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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媒体带来电子化的新语言，不断影响、改变、创造着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传播模式。新媒体生态不仅给参与互联网的每个人无限放大的机会，而且通过这种参与，塑造着社会新认知，进而影响着意识形态的政治地位和话语权威。新媒体生态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传播背景，由于新媒体的特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冲突的现实存在——权威消解与意识形态建构的冲突；去中心化、话语权解构与马克思主义主导性的冲突；程式化表达与大众接受心理的冲突。这需要我们努力探索话语权主导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话平台的构建方式。
关键词： 新媒体 话语权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传播冲突 对话平台
美国社会学家杜威在《民主与教育》一书中说：社会不仅通过传播而存在，社会更存在于传播之中。新媒介不断创造出社会和文化环境，其电子化的特点某种程度上成为新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体系下，社会的互联性出现了新的变化。新媒体传播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存状态，从而对社会的传受关系、社会行为方式、意识形态构建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人类创造了新媒体，新媒体又从意识形态方面影响着人类，这一切都在潜移默化地悄然发生。在现代社会中，新媒体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是多维度的，电子媒介除了其本身作为自然属性的技术手段之外，还承载着更多的社会和文化意义，重新构建着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如鲍德里亚所说：“铁路所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所传送的画面，而是它所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1]
一、新媒体生态下的人、认知与话语权
1.放大的“我”。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思想，这些思想，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影响最大的媒介是口语媒介和书面语媒介，人们在其中是一个相对孤立的个体，或者传授，或者接受，任何单薄力量的个人的呐喊只能存在于有限范围之内，每个人传播的信息也只在特定的范围内产生影响。而今天，无论是互联网还是移动网络，都使得通讯变得即时起来，我们大踏步迈进了一个以个人传播为主的媒介时代。这种媒介凭借其交互性、自主性的特征，使得信息发布的自由度显著提高，完全个性化的信息可以同时送达几乎无数的人。
在网络媒体、移动媒体等新媒体上，通过博客、微博、播客、论坛、即时通讯等平台，你一言，我一语，成了互联网真实的现状。新媒体生态降低了门槛，每个人都可以进行“大众传播”。任何一个普通市民或机构组织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访问网络，提供并分享他们的真实看法、自身新闻，信息传播趋于大众化、平民化。也因此，新媒体可以随时随地将每个个人放大到无限大，可以将每个人的思想传播到无限广。互联网上，轻按键盘和鼠标，信息、观点、态度便汇入浩瀚的人海，有这么一种说法：“你的粉丝超过一万，你就好像是本杂志；超过十万，你就是一份都市报；超过一百万，你就是一份全国性报纸；超过一千万，你就是电视台，超过一亿，你就是CCTV了。”
新媒体带来了一场结构转型，民众话语的加入使得“对话”在各个层面发生，新媒体使所有交流着同时进行个性化互动传播，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我”时代。网络大V记录个人公民式独立自由评论意见的文字，其点击量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人媒体。
2.新认知，新话语权。
信息的流动不仅是思想的流动，更是关系的流动，权力的流动。与放大的个人相随而行的还有人的认知和行为方式的改变。用麦克卢汉的观念来说，媒介即是讯息。他认为，一种媒介的产生会在社会中产生新的行为标准和方式；媒介创造了新的环境，而环境又很大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
任何技术都会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类环境，基于电脑、网络、移动终端等新科技的媒介环境，将信息传播高效率这个简单实用的优点，变成了一种影响社会发展和人类行为的新社会现象，它对社会系统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新技术和交流方面，最终将传播速度提高的“量变”转化为思想行为变化的“质变”。信息传送速度重新塑造着人们的认知，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于当下生活的理解与未来构想的图景。马克·波斯特在他的《第二媒介时代》中指出了新媒介的特征：第一媒介时代对应于现代主义的理性传统，强调线性、有序、稳定、单向传播等特质，第二媒介时代则对应于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突出非线性、无序、不稳定、双向互动等特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方便快捷，容量大，更新快，内容全，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其他人的信息渠道，都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影响其他人的思想、观点和价值观。
网络“大V”、意见领袖群体，能够将融入自己意志的信息，以高速度发散传播的方式，暴露于公众视野之中，形成一股强大的支配性力量，使受众在潜意识中自觉地接受媒介意志，形成了大众媒介的话语霸权。大众传媒的话语表达被提升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则具有控制人的思想意识乃至行为规范的能力。马克·波斯特在《信息方式》一书中深刻地指出：随着新媒体的媒介的产生，媒体在个人的主体性的塑造方面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人们在上网时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在一个私人的场合中说话，但是实际上网络是一个公共场合，在这个场合中人们所发布的任何的信息都有可能被别人阻截并且修改、复制。人们的信息接收习惯被新媒介慢慢改变，新的观看、阅读思维方式和传统思维方式发生冲突。“如果说书写文字的发明是保存思想，使知识的私有成为权力的来源，那么传播工具的发明就使得人类在不断丰富思想和扩大权力的历史旋律向多声部发展，直到今天成为社会发展的经纬线和产生意义的中心。”[2]
新媒体生态下，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语言体系也被大众植入不同的目的、利益和诉求，使其一体化的思想和价值追求被重新阐释、表达和传播，政治地位和话语权威被削弱。大众媒介传播的信息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影响着人的思维，形成新的认知，改变着人们的生存体验，对人们形成一种新的控制。卡洛琳·马文曾论证说：电子交流的历史“与其说是交流效率的演变，还不如说是人们在一系列竞技场中所商谈的对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至关重要的种种话题。这些话题包括：谁在场内，谁在场外；谁可以说话，谁不可以；以及谁有权威且可以相信。”[3] 二、新媒体生态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冲突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具体化、生活化，使之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所运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种趋向，即让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走入大众生活，实现普及化。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种结果状态，即获得社会大众支持，潜意识中能够自动选择用其指导自己的行为方式。
现实中，在中国政治传播语言体系中，我们存在不可忽视的实践悖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始终居于党的指导思想的至高地位，被政治体系经常化地始终如一的宣传和贯彻。另一方面，某些程式化的宣传，影响人们接受的态度。新媒体生态环境加剧了这种趋势，这种实际存在的反差反映出新媒体生态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的某种。
1.权威消解与意识形态建构的冲突。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4]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政治权威性不可动摇，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思想观念一旦套上了意识形态的形式，就不再是纯粹观念领域的范畴，而是隐含着政治权利地位的支撑，权威性是其重要的特征。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和信仰建构的过程，是一元化指导思想被大众认知、理解、接受、践行的过程，意识形态建构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要求。
与之相反，新媒体生态下，随着电子媒介的普及，信息方式构建了各种各样的主体——多重的、分散的、去中心的、不稳定的，以此与同一性的文化相抗衡，权威逐渐被消解，在新媒体生态下被“去魅化”，“永远正确”那种感觉也荡然无存。新媒体环境下权力散布在人际关系的始终，网络大众中的活跃分子还具有独特的解构式的创造能力，可以针对一些文本做出更戏剧化的解读，并借助新媒体的力量成为传播者。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本身的权威性价值和意义有所消解。
正如梅洛维茨在《消失的地域》中提出，电子媒介很容易将人们试图隐藏在“后台”不想为他人所知的东西给曝光出来，当神秘性消失后，类似成人对童年的那种权威，也将不复存在——他懂得的东西在某些方面比你还多。阳光文化集团首席执行官吴征曾发表过类似的见解：“相对于旧媒体，新媒体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消解力量——消解传统媒体（电视、广播、报纸、通信）之间的边界，消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产业之间边界，消解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边界，等等。”单向传播式的“宣传”理念，已经不能适应今天这个互动的数字时代。
2.去中心化、话语权解构与马克思主义主导性的冲突。
新媒体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是以大众为中心的传播形态，也是一个大众充分享受表达权与参与权的自媒体。新媒体生态下，更好地打破了传统媒体形成的“中心化”的精英传播模式，改变了自上而下的传播格局，大众不再接受他者的主导，其实质是在虚拟空间中否认核心、张扬个性的精神。信息传播开始呈现“去中心化”的趋势，人们从一个单纯的被传播者，走向了“传—受”一体化的时期。
从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角度来理解，新媒体的去中心化也是“话语权的解构”。微博、微信等媒介工具公众有了相对独立的信息发布平台，使话语权更多地向大众转移，为民众话语权回归提供了可能。如何在这种话语权泛化的环境中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新媒体满足了大众个性化表达需求，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传播，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领域的原则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则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和主导大众的价值观，在大众中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主导意识形态与行政权力结合在一起，为论证现行政的合法性提供合理性的支持。所以，我国应当坚持主流意识，以积极有效的办法增强人们的理论自信力，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地位。但是，新媒体生态下，大众深受新媒体去中心化特质的影响，张扬个性、拒绝权威、摈弃主导成为新媒体环境下思想和行为的新主张，这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3.“大众话语体系”与“官方话语体系”的冲突。
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着两个“话语体系”：一个是老百姓的“大众话语体系”；一个是党和政府“官方话语体系”。这两个话语体系的存在是客观现实，新媒体构成的舆论生态环境能够不断地激发人民群众的参与性，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重要平台。但在这个生态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的话语交流存在不可忽视的冲突：意识形态的某些程式化表达与群众实际感受之间的冲突。这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经历着新的境遇，我们应当在大众层面的认知和认同与在政治上所受到的重视之间努力创建和谐。
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教育的重要特征就是它的程式性，对原理、概念、思想的解读和宣传都遵循一定的程式规则，从政治宣传中，应当让大众找到与生活相关的内容，官方话语体系应当融合民间话语，让人感觉马克思主义是与自己密切相关的，积极参与其中。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效果。
如何使以原理、本质、意识语言示人的主流舆论场与现实价值诉求明确的民间舆论场有效对接，改变经院式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意味浓重的灌输，重视大众日常的身心体验，赢得普通网民的接受和喜爱，是一个现实课题。这需要我们正视两个舆论场，并正确处理两个舆论场的关系，使两个舆论场重叠部分逐渐增大，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增强。强调两个舆论场和谐，是保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正确途径。要正视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宣传上存在的新情况，思考这些问题所产生的原因及如何去消除，使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的人类社会思想能够更好地进入到现实生活领域，能够更好地进入到大众的精神世界，乃至落实到大众的行为选择中。
参考文献：
[1]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32.
[2]岳川.媒介哲学[M].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116.
[3]Marvin Carolyn.When Old Technologies Were New：Thinking About Electric Communica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M].1988：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版.第1卷，第98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科研基金项目“构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现代传播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335038）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 新媒体 话语权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传播冲突 对话平台
美国社会学家杜威在《民主与教育》一书中说：社会不仅通过传播而存在，社会更存在于传播之中。新媒介不断创造出社会和文化环境，其电子化的特点某种程度上成为新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体系下，社会的互联性出现了新的变化。新媒体传播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存状态，从而对社会的传受关系、社会行为方式、意识形态构建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人类创造了新媒体，新媒体又从意识形态方面影响着人类，这一切都在潜移默化地悄然发生。在现代社会中，新媒体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是多维度的，电子媒介除了其本身作为自然属性的技术手段之外，还承载着更多的社会和文化意义，重新构建着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如鲍德里亚所说：“铁路所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所传送的画面，而是它所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1]
一、新媒体生态下的人、认知与话语权
1.放大的“我”。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思想，这些思想，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影响最大的媒介是口语媒介和书面语媒介，人们在其中是一个相对孤立的个体，或者传授，或者接受，任何单薄力量的个人的呐喊只能存在于有限范围之内，每个人传播的信息也只在特定的范围内产生影响。而今天，无论是互联网还是移动网络，都使得通讯变得即时起来，我们大踏步迈进了一个以个人传播为主的媒介时代。这种媒介凭借其交互性、自主性的特征，使得信息发布的自由度显著提高，完全个性化的信息可以同时送达几乎无数的人。
在网络媒体、移动媒体等新媒体上，通过博客、微博、播客、论坛、即时通讯等平台，你一言，我一语，成了互联网真实的现状。新媒体生态降低了门槛，每个人都可以进行“大众传播”。任何一个普通市民或机构组织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访问网络，提供并分享他们的真实看法、自身新闻，信息传播趋于大众化、平民化。也因此，新媒体可以随时随地将每个个人放大到无限大，可以将每个人的思想传播到无限广。互联网上，轻按键盘和鼠标，信息、观点、态度便汇入浩瀚的人海，有这么一种说法：“你的粉丝超过一万，你就好像是本杂志；超过十万，你就是一份都市报；超过一百万，你就是一份全国性报纸；超过一千万，你就是电视台，超过一亿，你就是CCTV了。”
新媒体带来了一场结构转型，民众话语的加入使得“对话”在各个层面发生，新媒体使所有交流着同时进行个性化互动传播，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我”时代。网络大V记录个人公民式独立自由评论意见的文字，其点击量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人媒体。
2.新认知，新话语权。
信息的流动不仅是思想的流动，更是关系的流动，权力的流动。与放大的个人相随而行的还有人的认知和行为方式的改变。用麦克卢汉的观念来说，媒介即是讯息。他认为，一种媒介的产生会在社会中产生新的行为标准和方式；媒介创造了新的环境，而环境又很大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
任何技术都会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类环境，基于电脑、网络、移动终端等新科技的媒介环境，将信息传播高效率这个简单实用的优点，变成了一种影响社会发展和人类行为的新社会现象，它对社会系统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新技术和交流方面，最终将传播速度提高的“量变”转化为思想行为变化的“质变”。信息传送速度重新塑造着人们的认知，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于当下生活的理解与未来构想的图景。马克·波斯特在他的《第二媒介时代》中指出了新媒介的特征：第一媒介时代对应于现代主义的理性传统，强调线性、有序、稳定、单向传播等特质，第二媒介时代则对应于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突出非线性、无序、不稳定、双向互动等特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方便快捷，容量大，更新快，内容全，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其他人的信息渠道，都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影响其他人的思想、观点和价值观。
网络“大V”、意见领袖群体，能够将融入自己意志的信息，以高速度发散传播的方式，暴露于公众视野之中，形成一股强大的支配性力量，使受众在潜意识中自觉地接受媒介意志，形成了大众媒介的话语霸权。大众传媒的话语表达被提升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则具有控制人的思想意识乃至行为规范的能力。马克·波斯特在《信息方式》一书中深刻地指出：随着新媒体的媒介的产生，媒体在个人的主体性的塑造方面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人们在上网时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在一个私人的场合中说话，但是实际上网络是一个公共场合，在这个场合中人们所发布的任何的信息都有可能被别人阻截并且修改、复制。人们的信息接收习惯被新媒介慢慢改变，新的观看、阅读思维方式和传统思维方式发生冲突。“如果说书写文字的发明是保存思想，使知识的私有成为权力的来源，那么传播工具的发明就使得人类在不断丰富思想和扩大权力的历史旋律向多声部发展，直到今天成为社会发展的经纬线和产生意义的中心。”[2]
新媒体生态下，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语言体系也被大众植入不同的目的、利益和诉求，使其一体化的思想和价值追求被重新阐释、表达和传播，政治地位和话语权威被削弱。大众媒介传播的信息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影响着人的思维，形成新的认知，改变着人们的生存体验，对人们形成一种新的控制。卡洛琳·马文曾论证说：电子交流的历史“与其说是交流效率的演变，还不如说是人们在一系列竞技场中所商谈的对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至关重要的种种话题。这些话题包括：谁在场内，谁在场外；谁可以说话，谁不可以；以及谁有权威且可以相信。”[3] 二、新媒体生态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冲突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具体化、生活化，使之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所运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种趋向，即让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走入大众生活，实现普及化。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种结果状态，即获得社会大众支持，潜意识中能够自动选择用其指导自己的行为方式。
现实中，在中国政治传播语言体系中，我们存在不可忽视的实践悖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始终居于党的指导思想的至高地位，被政治体系经常化地始终如一的宣传和贯彻。另一方面，某些程式化的宣传，影响人们接受的态度。新媒体生态环境加剧了这种趋势，这种实际存在的反差反映出新媒体生态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的某种。
1.权威消解与意识形态建构的冲突。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4]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政治权威性不可动摇，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思想观念一旦套上了意识形态的形式，就不再是纯粹观念领域的范畴，而是隐含着政治权利地位的支撑，权威性是其重要的特征。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和信仰建构的过程，是一元化指导思想被大众认知、理解、接受、践行的过程，意识形态建构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要求。
与之相反，新媒体生态下，随着电子媒介的普及，信息方式构建了各种各样的主体——多重的、分散的、去中心的、不稳定的，以此与同一性的文化相抗衡，权威逐渐被消解，在新媒体生态下被“去魅化”，“永远正确”那种感觉也荡然无存。新媒体环境下权力散布在人际关系的始终，网络大众中的活跃分子还具有独特的解构式的创造能力，可以针对一些文本做出更戏剧化的解读，并借助新媒体的力量成为传播者。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本身的权威性价值和意义有所消解。
正如梅洛维茨在《消失的地域》中提出，电子媒介很容易将人们试图隐藏在“后台”不想为他人所知的东西给曝光出来，当神秘性消失后，类似成人对童年的那种权威，也将不复存在——他懂得的东西在某些方面比你还多。阳光文化集团首席执行官吴征曾发表过类似的见解：“相对于旧媒体，新媒体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消解力量——消解传统媒体（电视、广播、报纸、通信）之间的边界，消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产业之间边界，消解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边界，等等。”单向传播式的“宣传”理念，已经不能适应今天这个互动的数字时代。
2.去中心化、话语权解构与马克思主义主导性的冲突。
新媒体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是以大众为中心的传播形态，也是一个大众充分享受表达权与参与权的自媒体。新媒体生态下，更好地打破了传统媒体形成的“中心化”的精英传播模式，改变了自上而下的传播格局，大众不再接受他者的主导，其实质是在虚拟空间中否认核心、张扬个性的精神。信息传播开始呈现“去中心化”的趋势，人们从一个单纯的被传播者，走向了“传—受”一体化的时期。
从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角度来理解，新媒体的去中心化也是“话语权的解构”。微博、微信等媒介工具公众有了相对独立的信息发布平台，使话语权更多地向大众转移，为民众话语权回归提供了可能。如何在这种话语权泛化的环境中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新媒体满足了大众个性化表达需求，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传播，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领域的原则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则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和主导大众的价值观，在大众中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主导意识形态与行政权力结合在一起，为论证现行政的合法性提供合理性的支持。所以，我国应当坚持主流意识，以积极有效的办法增强人们的理论自信力，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地位。但是，新媒体生态下，大众深受新媒体去中心化特质的影响，张扬个性、拒绝权威、摈弃主导成为新媒体环境下思想和行为的新主张，这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3.“大众话语体系”与“官方话语体系”的冲突。
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着两个“话语体系”：一个是老百姓的“大众话语体系”；一个是党和政府“官方话语体系”。这两个话语体系的存在是客观现实，新媒体构成的舆论生态环境能够不断地激发人民群众的参与性，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重要平台。但在这个生态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的话语交流存在不可忽视的冲突：意识形态的某些程式化表达与群众实际感受之间的冲突。这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经历着新的境遇，我们应当在大众层面的认知和认同与在政治上所受到的重视之间努力创建和谐。
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教育的重要特征就是它的程式性，对原理、概念、思想的解读和宣传都遵循一定的程式规则，从政治宣传中，应当让大众找到与生活相关的内容，官方话语体系应当融合民间话语，让人感觉马克思主义是与自己密切相关的，积极参与其中。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效果。
如何使以原理、本质、意识语言示人的主流舆论场与现实价值诉求明确的民间舆论场有效对接，改变经院式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意味浓重的灌输，重视大众日常的身心体验，赢得普通网民的接受和喜爱，是一个现实课题。这需要我们正视两个舆论场，并正确处理两个舆论场的关系，使两个舆论场重叠部分逐渐增大，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增强。强调两个舆论场和谐，是保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正确途径。要正视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宣传上存在的新情况，思考这些问题所产生的原因及如何去消除，使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的人类社会思想能够更好地进入到现实生活领域，能够更好地进入到大众的精神世界，乃至落实到大众的行为选择中。
参考文献：
[1]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32.
[2]岳川.媒介哲学[M].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116.
[3]Marvin Carolyn.When Old Technologies Were New：Thinking About Electric Communica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M].1988：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版.第1卷，第98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科研基金项目“构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现代传播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335038）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