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文章中（本刊2017年22期）我提出区域国别研究要去除“中国式思维”，本篇想探讨区域国别研究应该如何做。北京大学社科部副部长王周谊研究员2013年曾指出，我国现有区域研究的视野往往局限于“三单”模式，即单一的学科视角、单一的国家或地区范围以及单一的历史或现状研究，而且往往集中在中国与对象国（区域）的国际关系层面，或者某一国或地区的政治与外交研究，而对其背后更深层的历史、文化、心理、民族精神、宗教认知等，缺少更多的关注。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从事区域国别研究时需要有多维的视角。
　　历史的视角。现实中发生或存在的问题，往往与历史联系密切。比如，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的上座部佛教有不同的特点，实际上是因为这几个国家原有的宗教，如婆罗门教（印度教）、大乘佛教以及原始宗教在本地区流行的深度、广度对后来进入的佛教产生了影响。时至今日，婆罗门教的部分仪轨依然存在于这几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国的伊斯兰教与中东的伊斯兰教有明显的差异，这也是因为伊斯兰教在传入东南亚地区的过程中，为了适应当地社会而不得不进行了调适。
　　文化的视角。民族精神、宗教对今天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生态以及地区一体化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人做过统计，东盟成立以来出台过很多规划和政策，但执行率只有约30%。东盟及其成员国普遍喜欢设立比较宏伟的目标，但最终是否实现，则不是特别看重。按照某些东盟朋友的说法，设立目标只是鼓励自己去努力；如果奋斗了，目标还是实现不了，这样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此外，很多在东南亚经商的朋友提到，第一次和泰国、缅甸政府机构或企业洽谈合作项目，往往感觉对方的态度很好，似乎项目成功的希望很大。但在随后的进一步磋商中，又发现谈判异常艰难，对方的要价不断升高，甚至出现签约前突然变卦的情况。首次接触感觉好，是因为这些国家认为不能直接拒绝友好邻邦或友人提出的合作项目，后来谈判的艰难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断加码在一定程度上是希望对方主动放弃。
　　全球或地区的视角。拉美、中东也好，南亚、东南亚也好，发生的问题一般都不会是孤立的，一定和全球或地区格局的变化以及全球或地区政治的转型有内在关联。比如，2010年缅甸的政治转型既与方兴未艾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及“阿拉伯之春”有关，也受到东南亚地区1986年菲律宾“二月革命”以来的地区民主化进程的影响，还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长期打压和制裁相联系。美国长期不待见缅甸军人政权，却可以容忍军人在巴基斯坦不断发动政变、近几年还可以宽容泰国军队推翻民选政府并执政，根本原因就是美国看重的是这些国家在美国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以及与美国关系的亲疏，民主、人权不过是个幌子。
　　比较的视角。比如，从事东南亚国别研究的学者不能只盯着对象国一个国家，还要对其邻国以及东盟、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澜湄合作、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予以关注，此外，还要关心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乃至欧盟等大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不作比较研究，很难写出有深度的研究论文。此外，有一些人总是埋怨东南亚国家对中国不友好，对华人华侨不友善。其实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多数国家出台的一些政策，并非只针对中国，对西方国家、印度等也是一样；东南亚不同的国家对待华人华侨的政策是不一样的，在信仰上座部佛教的东南亚国家中，华人华侨的地位、境遇普遍高于印度裔、孟加拉裔，我所遇见的缅甸华人华侨大都承认这一点。
　　中國政治的视角。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中国学者从事区域国别研究既是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需要，也要服务国家战略。为了更好地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知己知彼是基本要求，但也有学者一方面不想和政府部门来往，另一方面又想向政府提对策建议。如果对国家的大政方针都不了解，不知道政府需要什么、自己能做什么，那么做出的决策咨询势必缺少基本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近年来我们发现很多东南亚国家的学者和官员自觉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以及中共十八大、十九大报告，并把它们当作了解中国政策和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参考，而我们自己的一些学者却只作为政治学习任务来完成，这就导致我们的研究缺乏责任感和历史感。
　　当然，区域国别研究需要注意的视角还有不少，但笔者认为以上五个方面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