Roland（热诺尔·罗兰，2002）作为“华盛顿共识”重要理论基础的比较经济体制理论代表性观点。其实，能不能把计划和市场最好的部分“装入一个篮子里”正是中国经济转型目标模式的精髓所在。如何从理论上说明这个问题，可能是中国经济转型模式研究能够做出的最有价值的理论贡献。这必须从现代市场经济破题。
　　历史经验表明，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市场经济，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获得了迅猛发展的动力。对此，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1976年曾经精辟的指出：“我所抱憾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如同在社会主义世界一样，人们拒不区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需要强调的是，在西方经济学的视野里并不存在市场经济制度建构的问题，市场经济是在他们的生活中本来就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互融合存在的一种经济制度，既不存在重新建构的问题，也不存在打破既有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创新的可能；所以，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转型研究，与其说是转型经济学，不如说是“移植经济学”，就是把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如何移植到转型国家的实践中去，这大大束缚了西方学者的眼界和理论视野。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有没有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教条和逻辑路径演进才是他们所要关心的问题，只有遵守了其理论教条，就是好的；否则，不是扭曲、就是危机。
　　中国转型经济奇迹创造了市场经济制度生成的制度变迁理论，这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理论创新
　　毫无疑问，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激进转型的苏、东模式和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模式，不但取得了截然不同的实践绩效；而且揭示了完全不同的理论逻辑。按照西方转型理论亦步亦趋的俄罗斯转型模式遭到了彻底的失败，甚至遭受了严重的经济灾难、失去了十多年的发展机会；不得不通过独立自主的改革实践，才摆脱了转型衰退的市场经济噩梦。而中国却通过阶段式的改革，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开创了经济30年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年均9.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刷新了世界经济增长史。究其根源，笔者认为，中国转型经济奇迹的根源，就在于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有关市场经济制度认识的经济学一般原理，创造了市场经济制度生成的制度变迁理论，这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理论创新。
　　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内在逻辑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简单来讲，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存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的安排。
　　首先，市场经济微观层次的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价格机制、市场体系、市场规范三个层次。价格机制是处于市场运行机制最核心的层次，是社会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核心机制。就价格机制而言，市场经济的确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全面的价格放开才能发挥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功效，当然价格机制作用的全面发挥还必须健全市场体系、严格市场规范，但这仅仅是市场经济制度建构的微观层次。“华盛顿共识”的转型教条恰恰是从这个理论逻辑出发，提出市场经济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转型必须采取一步到位的价格放开和私有化这样的以休克疗法为代表的转型方案，其理论局限性不言而喻。
　　其次，市场经济中观层次的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市场运行机制、企业组织形式和社会行业部门管理形式等三个层次。微观层次的价格机制、市场体系和市场规范共同构成中观层次的市场运行机制，作为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是经济体制的核心性制度安排。但在中观层次上来看，市场运行机制效率的发挥并不完全取决于价格机制，而在根本上决定于企业组织形式，企业组织形式是市场演进的结果，但对市场价格机制的发挥又具有独立的作用。
　　最后，市场经济宏观层次的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的确立、宪政性的法律安排和社会秩序的形成。其中宪政性法律制度安排是宏观层次的制度核心，这是确立与社会制度要求相适应的经济体制的关键性制度安排，它决定建立的经济体制是否公正、有序、体现社会制度的理念。转型作为大规模社会制度变迁过程，必然要求社会宪政性法律制度安排的相应改革和完善，但更为重要的是转型应该在一个稳定的社会框架中寻求社会制度的创新和发展，这恰恰是中国区别于其他转型国家的重要特征，正是宪政性法律制度框架的稳定使中国的经济转型实现了有序、高效的经济成长和市场经济制度变迁过程，迎来了市场经济确立、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制度创新和市场经济制度完善，确立了转型经济的中国模式。
　　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这是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深化了人类社会有关市场经济制度生成和变迁的一般理论认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杰出理论贡献。（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