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78年3月16日，新华社受权发布：昨天，我国成功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本人作为核试验防化保障分队中的一员，为此做出一名军人应有的贡献，至今仍然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1976年12月30日我从北京市海淀区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到陆军第69军207师服役，经过严格的新兵连训练，我被分配到师直防化连二排六班，职能是辐射侦察和化学侦察，班长刘树杰，能文能武，刚刚荣立三等功，是全连班长中的佼佼者。那一年防化连全年训练，理论科目包括：条令条例、原子武器、化学武器、识图用图、军事气象等，操作科目包括：射击投弹、个人防护、沾染检查、辐射侦察、侦毒以及战术训练等。我清楚地记得，第一堂理论课是三排长靳树长讲授的《识图用图常识》，饶有趣味，我学得特别用心，在考核中得了99分，一鸣惊人。在1977年5月份军师防化领导机关组织的“大战红五月”考核中，我作为新战士，在所有的考核项目中都取得优秀，综合成绩在全连名列前茅，引起连队领导的关注。
连队党支部特别重视培养我们这批北京籍新战士。我京工附中同学杨军带着全套修鞋工具入伍，坚持用业余时间义务为战友修鞋，党支部加以引导，鼓励他坚持不辍，从而成为部队学雷锋的标兵；另一位同学任超历来品学兼优，党支部有意磨练他吃苦耐劳的意志，在提拔他当班长之前，刻意安排他当了三个月的猪倌，用心良苦。
1977年12月初，连队接上级指令，选派四名业务骨干组成一个车组，参加军区防化团集训，赴西北执行核试验防化保障任务。我的班长刘树杰刚升任排长，担任此行的领队，1976年入伍的范志军和张承祥光荣入选。我虽入伍不满一年，因军事训练成绩突出，也被党支部破格选中。出发之时，鲁炳祥指导员、李明连长、吴福余副指导员、孙智新副连长等连干部为我们送行，谆谆叮咛，殷殷期盼。
我们到军防化处报到后，王忠泉处长向我们宣布了任务：1978年3月国家将再次进行核试验，确定由北京军区担任防化保障任务，北京军区为此组建了防化营，营部由F军防化处和防化I团组成。69军共有16人入选，由军防化连副连长李清朝带队。随即，我们前往北京军区防化集训队报到，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战前训练。集训除了政治思想教育和保密教育，以原子武器理论学习为主。
出征的时间是1978年1月10日，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周衣冰同志前来壮行，他激励我们说：你们这一百多人，代表了全军区一百二十万将士，个个都是万里挑一。
一周后专列抵达吐鲁番，我们换乘汽车，驶往神秘而令人向往的目的地——马兰。我对马兰的第一印象，是宽阔的马路和路旁整齐的白杨树，令人心旷神怡。休整過后，全营士气高昂，浩浩荡荡地向三百公里外的试验场区进发。眼前一望无际的戈壁滩，让我们意识到，严峻的考验从此才真正开始。
进入核试验场区，首先要克服的是生活上的严重困难。我们207师车组与军防化连车组八个人挤在同一个半地下的小窝棚，四张双层床几乎占满了全部空间。两个窝棚之间是夹墙，室外有个煤炉为夹墙供暖，但是燃煤质量太差，火墙总也烧不热，第一个夜晚大家都被冻醒。后来我们睡觉前，逐个将被子贴在火墙上烘烤，趁着有点热量再裹着身体入睡。场区用水紧张，要靠水车长途送来，极为珍贵，只能保障炊事用水。我跑步时发现山丘后面有少量积雪，就用脸盆装了些回来，在煤炉上化成水，供全班战友沾湿毛巾擦擦脸。
三月份进入临战状态，我们可以进入通向爆心的道路实地训练，熟悉路况和环境，有机会近距离看到许多飞机、坦克、火炮、小舰艇等武器装备，让我大开眼界，增长许多见识。
我军有个光荣传统，越是危难险重的任务，就越是奋勇争先。战斗胜利和军人荣誉高于一切，正是中国军人特有的风骨！
训练动员的时候领导宣布，将根据各车组的训练成绩，决定爆后进入爆区的顺序。这一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各分队、各车组的训练热情和积极性。第一突击队在核爆后立即进入爆区，正是早期核辐射最强的时候，对人体的伤害很大。也正因如此，才显得更加光荣。根据任务需要，零时之后，将从三条路线向爆心开进，就要有三支第一突击队。来自八个野战军和北京卫戍区总共三十多个车组，为了这三个名额展开激烈的竞争。我们车组在历次考核中成绩突出，我对担当首批突击队充满信心。
核爆炸时间确定为3月15日15时后，辐射侦察连召开大会，来自F军的李永钦连长在会上宣布，F军车组担任第一突击队，对于有人提出的质疑，李永钦严肃而坚定地表示：这次执行防化保障任务，F军是指挥机关，指挥机关所辖的分队，理所当然要执行最危险的第一突击队任务，这一点不需讨论。时隔四十年，李永钦同志讲话时的庄严神情，还能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现在感悟到，F军领导以权相谋的，绝不是私利，而是一个敢死队的名额，要冒着巨大的危险，率先冲锋陷阵、流血牺牲。这种崇高精神，正是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的光荣本色。
我们207师车组训练成绩突出，终于为69军赢得了一个突击队名额。3月13日晚，李清朝同志在窝棚里宣布：15日零时后第一突击队由军防化连车组担任，207师车组执行16日上午的任务。我一听就赶紧说：我们车组的训练名次在前呀！李副连长当时正站在火墙旁烤被子，他半转过身来冲着我，说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听到李清朝同志这句话，我当即就愣住了。第一个反应，是眼前迅速闪过董存瑞、杨根思等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觉得李清朝就是这样的英雄，让我感到由衷的钦佩和崇敬；第二个反应，就是我立志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成为李清朝同志那样的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冲锋在前、牺牲在前（我的入党初心就产生于这个瞬间）；第三个反应，因为我还不是党员，拖了整个车组的后腿，使刘树杰、范志军、张承祥三位战友失去了为国建功的机会，从而深感愧疚；第四个反应，就是激励我要以共产党员为榜样，要像党员一样去冲锋陷阵，甚至还要比党员干得更加出色。
1978年3月15日下午，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军防化连四位战友整装出发，到出击集结地点待命，而我们则随着大部队坐在距离爆心8公里的山坡上，观看原子弹爆炸的实况。随着零前60秒、30秒和10秒倒计时的口令声，我戴上防护镜，伴着强烈的心跳和紧张的呼吸，紧紧盯着爆心方向。“3、2、1、起爆”，一声口令响起，我只感觉防护镜里有根细小的红线闪了一下，并没有看到想象中的火球（事后分析是我把防护镜的减光倍数调高了），过了几秒钟，我小心翼翼地摘下防护镜，朝爆心望去，似乎什么都没看到，这时身旁有人指着天空大喊：“蘑菇云”，我抬头一看，蘑菇云已经高高升起。看到蘑菇云腾空而起，说明这次核试验已获得成功，我同观摩的人群一起，在山坡上欢呼雀跃，兴奋地把军帽抛向空中。 根据核爆炸时的气象条件，有南、西、北三条进入爆区的路线，军防化连车组集结在西线，爆后五分钟出发向爆区开进，按照提前设定好的路线，测量指定点位在某个时间的辐射级参数，测量点的间隔为100米，下个时间段再由其他车组继续到该点测量，根据同一标点不同时段核辐射强度的变化，分析推算核爆炸的效果。为了保障防化兵的人身安全，每次进入爆区，所有人员都要佩戴个人剂量仪，受辐射照射不得超过一定限量，违者将予以处分。所以，在爆区实施向心侦察时，只要沾染区辐射强度达到危险程度，就必须立即倒车撤退。
傍晚时分，军防化连的战友们胜利归来，听到他们兴致勃勃地讲述执行任务的经过和爆区内的所见所闻，真是让我羡慕不已，既为他们高兴，又为自己惋惜，内心多有不甘。这时，一个大胆的行动计划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3月16日上午，我们207师车组作为第二轮次的先发车组，也由西线进入爆区。出发前，我向刘排长、范志军和张承祥透露了我的计划。我说，军防化连车组昨天进到距爆心1500米左右的位置，我们今天不管辐射警戒线在哪里，都要比他们多突进几百米（即要多测几组数据），要比他们干得更漂亮。刘排长问辐射超标怎么办？我说我们进入沾染区后，在警戒线外把个人剂量仪放在路边，我们人车冲进去测量，回来时再取上个人剂量仪，读数就不会超标。他们三位听后一致同意，于是我们就这样干了！
此时，距核爆炸仅过了十余小时，爆区早期核辐射虽有衰减，但是总体辐射强度仍然很高，我们明知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身体受到超剂量核辐射的伤害，但为了取得更大战果，更为了207师防化连的荣誉，我们毫不畏惧，即便负伤、牺牲也在所不惜，义无反顾地冲进了爆区。
由于我们平时训练效果好，车组配合熟练，执行任务的过程并不惊心动魄，范志军每次停车都恰到好处，车载辐射仪正对准路旁的标志桩，我大声报出数据，张承祥立即记录，车已驶向下个标志桩。驶近辐射级警戒线时，我们把装有个人剂量仪的军装脱下放在路旁，便冲进了强辐射区，那次究竟多测了几个桩，我已记不准确。我们就这样顺利完成了首次进入爆区的测量任务，驱车来到洗消站，车长上交测量报表和个人剂量仪后，我们脱下防护服去淋浴帐篷洗澡。
两天之后，我们车组最后一次进入爆区执行任务，由于爆区核辐射水平已经衰减，我们顺利在各标志点测量，一直开进到爆心附近，前方便是核爆炸弹坑及爆炸掀起的高耸的石渣堆，已无道路和测量标点，刘排长命令范志军倒车撤退，此刻，我突然心血来潮，大喊“我去看看弹坑”，便跳下车，带着便携式辐射仪快速向弹坑奔去，等我登上弹坑上沿，才发觉刘排长和张承祥也跑了上来，我打开辐射仪，指针猛然右转，爆表！我赶紧调换高档位，并快速记下了讀数。由于弹坑上面风很大，我们戴着面具听不清楚彼此说话，我便夺过张承祥手中的铅笔，将数据迅速写在我白色防护服左袖口上，刘排长见状立即下令撤退。由于弹坑外沿全是掀起来的石块和渣土，刘排长下撤途中不慎被绊倒，右手手套破裂，手也被磨破渗血。我和张承祥搀起排长，赶紧向坡下跑去，生死攸关之时，范志军已快速倒车回来接上我们。上车过程中，张承祥也不慎磕破了大腿。我担心放射性物质进入刘排长体内，便催促范志军尽快开到洗消站，此时车内鸦雀无声，只希望范志军能把车开得快些、再快些！
我们到达洗消站后，迅速清洗、包扎刘排长的伤口，祸不单行的是，刘排长发现他的个人剂量仪放到内衣里了，辐射指数超标必定无疑。返程中，大家担心刘排长的伤情，也担心他辐射超标的事情，默默无言。
任务结束后，基地组织我们参观第一颗原子弹的爆心，只见当年102米高的铁塔歪歪扭扭地倒在戈壁滩上，还剩下底座约40米长，顶部都挥发成了气体，地面上满是被高温烧结的黑色晶体，可见原子弹爆炸时的巨大威力。
核试验总结报告中说，207师车组报告的测量数据最接近遥测数据，予以表扬。战后评奖时，刘树杰排长高风亮节，坚持把嘉奖名额让给了我。这是我入伍后的第一个嘉奖，又是参加核试验得的，意义非同一般。
北京军区防化营圆满完成防化保障任务，从马兰启程凯旋。归途中，我作《2146核试验纪念》一诗：
铁流西去出阳关，征程艰险风雪寒。
孔雀河畔摆战场，背倚天山扎营盘。
铸盾强国安社稷，舍生忘死破楼兰。
喜看大漠红云起，终生回首忘亦难！
载誉而归，连党支部任命我为六班副班长，主持全班工作，遂成连队骨干，其后又送我到师参谋集训队学习，体现了连队党支部对我的培养和器重。在这期间，我向连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1979年12月，由贾卫平、吕平运同志作介绍人，防化连党支部大会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报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我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刻，我又想起李清朝同志讲出“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的情景，立志做一名像他一样优秀的共产党员。
入党三十多年来，我始终不忘入党初心，在不同岗位努力为党工作，始终把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当成是毕生的神圣追求。党和政府给予我很高的荣誉，我多次立功受奖，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或优秀党务工作者。特别是2009年3月23日，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授予我二级警监警衔，成为我人生中的最大荣耀。
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积极协助下，我终于在2017年11月找到了朝思暮想的刘树杰和李清朝两位老领导，以及王俊生、王子成、张承祥、耿涛等同住一个窝棚的战友，也算是个奇迹（遗憾的是范志军战友英年早逝）。
李清朝真诚地说：“我除了对你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这句话，我对他们三个人还有一句话：‘你们都是党员，必须跟我上，谁不去都不行！’”刘树杰深情地说：“我们那时所做的一切，究竟代表了什么？作为一名党员，那是我们对党的忠诚；作为一名军人，那是我们对祖国的忠诚；作为我们自己，那是对事业的忠诚。”我认为，自己当年不顾生命危险，为了给国家多测两组数据，抱着辐射仪冲上原子弹弹坑的举动，正是我人生旅程中最为闪亮的一刻！
彭丽媛同志在《马兰谣》中深情地唱道“青春无悔，生命无怨，莫忘一朵花儿叫马兰” ，让多少在马兰奉献过青春的老战士热泪长流。
一生痴绝处，托梦到马兰……
毛泽东主席有段名言：“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人民军队九十多年战无不胜，靠的就是这种精神。而这种为了国家利益和军人荣誉，勇于争先、勇于战斗、勇于牺牲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尊重和敬仰。
我坚信，有党和军队统帅的坚强领导，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和先进技术战术的我军将士，只要保持和发扬这种精神，终将无敌于天下。
这是一名共和国老兵由衷的期盼——
时光远去，军魂永存！
本人作为核试验防化保障分队中的一员，为此做出一名军人应有的贡献，至今仍然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1976年12月30日我从北京市海淀区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到陆军第69军207师服役，经过严格的新兵连训练，我被分配到师直防化连二排六班，职能是辐射侦察和化学侦察，班长刘树杰，能文能武，刚刚荣立三等功，是全连班长中的佼佼者。那一年防化连全年训练，理论科目包括：条令条例、原子武器、化学武器、识图用图、军事气象等，操作科目包括：射击投弹、个人防护、沾染检查、辐射侦察、侦毒以及战术训练等。我清楚地记得，第一堂理论课是三排长靳树长讲授的《识图用图常识》，饶有趣味，我学得特别用心，在考核中得了99分，一鸣惊人。在1977年5月份军师防化领导机关组织的“大战红五月”考核中，我作为新战士，在所有的考核项目中都取得优秀，综合成绩在全连名列前茅，引起连队领导的关注。
连队党支部特别重视培养我们这批北京籍新战士。我京工附中同学杨军带着全套修鞋工具入伍，坚持用业余时间义务为战友修鞋，党支部加以引导，鼓励他坚持不辍，从而成为部队学雷锋的标兵；另一位同学任超历来品学兼优，党支部有意磨练他吃苦耐劳的意志，在提拔他当班长之前，刻意安排他当了三个月的猪倌，用心良苦。
1977年12月初，连队接上级指令，选派四名业务骨干组成一个车组，参加军区防化团集训，赴西北执行核试验防化保障任务。我的班长刘树杰刚升任排长，担任此行的领队，1976年入伍的范志军和张承祥光荣入选。我虽入伍不满一年，因军事训练成绩突出，也被党支部破格选中。出发之时，鲁炳祥指导员、李明连长、吴福余副指导员、孙智新副连长等连干部为我们送行，谆谆叮咛，殷殷期盼。
我们到军防化处报到后，王忠泉处长向我们宣布了任务：1978年3月国家将再次进行核试验，确定由北京军区担任防化保障任务，北京军区为此组建了防化营，营部由F军防化处和防化I团组成。69军共有16人入选，由军防化连副连长李清朝带队。随即，我们前往北京军区防化集训队报到，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战前训练。集训除了政治思想教育和保密教育，以原子武器理论学习为主。
出征的时间是1978年1月10日，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周衣冰同志前来壮行，他激励我们说：你们这一百多人，代表了全军区一百二十万将士，个个都是万里挑一。
一周后专列抵达吐鲁番，我们换乘汽车，驶往神秘而令人向往的目的地——马兰。我对马兰的第一印象，是宽阔的马路和路旁整齐的白杨树，令人心旷神怡。休整過后，全营士气高昂，浩浩荡荡地向三百公里外的试验场区进发。眼前一望无际的戈壁滩，让我们意识到，严峻的考验从此才真正开始。
进入核试验场区，首先要克服的是生活上的严重困难。我们207师车组与军防化连车组八个人挤在同一个半地下的小窝棚，四张双层床几乎占满了全部空间。两个窝棚之间是夹墙，室外有个煤炉为夹墙供暖，但是燃煤质量太差，火墙总也烧不热，第一个夜晚大家都被冻醒。后来我们睡觉前，逐个将被子贴在火墙上烘烤，趁着有点热量再裹着身体入睡。场区用水紧张，要靠水车长途送来，极为珍贵，只能保障炊事用水。我跑步时发现山丘后面有少量积雪，就用脸盆装了些回来，在煤炉上化成水，供全班战友沾湿毛巾擦擦脸。
三月份进入临战状态，我们可以进入通向爆心的道路实地训练，熟悉路况和环境，有机会近距离看到许多飞机、坦克、火炮、小舰艇等武器装备，让我大开眼界，增长许多见识。
我军有个光荣传统，越是危难险重的任务，就越是奋勇争先。战斗胜利和军人荣誉高于一切，正是中国军人特有的风骨！
训练动员的时候领导宣布，将根据各车组的训练成绩，决定爆后进入爆区的顺序。这一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各分队、各车组的训练热情和积极性。第一突击队在核爆后立即进入爆区，正是早期核辐射最强的时候，对人体的伤害很大。也正因如此，才显得更加光荣。根据任务需要，零时之后，将从三条路线向爆心开进，就要有三支第一突击队。来自八个野战军和北京卫戍区总共三十多个车组，为了这三个名额展开激烈的竞争。我们车组在历次考核中成绩突出，我对担当首批突击队充满信心。
核爆炸时间确定为3月15日15时后，辐射侦察连召开大会，来自F军的李永钦连长在会上宣布，F军车组担任第一突击队，对于有人提出的质疑，李永钦严肃而坚定地表示：这次执行防化保障任务，F军是指挥机关，指挥机关所辖的分队，理所当然要执行最危险的第一突击队任务，这一点不需讨论。时隔四十年，李永钦同志讲话时的庄严神情，还能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现在感悟到，F军领导以权相谋的，绝不是私利，而是一个敢死队的名额，要冒着巨大的危险，率先冲锋陷阵、流血牺牲。这种崇高精神，正是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的光荣本色。
我们207师车组训练成绩突出，终于为69军赢得了一个突击队名额。3月13日晚，李清朝同志在窝棚里宣布：15日零时后第一突击队由军防化连车组担任，207师车组执行16日上午的任务。我一听就赶紧说：我们车组的训练名次在前呀！李副连长当时正站在火墙旁烤被子，他半转过身来冲着我，说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听到李清朝同志这句话，我当即就愣住了。第一个反应，是眼前迅速闪过董存瑞、杨根思等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觉得李清朝就是这样的英雄，让我感到由衷的钦佩和崇敬；第二个反应，就是我立志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成为李清朝同志那样的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冲锋在前、牺牲在前（我的入党初心就产生于这个瞬间）；第三个反应，因为我还不是党员，拖了整个车组的后腿，使刘树杰、范志军、张承祥三位战友失去了为国建功的机会，从而深感愧疚；第四个反应，就是激励我要以共产党员为榜样，要像党员一样去冲锋陷阵，甚至还要比党员干得更加出色。
1978年3月15日下午，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军防化连四位战友整装出发，到出击集结地点待命，而我们则随着大部队坐在距离爆心8公里的山坡上，观看原子弹爆炸的实况。随着零前60秒、30秒和10秒倒计时的口令声，我戴上防护镜，伴着强烈的心跳和紧张的呼吸，紧紧盯着爆心方向。“3、2、1、起爆”，一声口令响起，我只感觉防护镜里有根细小的红线闪了一下，并没有看到想象中的火球（事后分析是我把防护镜的减光倍数调高了），过了几秒钟，我小心翼翼地摘下防护镜，朝爆心望去，似乎什么都没看到，这时身旁有人指着天空大喊：“蘑菇云”，我抬头一看，蘑菇云已经高高升起。看到蘑菇云腾空而起，说明这次核试验已获得成功，我同观摩的人群一起，在山坡上欢呼雀跃，兴奋地把军帽抛向空中。 根据核爆炸时的气象条件，有南、西、北三条进入爆区的路线，军防化连车组集结在西线，爆后五分钟出发向爆区开进，按照提前设定好的路线，测量指定点位在某个时间的辐射级参数，测量点的间隔为100米，下个时间段再由其他车组继续到该点测量，根据同一标点不同时段核辐射强度的变化，分析推算核爆炸的效果。为了保障防化兵的人身安全，每次进入爆区，所有人员都要佩戴个人剂量仪，受辐射照射不得超过一定限量，违者将予以处分。所以，在爆区实施向心侦察时，只要沾染区辐射强度达到危险程度，就必须立即倒车撤退。
傍晚时分，军防化连的战友们胜利归来，听到他们兴致勃勃地讲述执行任务的经过和爆区内的所见所闻，真是让我羡慕不已，既为他们高兴，又为自己惋惜，内心多有不甘。这时，一个大胆的行动计划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3月16日上午，我们207师车组作为第二轮次的先发车组，也由西线进入爆区。出发前，我向刘排长、范志军和张承祥透露了我的计划。我说，军防化连车组昨天进到距爆心1500米左右的位置，我们今天不管辐射警戒线在哪里，都要比他们多突进几百米（即要多测几组数据），要比他们干得更漂亮。刘排长问辐射超标怎么办？我说我们进入沾染区后，在警戒线外把个人剂量仪放在路边，我们人车冲进去测量，回来时再取上个人剂量仪，读数就不会超标。他们三位听后一致同意，于是我们就这样干了！
此时，距核爆炸仅过了十余小时，爆区早期核辐射虽有衰减，但是总体辐射强度仍然很高，我们明知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身体受到超剂量核辐射的伤害，但为了取得更大战果，更为了207师防化连的荣誉，我们毫不畏惧，即便负伤、牺牲也在所不惜，义无反顾地冲进了爆区。
由于我们平时训练效果好，车组配合熟练，执行任务的过程并不惊心动魄，范志军每次停车都恰到好处，车载辐射仪正对准路旁的标志桩，我大声报出数据，张承祥立即记录，车已驶向下个标志桩。驶近辐射级警戒线时，我们把装有个人剂量仪的军装脱下放在路旁，便冲进了强辐射区，那次究竟多测了几个桩，我已记不准确。我们就这样顺利完成了首次进入爆区的测量任务，驱车来到洗消站，车长上交测量报表和个人剂量仪后，我们脱下防护服去淋浴帐篷洗澡。
两天之后，我们车组最后一次进入爆区执行任务，由于爆区核辐射水平已经衰减，我们顺利在各标志点测量，一直开进到爆心附近，前方便是核爆炸弹坑及爆炸掀起的高耸的石渣堆，已无道路和测量标点，刘排长命令范志军倒车撤退，此刻，我突然心血来潮，大喊“我去看看弹坑”，便跳下车，带着便携式辐射仪快速向弹坑奔去，等我登上弹坑上沿，才发觉刘排长和张承祥也跑了上来，我打开辐射仪，指针猛然右转，爆表！我赶紧调换高档位，并快速记下了讀数。由于弹坑上面风很大，我们戴着面具听不清楚彼此说话，我便夺过张承祥手中的铅笔，将数据迅速写在我白色防护服左袖口上，刘排长见状立即下令撤退。由于弹坑外沿全是掀起来的石块和渣土，刘排长下撤途中不慎被绊倒，右手手套破裂，手也被磨破渗血。我和张承祥搀起排长，赶紧向坡下跑去，生死攸关之时，范志军已快速倒车回来接上我们。上车过程中，张承祥也不慎磕破了大腿。我担心放射性物质进入刘排长体内，便催促范志军尽快开到洗消站，此时车内鸦雀无声，只希望范志军能把车开得快些、再快些！
我们到达洗消站后，迅速清洗、包扎刘排长的伤口，祸不单行的是，刘排长发现他的个人剂量仪放到内衣里了，辐射指数超标必定无疑。返程中，大家担心刘排长的伤情，也担心他辐射超标的事情，默默无言。
任务结束后，基地组织我们参观第一颗原子弹的爆心，只见当年102米高的铁塔歪歪扭扭地倒在戈壁滩上，还剩下底座约40米长，顶部都挥发成了气体，地面上满是被高温烧结的黑色晶体，可见原子弹爆炸时的巨大威力。
核试验总结报告中说，207师车组报告的测量数据最接近遥测数据，予以表扬。战后评奖时，刘树杰排长高风亮节，坚持把嘉奖名额让给了我。这是我入伍后的第一个嘉奖，又是参加核试验得的，意义非同一般。
北京军区防化营圆满完成防化保障任务，从马兰启程凯旋。归途中，我作《2146核试验纪念》一诗：
铁流西去出阳关，征程艰险风雪寒。
孔雀河畔摆战场，背倚天山扎营盘。
铸盾强国安社稷，舍生忘死破楼兰。
喜看大漠红云起，终生回首忘亦难！
载誉而归，连党支部任命我为六班副班长，主持全班工作，遂成连队骨干，其后又送我到师参谋集训队学习，体现了连队党支部对我的培养和器重。在这期间，我向连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1979年12月，由贾卫平、吕平运同志作介绍人，防化连党支部大会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报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我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刻，我又想起李清朝同志讲出“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的情景，立志做一名像他一样优秀的共产党员。
入党三十多年来，我始终不忘入党初心，在不同岗位努力为党工作，始终把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当成是毕生的神圣追求。党和政府给予我很高的荣誉，我多次立功受奖，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或优秀党务工作者。特别是2009年3月23日，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授予我二级警监警衔，成为我人生中的最大荣耀。
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积极协助下，我终于在2017年11月找到了朝思暮想的刘树杰和李清朝两位老领导，以及王俊生、王子成、张承祥、耿涛等同住一个窝棚的战友，也算是个奇迹（遗憾的是范志军战友英年早逝）。
李清朝真诚地说：“我除了对你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这句话，我对他们三个人还有一句话：‘你们都是党员，必须跟我上，谁不去都不行！’”刘树杰深情地说：“我们那时所做的一切，究竟代表了什么？作为一名党员，那是我们对党的忠诚；作为一名军人，那是我们对祖国的忠诚；作为我们自己，那是对事业的忠诚。”我认为，自己当年不顾生命危险，为了给国家多测两组数据，抱着辐射仪冲上原子弹弹坑的举动，正是我人生旅程中最为闪亮的一刻！
彭丽媛同志在《马兰谣》中深情地唱道“青春无悔，生命无怨，莫忘一朵花儿叫马兰” ，让多少在马兰奉献过青春的老战士热泪长流。
一生痴绝处，托梦到马兰……
毛泽东主席有段名言：“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人民军队九十多年战无不胜，靠的就是这种精神。而这种为了国家利益和军人荣誉，勇于争先、勇于战斗、勇于牺牲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尊重和敬仰。
我坚信，有党和军队统帅的坚强领导，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和先进技术战术的我军将士，只要保持和发扬这种精神，终将无敌于天下。
这是一名共和国老兵由衷的期盼——
时光远去，军魂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