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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的伟大，核心在于他用自己的全部作品确立了以人的个体生命为价值中心，从个体生命生存发展的角度来观察分析问题的观念与方法。由此，他发现了中国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中国的文明“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中国的民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这样的观点虽然不无偏激，但谁也无法否认它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洞察。翻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史，残害生命的现象源远流长。人们普遍关注的只是永恒性的道德原则和群体性的伦理秩序，没有人来关心人的个体生命的权益与尊严。人们长期处在一种人人吃人又人人被吃的怪圈中，以至于吃人者与被吃者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都向往通过各种途径爬上吃人者的宝座。
《狂人日记》就向我们展示了这么一个“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一个“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的吃人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在这些吃人者中，不仅有作为封建家族制度象征的大哥，还有作为社会的未来与希望的小孩，有“给知县打枷过的”，“给绅士掌过嘴的”，“衙役占了他妻子的”，“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等各类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甚至连具有清醒的现代人的意识的狂人本身，也醒悟到自己“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自己也是“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民族的一员。
《阿Q正传》中写到的闭塞落后的未庄，同样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处于未庄上层的赵太爷之流，平时趾高气扬，专横残暴。他们依靠暴力欺压民众，积敛财富，也在暴力革命的高潮中低声下气，遭遇抢劫。处于未庄底层的阿Q之流，受尽欺压，一贫如洗。他们的生命得不到保障，劳动收益得不到保障，甚至连自己的姓名权都没有。但他们同样信奉吃人的道理。阿Q经常是“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他的革命理想首先是毁灭别个与他有过矛盾的生命，其次是拿来别人的金银财宝，接着便是随意占有他自己喜欢的女人。许多人从不同的角度谈论过阿Q的精神胜利法。依我看来，精神胜利法在不同的人身上可以有不同的表现，阿Q的精神胜利法则有特定的涵义，它既是阿Q失败时抚慰痛苦的无可奈何的方法，也是阿Q梦幻中希求宰割别人的精神畅想。他之所以希望比别人阔，做别人的长辈，潜在的目的是想随意地宰割别人。因此，不能将阿Q的精神胜利法与一般的精神安慰等同起来。而只要社会存在吃人的现象，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就决不会断根绝种。
二
鲁迅在揭露吃人的历史与文化时，特别注重反对一种“精神的虐杀”，尤其是出于“好意”的精神虐杀。鲁迅从事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是以“立人”为核心的启蒙主义，其主要目的在于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立人”当然包括满足人的生物性的生存与发展的欲望，同时也包括满足人的精神性的个性解放与自由的需求。在鲁迅的眼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因为“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但是，一方面是由文学创作的特性所决定，一方面是因为精神的虐杀往往无形，它对个体生命的残害常常难以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所以，在鲁迅的作品里，揭露精神虐杀的悲剧比比皆是。
《祝福》中，祥林嫂是带着被两位死去了的丈夫在地狱里将她分身的恐惧离开人世的。柳妈本是出于好意，告诉祥林嫂要到土地庙捐一条门槛，当作赎罪的替身，以免死后受苦，但客观上却给祥林嫂带来了无法解脱的精神痛苦。
《风筝》在“肃杀的严冬”环境与“惊异和悲哀”的气氛中，深情地讲述了作为兄长的“我”在二十多年前对自己的小兄弟实施的一次“精神的虐杀”的过程，以及“我”因此而背上的深重的精神痛苦和不尽的忏悔。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将残害者与被残害者作对比性描写，以此来揭示形成人类精神虐杀悲剧的根源。“我”凭着兄长的地位和大得多的力气，平日不仅不准弟弟放风筝，而且嫌恶弟弟对放风筝的神往。后来更是愤怒地把弟弟苦心孤诣偷偷制作还没有完工的风筝折断踏扁。“我”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小兄弟好，因为“我”认为放风筝“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但当“我”将自己的意志用言语和武力强加到小兄弟身上时，给小兄弟带来的却是心的向往与绝望的痛苦。尤其是当“我”人到中年，“不幸偶尔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的时候，“我”才猛然醒悟到自己儿时对弟弟的“精神的虐杀”。这种虐杀无论披上多么神圣的爱的外衣，它的合理性都是值得质疑的，它给个体生命带来的戕害也是无法弥补的。当然，“我”在痛苦的反思中做的种种“补过”的努力，虽然毫无效果，毕竟说明“我”已清醒。最可悲悯的其实还是“我”的小兄弟。当年瘦弱多病的他在被我残害时只有惊惶、瑟缩与绝望。他因弱小而被迫承受的心灵痛苦令人震颤和同情。然而多年以后，他对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深重创伤却“什么也记不得了”。当“我”带着忏悔的心寻求他的宽恕时，他竟“象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忘却是人类脱离苦海的办法，也是人类难以进步的病根。鲁迅说：“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我”不希望弟弟的忘却是真实的，“我”希望弟弟的忘却或许只是为了安慰“我”的一个善意的谎言。因为“我”不希望精神虐杀的悲剧再次重演。
三
鲁迅的作品因为对历史与现实揭露得深透，往往具有一种入骨入髓的悲凉气氛。但读鲁迅的作品，却不会产生绝望，或者说，总有一种“绝望的反抗”精神在鼓舞着你。因为鲁迅不仅揭示了“吃人”与“精神虐杀”的社会环境，也显示了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人的顽强不屈的生命意志与精神。这不仅包括少数在充满敌人的“无物之阵”上坚定地举起投枪的战士，更有大量的在重重压迫和残害中默默生存顽强挣扎着的弱小灵魂。这些混合着恨与爱、死与生、悲与喜的文字，弥漫着鲁迅内心深沉的生命呼唤。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私塾先生，在全城“最严厉的书塾”中教书，在浓厚的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中生存，但他的生活仍然可以达到一种自我陶醉的境界。他对古典文献的痴迷，读书入神的形态，显现出满带着伤痕的人类那种生命的顽强不屈。
《阿长与〈山海经〉》中的长妈妈，是“我”的保姆，是一位地位低下、相貌平凡，连“我”也不知道她的姓名与经历的普普通通的农村姑娘。她确实有很多令“我”“讨厌”、“不耐烦”，甚至感到是一种“磨难”的习惯与规矩，比如喜欢“切切察察”地饶舌，不许“我”随意玩耍，睡觉时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新年第一天早上麻烦古怪的仪式等等。但她也有一些让“我”感到“特别的敬意”，以至于全身都“震悚起来”，认为她“确有伟大的神力”的地方，比如她讲述的稀奇故事，热心为“我”购买绘画的《山海经》，愿意做“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等等。鲁迅交替运用成人与儿童两种不同的视角来观照童年的记忆。当“我”以幼稚任性的儿童的眼光来看长妈妈时，“我”对她的感情是喜忧参半。当“我”以历经沧桑的成年人的眼光来看长妈妈时，“我”对她饱经风霜的一生、乐观开朗的个性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虽遭压抑却坚韧不屈的生命意志与生命精神，则有着极大的敬意。特别是，长妈妈处于那种自己的物质与精神都无法独立的环境中，自己的身心都遭受到严重摧残的时候，却仍然对“我”表现出那么恒久的质朴纯真的爱，给了“我”终生难忘的生命关怀。文章末句那声洞穿心灵的呼喊，既是“我”对长妈妈的深长思念，也是“我”呼天抢地，希望仁厚黑暗的地母能够用自己博大的胸怀，去安慰那颗曾经给过别个生命无私的关爱而自己却终劳一生默默死去的长妈妈的魂灵。“我”以此来寄托“我”的心愿，平衡“我”的情感。这是人心与人心的沟通，是生命与生命的交融。这些潜存在字里行间的生命意识，在鲁迅所有的作品中是一道耀眼的闪电，它既给鲁迅的作品带来超人的思想深度，也带来永恒的人性光辉。
（聂国心，广州大学中文系）
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的伟大，核心在于他用自己的全部作品确立了以人的个体生命为价值中心，从个体生命生存发展的角度来观察分析问题的观念与方法。由此，他发现了中国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中国的文明“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中国的民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这样的观点虽然不无偏激，但谁也无法否认它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洞察。翻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史，残害生命的现象源远流长。人们普遍关注的只是永恒性的道德原则和群体性的伦理秩序，没有人来关心人的个体生命的权益与尊严。人们长期处在一种人人吃人又人人被吃的怪圈中，以至于吃人者与被吃者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都向往通过各种途径爬上吃人者的宝座。
《狂人日记》就向我们展示了这么一个“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一个“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的吃人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在这些吃人者中，不仅有作为封建家族制度象征的大哥，还有作为社会的未来与希望的小孩，有“给知县打枷过的”，“给绅士掌过嘴的”，“衙役占了他妻子的”，“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等各类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甚至连具有清醒的现代人的意识的狂人本身，也醒悟到自己“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自己也是“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民族的一员。
《阿Q正传》中写到的闭塞落后的未庄，同样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处于未庄上层的赵太爷之流，平时趾高气扬，专横残暴。他们依靠暴力欺压民众，积敛财富，也在暴力革命的高潮中低声下气，遭遇抢劫。处于未庄底层的阿Q之流，受尽欺压，一贫如洗。他们的生命得不到保障，劳动收益得不到保障，甚至连自己的姓名权都没有。但他们同样信奉吃人的道理。阿Q经常是“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他的革命理想首先是毁灭别个与他有过矛盾的生命，其次是拿来别人的金银财宝，接着便是随意占有他自己喜欢的女人。许多人从不同的角度谈论过阿Q的精神胜利法。依我看来，精神胜利法在不同的人身上可以有不同的表现，阿Q的精神胜利法则有特定的涵义，它既是阿Q失败时抚慰痛苦的无可奈何的方法，也是阿Q梦幻中希求宰割别人的精神畅想。他之所以希望比别人阔，做别人的长辈，潜在的目的是想随意地宰割别人。因此，不能将阿Q的精神胜利法与一般的精神安慰等同起来。而只要社会存在吃人的现象，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就决不会断根绝种。
二
鲁迅在揭露吃人的历史与文化时，特别注重反对一种“精神的虐杀”，尤其是出于“好意”的精神虐杀。鲁迅从事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是以“立人”为核心的启蒙主义，其主要目的在于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立人”当然包括满足人的生物性的生存与发展的欲望，同时也包括满足人的精神性的个性解放与自由的需求。在鲁迅的眼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因为“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但是，一方面是由文学创作的特性所决定，一方面是因为精神的虐杀往往无形，它对个体生命的残害常常难以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所以，在鲁迅的作品里，揭露精神虐杀的悲剧比比皆是。
《祝福》中，祥林嫂是带着被两位死去了的丈夫在地狱里将她分身的恐惧离开人世的。柳妈本是出于好意，告诉祥林嫂要到土地庙捐一条门槛，当作赎罪的替身，以免死后受苦，但客观上却给祥林嫂带来了无法解脱的精神痛苦。
《风筝》在“肃杀的严冬”环境与“惊异和悲哀”的气氛中，深情地讲述了作为兄长的“我”在二十多年前对自己的小兄弟实施的一次“精神的虐杀”的过程，以及“我”因此而背上的深重的精神痛苦和不尽的忏悔。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将残害者与被残害者作对比性描写，以此来揭示形成人类精神虐杀悲剧的根源。“我”凭着兄长的地位和大得多的力气，平日不仅不准弟弟放风筝，而且嫌恶弟弟对放风筝的神往。后来更是愤怒地把弟弟苦心孤诣偷偷制作还没有完工的风筝折断踏扁。“我”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小兄弟好，因为“我”认为放风筝“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但当“我”将自己的意志用言语和武力强加到小兄弟身上时，给小兄弟带来的却是心的向往与绝望的痛苦。尤其是当“我”人到中年，“不幸偶尔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的时候，“我”才猛然醒悟到自己儿时对弟弟的“精神的虐杀”。这种虐杀无论披上多么神圣的爱的外衣，它的合理性都是值得质疑的，它给个体生命带来的戕害也是无法弥补的。当然，“我”在痛苦的反思中做的种种“补过”的努力，虽然毫无效果，毕竟说明“我”已清醒。最可悲悯的其实还是“我”的小兄弟。当年瘦弱多病的他在被我残害时只有惊惶、瑟缩与绝望。他因弱小而被迫承受的心灵痛苦令人震颤和同情。然而多年以后，他对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深重创伤却“什么也记不得了”。当“我”带着忏悔的心寻求他的宽恕时，他竟“象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忘却是人类脱离苦海的办法，也是人类难以进步的病根。鲁迅说：“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我”不希望弟弟的忘却是真实的，“我”希望弟弟的忘却或许只是为了安慰“我”的一个善意的谎言。因为“我”不希望精神虐杀的悲剧再次重演。
三
鲁迅的作品因为对历史与现实揭露得深透，往往具有一种入骨入髓的悲凉气氛。但读鲁迅的作品，却不会产生绝望，或者说，总有一种“绝望的反抗”精神在鼓舞着你。因为鲁迅不仅揭示了“吃人”与“精神虐杀”的社会环境，也显示了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人的顽强不屈的生命意志与精神。这不仅包括少数在充满敌人的“无物之阵”上坚定地举起投枪的战士，更有大量的在重重压迫和残害中默默生存顽强挣扎着的弱小灵魂。这些混合着恨与爱、死与生、悲与喜的文字，弥漫着鲁迅内心深沉的生命呼唤。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私塾先生，在全城“最严厉的书塾”中教书，在浓厚的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中生存，但他的生活仍然可以达到一种自我陶醉的境界。他对古典文献的痴迷，读书入神的形态，显现出满带着伤痕的人类那种生命的顽强不屈。
《阿长与〈山海经〉》中的长妈妈，是“我”的保姆，是一位地位低下、相貌平凡，连“我”也不知道她的姓名与经历的普普通通的农村姑娘。她确实有很多令“我”“讨厌”、“不耐烦”，甚至感到是一种“磨难”的习惯与规矩，比如喜欢“切切察察”地饶舌，不许“我”随意玩耍，睡觉时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新年第一天早上麻烦古怪的仪式等等。但她也有一些让“我”感到“特别的敬意”，以至于全身都“震悚起来”，认为她“确有伟大的神力”的地方，比如她讲述的稀奇故事，热心为“我”购买绘画的《山海经》，愿意做“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等等。鲁迅交替运用成人与儿童两种不同的视角来观照童年的记忆。当“我”以幼稚任性的儿童的眼光来看长妈妈时，“我”对她的感情是喜忧参半。当“我”以历经沧桑的成年人的眼光来看长妈妈时，“我”对她饱经风霜的一生、乐观开朗的个性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虽遭压抑却坚韧不屈的生命意志与生命精神，则有着极大的敬意。特别是，长妈妈处于那种自己的物质与精神都无法独立的环境中，自己的身心都遭受到严重摧残的时候，却仍然对“我”表现出那么恒久的质朴纯真的爱，给了“我”终生难忘的生命关怀。文章末句那声洞穿心灵的呼喊，既是“我”对长妈妈的深长思念，也是“我”呼天抢地，希望仁厚黑暗的地母能够用自己博大的胸怀，去安慰那颗曾经给过别个生命无私的关爱而自己却终劳一生默默死去的长妈妈的魂灵。“我”以此来寄托“我”的心愿，平衡“我”的情感。这是人心与人心的沟通，是生命与生命的交融。这些潜存在字里行间的生命意识，在鲁迅所有的作品中是一道耀眼的闪电，它既给鲁迅的作品带来超人的思想深度，也带来永恒的人性光辉。
（聂国心，广州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