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走进城市。看到的是一堵堵高墙，楼愈高墙逾高，对于城市的高墙，或许农民工一辈子也无法逾越。这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墙。还有一种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之墙，比如精神之墙、体制之墙。
　　城市里的墻大多是农民工一砖一砖砌起来的，墙立起来后，他们就会被挡在墙外。体制的高墙将中国传统社会一劈两半：一半光鲜夺目，另一半黯然元光；一半日新月异，另一半停滞徘徊。如果你不幸生在另一半，你付出再多也难以过上体面的生活。《我奋斗了十八年就是为了和你喝一杯咖啡》就是最真实的写照。媒体曾公布过一个青岛农民工进城17年的工资“路线图”，17年他完成了“农民变市民”的转身。
　　这几年，无论是“社会蓝皮书”，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报告，抑或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课题报告，其结论都是农民和他们的孩子幸福感强，但就是这些幸福感强的人不能作为结婚对象。“嫁给农民，就等于嫁给他全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新结婚时代》里的经典之语。有人说，王海鸽的《新结婚时代》写的就是“城乡结合”的婚姻如何破产崩盘的。一方面是城里人认为乡下人幸福，另一方面身为父母的城里人却总在阻止自己的儿女与乡下人谈恋爱，不让他们嫁给“幸福的人”。《小芳》中的她，美丽善良、辫子粗又长，但结婚不可以，只能“伴我走过那个年代”。
　　在对农民工的“误读”中，“他们不该拿高薪”和“他们不能作为结婚对象”的两个“误读”是最令农民工伤心的。误读是因为城里人有了“二元化近视”，根源却是“体制的高墙”。李国文先生在《关于墙的思索》中说，逶迤起伏的万里长城，曾经是华夏和夷狄的分界线。英文叫做“Great wall”，直译过来，就是“大墙”。这一个“墙”字，倒是把握了中国人特别爱筑墙的要义。
　　中国人对筑墙一事，特别来劲，其目的就是设限。你是你，我是我，泾渭分明，不可越雷池一步。其实不只是城市与乡村有一堵高墙，事实上这个城市与那个城市也有墙，同一个城市的单位与单位、人与人也有墙。广州市的人去了北京工作，没有北京户籍，孩子难就学。同在一个城市，你在企业单位，他在事业单位、我在行政单位，你无法进他的单位工作，他无法进我的单位工作，同在一个城市生活，但生活补贴和工资待遇就不一样。
　　李国文先生说：为政者自己不筑墙，也不让别人给自己筑墙，这才是正道。在中西方之间一直有一堵厚厚的墙，本来网络是无国界的，可以超越这堵墙，但我们总人为地设置了一堵堵墙。这些人为设置的高墙往往就是阻碍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桎梏壁垒。
　　编辑／衡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