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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孝道式微、老无所养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2月1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中特别提到了“彩礼”话题，这也是“天价彩礼”，首次明确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里。
“对待‘天价彩礼’应该坚决说不，全社会共同抵制！”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原本只是作为“沾喜气”的彩礼，如今却成为了很多婚姻的“拦路虎”，一份份“天价彩礼”更是成为无数家庭沉重的负担。
为了彩礼，他3年没有回家
今年春节，刘金山又没有回山西老家和家人_起过年。“已经有3年没回去了。”刘金山不好意思地笑着解释说，“无非是想多挣点钱。”
刘金山是北京市朝阳区大望路附近一家烧烤店的洗碗工，春节期间餐馆照常营业，因为店里缺人，因此老板承诺过节期间每天给他4倍的工资。
来自山西省运城市某农村的刘金山今年已经50岁，在老家和他年纪相仿的很多人孙子都不小了，但他的儿子现在却还没有结婚，而他3年没回家也正是为了尽快促成儿子的婚事。
儿子小刘在北京一家健康体检中心工作，结识了同为山西老乡的女朋友，在异地共同打拼的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恋爱半年后互相见了双方父母。刘金山对这个未来的儿媳妇很满意，但令他没想到的是，女方家要求的彩礼却令这桩亲事暂时“搁浅”了。
小刘女朋友的老家在山西省太原某农村，根据当地村里“平均水平”，女方家开口索要35万元的彩礼。“其中25万元是彩礼金，还有10万元是备着以后给小两口买车的钱。”尽管女方家父母对小刘也还算满意，但却一再强调，彩礼一分钱都不能少，要不她们家会被村里人“看不起”。
刘金山和妻子以前都是老家县城的普通打工者，虽然平时省吃俭用，一年到头也攒不下多少钱，但要是拿不出彩礼，儿子就一直不能结婚，为了多挣点钱，已经一把年纪的老刘也不得不跟着儿子来北京打拼。刘金山现在所在的这家烧烤店从上午10点营业到夜里2点，虽然包吃包住，薪酬也比其他饭馆高，但晚上客人多的时候，老刘得留下来熬夜加班。店里原本两个洗碗工也只剩下他还在坚持：“趁着还能干赶紧多干点，毕竟凑够彩礼钱儿子才能娶媳妇啊。”这3年来老刘也戒掉了烟瘾，平时几乎没有任何额外开销。他算了算，现在自己和儿子攒下的钱差不多快够了，今年应该可以结婚了。
“彩礼劫”
刘金山的故事可能让人听起来有些唏嘘，但实际上，像他这样遭遇“彩礼劫”的并不在少数。
“北京：30万元+房+车;广西：15万元+房子;山西：3万元至30万+房子……”最近网上新鲜出炉的一张全国彩礼排行榜引起了热议，有人说现实中本地要的比排行榜上的还高，也有的人说排行榜上的数目有点夸张。暂且不说这份榜单的真实性权威性如何，至少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些年来各地的彩礼都在不断“加码”。
在这样的现实下，原本能够“助力”婚后生活的彩礼，如今却成了很多恋爱男女最终无奈分道扬镳的导火索。
陕西小伙闫鹏去年和相恋5年的女友分手了，原因就是与女方家就彩礼的问题谈不拢。
女方家要求闫鹏必须在西安市买一套房子，还要给15万元的彩礼金。在一家网络公司当程序员的闫鹏虽然收入还不错，但家里父母都是普通农民，没有什么存款，为了促成这门亲事，两位老人甚至想把老家的房子卖掉。闫鹏与女方家商量，买房子付完首付还要还贷，一时实在拿不出这么多彩礼钱，但女方家坚持房子和彩礼都不能少。“让我觉得她们就像在卖闺女一样。”无奈之下的闫鹏最终选择了分手。
贫穷和性别失衡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曾对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彩礼风俗进行过调查研究。他发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男方的结婚费用对大部分农村家庭来说算不上负担;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成本开始上涨;彩礼数额爆发性增长是从2000年之后，尤其越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彩礼风气就越为盛行，不仅索要高额彩礼金，还会附加城市商品房、车等，价值甚至可以达到一个农村劳动力16年的总收入之多。
为什么越是在相对贫穷的农村，彩礼越是高得离谱？
在竹立家看来，彩礼是从中国古代就沿袭下来的婚嫁传统，虽然对于这种习俗是否应抵制还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如今彩礼在我国九成以上的婚姻中都是“标配”。近年来不断水涨船高的彩礼除了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外，“向钱看”的不良社会风气也造成了彩礼攀比之风盛行。在人口集中、信息相对闭塞的农村地区，很多家庭就把闺女能收回多少彩礼看作是一种可攀比的“荣誉”。
此外，不得不提的现状就是当前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2018年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139538万人。从性别结构看，男性人口71351万人，女性人口68187万人，这意味着，男性比女性要多出3164万人。
“受到‘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的影响，農村地区男性数量更要远超于女性，出生在农村的女孩子大多念书少，很早就会外出打工，不论是父母的观念还是她们本人很多都想嫁到城市中，这也导致了农村未婚男性越来越多。”竹立家认为这是农村彩礼偏高的另一重要原因。
此次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到要治理农村天价彩礼问题，竹立家强调这释放了国家要求推进文明婚姻，整治“爱情买卖”这种社会不良风气的信号。
今年全国两会上，一些人大代表也关注到了“天价彩礼”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方兰就坦言，彩礼的价格恰恰能够反映当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状况，当整个乡村都处在贫困的边缘时就会影响年轻人的择偶观、婚嫁条件，这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只有农村富起来以后，物质条件得到满足，才不会有婚姻的后顾之忧，“天价彩礼”才能消失。
“对待‘天价彩礼’应该坚决说不，全社会共同抵制！”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原本只是作为“沾喜气”的彩礼，如今却成为了很多婚姻的“拦路虎”，一份份“天价彩礼”更是成为无数家庭沉重的负担。
为了彩礼，他3年没有回家
今年春节，刘金山又没有回山西老家和家人_起过年。“已经有3年没回去了。”刘金山不好意思地笑着解释说，“无非是想多挣点钱。”
刘金山是北京市朝阳区大望路附近一家烧烤店的洗碗工，春节期间餐馆照常营业，因为店里缺人，因此老板承诺过节期间每天给他4倍的工资。
来自山西省运城市某农村的刘金山今年已经50岁，在老家和他年纪相仿的很多人孙子都不小了，但他的儿子现在却还没有结婚，而他3年没回家也正是为了尽快促成儿子的婚事。
儿子小刘在北京一家健康体检中心工作，结识了同为山西老乡的女朋友，在异地共同打拼的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恋爱半年后互相见了双方父母。刘金山对这个未来的儿媳妇很满意，但令他没想到的是，女方家要求的彩礼却令这桩亲事暂时“搁浅”了。
小刘女朋友的老家在山西省太原某农村，根据当地村里“平均水平”，女方家开口索要35万元的彩礼。“其中25万元是彩礼金，还有10万元是备着以后给小两口买车的钱。”尽管女方家父母对小刘也还算满意，但却一再强调，彩礼一分钱都不能少，要不她们家会被村里人“看不起”。
刘金山和妻子以前都是老家县城的普通打工者，虽然平时省吃俭用，一年到头也攒不下多少钱，但要是拿不出彩礼，儿子就一直不能结婚，为了多挣点钱，已经一把年纪的老刘也不得不跟着儿子来北京打拼。刘金山现在所在的这家烧烤店从上午10点营业到夜里2点，虽然包吃包住，薪酬也比其他饭馆高，但晚上客人多的时候，老刘得留下来熬夜加班。店里原本两个洗碗工也只剩下他还在坚持：“趁着还能干赶紧多干点，毕竟凑够彩礼钱儿子才能娶媳妇啊。”这3年来老刘也戒掉了烟瘾，平时几乎没有任何额外开销。他算了算，现在自己和儿子攒下的钱差不多快够了，今年应该可以结婚了。
“彩礼劫”
刘金山的故事可能让人听起来有些唏嘘，但实际上，像他这样遭遇“彩礼劫”的并不在少数。
“北京：30万元+房+车;广西：15万元+房子;山西：3万元至30万+房子……”最近网上新鲜出炉的一张全国彩礼排行榜引起了热议，有人说现实中本地要的比排行榜上的还高，也有的人说排行榜上的数目有点夸张。暂且不说这份榜单的真实性权威性如何，至少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些年来各地的彩礼都在不断“加码”。
在这样的现实下，原本能够“助力”婚后生活的彩礼，如今却成了很多恋爱男女最终无奈分道扬镳的导火索。
陕西小伙闫鹏去年和相恋5年的女友分手了，原因就是与女方家就彩礼的问题谈不拢。
女方家要求闫鹏必须在西安市买一套房子，还要给15万元的彩礼金。在一家网络公司当程序员的闫鹏虽然收入还不错，但家里父母都是普通农民，没有什么存款，为了促成这门亲事，两位老人甚至想把老家的房子卖掉。闫鹏与女方家商量，买房子付完首付还要还贷，一时实在拿不出这么多彩礼钱，但女方家坚持房子和彩礼都不能少。“让我觉得她们就像在卖闺女一样。”无奈之下的闫鹏最终选择了分手。
贫穷和性别失衡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曾对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彩礼风俗进行过调查研究。他发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男方的结婚费用对大部分农村家庭来说算不上负担;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成本开始上涨;彩礼数额爆发性增长是从2000年之后，尤其越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彩礼风气就越为盛行，不仅索要高额彩礼金，还会附加城市商品房、车等，价值甚至可以达到一个农村劳动力16年的总收入之多。
为什么越是在相对贫穷的农村，彩礼越是高得离谱？
在竹立家看来，彩礼是从中国古代就沿袭下来的婚嫁传统，虽然对于这种习俗是否应抵制还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如今彩礼在我国九成以上的婚姻中都是“标配”。近年来不断水涨船高的彩礼除了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外，“向钱看”的不良社会风气也造成了彩礼攀比之风盛行。在人口集中、信息相对闭塞的农村地区，很多家庭就把闺女能收回多少彩礼看作是一种可攀比的“荣誉”。
此外，不得不提的现状就是当前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2018年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139538万人。从性别结构看，男性人口71351万人，女性人口68187万人，这意味着，男性比女性要多出3164万人。
“受到‘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的影响，農村地区男性数量更要远超于女性，出生在农村的女孩子大多念书少，很早就会外出打工，不论是父母的观念还是她们本人很多都想嫁到城市中，这也导致了农村未婚男性越来越多。”竹立家认为这是农村彩礼偏高的另一重要原因。
此次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到要治理农村天价彩礼问题，竹立家强调这释放了国家要求推进文明婚姻，整治“爱情买卖”这种社会不良风气的信号。
今年全国两会上，一些人大代表也关注到了“天价彩礼”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方兰就坦言，彩礼的价格恰恰能够反映当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状况，当整个乡村都处在贫困的边缘时就会影响年轻人的择偶观、婚嫁条件，这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只有农村富起来以后，物质条件得到满足，才不会有婚姻的后顾之忧，“天价彩礼”才能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