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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尾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断言：世界进入了新的危险期。更为甚者有人称：欧债危机进入了高危区和“生命危险期”。处在这样的结点上，各国都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全球金融处于综合平衡的关键性交汇点，如果这个交汇点的平衡能维持下去，那么全球经济就能走向复苏；如果平衡无法维持，全球经济将陷入不可收拾甚至难以挽回的局面。
无论是高收入经济体的金融中心还是贸易盈余经济体的金融中心，都沉浸在新的忧虑与思索之中： 2012年将进入何种混乱与危险的状态？金融中心是否只有彷徨、等待而别无选择？而如何寻求到化解多重时代失衡的支点，则是重中之重。
2012：多重时代的新起点
多重时代是21世纪以多极经济为基础、多重危机为特征、多重制约为常态和多重失衡为规律的特殊时代。多重时代与单一时代存在着两大区别：一是危机的类型多样化兼同步化，二是金融中心交易紧缩而风险与成本居高。2012年将整体出现，考验着全球金融中心的领导力。
传统经济与多极经济同时左右金融中心。单一时代金融中心存在的三个前提是美元中心化、资金南北流和经济集中化。这些前提在当前的多重时代依然存在，并影响着全球治理的走向。新兴经济体金融中心的崛起，势必与其先前在全球分工中扮演次要角色的地位发生错配，出现贸易顺差国的外储居高不下的现象。新老金融中心的竞合无疑是多极经济为基础的多重时代的制高点，而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一的WTO已面临新的严峻考验。
危机的数量与结构扭曲金融中心。多重危机的特征就是“一多二重”，一是数量众多，二是结构复杂重叠。如美国由次债危机引发主债危机，一波未完一波又起。危机的构成从银行信用到政府信用、从房地产信贷到金融衍生工具、从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相互交叉重叠，剪不断理更乱，深深地扭曲了金融中心的市场与秩序，乃至以华尔街为标志的全球金融中心交易活动受到干扰，而这仅仅是开始。
新旧联盟与准则搅浑金融中心。至今为止，美元仍是国际金融中心的主导货币，但其地位正在减弱。美元的储备货币、结算货币、索偿货币及汇率锚的功能在日益衰减。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资产负债表”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结果能否应验克林顿总统提出的美国人的美德和优势总能战胜其恶习与缺陷，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擅长全球领导的美国一方面疲于全球治理的综合平衡，另一方面不得不在世界权力中变得更加世故老练，从软实力到巧实力，乃至进入“全实力”，均力图在全球各个大大小小的国家和非国家实体的金融中心之间构建错综复杂的联盟与准则，就像全球金融衍生市场那么纷繁隐晦。全球架构的复杂混乱，使得金融中心的生存与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困扰。
多重失衡考验金融中心。一是世界分工体系和利益分配严重失衡。全球经济失衡深层次矛盾的激化，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平衡，使金融中心重返平稳增长的状态面临空前挑战。一方面，发达经济体超前消费、产业转移、资本透支，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背上了贸易盈余的包袱，资本受到发达国家拖累。二是产业中心与金融中心严重失衡。一方面，制造业中心逐步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另一方面，货币金融中心仍在发达国家。货币错配带来的汇率风险和资产风险越来越多地向新兴市场国家和经济体倾斜。三是全球债务与债权角色的严重失衡。
金融守线需“三防”
中国有13亿人口，是社会发展和金融创新的巨大动力，同时也是金融风险的巨大隐患。我国在金融中心发展与改革创新中应坚持金融保守底线的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国家的金融决策应该坚守金融稳定的底线。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是最大的底线。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和主要金融机构应在金融保守的基调下，将“战略守线、战役求胜、战术求精”作为各项金融决策和改革创新中的三个原则。
战略守线。在顶层设计金融总战略时要坚持“守中有进、新中有度”的基调，保持适度的外汇储备、适度的持久增长与适度的通胀率，坚守一定规模的农田总量、一定规模的信贷盘子和绿色金融指标等。在未来30年的开放中，决策层应该坚持有底线的开放和开放中的守线。如我国对银行资本金的规定有的已高于巴塞尔Ⅲ的要求，体现了中国银行业的审慎态度。如中国当年和现今选择美国国债，既是出于低风险的无奈选择，也是出于相对高稳的实用战略；但在选择欧债的时候，就再也不能重蹈选择美债时的覆辙。就目前而言，前景莫测的欧债风险还是高于美债。战略守线应成为政府决策层内守的重要准则
战役求胜。要么不做，要做便要求成，尤其在人民币国际化作为金融中心的关键战役中更应坚持。如2010年11月22日至2011年9月末银行间外汇市场挂牌人民币对卢布的交易量已达到33.10亿人民币，超过了人民币对英镑的交易量，体现了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一定的定价权（中间价格的形成和浮动幅度的弹性）。对这一人民币国际化的战役成果，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今后几年特别要谨防某些国家在多边机制与双边机制（如TPP）混合体中形成新规则，围堵人民币在新兴货币市场中的份额。
战术求精。“精”是底线的准确表现。在未来金融市场的各项改革中，要精确把握各种度数。如我国城商行的发展，已呈现一味追求资产规模扩张的趋势，应当引导城商行的经营决策层选择“挑不起100斤的，不妨挑50斤”的稳健战术，否则发生一个案子将吞噬城商行十年经营的成果。
第二道防线，将地方金融平台列为金融守线的重点。近年来，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地方金融在国家战略指引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上海务实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创造了四个中心整体发展的成功经验；重庆根据区位特点，实施货币结算中心和通过新疆发展欧亚商贸走廊，探索区域金融中心的新型模式。国家在加强对地方金融平台的指导与监管时，要给予有针对性的量化管理，引导地方建立科学合理的地区金融规划、投融资底线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确立以地方金融底线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控模式，按年度进行考核评价，并作为地方金融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引导地方政府构建审慎金融的理念与文化，作为国家金融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
第三道防线，着力将理性诚信植入民众金融行为的内涵基因。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民众一方面成为经济增长的获益者，另一方面也成为金融投机思想的受害者。尤其是近几年泛滥的“不差钱”观念，与当年充斥于日本民众中“买遍世界” 的膨胀心态有所类似，严重误导了民众的金融行为和理智。“不差钱”从财富管理角度看是一种误导，从社会认知角度看更是一种愚昧，而从金融决策角度看则是导致风险失控的潜意识和定势。反观发达国家金钱观念的价值导向，更注重正确的定位（如崇尚“聪明的钱”的风气），以及正确的用途（如推崇“钱是用来帮助人的”理念）。因此，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我国应着力建立民众金融文化行为的长期培育计划，引导民众形成理性和诚信的内涵金融行为，尤其要杜绝低俗粗糙的节目和传播行为。
(作者系国际金融中心协会主席、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
无论是高收入经济体的金融中心还是贸易盈余经济体的金融中心，都沉浸在新的忧虑与思索之中： 2012年将进入何种混乱与危险的状态？金融中心是否只有彷徨、等待而别无选择？而如何寻求到化解多重时代失衡的支点，则是重中之重。
2012：多重时代的新起点
多重时代是21世纪以多极经济为基础、多重危机为特征、多重制约为常态和多重失衡为规律的特殊时代。多重时代与单一时代存在着两大区别：一是危机的类型多样化兼同步化，二是金融中心交易紧缩而风险与成本居高。2012年将整体出现，考验着全球金融中心的领导力。
传统经济与多极经济同时左右金融中心。单一时代金融中心存在的三个前提是美元中心化、资金南北流和经济集中化。这些前提在当前的多重时代依然存在，并影响着全球治理的走向。新兴经济体金融中心的崛起，势必与其先前在全球分工中扮演次要角色的地位发生错配，出现贸易顺差国的外储居高不下的现象。新老金融中心的竞合无疑是多极经济为基础的多重时代的制高点，而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一的WTO已面临新的严峻考验。
危机的数量与结构扭曲金融中心。多重危机的特征就是“一多二重”，一是数量众多，二是结构复杂重叠。如美国由次债危机引发主债危机，一波未完一波又起。危机的构成从银行信用到政府信用、从房地产信贷到金融衍生工具、从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相互交叉重叠，剪不断理更乱，深深地扭曲了金融中心的市场与秩序，乃至以华尔街为标志的全球金融中心交易活动受到干扰，而这仅仅是开始。
新旧联盟与准则搅浑金融中心。至今为止，美元仍是国际金融中心的主导货币，但其地位正在减弱。美元的储备货币、结算货币、索偿货币及汇率锚的功能在日益衰减。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资产负债表”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结果能否应验克林顿总统提出的美国人的美德和优势总能战胜其恶习与缺陷，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擅长全球领导的美国一方面疲于全球治理的综合平衡，另一方面不得不在世界权力中变得更加世故老练，从软实力到巧实力，乃至进入“全实力”，均力图在全球各个大大小小的国家和非国家实体的金融中心之间构建错综复杂的联盟与准则，就像全球金融衍生市场那么纷繁隐晦。全球架构的复杂混乱，使得金融中心的生存与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困扰。
多重失衡考验金融中心。一是世界分工体系和利益分配严重失衡。全球经济失衡深层次矛盾的激化，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平衡，使金融中心重返平稳增长的状态面临空前挑战。一方面，发达经济体超前消费、产业转移、资本透支，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背上了贸易盈余的包袱，资本受到发达国家拖累。二是产业中心与金融中心严重失衡。一方面，制造业中心逐步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另一方面，货币金融中心仍在发达国家。货币错配带来的汇率风险和资产风险越来越多地向新兴市场国家和经济体倾斜。三是全球债务与债权角色的严重失衡。
金融守线需“三防”
中国有13亿人口，是社会发展和金融创新的巨大动力，同时也是金融风险的巨大隐患。我国在金融中心发展与改革创新中应坚持金融保守底线的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国家的金融决策应该坚守金融稳定的底线。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是最大的底线。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和主要金融机构应在金融保守的基调下，将“战略守线、战役求胜、战术求精”作为各项金融决策和改革创新中的三个原则。
战略守线。在顶层设计金融总战略时要坚持“守中有进、新中有度”的基调，保持适度的外汇储备、适度的持久增长与适度的通胀率，坚守一定规模的农田总量、一定规模的信贷盘子和绿色金融指标等。在未来30年的开放中，决策层应该坚持有底线的开放和开放中的守线。如我国对银行资本金的规定有的已高于巴塞尔Ⅲ的要求，体现了中国银行业的审慎态度。如中国当年和现今选择美国国债，既是出于低风险的无奈选择，也是出于相对高稳的实用战略；但在选择欧债的时候，就再也不能重蹈选择美债时的覆辙。就目前而言，前景莫测的欧债风险还是高于美债。战略守线应成为政府决策层内守的重要准则
战役求胜。要么不做，要做便要求成，尤其在人民币国际化作为金融中心的关键战役中更应坚持。如2010年11月22日至2011年9月末银行间外汇市场挂牌人民币对卢布的交易量已达到33.10亿人民币，超过了人民币对英镑的交易量，体现了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一定的定价权（中间价格的形成和浮动幅度的弹性）。对这一人民币国际化的战役成果，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今后几年特别要谨防某些国家在多边机制与双边机制（如TPP）混合体中形成新规则，围堵人民币在新兴货币市场中的份额。
战术求精。“精”是底线的准确表现。在未来金融市场的各项改革中，要精确把握各种度数。如我国城商行的发展，已呈现一味追求资产规模扩张的趋势，应当引导城商行的经营决策层选择“挑不起100斤的，不妨挑50斤”的稳健战术，否则发生一个案子将吞噬城商行十年经营的成果。
第二道防线，将地方金融平台列为金融守线的重点。近年来，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地方金融在国家战略指引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上海务实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创造了四个中心整体发展的成功经验；重庆根据区位特点，实施货币结算中心和通过新疆发展欧亚商贸走廊，探索区域金融中心的新型模式。国家在加强对地方金融平台的指导与监管时，要给予有针对性的量化管理，引导地方建立科学合理的地区金融规划、投融资底线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确立以地方金融底线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控模式，按年度进行考核评价，并作为地方金融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引导地方政府构建审慎金融的理念与文化，作为国家金融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
第三道防线，着力将理性诚信植入民众金融行为的内涵基因。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民众一方面成为经济增长的获益者，另一方面也成为金融投机思想的受害者。尤其是近几年泛滥的“不差钱”观念，与当年充斥于日本民众中“买遍世界” 的膨胀心态有所类似，严重误导了民众的金融行为和理智。“不差钱”从财富管理角度看是一种误导，从社会认知角度看更是一种愚昧，而从金融决策角度看则是导致风险失控的潜意识和定势。反观发达国家金钱观念的价值导向，更注重正确的定位（如崇尚“聪明的钱”的风气），以及正确的用途（如推崇“钱是用来帮助人的”理念）。因此，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我国应着力建立民众金融文化行为的长期培育计划，引导民众形成理性和诚信的内涵金融行为，尤其要杜绝低俗粗糙的节目和传播行为。
(作者系国际金融中心协会主席、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