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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学经历“杂文的自觉”后的“第二次诞生”,在《华盖集续编》的写作中留下最初的风格痕迹。本文以鲁迅南下前夕所做《马上日记》系列为例,分析鲁迅杂文文体内含的叙事、虚构、摹仿等“纯文学”残留和形式“闪回”与戏仿(parody),并将其解释为业已以杂文为风格驱动力的鲁迅文学蓄意制造的一次形式扩张和能力测试。这种“文体混合”及风格扩张并非出自杂文家对主流文学形式的留恋,也不限于单纯形式的操练,而是在文学的可能性层面确证鲁迅写作风格的政治本体论逻辑,最终服务于杂文作为历史表象、情动(affect)意义上的体验与诗和“积极的虚无主义”的三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