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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盛夏，北京异常炎热。
7月下旬，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奉调进京。8月上旬，他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刚来中央，工作千头万绪，加之周恩来总理出访苏联，他要代理总理主持政务院的工作，整个夏天也没有得到休息。次年，邓小平来到北戴河休假，从此与北戴河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政治上的“起落”，也在北戴河留下了烙印。
休假半途被请回京
1953年7月17日，邓小平来到北戴河休养。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北戴河，也与大海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北戴河的美景、大海中畅游的感觉，一下子让他喜欢上了这个地方。他喜欢大海，酷爱在大海中游泳，直到晚年。
但是，这次邓小平只待了两周，就提前结束休养匆匆赶回了北京。因为北京政坛发生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毛泽东请他赶紧回北京，帮助处理。
事情是这样的：两个月前，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讨论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问题，提出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邓小平是会议领导小组的成员，并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一同任会议总的经常主持人之一。会议期间，高岗和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利用党中央纠正财经工作中出现一些缺点、错误的机会，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分裂党和国家的阴谋活动，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如此一来，讨论和批评新税制一时成为会议的中心问题，致使会议无法按照原定方针进行下去。一直拖到8月初，毛泽东看到会议偏离了方向，就让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打电话到北戴河“搬兵”，请在那里休养的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云火速回京参加会议。8月6日，邓小平和陈云在京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一些讲话，会议的气氛才缓和下来，8月11日，会议结束。
邓小平的第一次北戴河之行，就这样匆匆结束了。随后几年的盛夏，邓小平也多次来北戴河，有时是休养，有时则是参加中央在这里召开的重要会议。
1961年7月26日，邓小平再一次来到北戴河，这次他不是来休养的，而是来工作的，而且是唱主角，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央的几个重要条例。
第一个讨论的是《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8月5日，邓小平和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报送条例草案及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这个条例的指示稿。信中汇报了条例草案的制定过程以及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
随后讨论的是关于工业企业的条例。此前，为讨论《国营工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邓小平曾于7月14日至24日亲率调查组赴东北，就工矿企业和城市工作、人民生活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带来了第一手材料。8月9日至15日，邓小平主持会议，逐条讨论这个条例。经过一周的讨论，邓小平和彭真等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条例草案的起草经过及主要问题作了说明。
这个条例随后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得到通过。9月17日，毛泽东批示：“指示及总则已阅，很好。”邓小平后来说：“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
“文革”之初，邓小平即被打倒，后来下放到江西劳动，从此也远离了北戴河。
拍板全国“严打”行动
改革开放后，从1980年开始，邓小平的身影又出现在了夏天的北戴河。
1983年7月16日晚，邓小平乘专列离开北京，第二天早晨抵达北戴河。
这时，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和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在推进一系列重大决策。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犯罪行为也开始抬头。1983年上半年，全国的治安形势较为严峻，连续发生了多起影响极坏的恶性案件。但由于对刑事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一致，打击不力，导致刑事犯罪活动越来越猖獗。7月16日，公安部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提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到达北戴河的第二天，邓小平在审阅这份报告时，认为报告写得“不疼不痒”，要求公安部的领导立即来北戴河，他要听汇报。
7月19日上午9时，公安部部长刘复之来到邓小平住处。一同来的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
邓小平手里拿着公安部的报告，开门见山地说，你们这个报告不解决问题。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长，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为什么打击刑事犯罪搞不起来？
邓小平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几年了，这股风不但没有压下去，反而发展了。原因在哪里？主要是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对经济犯罪活动是这样，对抢劫、杀人等犯罪活动也是这样……为什么不能组织一次、两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比如说北京市，流氓犯罪集团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不难搞清楚的。像彭真同志讲的，找老民警当顾问，调查调查，情况就清楚了，就可以组织战役了。一次战役打击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7月底，公安部即在北戴河召开了部分省市公安和政法系统领导干部会议。8月2日，中央召开了全国政法工作会议。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从8月到年底，各省市自治区、各大中城市，陆续采取统一行动，集中打击各类刑事犯罪活动。很快，社会治安取得了明显的好转。
就在会见了刘复之几天后，邓小平又会见了另一个重要人物，并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他就是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法唐。阴法唐原是刘邓大军中的一员猛将，他这次是专程到北戴河拜会老首长的。
这天下午，邓小平和阴法唐聊了一个多小时。阴法唐怕影响小平同志下海游泳，欲起身告辞。没有想到邓小平突然问起了青藏铁路的事：“你是西藏的老人，你觉得进藏铁路走哪里好？”
7月下旬，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奉调进京。8月上旬，他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刚来中央，工作千头万绪，加之周恩来总理出访苏联，他要代理总理主持政务院的工作，整个夏天也没有得到休息。次年，邓小平来到北戴河休假，从此与北戴河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政治上的“起落”，也在北戴河留下了烙印。
休假半途被请回京
1953年7月17日，邓小平来到北戴河休养。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北戴河，也与大海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北戴河的美景、大海中畅游的感觉，一下子让他喜欢上了这个地方。他喜欢大海，酷爱在大海中游泳，直到晚年。
但是，这次邓小平只待了两周，就提前结束休养匆匆赶回了北京。因为北京政坛发生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毛泽东请他赶紧回北京，帮助处理。
事情是这样的：两个月前，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讨论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问题，提出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邓小平是会议领导小组的成员，并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一同任会议总的经常主持人之一。会议期间，高岗和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利用党中央纠正财经工作中出现一些缺点、错误的机会，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分裂党和国家的阴谋活动，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如此一来，讨论和批评新税制一时成为会议的中心问题，致使会议无法按照原定方针进行下去。一直拖到8月初，毛泽东看到会议偏离了方向，就让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打电话到北戴河“搬兵”，请在那里休养的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云火速回京参加会议。8月6日，邓小平和陈云在京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一些讲话，会议的气氛才缓和下来，8月11日，会议结束。
邓小平的第一次北戴河之行，就这样匆匆结束了。随后几年的盛夏，邓小平也多次来北戴河，有时是休养，有时则是参加中央在这里召开的重要会议。
1961年7月26日，邓小平再一次来到北戴河，这次他不是来休养的，而是来工作的，而且是唱主角，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央的几个重要条例。
第一个讨论的是《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8月5日，邓小平和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报送条例草案及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这个条例的指示稿。信中汇报了条例草案的制定过程以及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
随后讨论的是关于工业企业的条例。此前，为讨论《国营工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邓小平曾于7月14日至24日亲率调查组赴东北，就工矿企业和城市工作、人民生活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带来了第一手材料。8月9日至15日，邓小平主持会议，逐条讨论这个条例。经过一周的讨论，邓小平和彭真等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条例草案的起草经过及主要问题作了说明。
这个条例随后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得到通过。9月17日，毛泽东批示：“指示及总则已阅，很好。”邓小平后来说：“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
“文革”之初，邓小平即被打倒，后来下放到江西劳动，从此也远离了北戴河。
拍板全国“严打”行动
改革开放后，从1980年开始，邓小平的身影又出现在了夏天的北戴河。
1983年7月16日晚，邓小平乘专列离开北京，第二天早晨抵达北戴河。
这时，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和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在推进一系列重大决策。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犯罪行为也开始抬头。1983年上半年，全国的治安形势较为严峻，连续发生了多起影响极坏的恶性案件。但由于对刑事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一致，打击不力，导致刑事犯罪活动越来越猖獗。7月16日，公安部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提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到达北戴河的第二天，邓小平在审阅这份报告时，认为报告写得“不疼不痒”，要求公安部的领导立即来北戴河，他要听汇报。
7月19日上午9时，公安部部长刘复之来到邓小平住处。一同来的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
邓小平手里拿着公安部的报告，开门见山地说，你们这个报告不解决问题。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长，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为什么打击刑事犯罪搞不起来？
邓小平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几年了，这股风不但没有压下去，反而发展了。原因在哪里？主要是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对经济犯罪活动是这样，对抢劫、杀人等犯罪活动也是这样……为什么不能组织一次、两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比如说北京市，流氓犯罪集团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不难搞清楚的。像彭真同志讲的，找老民警当顾问，调查调查，情况就清楚了，就可以组织战役了。一次战役打击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7月底，公安部即在北戴河召开了部分省市公安和政法系统领导干部会议。8月2日，中央召开了全国政法工作会议。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从8月到年底，各省市自治区、各大中城市，陆续采取统一行动，集中打击各类刑事犯罪活动。很快，社会治安取得了明显的好转。
就在会见了刘复之几天后，邓小平又会见了另一个重要人物，并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他就是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法唐。阴法唐原是刘邓大军中的一员猛将，他这次是专程到北戴河拜会老首长的。
这天下午，邓小平和阴法唐聊了一个多小时。阴法唐怕影响小平同志下海游泳，欲起身告辞。没有想到邓小平突然问起了青藏铁路的事：“你是西藏的老人，你觉得进藏铁路走哪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