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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书堂,经济学家,1925年生,山东威海人,195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并留校任教。曾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执行主席,中国计划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天津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社会主义分册和《当代中国(天津卷)》副主编。现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等十余所高等院校的兼职教授。其主要学术贡献:
1 首次提出了“按贡献分配”的思想。1985年全国高校第一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谷书堂做了“按劳动贡献分配”的发言,阐释了劳动者的劳动量难以准确计算,不同劳动者之间劳动质量的差别也不易折算,社会化的商品经济等价交换原则的存在,这就使得原先在典型产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动量分配必然大打折扣。1988年,他在《南开大学学报》上发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一文,指出:“按劳分配,实际上应理解为按劳动贡献分配。按劳分配是与公有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这是初次将按贡献分配、包括按要素贡献分配的思想公开发表在学术杂志上。此后,谷书堂又在与他的学生蔡继明合作撰写的《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一文中对按贡献分配作了比较详细、系统的论述,标志着他按贡献分配思想的基本形成。先生提出的“按要素贡献分配”的思想最终在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得到确认。
2 强调构建“适应中国需要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奠基人之一的谷书堂近年来还提出,应积极建设“适应中国需要的经济学”,而不是简单概括为“中国经济学”。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从实际出发实现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在科学的方法指导下,逐步扭转片面追求“大框架”、“大体系”、“大理论”的不切实际的倾向,同时又要克服生搬硬套、东拼西凑等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做法。而应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求解上,使研究能够构成可供积累与经济学发展的实实在在的学术成果。其次是研究对象的本土化,简单地说,就是从转型期中国的经济实际出发,运用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进行解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适合中国的经济理论。第三是理论方法来源的多元化。中国是一个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的国家,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正在经历经济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解释社会变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释市场经济中主体行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以及研究制度及其变迁问题的新制度经济学等,对我国经济学的重建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3 谷书堂在学术理论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各种经济现象、经济问题总要寻根问底、探个究竟,提出了很多创新的观点:
(1)在价值规律方面。先生认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生产社会所需要的某种商品总量所耗费的时间,是整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不可分割的内容,在商品价值中有直接的基础性作用,而在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对于价值的转化形态。由于生产社会化程度不够高,商品经济未达到充分发展的程度,还有相当数量的待业人口。在这种条件下实行生产价格的条件并不完全具备,因而提出了不完全的生产价格观点。
(2)在社会主义社会物质利益关系的研究中,先生认为,物质利益是指通过占有物质资料来满足经济需要的利益,任何社会的生产活动都是为了获取某种物质利益,这种物质利益与生俱来,但却是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实现的;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要抓住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这个核心,特别是从劳动的性质出发来揭示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劳动者利益的基础。
(3)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中,谷书堂是较早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学者。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结合是一个错综复杂、互相交织的综合体系。1983年他承担了“中国的计划体制改革”这项重点科研项目,在研究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以此为基础。对加强宏观控制和搞活企业、体制改革要尊重经济规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4)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对象、方法、体系、结构的研究,谷书堂认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个生产方式指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也即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他不同意通常人们把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归结为抽象法。认为这种抽象力是指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是在进行辩证思维时用的一种辅助性方法。而不能以此代替唯物辨证法。他坚持认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也要在实践中发展,主张吸取外国在研究中所采用的具有科学成分的方法。在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问题上,要把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利益关系作为联结整个理论的重要线索贯穿始终。
(责任编辑 李乐刚)
1 首次提出了“按贡献分配”的思想。1985年全国高校第一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谷书堂做了“按劳动贡献分配”的发言,阐释了劳动者的劳动量难以准确计算,不同劳动者之间劳动质量的差别也不易折算,社会化的商品经济等价交换原则的存在,这就使得原先在典型产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动量分配必然大打折扣。1988年,他在《南开大学学报》上发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一文,指出:“按劳分配,实际上应理解为按劳动贡献分配。按劳分配是与公有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这是初次将按贡献分配、包括按要素贡献分配的思想公开发表在学术杂志上。此后,谷书堂又在与他的学生蔡继明合作撰写的《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一文中对按贡献分配作了比较详细、系统的论述,标志着他按贡献分配思想的基本形成。先生提出的“按要素贡献分配”的思想最终在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得到确认。
2 强调构建“适应中国需要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奠基人之一的谷书堂近年来还提出,应积极建设“适应中国需要的经济学”,而不是简单概括为“中国经济学”。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从实际出发实现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在科学的方法指导下,逐步扭转片面追求“大框架”、“大体系”、“大理论”的不切实际的倾向,同时又要克服生搬硬套、东拼西凑等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做法。而应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求解上,使研究能够构成可供积累与经济学发展的实实在在的学术成果。其次是研究对象的本土化,简单地说,就是从转型期中国的经济实际出发,运用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进行解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适合中国的经济理论。第三是理论方法来源的多元化。中国是一个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的国家,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正在经历经济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解释社会变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释市场经济中主体行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以及研究制度及其变迁问题的新制度经济学等,对我国经济学的重建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3 谷书堂在学术理论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各种经济现象、经济问题总要寻根问底、探个究竟,提出了很多创新的观点:
(1)在价值规律方面。先生认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生产社会所需要的某种商品总量所耗费的时间,是整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不可分割的内容,在商品价值中有直接的基础性作用,而在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对于价值的转化形态。由于生产社会化程度不够高,商品经济未达到充分发展的程度,还有相当数量的待业人口。在这种条件下实行生产价格的条件并不完全具备,因而提出了不完全的生产价格观点。
(2)在社会主义社会物质利益关系的研究中,先生认为,物质利益是指通过占有物质资料来满足经济需要的利益,任何社会的生产活动都是为了获取某种物质利益,这种物质利益与生俱来,但却是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实现的;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要抓住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这个核心,特别是从劳动的性质出发来揭示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劳动者利益的基础。
(3)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中,谷书堂是较早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学者。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结合是一个错综复杂、互相交织的综合体系。1983年他承担了“中国的计划体制改革”这项重点科研项目,在研究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以此为基础。对加强宏观控制和搞活企业、体制改革要尊重经济规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4)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对象、方法、体系、结构的研究,谷书堂认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个生产方式指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也即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他不同意通常人们把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归结为抽象法。认为这种抽象力是指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是在进行辩证思维时用的一种辅助性方法。而不能以此代替唯物辨证法。他坚持认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也要在实践中发展,主张吸取外国在研究中所采用的具有科学成分的方法。在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问题上,要把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利益关系作为联结整个理论的重要线索贯穿始终。
(责任编辑 李乐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